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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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发言提纲

张明远

一九八○年十月廿三日

　　通过几天的文件学习，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总的认为对毛主席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大于过；对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对的，符合历史的事实。

　　同时，对决议草案，我感到还有些不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总的感觉对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讲得不够深透。回顾我们党的历史，结合决议草案，谈几点自己的意见和认识。

　　一、关于四个阶段的划分问题。

　　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对的。但第二、第三阶段讲得比较多，第一阶段讲的过于简单，第四阶段没有讲，准备在别的地方讲。究竟是在别的地方讲，还是在这里讲，值得考虑。

　　第一、第二阶段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决议中没有做出评论。从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每个阶段的重大事件，每个重大事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当加以总结。第一阶段，从建国到八大，这一阶段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高饶事件，肃反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二阶段重大事件有：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等。对这些重大事件，决议草案中有的谈了一些，也比较简略；有的就没有谈，该总结的没有总结。第四阶段，即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时间不长，但发生的问题不少，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失误比较大，决议中应加以总结。

　　在四个阶段中，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这里面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决议中应当进行评价，对党的“八大”做出了评价，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也应当做出历史的评价，决议中反映的不够。

　　二、关于路线斗争问题。

　　对三十年来的历史，应当从路线斗争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建国以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萌芽，从个别问题上的路线错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总的路线错误，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党一直有一个“左”倾路线的思潮在起作用，在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阶段只是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左”的倾向，有些失误的地方；到第二阶段“左”倾错误有所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刮共产风，“左”倾路线就形成了。1960年下半年有所改变，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左”的路线错误有所纠正，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做了总结。但总结得很不彻底，没有从“左”倾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总结经验，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随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从此，阶级斗争越搞越激烈，越搞越扩大化，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决议中，我认为对下面几个问题应加以认真的总结，作为历史的借鉴。

　　（1）经济建设中，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顾财力、物力的可能，大搞基本建设，大搞三线建设，违背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因素，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盛行。

　　（2）在农村搞瞎指挥，搞浮夸风、共产风，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都泛滥起来，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还有什么“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瞎指挥造成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大倒退。

　　（3）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1957年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搞了扩大化。1961年广州会议，周总理委托陈毅同志做了报告，本来是为了纠正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路线错误，但不久又作为右倾进行了批判。在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左”的路线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在决议中应当加以总结。

　　（4）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中只反右不反“左”，认为“左”是革命的，右就是修正主义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这是造成历次运动中“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根源。

　　由于“左”倾思潮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所以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不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再有个人讲话的权利。后来发展到毛主席自己也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说和做两张皮，说是党内实行“三不主义”，实际上到处戴帽子、打棍子、整黑材料；说不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大搞突然袭击，把党内生活搞得很不正常。

　　三、关于高饶反党集团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讲过，认为高饶事件处分的人最少，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是处理得最好的一次。决议草案中认为高饶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方针上，方法上，处理的都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的上述讲话，我认为跟事实是不完全符合的。在高饶问题上，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1）高饶事件开始是作为反党问题来讲的，并没有作为路线斗争；后来把高饶事件说成是党内第七次路线斗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路线问题。高饶事件究竟算不算路线斗争？我认为在决议中应当讲清楚。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作路线斗争。高饶是阴谋家，妄图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搞分裂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一条为谋取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纲领。在毛选五卷中，也只是承认高饶反党联盟在思想上的无形联系，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和纲领。因此，不能把高饶搞分裂问题定为路线斗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推理和分析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

　　（2）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从毛选五卷上看，从党内已经公开的文件上看，这些材料不足以把高饶事件定为反党联盟，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材料，我不清楚。就目前所能依据的材料，我认为不能算是联盟。如果是联盟，在组织上应有它的纲领。

　　（3）在高饶事件中受牵连、受批判、受处分的人当中，是否有搞错的，处理不当的？这个问题值得重新审查研究。高饶事件中，中央直接处理的六人，地方处理的有一些人。华国锋同志曾经讲过，对高饶事件的人处分轻了，五虎上将没有开除党籍。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意见，中央决定处理的六人中，是否参加了高饶联盟，别人我不清楚，但我个人没有参加联盟。高饶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在一次批判高岗的会议上，有的同志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地给我提了一些问题。当时既不准许我个人发表意见，事情又不进行调查核实。当时的中央工作组林枫、罗瑞卿同志把这些未经查实的意见上报给中央，于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做出决定，定了性。我自己认为把我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是错误的，是违背了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的，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集团。至于我在工作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对此，我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党中央审查清楚，而且建议在决议中对高饶事件应当给以历史评判。如果说在决议正式发表之前，高饶事件还不能审查清楚的话，那么在决议中至少应当写上：在当时调查研究不够的情况下，对受高饶事件关联的人，有批判和处分不适当的地方，正在重新审查之中，今后还要继续把它搞清楚。

　　说高饶事件牵连的人少，其实东北、西北不少同志受到牵连，面也是很宽的，如彭德怀同志、习仲勋同志都被牵连进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由于毛主席“左”的思想错误不断发展深化，因此党内斗争也逐渐变得扩大化，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不准个人有发言的权利。而且在对一个党员做出正式处分之前，就令其停职反省检查、监护、逮捕、坐牢，这是违犯党章和法律的。建议在新的党章上应明确规定，党员在犯错误或者触犯了法律，在没有做出处理和判决之前，不得随意抓人，关人，坐牢。

　　高饶事件以后，在党内斗争中出现了轻易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把党内生活搞得极不正常，同志们之间互存戒心，不讲真话，削弱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四、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根源问题。

　　决议草案中，对毛主席犯错误的根源分析得不透，应当进一步加以分析总结，真正的记取历史的教训，使之今后不再重犯。

　　（1）应从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上找原因。我自己感到，毛主席所以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领袖和群众，个人和党组织的相脱离。功劳归于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断专行。毛主席批评“四人帮”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他自己就是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一套。在理论上一味地强调斗争哲学，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机械唯物论那一套；在政治经济学上，执行的是小生产者的路线，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上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把价值规律、商品经济、按劳分配也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大加批判，搞空想社会主义，十分留恋供给制那一套办法。人民公社第一个决议提出15—20年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十足的空想。

　　思想上搞个人崇拜，苏共变修以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毛主席自以为中国党最正确，把中国当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

　　组织上，一方面毛主席自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言行不一；另一方面中央各部、各省市党委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不提反对意见，一味迎合毛主席的心理，反映情况不全面，甚至弄虚作假，助长了毛主席错误的发展，使毛主席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庐山会议，不经中央讨论研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点彭德怀的名，在全党掀起批右倾的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一个人说了算，致使毛主席的错误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五、谈一点文字中的修改意见。（略）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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