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前官员忆文革噩梦：火烧英国代办处[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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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2日，当时英国驻北京的外交机构“英国代办处”被红卫兵攻占并烧毁，外交官被殴打，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成为文革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

当时，中国陷入文革的疯狂之中，红卫兵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文攻武斗，暴力事件席卷全国。在政治风暴中，外国外交官本来只是旁观的看客。但英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却在这场事件中，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疯狂和暴力。至今，亲历者仍然对此心有余悸。
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 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建筑的正面。（魏思敦爵士提供）
事件背景
   1967年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中共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所谓的“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许多红卫兵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当时英方有23 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因遭到人身攻击而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他们当中的一些妇女和男士们还受到了“非常恶劣的性骚扰”。一位妇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的受害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


    英国代办处的建筑和车辆被焚毁。（魏思敦爵士提供）
魏思敦爵士认为，“根据国际上广泛被接受的传统和历史惯例，外交人员应该享受其豁免权和所在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件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
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魏思敦爵士提供）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记者：根据1967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事发时在现场的有一万多人。）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的内部。（魏思敦爵士提供）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全部损毁。（魏思敦爵士提供）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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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火烧英代办处内幕

　(摘自美国《侨报》）

　

      4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海内外报刊还不断地披露着1967年北京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火烧英代办”事件。而关于整个事件的说法，基本都是一样的。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得以了解这个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几经思索，终于决定写出来，给后人留做参考吧。 ——张正


　　曾于1971年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的复员军人张正结识了“火烧英代办”事件的主角之一——李冰。这也使他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并留下文字记录。

　　作为北京第一机床厂齿轮车间的粗车工，初来乍到的张正遇到的第一位给他递烟抽的师傅就是李冰，在与李冰的交谈过程中，张正得知了下面的内容：“他是全国闻名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张正听了大吃一惊！暗自感叹，这个人“名气够大的！国家级啊。”

　　接下来张正又得知，他身边的“国家级”还不少呢：光一机部下放的官员就有七八个，蔫蔫的崔师傅，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卫士；还有王爷府里的后代班师傅；有阵子和张正倒班干活的楼师傅是清华大学机械系高才生，后来在1980年回上海了，和他一样的清华高才生，机床厂据说有200多人。

　　当时，张正和李冰的工具箱互相挨着，他们经常一起休息、聊天，偶然赶上白天停电的时候，他们夜里就混在一块儿了，抽着卷烟，喝着茶叶末子，李冰常爱低沉着嗓音说“火烧英代办”的往事，讲他当“升旗手”的真正“内幕新闻”。

　　据张正描述，这个口述可比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报道有价值。现在全世界史界一提这件事都引他们的报道，说的是示威者如何不雅，而李冰师傅的口述是现场“录像”，第一手的，可以匡正40多年前这段历史的笔误。

　　1967年8月，港英当局无理羁押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消息传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愤怒了！

　　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里面，一次由北京民众自发组织的抗议行动酝酿成熟：8月22日晚5时许，以北京第一机床厂为主的工人与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到地处北京东郊的英国代办处举行示威抗议。

　　为什么是以一机床厂为主呢？因为这个工厂的西墙外就是外交公寓，离英国代办处一箭之隔。英国外交官员很傲慢，他们的举止刺激了在场的中国人，这场面无异于火上浇油，人们的不满情绪喷发了！

　　没有严密组织的老百姓，他们的举止肯定是缺乏理智、授人以柄的。 人群里有人呼喊：“冲进去！”队伍出现了混乱，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拥进了英国代办处。

　　代办处里面的英国人和中国雇员惊呆了。

　　守卫代办处的解放军战士见到局面失控，立刻果断地把英国国旗杆护住，他们迅速脸朝外，手臂挽着手臂形成圆圈，禁止示威的人靠近。

　　开始时，示威人群盯的是英国人，要出这口气，英国的一位秘书最先被民众捉拿到手，此人反应是立刻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他的归顺姿态，免除了皮肉之苦。

　　另一些英国外交官则继续傲慢，马上遭到过激示威者的拳打脚踢和皮带抽打。

　　看见情况越发不妙，有的英国人拿出了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堆着笑脸，想塞给示威的民众，让他们得到钱后离开。这种“和解手法”反而使民众更愤怒了：“太小瞧我们啦！谁稀罕你们的臭钱！”一时间，人们把崭新的人民币打得满天飞，“我们要的是公理！讲清楚：为什么无理逮捕我们的新华社记者？”民众接着冲击了办公室。

　　“还有地下室呢，肯定有间谍设备。”这一看还真发现了大问题，他们地下室里有一架高清晰度显示器，对准北京首都机场，每一架由那里起飞的飞机，它都监视得清清楚楚，“砸了它！敢监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机场，谁让你们干的？”在场的英国人吓得都跪下了。

　　混乱中，也不知道谁把办公室里的文件拿到院子里点火烧了，庭院里蹿起红色的火焰。群情更激奋了，有人唱起了《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歌词头几句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这时候，又有人高喊，“凭什么挂英国国旗？把它摘下来烧了！挂我们的！”

　　“有带着国旗的没有？”大家焦急地互相发问，盼望着国旗出现。

　　在全场的热切盼望中，李冰师傅登场了，也许是偶然的灵感把他推了出来：在参加示威之前，出于爱国，他拿了一面国旗，边走还边挥舞着。“我带着呢！”他热血沸腾，冲出人群，走到护卫英国国旗的解放军战士面前。

　　解放军战士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沉默着与李冰对视。

　　李冰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滑翔机驾驶员，又跟天桥有名的摔跤把式学过几手。当时他运足了气，大喝一声，“嗨——”双臂腱子肉棱棱着猛地插在两个战士肋叉子，个个赛武松的小战士居然让他给扒拉开了：圆圈出现了断裂，他借机会扑向旗杆，一个虎扑蹿了上去。

　　人群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和震耳的加油声。

　　解放军战士跳起来拖李冰的脚，他几脚就踢开了战士的手，人比钻天猴还伶俐，蹿到了旗杆中间部位。

　　底下是更响的欢呼声，连叩头的英国人也抬起了脑袋，瞧他爬杆儿。 这时候，旗杆突然朝他身体这一边弯曲。人群发出“哎哟”的惊呼声，英国人也用英文惊呼还划着十字求上帝保佑李冰。

　　李冰是攀爬高手，他凭感觉判断，以这样的速度更换国旗，这个合金旗杆不会折断的，他几个上蹿就到了顶上，牙叼着中国国旗，腾出手解开英国国旗，扔了下去。

　　李冰拿出绝技，双脚盘住小小旗杆，几下子把中国国旗固定在旗杆上，然后双脚钩住旗杆，双手展开，潇洒的“升旗”姿势又引起了欢呼！接着“刷”地滑到地面。脚还没落地，马上被民众托起来，成了英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扬眉吐气啊！谁敢跟中国过不去，我们就叫他过不去！”

　　人海里几乎都高兴得眼含热泪，就是出这口气的！谁让你无理羁押中国记者来着！当人们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喇叭里播出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讲话，要求大家离开现场。这样，大队人马纷纷撤离。

　　遍地都是崭新的人民币，密密麻麻的，没有一个人弯腰去拿，“全是10元(人民币，下同)一张的，我们这些人一个月就挣60多元，大家的钱包都是瘪的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拿这种钱！”每当他说到这里，都弹着烟灰，唏嘘。

　　“升国旗的事儿，千真万确的，没有受任何人暗中指使，凭的就是义愤和朴素的爱国激情。当然，爱过头爱出圈了，我的‘过’，仅此而已，这个‘516’的帽子，戴着太大，冤！”李冰不止一次地眼含着真诚，跟张正说。（摘编自《北京日报》）

　　事件背景

　　1967年8月16日，红卫兵的造反派捣毁中国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并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进地下室，夺取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权力，并开始以外交部名义对外发号施令。

　　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

　　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随之设立的 “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机构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直到闹得局势不可收拾，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

　　据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职员的魏思敦爵士后来回忆：当时英方有23 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因遭到人身攻击而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霍布森。

　　8月23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民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同日，英国代办处的职员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魏思敦后来说：“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得到的最后一句从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这起暴力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震撼。

　　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叫停，这次“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以中国退让而告终。但是周恩来后来不无感慨地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阿陀

历史未必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