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筱武：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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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作者：屠筱武


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往事。

“文革”期间教育体制的“彻底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在这场长达10年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教育界是重灾区。

当时，我是合肥四中高三学生，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正在复习准备高考，眼看着风暴骤起，全校学业中断，学校领导奉命布置发动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不久，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被※※※主席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在各大报刊公开发表。在合肥四中，直接结果是引发了学生们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矛头都指向校领导和几乎所有老师，充满言辞侮辱和人身伤害的批斗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很快，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停课闹革命，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当时极其讲究阶级成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学生们按家庭出身大致被分为三部分：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是当然的红卫兵；出身知识分子、中农等“团结对象”家庭的，允许参加红旗军，算是红卫兵的团结对象；出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则被排斥冷落。我曾在班里担任班主席、在校学生会担任生活部长，如今因家庭出身（父亲是路桥工程师）被纳入红旗军，成为“被团结对象”，也颇觉尴尬。

不过，各大中学校的这些红卫兵组织只是昙花一现。很快，风云突变，※※※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各种造反派组织应声出世，“革命”矛头指向了市委、省委，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组被赶走，原有的红卫兵组织被指为“老保”（拥护市委、省委的保守组织）而逐渐消亡。“打倒一切”的混乱状态很快从大中学校向外漫延，学生们走出校园“大串联”，与工人造反派联合造反夺权。接着又分裂成两派，对立武斗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彻底革命”状况下，教育体制彻底崩溃，教育秩序彻底瘫痪，全国所有学校的教学活动彻底停止，各高校的招生活动当然也停止了。当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当时还有一个广泛宣传、人所共知的哲学思想，叫做“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现在，原有的教育体制、教育秩序、教学活动都被彻底地“破”了，可是新的教育体制、教育秩序、教学活动并没有“立”，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立”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作为已经高中毕业的在校生，除非愿意去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否则整天无所事事，也根本不清楚以后是否能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1968年3月，在等待了近两年后仍遥遥无期，恰逢停止了一年的国家征兵工作又重新恢复，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是我的夙愿之一，立即兴冲冲地报名应征，经过体检、政审，居然顺利通过，我便参军去了。

我在军中，仍然十分关注、关心学校和同学的情况：他们复课闹革命了，闹腾了一阵子；他们上山下乡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俗称“老三届”），全部奔赴各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形成了一个逐年增长的群体，这个群体就叫知青。

这是1968年10月的事情，在我参军离开校园半年多后，我的同学们也都离开了校园，仍然没有高校招生的消息。

亲历1973年高校招生的“文化课考查”

高校停止招生4年后的1970年，根据※※※的指示精神，清华、北大等极少数高校开始试行招生。※※※的指示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有名的“七·二一指示”。据此精神，试点高校确定招生对象为政治思想好，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其中的弊端就不言而喻了，还要加上政治筛选和走后门，“黑五类”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庭出身或有亲戚在港台、海外的青年，一般都被排斥在外，只有极少数幸运儿，作为“可教育好子女”的榜样，被挑选入学；当时“走后门”现象已严重存在，求人办事都要持烟酒送礼，所谓“小白棍（香烟）打遍天下，手榴弹（瓶酒）扭转乾坤”（计划经济年代，物资供应匮乏，烟酒都要凭卷购买），高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后来中央还专门为此下发文件要求纠正，只是禁而不止。如此，高校招生的荒唐和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1971年，极少数高校继续按以上条件和办法试行招生。

1972年，大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根据试点经验，规定招生对象为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文化条件为“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招生办法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当时认为这就是“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原有的高考制度和择优录取的原则被彻底否定。

招生制度的“彻底革命”，大大降低了高校入学新生的文化素质，造成了教学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更严重的是中学和中专跟风学样，也采取了类似的招生制度，对基础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灾难性损失。

为了挽救教育危机，国务院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高校的混乱局面进行初步整顿，包括对工农兵学员进行文化补习，加强文化课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校正常工作秩序等。针对高校招生制度，周恩来在1972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部分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不必专门劳动两年；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本年度的高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课考查（不说“考试”，而说“考查”，显然是为了避讳，真是难为了文件起草人）。

1973年的高校招生“文化课考查”－－“文革”时期的唯一一次高考，由此拉开了帷幕。

当时，我已从部队退伍，分配在合肥市物资回收公司加工厂工作。大概在7月初，市商业局通知我们公司，可以推荐一名青年参加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据说市里分配给商业局几个定向的招生名额，每个名额可推荐3个人参加考试，择优录取1人。局里分配给我们公司推荐参与竞争的这个名额，定向是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另外两人分别是五金公司和人民食品厂的。公司宣布这个消息后，我便到政工科报名。印象中报名的人并不多，竞争不激烈。可能因为我是报名人中唯一的66届高中生（有人戏称是“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领导很快便决定推荐我去参加考试。

决定下来没有几天，就通知我要考试了。时间太仓促，没有复习备考，也不知道要考些什么内容，更不知道具备初中文化程度就有资格参加考试，糊里糊涂拿了支钢笔就去了考场。

考了一天。上午一场，语文、政治；下午一场，数学、物理、化学。考试的大多数内容，记不清楚了，毕竟事隔40多年。只记得作文题目好像是《一件难忘的小事》，政治有一题是写出※※※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的具体内容（这是当时几乎人人都能随口道来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数学有一题是比较1/2与2/3的大小，物理有一题是用物理知识说明用拇指能轻易地将图钉揿入墙壁的道理。这后三道题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太简单、太容易了。轻轻松松地离开了考场，就等着发榜了。

后来得知，这次文化课考查是由各地自行命题，试题都比较简单，有的地方还可以开卷考试。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辽宁，就和我们安徽差不多，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数学有一题是“15公里的路程，要求2个小时走完，求平均时速至少为多少”，物理化学有一题是“举出你在工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分解反应和化合反应各一例”。

考后20来天，我们公司的消息灵通人士来告诉我他从局里得来的消息，我的竞争对手已经在局里活动了，暗示我也需要去找关系。我这才知道，决定取舍的不是学校，而是局党委。那时走后门已开始盛行了，但我怯于走后门，也无后门可走。再过几天，8月初了，又有消息传来，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的名额，已决定给五金公司的那个青年了。不过，考虑到我考的成绩在商业系统名列前茅，准备调换一个安徽大学的名额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满意，因为安大是以文科为主，对我更适合些。

但是，很快我即将走进高校的热切希望，被迎头一盆冷水浇灭，因为“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了。

1973年的高考是如何流产的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下放知青张铁生的信。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编者按。张铁生在这次高考中，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加化学只得6分（“白卷英雄”由此卷得名）。他自知录取无望，便在理化卷子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白自己“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痛诉“繁重的劳动和工作（他是生产队长），不允许我搞业务学习”，只能面对考卷“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恳求“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当时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棒，特别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社论、文章及编者按等，都被认为是代表中央指示的“革命大方向”。

《人民日报》发出革命号令，各地迅速响应。经过一番筹备，8月14日，省、市高校招生办公室联合召开座谈会，就张铁生的这封信进行讨论，实际上是表态。16日，《安徽日报》以《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座谈会纪要，“大家联系张铁生同志的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热情地歌颂※※※的教育路线和新的招生制度，愤怒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的高考制度”。其中与我有关的是市商业局招生工作人员的发言，抄录如下：

今年招生工作开始以后，我们商业系统的一些单位对要求报考大学的青年进行了考试，不少青年由于坚持岗位搞好服务，没有时间进行复习，结果考得不好。如果以分数高低决定取舍，就会使那些政治表现好又有实践经验但考分不高的青年落选。局党委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按照什么标准选拔学生，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按照※※※的“七·二一指示”，认真挑选政治表现好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青年上大学。人民食品厂、五金公司、物资回收公司各有一个青年报考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专业。文化考查后，到底推荐谁上大学？我们对三个青年进行认真比较，就文化考查来看，物资回收公司那个青年的成绩好些，其余两个青年的成绩稍差一些。但是，我们考虑到五金公司那个青年年纪轻，是共产党员，他在部队就是搞无线电的，复员到商业部门后仍然在搞无线电修理，在工作中，服务态度好，质量也较高，群众反映好。于是，我们确定了他为预选推荐对象。

我看到这篇报道，很不服气，觉得太不公平。比起五金公司青年被列举的几个优势条件，我自觉也不相上下：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他在部队是搞无线电的，我在部队广播站工作，也是搞无线电的；他在单位工作表现好，我是公司的先进工作者。至于年龄，我是高中生，他是初中生，自然要比我小一些，这能算优势吗？看来，商业局确实早就内定五金公司这个青年上合肥工大，当时考虑安排我上安徽大学，是不得已的一着。张铁生那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公布后，考出好成绩反倒可以成为落选借口，正好编出一个堂皇的理由，把我上安徽大学的资格也抹去了。说到底，我是倒霉在“白卷英雄”张铁生手里了，怨不得其他人。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铁生“答卷”事件－－这场荒唐闹剧的内幕才逐渐披露。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纠正极左错误殚精竭虑，其中对教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力图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畸形教育体制有所校正，使其尽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周恩来纠“左”批“左”的努力，引发了坚持极左路线的“四人帮”一伙的极端不满，他们在寻机反扑。

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决定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时，“四人帮”的亲信、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就扬言：“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得知张铁生的那答卷后，毛远新立即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发表，宣称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这块石头打人了”。接着，《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在头版头条转载这封信，大肆宣传。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春桥则直指要害，断言文化考查“这样搞是复辟”。一时风起云涌，大肆批判文化考查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以分数为录取入学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一种表现”，是要“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是“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他们由此为突破口，在全国教育系统掀起一股“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周恩来主持的挽救教育危机的努力遭受重挫，各地原已定下来的高校录取名单又根据新政策进行调整，以知识来选拔高校新生的公平原则再次被否定，1973年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高考就此“流产”。

从1974年开始，高校招生文化课考查被取消，恢复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制度再次走向歧途。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否定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的高校招生办法，坚定地主张“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教育部据此制订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招生办法，恢复了传统的高校招生制度，使青年学子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