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给贫苦的无地少地农民带来了实惠, 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也将地主及其家属子女, 当作一个阶级, 在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和基本政治权利后, 整个打入了另册。但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与欧洲国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就其规模、形式、作用和延续方式而言, 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别。在中国占地主阶层绝大多数的地主, 多半都是些从小农中间逐渐生长起来的小地主。其土地资本之小, 使其很容易因分家、灾祸而成为小农;无数小农也常常因勤劳、经商或跻身士林而成为地主。简单地把所有地主, 不分大小、善恶及其财产从何而来, 一概打入另册, 不仅在土改过程中容易造成过火斗争的倾向, 对整个农村生产及经营的发展, 也难免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土改; 地主; 剥削; 成份; “一刀切”;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 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 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权力系统之中。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 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但是, 长期以来, 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 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无疑, 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 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 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 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 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 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 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换言之, 中共对他们的政策, 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 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 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 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 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文不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 但仍想就中国地主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 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 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地主, 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 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 但向无贬义。近代以来, 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 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 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依照马克思的观点, “劳动创造一切, 全部利润、利息、地租, 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 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运用暴力手段, 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 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 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认, 这种大刀阔斧, 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 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 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不过, 经过几十年之后, 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 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们意外地发现, 在农村, 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 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台湾的不少地主, 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 如今改革开放, 许多人, 哪怕是他们的子女, 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 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 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在欧洲, 包括俄国, 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 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十分明显的是, 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 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 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 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 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 造就了大批小农, 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 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苏联的土地改革, 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 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 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 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 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但同时, 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 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 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 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渔, 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 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 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 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 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与苏联的情况不同, 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 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 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 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由此可知, 如果没有苏联援助, 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 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换言之, 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 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 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 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 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 乃至他们的子孙, 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 实行土地改革, 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 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 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然后推动其合作化, 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但是, 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 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 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 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 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 都不能不同意, 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 是不准确的。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 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 “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 占土地总数的54.37%。”6这意味着, 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 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但是, 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 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 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 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③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 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 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这样区分的好处是, 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 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 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 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不过, 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 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 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 占有土地约38.29。④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 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 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 简单平均为36%。7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 因此, 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 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因为, 农民租地交押金, 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 田租就相应少, 押金交得少, 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 至多四六开, 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 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 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 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 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 如此等等。8
对此, 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 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 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 有收租困难的情况, 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 举的只是个别事例, 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 在他看来, 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 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 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 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 官府横征暴敛, 超经济掠夺, 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 加之人口增加, 生活艰难, 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 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 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 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 没有别的出路。”9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 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 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 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 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 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 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也就是说, 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 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 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 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 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 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 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 不管大小, 不管穷富, 不管为人善恶, 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 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 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 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他们都应该是对剥夺的对象。
在这方面, 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 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 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 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 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 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为地主, 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 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 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在农村, 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 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 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 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 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0
十分可惜的是, 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 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 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 榨取农民的地租, 而且依恃土地特权, 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 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 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 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 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 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③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 唐通过实证研究, 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 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 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 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 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 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 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 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 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 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换言之, 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 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 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 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 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 有条件依仗权势, 巧取豪夺, 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 并不能等量齐观。只有了解到这一点, 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 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 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 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 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因此, 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 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二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 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 (钱俊瑞) 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 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 占农民户数4%, 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 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 (50%) 。如果此说无误, 那么, 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 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 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 都算不上大地主。11而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 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 多则以万数计。12另外, 我们也知道, 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 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3如此算下来, 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 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4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调查显示, 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 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 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 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 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 人均16亩以上者, 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 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 只占总户数的0.38%, 占总面积的9.75%。所谓大地主, 由500亩以上计算, 占地500—999亩者为0.07%, 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5
上述统计数据, 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 不是更加集中, 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 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 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 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 但少160万户, 也不大可能。1950年代初的统计, 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 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 各地因各种原因逃亡和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 因此两者相抵, 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 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 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 可耕地大约14亿亩, 地主400万户, 且地主占地36%, 人数占农业人口5%, 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 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 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 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 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 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 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 都只是一些小地主, 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 是不够的。因此, 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 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 则大地主 (租五百石以上) 占百分之一, 中地主 (租二百石以上的) 占百分之十九, 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 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6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 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 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 还不如清代。他所举的数据显示, 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 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 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 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比较而言, “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 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 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7
史志宏利用1930年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 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 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 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 , 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 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 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 不少人还不及百亩。”18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 “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 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 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 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 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 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 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19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 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上述赵冈对华北453村和苏南11村的统计资料, 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的调查也显示, 作为袁世凯的老家, 到抗战期间, 农村中在村地主大量都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不在村地主也因为土地较少, 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0同样,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 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 大土地所有者极少, 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21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在西南, 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 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 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大地主阶级, 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2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 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 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 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 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只有120余户, 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 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而且, 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 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 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 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3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 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 85亩以上为中地主, 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 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 中地主为31.3%, 小地主为55.5%。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 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 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 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 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 中地主为27.03%, 小地主为56.14%。24整个温江县调查, 本县地主29650户,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25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 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上述江津区7个县, 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 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 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 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 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 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 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26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 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27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28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 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29
四川情况如此, 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 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0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1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2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3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4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 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35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 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 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36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 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 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 连小地主都不多。众所周知, 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 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 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 占土地4%, 多数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地区, 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 地广人稀, 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 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宁夏也是一样, 平罗县6个区, 14个乡, 10549户, 只有地主21户, 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 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37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 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 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 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38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12.9亩。39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 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0河南襄县草寺乡, 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1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 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 33个自然村, 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2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 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3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 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 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 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 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 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 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 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4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 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还在1930年代中期, 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 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 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 现在44.3%。其他各村, 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45以江苏无锡为例, 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 1936年为305.83元, 1948年下降到187.18元, 降幅高达47.58%。46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 亦已寥若晨星”。47
再以山东为例, 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 地主卖出土地很多, 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 而买进土地很少, 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结果, 在6个村中, 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 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 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43%。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 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 1945年只剩142户, 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 因分家还多出39户, 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 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 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 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 也减少土地54%之多。据调查, 这其中的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 周期性的分家, 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 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 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 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 地主受冲击较多。48
上述资料显示, 第一, 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 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 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 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 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 所谓大小地主, 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 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 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 二三十口、四五十口, 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 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49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 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 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 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 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 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 水地旱地, 平地山地, 田多田少, 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 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 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 因地广产薄, 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 因为地质条件差, 产量低, 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 (100垧) 50上下的中梁地, 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 51
第四, 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 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 或没有。实际上,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 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 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 共有169户地主, 957口人, 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 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 957口人, 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 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 不可谓不高。但实际上, 这136户中, 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 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 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 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 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 957人, 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 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 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 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2
三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 被划成地主富农, 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据建国初估算, 这两部分人口在4500万上下, 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53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 但却符合中共中央认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比例。54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 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 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树敌太多, 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 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 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 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 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 足以看出, 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 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但是, “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 55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 它亦别无选择。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 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 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但是, 第一, 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 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 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 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 到4个月即算富农, 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 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 此种分寸把握之难, 可想而知。56第二, 头衔不同, 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 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 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更何况, 通常情况下, 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 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 总想提高一级, 要划成地富, 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 主张“有剥削就该斗”, “村里谁日子好过, 谁就是地主, 斗就斗了, 对农民有好处。”57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 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 但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 基本上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实际上, 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 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因此, 从中共中央的角度, 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 其实并不在剥削量等等标准, 而在各级权力部门所掌握的8—10%的比例规定上。各主管上级部门严格照比例衡量, 比例少了, 就是右倾, 必须补划;比例超了, 就是扩大化, 必须纠偏。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 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因为, 一旦被视为地主, 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 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 或有劣迹, 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 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 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严格地说, 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 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 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 都有所限制。58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 是中共华北局。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 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59但即便如此, 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 而是发动农民群众, 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 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 因此, 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 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 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 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 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 拥护群众的义愤, 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60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 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 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 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 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 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 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61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 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 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62
中共中央有令, 华北局有令, 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完全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 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 中央局折扣执行, 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 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 无论出现何种偏差, 在1950年10月之前, 土改斗争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四 “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 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 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 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 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 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战争的震动那样大, 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 经验也证明, “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63
10月中下旬以后, 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1月, 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 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 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 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64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 运动马上蓬勃展开, 但仅仅半个多月, 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 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65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 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 被打的218人, 被迫下跪的75人, 被棒打的35人, 被吊打的13人, 被捆绑的18人, 被剥光衣服的80人, 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 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 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 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 (市) 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 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 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 并造成了293人自杀。66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 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 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 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但和华东、西北相比, 中南局就走得更远了。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 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 必须让干部了解, 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 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 不能束手束脚, “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 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 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 不应泼冷水。总之, 要搞“斗争土改”, “放手发动群众, 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67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 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当然, 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 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 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 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 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 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68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 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 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 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 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 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如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 共413户, 工作队进驻后, 硬是划了64户地主, 69户富农, “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 迫使这几十家农户 (其中多户实为富农) 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 (实为中农和贫农) 亦多被剥夺, 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69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 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 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 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 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 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70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 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 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 141人 (73男, 68女) 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 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 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 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 “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71随着土改开始, 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 “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 “有的还带上打手, 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 阳奉阴违, 报喜不报忧, 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 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 亦未实际的去做, 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 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72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 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 其中自杀了261人 (总共自杀301人) 。73荣昌县七区4个乡, 54个村, 共划地主663户, 3376人, 区领导自土改开始, 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 就打死了15人, 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 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 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 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 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 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 (男39, 女57) , 当场斗死16人 (男9, 女7) ;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 (男42, 女24) , 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 (男8, 女4) , 总共死了190人 (男98, 女92) 。74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 不但打吊, 而且乱挖底财, 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 就打死6人, 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 (埋至颈) 、关5种办法, 还动用火刑, 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 否则不分果实。75整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 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 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 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76在初期的土改运动期间, 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 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77
但是, 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 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 并经中共中央同意, 派陶铸等来广东, 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78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 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底开始, 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 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 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 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 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 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79东莞290人自杀, 230人是地主成份。80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 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 2179人;错捕了486户, 553人;被吊打138户, 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 致死122户, 236人;错戴帽子213户, 401人, 并导致830人自杀, 其中地主达570人, 富农108人, 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81另据华南分局通报, 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因为残酷吊打, 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 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8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 但仅此即不难看出, 1950年, 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 过度的暴力现象, 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 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 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但是,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应当指出, 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 它们还是局部性的, 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即使是中南局, 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 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 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83
但是, 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 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 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 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 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在这方面, 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 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 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 可以说明, 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 开始从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 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 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 “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 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 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 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 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 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 而能作生意者, 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 “他们的底财, 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 投资生产, 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 不论多少, 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 能从事农业劳动, 又无其他职业者, 应强制他们劳动, 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 除应继续斗争外, “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8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 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 绝不会安分守己, 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 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 继续压迫农民, 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 并严格地进行管制, 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 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 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 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 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8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 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 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它只是表示, “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 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 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 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它说明, 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 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86
然而, 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 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 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 8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 “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 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 只可个别试点。88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 现在看来, 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 而我们没有这样做, 还和地富在一起, 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89
五 “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 (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 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显然, 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 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 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 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 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 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90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 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 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91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 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 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必须给农民以好处, 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 只能拿小地主开刀, 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92
抗战期间, 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 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 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因此, 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 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区别的问题。在《五四指示》中, 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931947年2月1日, 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 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 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 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94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 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自此, 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9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 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 且与官府、军队勾结, 强取豪夺, 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 “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 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 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 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 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 “是有利的”。96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 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 (寻乌) 大地主人数很少, 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 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 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 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 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9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 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 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 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 但是十分蛮横霸道, 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 “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 常常无恶不作。98
与此相反, 一些大地主, 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 长年住在城里, 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 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 民愤也小得多。99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 这个地主家在大团, 很有钱, 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 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00还有一些大地主, 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 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 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0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 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 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 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 做过维持会会长, 屋里没啥玩意儿, 住得比他好的, 那有的是。”“他那小房, 那叫啥, 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 也就三间, 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 教音乐……她会做缝纫, 放学回家没啥事儿, 就蹬机器, 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 穷不喽嗖的, 挣两个钱, 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 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 帮着收租, 帮着往外租, 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102。”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 就这些人家, 家里养活大车, 还有马, 一大家子, 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 就为攒几个钱啊, ……攒俩钱就买点儿地, 攒两钱就买点儿地, 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 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 腰里头扎个绳子, 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 露肉, 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 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 富农啊, 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 比一般人非常富裕, 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 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 不能比, 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 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03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 反映出来的情况就几乎一个样。104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的调查, 差异大些, 但能够区别贫富者, 也主要在住房, 吃饭穿衣日常花销也很少区别。③
南方的情况略有不同, 如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的调查显示, 在农民眼里, 贫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一年能吃多少顿大米上。但即使地主家, 一年四季最多也就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 贫农再窕一年也有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105几乎所有的调查都支持一点, 即无论土地占有相差比例多大, 都不足以证明地主在生活程度上一定会比一般农民高出多少, 两者并不完全成正比。如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 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如该村地主10户, 53人, 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 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 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 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 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 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 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06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 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 “是自己治 (置) 的, 是力农致富”外, 107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 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⑦
因为无权无势, 纯粹靠力农致富, 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 很难一概而论, 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 作恶少。有些农户的印象, 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 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 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 并不少见。108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 “平时主雇同坐共食, 并无主仆名分”, “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 家中女人吃粗粮”, “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 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 同族接济, 富也富不到哪儿去, 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 也同样不少。109
不过, 更值得注意的, 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换言之, 中国的小地主 (包括许多富农) 因为多半力农致富, 又有些文化, 容易接受新思想, 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 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 甚至参加革命。自己革命成功, 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 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 在这一点上, 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 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 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 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 “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 (大中地主的) 压榨 (派款) ”, 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 (都) 要快要普及”, “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 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 (共产党县委书记) 、刘维炉 (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 、刘维锷 (共产党区委委员) 等, 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 (共产党县委书记) 、钟锡漻 (红军营长) 、黄余贵 (共产党区委书记) 等等, 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 如梅汝黄 (红军大队政治委员) 等, 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10
实际上, 早期的中共党组织, 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 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 对此已有说明。111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 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 “上犹党员八十多人, 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12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 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13大批开除一年后, 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14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 促成了富田事变, 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而事实上, 正如戴向青所云, 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 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 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15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 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 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 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 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116
六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 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 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我们有理由相信, 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 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 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对此, 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17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 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 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 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 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 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 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 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 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 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不信, 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 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 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 长了见识, 也攒了点儿钱, 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 苦心经营, 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父亲的发家史, 证明了“在旧中国, 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 大多克勤克俭, 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 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18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 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 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 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 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 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 辛苦劳作, 除了种植粮食外, 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 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 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 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 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 各得了一半田产。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 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 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 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 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19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 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 田无几分, 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 十分勤劳, 又会纺线织布, 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 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 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 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 便不再种田, 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 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20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 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 他所领导的土改, 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 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21然而, 到了晚年, 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 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他写道, 他父亲原本贫穷, 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 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 粗通文字, 又吃苦能干, 庄稼种得好, 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 许多人外出逃荒, 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 被迫出让河滩地, 转让给了他父亲家, 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 因而很快发了财, 建起了六孔石窑, 并置办下几百亩地, 雇了一两个长工, 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 “这样就成了小地主”。据他说:“那时买地, 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 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因此, 父亲省吃俭用, 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 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 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 给了他很大帮助。122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通过前面的分析, 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 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 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中国人通通是贫, 并没有大富, 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 依旧是“小地主时代, 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 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23显而易见, 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 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但同时, 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这也是为什么, 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 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 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 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 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 可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赵倩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 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 《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经济学》 (下) , 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版, 第975页。另, 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 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 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 包括价值与 (体力) 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 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 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 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 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 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 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 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 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 比如中农啊, 也有贫下中农, 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 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 都不如这些户。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 即1949—1959年, 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 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 从1960—1976年, 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 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104页;《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1250页;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下) ,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 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 第7, 42页、第45—47页、第42页。
7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第9页。
8 高王凌前引书, 第4—6章。
9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 22页。
10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48, 614页。
11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 转见《钱俊瑞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25页。
12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 (1912—1927)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13—18页。
13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 《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4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 1984年。
15 《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 1937年1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财政经济·七) ,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1—4页。
16 毛泽东:《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7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 第147—165页。
18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 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9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 《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0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 昭和十五年一月, 第1—37页。
21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 (上) , 昭和十一年, 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 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 第306—308页。
22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184—185页。
23 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74/1/1/2—8;121/2/15/1—157。
24 《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 1951年12月18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东/1/39/56。
25 《温江土地占有情况》,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4。
26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 1950年7月18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康/1/514/46。
27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 1951年6月27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1482/102。
28 《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 1951年8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 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 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29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 1952年11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 1952年4月2日, 同前引, 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 同前引, 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 1951—1952年, 同前引, 建北/1/216/2。
30 《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 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 第4页,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 ZNA982。
31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 1951年5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 ZNB—188/39, 47。
32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 (解放前部分) 》, 第176, 219页。
33 《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 (生产部分) 》, 第92页。
34 《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 1952年,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 J530/1。
35 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 1952年11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 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 1950年11月30日, 同上引, 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 1950年5月28日, 同上引, 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 1952年, 汉川县档案馆藏档, 590/40。
36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第194—196页。
37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 123/24/10/10—30。
38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716页。
39 《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 1950年3月26日,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 855/1/17/37—40。
40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 1949年9月24日,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 842/2/6/50, 47。
41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 (生产部分) 》, 第19页。
42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 1951年12月, 第33, 6, 53, 76页。
43 转见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258, 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 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 中小地主多, 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 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 (第256页)
44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 1953年2月, 第20—25, 344页。
45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89页。
46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 (县) 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第328页。
47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 第166页。
48 《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 第12—15, 35, 38—39, 59—60, 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49 《东北农村调查》, 第48页。
50 西北一般为小垧, 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1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 第91页。
52 转见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285页。
53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5页;郭德宏前引书, 第42页。
54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 1947年12月,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第282—283页。
55 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刘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 第112页。
56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 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 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 第181—183页。
57 《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 1950年1月4日,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 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 1949年11月11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610页。
58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 1947年12月。
59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 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 其他浮财一律不动, 底财一律不挖, “把一切可能发生的 (导致乱打乱杀的) 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 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 1949年11月,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 855/1/52/113。
60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 1947年12月。
61 《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 1949年11月8日,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 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 1949年11月11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609—610页。
62 必须指出, 华北新区土改政策掌握已十分见效。如保定专区新区7个土改县三四个月运动过程中, 总共斗争地冨235人, 被打仅66人, 自杀仅3人, 且无一人被打死或枪毙。《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 1950年1月25日。
63 《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1952年7月6日, 《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 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 响得很厉害, 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 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 那么土改 (和镇反) 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 那里也打了一个, 到处闹”, “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51年5月7日。
64 《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 1950年12月8日, 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 第604—605页。
65 《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 1950年12月27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703页。
66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 1952年, 第801页, 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67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0年11月26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 1950年12月1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第640—642页。
68 《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 1950年12月20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 第638—639页。
69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5期, 1951年2月17日。
70 《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 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 1952年6月, 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 592/42。
71 《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 1951年3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 1951年4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502/1—2。
72 《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 1951年10月7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西/1/16/1—2。
73 《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 1951年8月1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北/1/158/33—34。
74 《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 1952年5月24日, 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 《中华魂》2007年第1期。
75 《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 1951年6月23日, 《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 第314—315页。
76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版, 第36, 47页。
77 《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 1952年11月8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243/1/124/2—6.
78 《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 第615页。
79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 1951年7月16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 236/1/23/39—40。
80 《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 1952年11月18日, 《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 第772页。
81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 1953年5月2日, 《 (恩平) 生产通讯》第1期, 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 1995年, 第76—79页。
82 《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 1953年3月25日, 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 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版, 第137页。
8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可以参见《日记 (1944—1956) 》, 《郭小川全集》 (8)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以及《柳城土改日记》, 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等。
84 《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 1951年5月10日, 《建国后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258—260页。
85 《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 (草案) 》, 1951年6月18日, 《建国后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 第347—349页。
86 《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 (草案) 》, 1951年6月24日, 《建国后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 第345页。
8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1948年1月12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 1948年10月16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562—563页。
88 《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 1952年11月12日, 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89 《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 1960年12月27日。
9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926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 (二)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94页。
91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7年5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11—112, 163—164页。
9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 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 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1927年8月,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93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1946年5月4日, 《刘少奇选集》 (上) , 第377—383页。
94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947年2月1日,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 第1214页。
95 《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28日,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第422, 643页。 (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 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4月1日,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 第1313页。
96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工地问题研究》, 第573页。
9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127页。
98 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 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2—294页。
9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 《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0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369页。
101 《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 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 1951年4月18日, 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 3—4,
12—15。
102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 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03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04 《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 (上) , 第40, 42—43页、第64—75, 89—91页。
105 有报告认为, 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 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 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 1951年8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建北/217/97。
106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乡土重建》, 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 第92页。
107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333—334页、第327—330页。
108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 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748—749页。
109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52, 375页。
110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127—129页。
111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 (1922—1932) 》, 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版 (《史学丛书》第10辑) 。
11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272页。
113 《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 1930年10月13日, 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 ,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43页。
114 《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 1931年10月26日,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 , 第195页。
115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81—83页。
116 也正因为如此, 建国后许多南方地下党被怀疑组织不纯而遭整顿, 一些人被冤打成敌。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 《回忆录》, 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1997年。
117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 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 眼界宽, 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 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 但他很勤劳, 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 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 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3页。
118 《毛泽东传》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2页。
119 《刘少奇传》 (上) , 第2—3页。
120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上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46—47页。
121 转见《东北日报》, 1947年7月2日。
122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第4页。
12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1924年8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381—382页。
原载《史林》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77.html |
|
发表于 2020-5-25 05: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