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被压抑的声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异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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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注释、参考文献参见：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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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2年5月2日座谈会当天的会议情景，萧军在日记中记下：“由毛泽东报告了边区现在危险的政治环境，国际的环境，接着他提出了六个文艺问题，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彼此接近和理解。”这段话表明，萧军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从他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中看出来，其中在作家创作存在立场、写典型性或进步人物、文艺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等问题，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发言的响应，但在不能脱离和拘泥于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内容要深、水准要高、抱有文学启蒙目的、提高和普遍一定要并行；作家应该是“人类的”“百货商店”等问题上显然存有异议，甚至相冲突。

萧军的发言在当天的会上反响如何呢？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这番话究竟是萧军客观描述还是自我感觉良好或夸大会议氛围呢？《讲话》研究专家高杰（曾用名高浦棠）教授在大量采访当事人之后整理出《流动的火焰》，其中记述道：萧军第一个发言后，“其他人有表示赞同者，也有表示反对者”。这两个材料稍有些差异，也就是萧军现场的发言产生的影响，可能并未象他自己描述的那样乐观，但同时也证明现场的确存在“赞同者”这一事实。

萧军日记中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接着发言的是徐特立等。又然也发言了，他说得很好，很得体。杜矢甲说得不好，我很愉快我的熟人们能发言而发得好。丁玲在我的后面，她为我的话感动地笑着……”据与会的温济泽1988年8月25日接受冯蕙、刘益涛采访时证实，赞同者中有罗峰。至于罗峰、李又然等“熟人们”究竟说了什么，虽然现在因为资料限制很难知晓，但他们的基本态度，应该更趋向或符合萧军的观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至于此时尚不明就里的丁玲的自然率性的表现，在大体上说也是认同萧军观点的。

第一次座谈会上，萧军不仅在发言中与毛泽东同中求异，而且还在会上当面讥讽何其芳表态要改造思想的发言。更为过分的是，会后第二天萧军致信毛泽东要在18日出发旅行。这种无视毛泽东作为延安最高领袖用心整顿文艺界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异见派的体现。当然，在私下里，萧军的异见表现更为深刻，在5月8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终生要作为一个艺术者，入党那会杀死我艺术的生命！我会失了光芒，而变得可厌。我要独立地行走自己的路，等什么时候能把一些可耻的杂念肃清了，毫无所动了，那对我是幸福。”萧军还在5月10日的日记评价毛泽东说：“按艺术来讲，他是近乎希腊的，女性的，非是文艺复兴男性的，佛罗凌沙的。”在《解放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文艺批评问题“主张批评——对外与对内——越批评越接近，越谈论越了解”。此后，萧军还写作了《杂文还废不得说》发表在《谷雨》。

不仅萧军公开反对“歌德派”们改造思想的发言和举动，何其芳曾回忆说：在自己第一次发言检讨后的另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一个平时与他“很熟、当时追随‘暴露黑暗’论的作家”，当面表示对他的发言很不满，并说：“你这是带头忏悔。”据高杰与朱寨探讨，说话人应为胡风曾栽培过的诗人天蓝。正是因为存在这么多的异见声音，陈晋后来对此评论说：“看来，那时的文艺家还不像后来，有了领袖的讲话后便众口一词地诠释和演绎，……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的公开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

显然，第一次座谈会上，萧军、李又然、天蓝、丁玲以及那些无法考证出的赞同者们的不同声音虽不能说占据了上峰，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会议发起和组织者的警觉和担心。据当年负责《解放日报》专栏的编辑黎辛在2006年接受高杰电话采访时说：“第一次文艺座谈会的讨论情况不怎么样，毛泽东很不满意，于是就准备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也参与讨论，以引导下一次讨论的走向。”基于这种并不乐观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责成《解放日报》接连刊发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和增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并刊发《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文章引领座谈会的舆论导向，同时刊发萧军的《关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引发讨论；一方面延安中组部部长陈云出面约谈包括刘白羽、丁玲等在内的一些党员作家，提出：“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不但组织上要入党，思想上还要入党”。对此，刘白羽后来评述说：“陈云这次找我们谈话，显然是为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的——要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座谈会“失控”，主办方还在发言方式做了安排，即改变上一次的自由无序的发言而为先报名然后由主持人指定谁发言。

2

因为总结了第一次座谈会的经验，也在会前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会议发言方式的调整，5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效果要比第一次有所提高。 高杰曾总结说： “从后来会议进展的实际情况看，会议的前半程基本上在预期的轨道上进展着，而到了后半程则又完全流为一种自发的、自然的、随意的、无序的状态，其具体程序主要是按照发言者的内容逻辑和情绪轨道来推演的。 ”如高杰所述，第二次座谈会的前半程自然是主流声音占绝对地位，例如“倒戈”的丁玲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并声言自己要脱胎换骨，欧阳山尊高调重申了党要加强对文艺的领导和作家们应该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的观点。 其他还有艾思奇、柯仲平、周文、周扬等。 但是，在文艺家尚未充分组织化之时，异议者终究要勉力发出声音来。

首先还是萧军。 针对延安整风，他在发言中语带讥讽地说： 你们共产党现在整顿三风，是“露阴狂”，将来还要整顿六风。 关于作家立场和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萧军认为“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并当场与吴黎平和艾思奇等展开争论。 会后的5月17日，他还分别给这两位论争者写信继续申明自己的观点，并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人让书本已经把他们的智慧源泉塞死了。 我要挺身和这些论争，失败也无关，这可锻炼自己，胜利了也有益于他们，有益于人群，这样糊涂人，如何算为思想战士。 ”

萧军之外，戏剧家张庚也发言说： “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 ”一个“也”字表明，张庚之外还有另外的人持这样的意见。 高杰经过考证后认为，曾主张向外国音乐水平看齐的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在发言中“极有可能发表了支持张庚发言内容的意见”。 温济泽后来还补充说张庚在发言中说： “普及和提高都很重要，能不能来个分工？ 像文工团、演出队，那自然要做普及工作； 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来做提高的工作？ 中国目前还是应该有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做提高工作的。 对这个意见，有赞成的，有不完全赞成的，也没有展开讨论。 ” 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继萧军发言后，“吴亮平起来反驳萧军的时候，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批他，说你不要在那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 批评吴亮平的人是谁，暂时不好考证。 不过，异议者中肯定有吴奚如，因为他在此次会上被朱德严正批评，“批得很凶”，说他“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他在发言中谈到： 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抗日时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革命文学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应该放弃争斗团结一致。

这次会议，除了萧军、张庚、吴奚如、吕骥以及赞同萧军、张庚观点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不同意见。 例如胡乔木回忆说： “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毛主席开始找作家谈话，越谈找的人越多，有的谈过多次，比如说‘不歌功颂德’的那个作家并不出名，他的话就是跟毛主席讲的，不是写文章讲的。 毛主席在讲话时提到这个观点，我就知道是针对那个作家的话讲的。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鲁振祥说： “胡乔木说的这个‘并不出名’的作家，大概叫李雷。 ” 高蒲棠考证后证实，李雷确曾在座谈会召开前的谈话中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了“我是不歌功颂德的”主张，并表示了对这种主张的执意坚守。 吴伯箫回忆说： “轮到大家发言，论点却相当庞杂。 正确的意见而外，有谈文艺定义的，有谈‘人性’和‘爱’的，有谈‘杂文时代’的。 ”欧阳山在1991年12月7日接受高杰采访时说道： “罗烽也说，延安还是杂文时代。 ”草明也回忆说： “会上，不少同志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等等。 ”尽管持“人类之爱”、“人性论”等异见者具体都是哪些人尚待考证，但是除李雷外显然还有另外的不同异见者。 相关的佐证材料有，据曾克在接受高杰采访时说： “在文抗，这种思想是普遍的，……像我们这些当时在文抗算是年轻人，这种思想在我们身上仅仅是一种朦胧的影子，不是很严重很明显。 这种思想突出的，主要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而且有创作成果的老一点的作家。 ”刘白羽后来也证实说，座谈会前夕，当自己将毛泽东后来在“引言”中所谈的内容向文抗的作家们宣讲后，“会场上就一哄而起，议论纷纷”。 这些“起哄”的文抗作家，显然不会在文艺座谈会上迅速迷途知返，改换文艺思想，只是因为座谈会的发言时间有限，没有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罢了。

3

关于5月22日在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当年与会的《解放日报》记者黄钢在1977年曾撰文描述过：“第三次座谈会同前两次一样，仍是在激烈的论争中进行。”尽管黄钢意在描述座谈会的热烈氛围，但是客观上也揭示出一个事实，即座谈会上存在很多不同观点。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异见者和异见声音呢？

萧军一如既往地唱对台戏。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的发言：

（一）……

对何其芳所提的忏悔解释：A，我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忏悔，因为我没有意识堕落过。要有一种有内容的忏悔，不然就是抒情的游戏，或者骗子的谎言。B，忏悔本身并无多大价值。C，在没有提出整顿三风以前，一些忏悔的人是否思考过这些问题，假使将来再整顿六风时，或在这中间有人指出是否肯承认。人是思考动物，党员要有自发性。

（二）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的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

（三）萧三那是一种阿Q式的一般批评法。

（四）文学上批评问题：A，对于自己只有认真批评才有接近和团结。B，有谈论才有了解和通心。

（五）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A，作家应以作品，党员应以身份两况要个别看。B，一切言语应以行为来证明，C，要团结必须真诚坦白。工作时讲朋友，攻击时讲党性是不中的。没有半斤换不来八两。

（六）我的态度：A，任何人全可以和我相交。B，为真理而工作，不惧一切谰言（首长路线，借钱等等）。C，我是自负的，愿意和任何人竞赛。D，欠共产党的钱我将来一定还补，只要我不死，不病，不穷困到连饭也吃不上。E，我不想仗着过去历史来这里混饭吃，我工作。F，除开对真理和我所尊敬的人而外，我没有谦卑……

除了上述内容外，萧军在会议上还就鲁迅的思想是“发展”还是“转变”的问题与胡乔木进行了争辩，并在会后的23日致信胡乔木继续讨论，在25日面见毛泽东时试图纠正和说服其认为“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的观点。在日记中虽然萧军针对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结论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但是他同时还认为毛泽东“深刻浸澈力不够”，“宽而不够深”，他还确信地写道：“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再之后，萧军还与胡乔木当面争论鲁迅思想，并寻求《死敌》、《苏联的发明故事》、《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突击队》、《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送与毛泽东。5月29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散步时候我把前几天看的几本书带给毛泽东，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 他还在致毛泽东的书信中写道：“关于鲁迅与尼采一文，愿您读完或先给乔木同志看看，因为此中关于鲁迅底‘发展’或‘转变’问题，比我同他解释得清楚的多。”6月2日，萧军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与毛泽东夜谈后的体会：“他居然也和我发起文艺见解来了，我只好听着。他要在老婆面前卖卖聪明。”至于6月15-18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的延安“空前之未有”批判王实味大会上萧军仗义执言不惜引火烧身，10月18日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千人大会上萧军以一人敌全体等言行，就更是显示他拒不妥协见证了。

《萧军日记》还显示，第三次座谈会后，他在去找毛泽东谈话回来的路上，遇见方纪和邓发，他们有过一番谈话。萧军在日记中记道：“他（指方纪——本文注）说听昨天我的讲话，几乎要马上过来拥抱我，他为了我言语的力量所激颤：‘我一年多……你是不知道的，我是在你那“强”力的影响下生活着……我很想和你接近，但又不敢，因为我们是不同啊……你也许不理解我，我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萧军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邓发遭遇后，邓发“热情地抓住”自己的手。另有杨女士，她说萧军的“文章有一种伟大的无所顾忌的，引人向上的大力”。显然，方纪、邓发、杨女士等人都赞同萧军的观点，像这类在会场上无法或不敢发声的文艺家究竟还有哪些，虽然不好考证，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座谈会上还有很多声音被压抑了。

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座谈会上那些持主流意见的文艺家，也还有言不由衷者。例如吴亮平在会上反驳了萧军的发言，但在座谈会不久的5月27日就私下里去找萧军“解说那天座谈会发言的事，并无恶意”。萧军为此在日记中评述道：“这些人总有一种愚蠢，自大和不真实的墙和人隔开着，使人感到浅薄、公式而不愉快。”同一天，那个表面上宣称接受《讲话》精神、积极改造思想的李又然在私下里对萧军诉说了自己的悲怨：“书我也不想去教了……那太呆板，学生程度也不齐，还是广阔一点生活去吧。看我这样子，能吃，能睡，能跳舞……只有半身疼痛，无气力……需要吃些好的，谁知道这痛苦，有母亲还可以在母亲面前撒撒娇……为革命他妈的什么全丢了……跟了这样多年……谁来管你……”萧军为此评价说：“他是有悲哀的：悲自己，悲环境，忽然兴奋，忽然消沉，忽而骄傲，忽而谦卑……这是一个神经质的多血质的易冲动的人物……他将为自己的性格，一生演着一串小悲喜剧度过着……这也是个时代的殉道者。”

经过以上不完全的梳理和考证，可以做一个统计学上的直观认识，即以广泛流传的座谈会合影照片上的人数来说，105人中，排除不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党政军干部20余人，实际与会的文艺家也就80人上下，以此为基数，可以看出，三次座谈会共有约十五人次是作为“反对派”和异见声音而存在的，这个比例并不是太低。如果以发言者40多人为基数，异见者的声音所占比例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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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三次，但是自第二次会议后与会人员并没有进行自由发言和充分辩论，所以很多文艺家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的异议声音也就被压抑了。例如，座谈会之前欧阳山曾提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既然已经存有这样的观念或成见，通过三次会议就迅速转变思想并皈依《讲话》怕是难让人信服。据高杰采访，晚年的于敏曾谈起毛泽东做结论时说“依了你们，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一句时自己“颇为反感，怎么拿大地主与我们画等号呢”？干学伟在2006年接受高杰的采访时就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之间，我准备了发言的内容，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人批评鲁艺的‘关门提高’，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我认为提高是必要的……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艺术体系作标准进行提高，有何不可呢？”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也引起注意，那就是一些延安文艺家当时未能与会，所以即便持有不同意见，也无法公开表达。例如据与成仿吾关系密切的牛汉晚年讲：“成仿吾在延安就不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参加座谈会的胡绩伟晚年自述中说到，当自己将毛泽东讲话精神传达到《边区群众报》报社时，就听到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对他所传达的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不脏”等论调，报社的人笑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时也不是真正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不能否认“农民不讲卫生以及生活上比较脏的事实”。成仿吾与《边区群众报》报社的人，虽然未能与会，但是这种私底下的观点应该说更真实。如果他们与会，想必也是作为异议者而存在。

对《讲话》持更激烈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高长虹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1943年12月24日，高长虹在致萧三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诗也是不容易找到发表地方的。有时候叫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最近鲁艺的交通很发生问题，各部院不能来往，买东西都不能出门，所以住起来非常不便。我已另找住处。现在每天是看书，写文章，写文章，看书，连很少的几个朋友都不能一谈，的确是很畸形的生活。后方的报纸、杂志一份都看不到，像在井里一样。”这封信侧面反映出高长虹并不认同座谈会以及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化生态。这种不满情绪并非一时的情感宣泄，1944年1月8日，高长虹在写给萧三的信中再次写道：“我们如借口民众不懂，不翻译，不创作，只把流行的民间文艺传写传抄，报上发表，这里朗诵，那里朗诵，即使很卖力气，听者欢迎，但我们终不会就因此自满起来。音乐家们比我们‘幸运’的一点是音乐的历史发展过于落后，以至社会上把歌唱演奏当做音乐的全部，把作曲只当作□（ 原件折叠遮蔽，无法辨认，下同 ）外的工作。要说大众音乐，□不可能介绍，不可能创作，创作的、介绍的大众音乐是大众不可能领□□，那末，萧斯托可维基、普罗科夫耶夫，岂不要不能出苏联一步了吗？希望你从生活经验，从书报（浏）览，把苏联的榜样时常介绍宣传一点，给我们的姊妹行艺术一点刺激，叫她们时常醒醒，记起来往前走路。半身不遂的病是很不好过的呵！”显然，这时的高长虹仍然未能接受《讲话》，并敢于在整风——审干的肃杀气氛里发泄不满的情绪。为此，有研究者这样评述说：“作为一种不可复制的历史遗存，它们以‘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学现场，让我们看到了‘延座’召开之后的延安文坛一隅之情景，看到了活动在这一隅中的具体‘人’之精神状态。”高长虹在1943、1944年整风和审干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仍持这样的观点，相信如果他参加座谈会期间应该也不会是“歌德派”。

综上可见，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等异见派的声音，无论在会场内还是会场外，都是不容忽视和难以改造的存在，只是因为当时被有组织地压抑，表现得不那么强势，再加之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有选择地叙事，才形成今天人们片面的固化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