钱理群：王瑶先生怎么教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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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暖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

　　 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

　　 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为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探寻》的那种写法；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

　　 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大概有四点吧。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

　　 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写毕业论文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有一度因此而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都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工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王先生说，答辩的时候要掌握好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答辩老师提的问题如果跟你论文要害的部分没关系，无关紧要，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通过，你最好不要详细地回答，说几句带过去就行了，别说多了，因为言多必失，会把你的知识漏洞都暴露出来，你说漏了一句被答辩老师抓住，他穷追不舍，你就非常狼狈。最好想办法一句话堵住不再追问，实在不行就干脆说：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好，我再下去想一想。他总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实实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我的错误。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还得有另一条：如果提出的质问涉及你的基本观点，你就不能让步，必须据理力争，即使面红耳赤你也得争。因为你要是承认错了，或者承认考虑不周，你的论文就完了。而且你心里要有数：表面看来你是学生，而且处在被质疑的被动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又是主动的，因为在具体被质问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专家，对这个题目你比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强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据理力争。你最好的方法是抛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师未必知道的事实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变被动为主动。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考试制度看得很透，对老师与学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看得很辨证，显示了学术智慧与人生智慧。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

　　 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谈这一次，再也不说了，就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之后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发挥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人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气，告诫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后来又要我拒绝诱惑，都是着眼于我的长远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我沉潜下来练内功。大侠之所以为大侠，就是他有定力，认准一个目标，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心无旁骜地练好内功。功练好了，气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后发制人”。

　　 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月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准备了18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导，又准备了7年，直到l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7年里，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还是硬撑过来了。

　　 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说做了25年的准备，练了25年的内功，然后从1985年开始独立发功，一随发到现在，也只是发了20年。准备25年，发挥20年，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摘自《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大学人文（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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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王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4年生于山西平遥。早年曾主编《清华周刊》，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少有人超越，著有《中古文学史论》等；建国以后，他首写《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年，王瑶于上海辞世。

　　当我们目送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追忆他们的渊博学养、卓越贡献的同时，我们更怀念大师们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人格品行。今天，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抑或能在我们内心引起几分感慨、几分愧疚和几分思考。——编者

　　王瑶是谁？

　　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就是说，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王瑶对我的最后教导

　　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表现是最后的辉煌，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都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

　　但同样让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突然变得非常之苍老，而且流露出内心深处最柔和的一面。王瑶的外表是很严峻的，从不轻易在学生面前流露出内心最软弱的一面，他曾经很明确地和我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个距离。他不仅对学生有界限，对他人也有界限，他这一代人经过的人世沧桑太多，所以他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这也是鲁迅的特点。殷夫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时候，就觉得鲁迅有点冷。王瑶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有点冷，有点距离，他把自己内心柔弱的方面深藏起来了。但他在晚年最后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经常落泪。

　　我还记得他最后一次的讲话。在苏州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他有个讲话，也算是给我们留下的遗言吧。王瑶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这些话说完没多久，王瑶就真的走了。一直到今天，国际国内发生各种大事的时候，我总要想，如果先生在，他会怎样反应。有他在，遇到这些事，就有一个人可以问，而且他总能用特有的智慧和方式来点醒你。王瑶刚去世时，我说过：“一棵大树倒了，以前我们可以在大树的保护之下做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得靠我们自己了。”实际也是如此，王瑶去世后，我们都是各走各的路，做到了先生嘱咐和期待的：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也自己负责。

　　
　　摘自《先生之风：二十七位已辞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影》丁东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

　　来源: 《文汇报》2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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