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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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讲座纪要

蔡金安  整理

老田

2013年11月10日下午2点半，由独立学者老田（田力为）主讲的乌有之乡大讲堂——《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讲座在北京举行，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主持，来自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部分机关厂矿的离退休干部和热心网友等30余人参加了讲座，部分到场者与老田先生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讲座的主要内容。

一、怎样理解“大跃进”？

讲座开始，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说到：大跃进，提起这三个字，我们很普遍地会想到1958年开展的一场大跃进运动，想到极左、五风、穷过渡、瞎折腾、瞎指挥，这似乎是对大跃进形成了一个经典的概念，一个确定的联想。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种联想，是不是毛主席当年所讲的大跃进本来的真实含义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现在的工业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所留下来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作为一种工业化的道路和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认识大跃进，会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启发。

老田先生说，本来，毛主席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进程看，随后二十多年确实是以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目标来安排中国稀缺资源分配的，这一决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实现了大跃进目标。精英们却另外设计了“大跃进”的解释。他们首先把“大跃进”的时间断划定为1958-1961年，拒绝把大跃进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战略来看待；然后引导人们按照大跃进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义的联想――就是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样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政绩目的”虚报数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层官员“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激发出普遍的浮夸风，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这样就把“执行问题和执行责任”说成是“路线错误和决策责任”了，让毛主席一个人来为“浮夸风”负责，使大量官员得到解脱，至今保持着“一贯正确”的面目。

二、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老田先生说，我们按照毛主席当政时候的总结，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第一个是1952年提出来，1953年6月到8月的财经会议上确立的，叫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内容就是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一个总路线。

第二个总路线，叫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简称就是大跃进。

第三个总路线时间比较长、说法比较长：党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其内容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说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中间，它晚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也是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为条件的，而且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后，重新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面两个总路线的执行的效果的一种反思。　　

三、大跃进中的突出问题

老田说，一五计划期间，中央的决策是照抄苏联。一五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此外还有694个定额以上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当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包括设计，都是从苏联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官员对整个建设的技术方面都不懂，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照抄。……在超高的标准建设之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管经济的这一批领导人，上面是陈云、薄一波、李先念这些人，下面是部长，这些人对工业的设计，对工业标准，缺乏整体的反思能力。他们对从苏联抄袭过来的比较高的设计标准，没有能力进行修改。最后的结果是怕麻烦，拿来什么就实施什么，以致使投资大量被低效利用。

毛主席在1955年12月的一次讲话，反右倾反保守。它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三风四气。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四气就是暮气、官气、娇气、骄气。这些人自己不懂，还不允许批评，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这样低效会持续下去。整体上看，我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国家整个发展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就跟官员能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有很大关系。毛主席在反右倾反保守中就讲得很清楚，说官员要下去，老是坐在办公室里不行，在那奢谈是不行的，要下去寻找那种先进的经验，要找到那种平均的先进定额。毛非常清楚，要把官场上的懒惰、暮气、不看现实这种风气清扫一遍。

当时，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央。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委托陈云起草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工业体制改革的决定、商业体制改革的决定、财政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的内容、方向都一致，就是一五期间要把中央掌控的财政、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权部分下放给企业、地方。这三个决定是在1957年10月份三中全会通过，然后规定从1958年1月1日起施行。现在党史里提到这一点，说把大企业下放到地方，一下到底，而且中央有人打电话，督办，这人就是陈云。后来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放弃了国务院的平衡，各省的权力过大。陈云不想得罪省委书记。毛主席批评有人怕丢选票，说该履行的职责不履行。

1958年，毛主席总结了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特殊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很多中央领导怕得罪人不敢说，只有毛主席独自进行了纠偏。

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中间，再造城乡和工农关系，走出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

人民公社办工业、商业，加上各种服务业，成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关键载体。同时，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宗旨。涉及到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新的工业文明。

四、张冠李戴，造谣、歪曲党史

老田说，很不可原谅的是：毛主席在建国以后的重要讲话里面，1955年底讲反右倾反保守这篇重要讲话，是中央政治局通过，准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的这么一篇讲话，当然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在毛整个执政30年里面，起码有数一数二的重要性，他这篇文章竟被装作没有，不选在任何毛泽东文集、文稿或者选集里面去，好像历史上就没发生这件事一样。这就其心可诛了。与此相关，后来的党史一直说，五十年代就存在毛主席的个人专断的巨大发展跟集体领导的不一致，为了论证这个东西，《论十大关系》本来是毛主席的思想，而且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从党权上来讲，也是跟毛主席关系密切，跟刘少奇的关系不密切，但他们为了论证领导集体跟毛主席的不一致，竟然把按毛泽东思想起草的一个政治报告，收到刘少奇的选集里面去。这是不是其心可诛？这等于公然在文献上造假，就非常严重了。在毛时代最重要的决策中，我们的党史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呢？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特色派，都妖魔化和歪曲，就是从源头上从文献上进行歪曲。对这段历史，幸亏我们后来搞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毛有没有这篇讲话，我们今天是没有依据的。红卫兵看到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就收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里面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红卫兵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而且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人，让我们今天看到，原来毛主席还有这样一个讲话。

我们今天来讲历史的时候，就说，用小概率事件来讲整个时代的面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写党史的人歪曲党史：第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概有50%谎言；到第二个总路线，大跃进的时候，就有80%的谎言；到文革的时候，基本上是100%的谎言。你看现在官方出版的文革史里面，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根本看不清楚。文革的基本情况，就是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都划分为两派，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造反的，但是你搞不清谁是哪一派。一些人写的历史，不是为了让你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把你搞糊涂，搞糊涂的结果就是现在可以任意造谣。像现在的陈小鲁道歉，如果没有那谎言，道歉就不成立了。

毛时代三个最主要的决策都被妖魔化。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跟他们利益冲突不严重，造谣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极少数太子党参与此事；大跃进里面，绝大多数高官，像省委书记、部长，都在里面手脚不干净，所以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造谣。

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毛时代那么多重要的决策，今天能否被正确反映出来，就看与当权派利益冲突的程度，冲突得越厉害，那么妖魔化就越厉害，而且这也反作用于写党史的那些常设机构。

五、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和文革

老田说，1958年的情况，我们今天来总结的话，实际上有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我们刚才提到的，按毛泽东说的，要改变官场的保守、右倾、三风四气这种不好的领导方法，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工业化事业，就是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大跃进，这种大跃进在1958年落实为一五的大洋全变成小土群、小洋群，然后从中央办企业到地方办企业，这么一个变化，这是有决策依据的。

第二个大跃进，就是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特殊风、强迫命令、瞎指挥这些东西，被共产党纠正过。是官场上一哄而起，这个东西是第二种大跃进的内涵。

还有一种大跃进的内涵，是指年度。按照共产党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是1958年和1960年，这是二五计划的头三年，到1961年以后，就是二五计划的执行，开始三年调整，按照官方的决策、执行和贯彻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1958到1960这三年，但是现在有些自由派研究大跃进的时候，对大跃进不是这么划的，要从1959年到1961年。为什么要划这三年呢？因为这三年，我国人口都有负增长，很多人饿死了，要用这个东西来划大跃进。

这三个不同的大跃进概念交替使用。毛主席划分的大跃进没有任何问题，快速工业化战略，向地方放权，从大洋全到小土群，这都跟毛主席有关系，而且通过国家的立法程序，党的会议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说第二个大跃进，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饿死了很多人，所以毛主席要为饿死人负责。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你必须讲清楚饿死了很多人主要是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这些政策，导致饿死人，这一政策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需重新论证，但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党史里大量使用这些偷换概念的东西。

不仅是大跃进，文革也是这样。文革实际上也是三个概念，首先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毫无疑问是毛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在文革中，他支持文革派。文革派在顶层，是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在基层，就是造反派，这是第二种；文革的政治利益，是第三种概念。文革是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害，但谁迫害他，却没说。然后又根据党史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而我在文革中受迫害，所以毛泽东对不起我。大量妖魔化党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玩了很小的招数，就是偷换概念。

非常诡异的是，我们共产党用财政供养的那批人，反共人士超多，党校的教授、社科院的专家，教师，这些人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但共产党为什么不管制这些反共言论？很多人就是官二代，像写党史的杨奎松，他的父亲是原国家计委的一个高级别的官员。

六、低成本的机构——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

老田说，我们再看看大跃进以后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刚才讲了工业的变化，再讲讲农业的。

1952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从互助组开始，到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人民公社，再到1961年的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制度，经过十年，大体上尘埃落定了。

共产党创造了这个新的机构后，有很大的特点：一个是低成本，整个干部消耗的财政资源、拨款都非常少。后来人民公社60条里面有单独一条规定，就是大队和小队两级干部，发务工补贴；公社干部，到70年代，大概只有一小半是拿国家工资的，一多半是以农代干。成本非常低，但功能非常大。

在农村基层，要建立一个有执行力的政权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低成本。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就刚好达到这个低成本。低成本的运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干部要群众化。

改革后，人民公社承担了一些经济职能，像水利、育种、植保这些，慢慢就变成了一些机构：水利变成水利站，植保变成农药站或者植保站，种子变成种子站。这样的人十倍地扩张，这些机构跟一家一户的农民也没法交易，最后以这些机构的生存为唯一目的，不管买不买，都摊派下去，造成农村干群关系很紧张。到2002年以后，全国各个省区分三五年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了。农民又回到传统的时候，完全靠一家一户的奋斗。当然，现在跟以前不同的，是农民可以出来打工。

七、普及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

　　老田说，按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在文革时，两个比较大的成就：一个是普及了小学教育，再一个是对农民普及了合作医疗。

　　文革晚期，1968年以后，每个大队办一个小学，办学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文革前，小学都是公办的，靠财政拨款，老师是吃商品粮的，学生要穿越几个大队去上学，这就非常难以普及。到文革后，各地建立了新的革委会，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个教师的来信，一个姓侯，一个姓王，这封来信后来被称为“侯王建议”。它的两个最主要的主张是：国家不要再投资办小学，小学要下放到农村的大队里去办;老师就在大队记工分，不再拿工资。这样的话，就可迅速地普及。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普及了，大多数人就能识字了。

　 　同样也是在1968年，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贫下中农非常欢迎的好制度，就是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覃祥官的事迹。他跟老师的建议是一样的。他是在公社卫生院拿 工资的医生，由于感到公社卫生院没有办法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他认真计算像他这样拿工资的医生每年在全公社里能治多少次病，平均摊下来，治一次病要多少 钱。他当时算了要一两块钱，但这一两块钱农民出不起，如果要让农民出得起，一些成本就得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医院不能正规化，不能办在公社，必须办到大队去;第二，医生不能拿工资。这样他自己就率先不拿工资回到乐园公社的大队里当了赤脚医生。……不久，合作医疗迅速在全国普及了。

　 　实际上赤脚医生这个东西在1955年前后办高级社时很多地方就有这种经验。由于农民有病没办法治，开始试办，高级社出来以后，有三四百户头，抽一个人出 来当学徒工来学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承担得起，但是这些东西在1961年刘少奇、陈云他们主持调整搞退购的时候，全部被砍掉了。1961到1965年这段时间，农民又回到用市场化的价格来购买医疗的老路。这是很大一个障碍。文革期间，整个教育部、卫生部的机构乱了以后，新掌权的是军队干部。也不能说军队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比教育部、卫生部更强，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职业利益。当时没有中央政策。“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上讨论了半个月，然后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合作医疗也是，到1968年以后，整个卫生部管理机构全部垮了，他们不管事的时候，各地风起云涌地响应。

　　当时，在文革期间，对宣传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普及提得非常高，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革命、教育革命。最后否定的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和最大化。

　　八、“特别是”实际上就是让干部利益最大化

　 　老田说，八十年代，我国盛世修志，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修志，卫生部、教育部都出了一本书：教育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卫生部出的是《当代中国 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两部书，对合作医疗使这么多人受惠，对普及小学教育使整个国家扫盲成效这么大，却都是全盘反对，而且提到普及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 都只有几百字。

　　老田说，这些机构的官员为什么会反对这些东西呢?非常奇怪。后来我看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的时候，我想起来，只要这些机构的人掌权，他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提高本部门本单位的平均服务价格，就是说同样一个服务，农民有可能出三毛钱，但他一定要提高到三块钱才满意，这样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就没办法看病。教育也是，把平均价格提上去以后，本部门就业的那些人的利益就会提高，那些人自然就很满意。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本来我们建立一个部门，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主要的目的面是为了方便积累经验，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但是叠加了这些东西以后，官员会长期要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把平均的服务价格提高到绝大多数人承担不了的地步，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障碍。

　　我们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向各个部门的官僚群体放权。放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涨价。我们现在看得很典型的，一个是医药，一个是建筑。

　 　整个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从教育部反对普及小学教育、卫生部反对普及合作医疗开始的，可以看到最本质的内容。他们就是要搞预算最大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建设部和卫生部这样可以自己制定价格标准，很多部门没有这个，像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管理机构，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三乱，叫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环保局等部门也是。

　　整个改革开始，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单位价格的上升，和整体的膨胀。后来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不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是从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以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人民公社垮了以后，像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就没办法弄了。

　　有 个出国后在美国波士顿当教授的先生讲到：我们改革，放权和让利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放错了对象，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就错了。这就很腐朽很堕落。我们 整个共产党的整个政府的形象很糟糕，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放权放给他们了，没有放给群众，没有放给底层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

　　我们再回头看人民公社的实践过程，它确实体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跟原来很不一样，而且还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一部分只有在文革中才能实现，原因就是官僚的管制去掉了以后，不需要人设计，很多东西自然能够发挥出来，像合作医疗和教育是比较典型的。后来反过来看，这些东西被否定以后，干部权力的扩张，利益的扩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解读我们的党史，再来总结党史为什么会被妖魔化，其实就非常简单。对干部的利益，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扩张还是收缩，大体上能够看到我们后来这段历史是怎么总结的。大跃进当然在这中间对干部的利益有很大的冲击，要求原来当官做老爷的方式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总结先进经验，并推广先进经验，这确实触及到许多人的当官模式。总体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 觉得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不是新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是自古要治吏，要告诉他什么是许可的，什么东西是不许可的，如果在官场里面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把群众 组织起来开始全面的自下而上地揭露你的阴暗面，让你难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前后承接，内部有逻辑关系的。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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