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的读书用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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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读书用书之道

陈晋

2018年第12期《炎黄春秋》


导语：毛泽东酷爱读书，并且是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攻书到底”。对经典的和重要的书，他会反复读；对相同题材的书，他会把不同的甚至是相反观点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读书还习惯“手到”并注重讨论。他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把书读“活”。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及在各种场合关于读书的谈话，已成为他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停不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毛泽东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了。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仅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二、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拥有渊博的学识，同时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并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作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启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诚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收获，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道：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三、毛泽东的阅读

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

（一）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

（二）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储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的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三）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和毛泽东见过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30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二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作者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毛泽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毛泽东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晚年讨厌强加给他的“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目标和做法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所谓学用之道，精华或在于此。■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