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读余秋雨“文革力作”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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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读余秋雨“文革力作”两篇

——关于《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评点

朱健国


1、
一位留心余秋雨的读者问我，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一书中对包括袁庚在内的许多改革先锋都进行了“北风刺骨”地攻击影射，为何独独对文革“三种人” 胡锡涛、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多次给予“春天般地温暖”？——称赞胡锡涛“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善良的君子”——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借我一生》168页） “ 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同上169页）说朱永嘉、王知常是“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同上254页）
我想，余秋雨如此“厚此薄彼”，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要“亡羊补牢”建立“统一战线”，余秋雨现在开始意识到要紧密团结当年的造反战友（“三种人”），避免他们像孙光萱、徐缉熙等人那样无情无义地站起来揭其老底；二是胡锡涛、朱永嘉、王知常这些文革老友今天又帮了余秋雨不少忙，余秋雨明白，由于历史不可改变，他们永远是“一根藤上的瓜”，在文革问题上永远是“一损俱损”，“唇齿相依”，必须互相“抬举”，相得益彰；三是他们确是余秋雨的老恩人，余秋雨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胡锡涛不仅是在1968年“批判斯坦尼 ，发现余秋雨”的“启蒙恩师”，而且让余秋雨由“写作组”外围“石一歌”进入核心“任犊”；而朱永嘉不仅仅“从善如流”接受了胡锡涛的推荐，对余秋雨有“知遇之恩”，而且还在1975年春天把余秋雨引荐给张春桥、姚文元，受到终生难忘的“亲切接见，巨大鼓舞” ，成为“第一号种子选手”。正是在如此“深受青睐”的激动之下，余秋雨接连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战斗檄文”《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风格正是在他勇于走出“彼得堡”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中萌芽的。改革时代的“文化大散文大师” 余秋雨，乃文革时代上海”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任犊”“变脸”，就像江青的样板戏在改革年代又红火大江南北一样，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事件。
不能学某些人“空口说白话”。这当然要举证。
胡锡涛因是“三种人”，粉碎“四人帮”后即被审查关押多年，一直不能也不敢写关于文革的文章。但2000年第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却忽然发表了他的一篇为余秋雨
说好话的长文——《余秋雨要不要 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称赞余秋雨“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1976年10月后，“他（余秋雨）顺着大好形势，立即与‘四人帮’及朱永嘉等人划清了界限。”不过，胡锡涛却在文章中证实了一个余秋雨至今不敢承认的事实——1975年轰动全中国的“大批判”经典文章《走出“彼得堡”》，虽然署“写作组”集体笔名“任犊”，其实却为余秋雨一人所写。余秋雨是“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令人信服地回忆了他探明“任犊”就是“余秋雨”的经过——
“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 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当时，我已在《红旗》当编辑，主管文艺稿件，也兼管上海寄来的稿件。我接到这篇文章，从笔名‘任犊’无法判断执笔人是谁。浏览一遍，感觉良好。然而，转送给姚文元之后，没有采用。王知常打电话来催问：‘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用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几年后，余秋雨曾这样评价胡锡涛为他说话的文章：“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借我一生》170页）而关于“《走出‘彼得堡’》的“任犊”就是余秋雨”的史料，正是胡锡涛“亲身经历的部分”，可见即使以余秋雨的逻辑而论，《走出“彼得堡”》是余秋雨所写也是毫无疑义的。

2、
现在我们再看看，余秋雨所写的《走出“彼得堡”》当年为何那样轰动一时。
《走出“彼得堡”》原载《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三月号），转载于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
《朝霞》是文革时代上海”写作组”唯一的一份重要文艺月刊，每月上旬出版。《走出“彼得堡”》能在《朝霞》作为重头文章发表，已经了不得了；《人民日报》又在二十天内迅速转载，更是非同寻常，该文到底妙在何处呢？
时隔近30年，胡锡涛依然这样评价它——“《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
如何“俏皮”呢？
胡锡涛说：“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刻，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当时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胡锡涛这样评价《走出‘彼得堡’》大体是实在的。《走出‘彼得堡’》的“俏皮”从开头就显出了——“最近，读到一个工人出身的作者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尔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编造“一个工人出身的作者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来引出题旨，不能说不“俏皮”。
接下来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与文革相联系，就更是“俏皮”之中的“俏皮”——
“列宁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这是他在分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高尔基身上的反映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很奇怪，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浴血奋战，而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列宁发觉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因此，列宁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彼得堡’，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读。走出‘彼得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这个问题提出于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如此，在解放后的我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协会’，也就是这样的‘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列宁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对六十年代中国的‘彼得堡’的批判，时隔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类似的情景，反映了这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展开的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余秋雨在如此“起承转”之后，最后又再一次高屋建瓴地“合”道——
“回顾从一九一九年到今天这场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进、出‘彼得堡’的斗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又满腔热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农兵作者。他们从不会写作到学会写作，现在正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积极地以笔为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新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上都有不少超过以前的工农兵作者的地方，证明着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也象其他领域一样，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的。但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学会写作并不太难，要永远不背离自己的阶级，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永远以笔来宣传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协会作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产物已被广大革命人民唾弃了，但‘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正由于如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的包围圈还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不叫作家协会的‘彼得堡’还会产生。而它们的主要手法之一仍然如列宁所说，‘有意要分化工人’，使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很值得广大工农兵新作者警惕。永远不要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永远不要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永远不要放松自身思想改造，永远不要迷恋于在文艺领域里曾猖獗一时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不要把文学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永远不要让资产阶级把我们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分化出去！ 让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教导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一版，P9）

虽然胡锡涛说“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从该文写于余秋雨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切接见，巨大鼓舞”之后，我们可推测两点：即便文章不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授意，是余秋雨主动地、创造性地发挥，也绝不能排除“亲切接见，巨大鼓舞”之后的精神激励作用，说《走出“彼得堡”》是余秋雨对张春桥、姚文元“亲切接见”之后的“奋发革命”，大约在情理之内。也许正是因此隐讳，余秋雨才死活不肯承认《走出“彼得堡”》是自己所写，哪怕铁案如山。
其实，纵然《走出“彼得堡”》当年极大地伤害了许多正直的文艺工作者，只要余秋雨接受胡锡涛劝告，“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稍作忏悔，没有谁不会原谅他的“创造性地发挥”。一个才子一时对权贵的“知遇”感激涕零有所卑躬屈滕，“士为知己者而死”，可以理解，可以体谅，但前提是绝不能患“恶行失忆症”，死不认账，绝不允许做了奴才还充英雄，说自己一直“十年拒绝造反”，将抵赖美誉为“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逊”。

3、
如果说《走出“彼得堡”》是一篇一望而知的“帮派体系”极浓的“大批判”文章，那么《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则是一篇打着“鲁迅研究”外衣的欺骗性更大的“大批判”——它让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赞同文革的，要用鲁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的“永远进击”精神“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邓小平的“整顿”。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八期（后收入《走出“彼得堡”》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一版）。《学习与批判》是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组”唯一的一份重要文艺理论月刊，每月中旬出版，与《朝霞》一样，在全国发行量极大，影响极大。
1975年8月，正是四人帮大搞“评水浒，反投降”，通过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后台周恩来，打击对文革的倒行逆施进行大张旗鼓地整顿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自1973年3月复出后，不仅对国民经济秩序进行了全面整顿，而且在1975年对文艺战线也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整顿，特别是1975年6月借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使江青、王洪文等人受挫后，四人帮更是深感“晁盖被宋江架空”，研究“如何保持革命精神”极为迫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余秋雨及时写出《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这实在是一篇“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及时雨”——将邓小平自1973年3月复出以来深得全党、全国人民支持的“整顿”，特别是1975年开展的直攻江青大本营的“文艺调整”，余秋雨却称之为“胜利果实得而复失”，“反动势力猛扑过来”，提醒当时深感压抑的主子四人帮在文革倒行逆施受到全面清算之时，不要灰心，不要掉以轻心，要像鲁迅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说，“永远进击”——永远坚持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倒行逆施。余秋雨借《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暗示对文革的文艺政策进行大张旗鼓地“调整”的邓小平就像1927年的蒋介石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就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中国革命就要进入紧急关头。”“革命，正处于胜利的高潮、失败的前夕。” 余秋雨由此一再对主子献计献策：“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一连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远进击！——这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反动势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呼声！这是一个不止一次目睹了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多么热切的嘱咐！”
余秋雨最后又创造性地发挥他的进谏，借鲁迅之口来反对“大度和宽容”（这与他后来自诩“一向宽容”，“从未伤害人”真是货不对板）——
“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 （鲁迅语）“ 这真是一段革命专政必要性的极好论述。对于专政这个概念的反面——“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云云，“名实并用”，就是放弃专政，在这里，鲁迅已不无悲痛地预感到当时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容”、“慈悲”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认敌为友、为虎作伥，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险的境地了吗？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非在胜利业经失去，而恰恰在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说这些话的。这无异是给了当时头脑热烘烘的人们一帖清凉剂。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四人帮是否具体采纳了余秋雨“永远进击”的进谏，但是，就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在《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八期（1975年8月中旬）发表后，四人帮马上发动了一系列反击——1975年9月开始“评水浒，反投降”，10月升级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反击邓小平的“整顿”，1976年4月对“天安门四五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据此，可以说，在不要对反文革者宽容，要永远对思想者进击——压制、专制这一点上，余秋雨的几篇文革力作至少可称为与四人帮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是“先知先觉”。
1973年3月至1975年12月，是邓小平复出主持“全面整顿”的960天。但就是在这邓小平与四人帮激烈“全面整顿”的960天里，余秋雨先后代表四人帮利益向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射出了一系列毒箭，其“代表作”有：《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1973年11月第三期《学习与批判》，署名秋雨）；《胡适传（五四前后）》（1974年1月第一期《学习与批判》，署名余秋雨）；《读朝霞一年》（1975年1月第一期《学习与批判》，署名任犊）《走出‘彼得堡’》（1975年3月第三期《朝霞》发表，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署名任犊）《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1975年8月第八期《学习与批判》，署名余秋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1975年10月第十期《学习与批判》，署名余秋雨）。

4、
余秋雨曾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他从没有“批邓”，“十年拒绝造反”，证据是他在1975年12月因病住院，余秋雨造反战友胡锡涛也说余秋雨“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
余秋雨、胡锡涛这样说的逻辑依据有两点：一，余秋雨从未在文革“大批判”文章中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二，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在十月以后才正式拉开，而这以后，余秋雨就没写过一篇文章。
对于这种逻辑的第一点，“未在文章中公开点邓小平名”的“大批判”文章，就不算“批邓”，不值一驳。而“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在十月以后才正式拉开”，则是在混淆一个大是非——“上海”写作组“1975年以前写的“大批判”文章，皆对邓小平的复出整顿不产生伤害？实际上，从邓小平1973年3月复出开始，四人帮就开始紧紧地咬住邓小平不放，这期间所有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对着邓小平而来的，其区别不过是，有的“大批判”文章是“去皮见骨”，通过批“周公”（周恩来）而削邓；有的“大批判”是直指邓小平。
为了证明余秋雨在1973年至1975年8月所发表的“大批判”文章就是在跟随四人帮造反，对邓小平进行“大批判”，这里的有必要让不知文革或遗忘了文革的人，重温一下邓小平文革复出整顿大事记（1973-1975年）——
据《邓小平在1975年》（程中原、夏杏珍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纪事，邓小平是这样开始复出和整顿的——
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八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说，他的“整顿”并不只限于1975年，而是从他复出之日就开始了，因而四人帮的“反整顿”也不可能像余秋雨所说的，只是在“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在十月以后才正式拉开”。
事实上，“四人帮”是随着江青一伙的政治地位上升，在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以后形成的，形成之后便开始了“批邓”。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一个小集团——“四人帮”。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声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时间，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总之，“批林批孔”运动引起再度动乱，使得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这时，历经波折、年老体衰的毛泽东已经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放手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了。他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多次给予严肃批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想方设法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规模、范围、力度有所约束，有所限制，即便如此，也终难遏制“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面对社会动乱不止和国民经济下降的局面，毛泽东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后做出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与此同时，对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也及时做出了决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重要职务。让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掌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立即对军队整顿作了部署，同时开始重点抓铁路整顿，很快就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顿收到了令人惊叹的实效。整个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1975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活跃文艺。他接连对“周扬一案”和电影《创业》做出批示。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邓小平的提议，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成为协助他领导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7月起，军队的整顿，文艺的调整，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先后展开。邓小平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十年做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十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一步开展“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等九个方面。为“全面整顿”做准备，邓小平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也已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全面整顿”准备进行而尚未展开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全面整顿”夭折。
若知详情，请看笔者整理的“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大事纪”——
1、 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由此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2、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批林彪的来信上做出批示，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3、 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4、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谐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5、 1973年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6、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7、 1973年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
8、 1973年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9、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0、 1973年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1、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四人帮的反扑开始了——1974年 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2、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的“批林批孔”运动。
13、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抚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
14、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974年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15、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16、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既“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1974年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的作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17、 1974年3月，“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复职后的邓小平发难——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1974年3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这样，周恩来、邓小平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18、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19、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20、 1974年7月17日，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最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21、 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22、 1974年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聚。
23、 1974年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24、 1974年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25、 邓小平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文化大革命的旗手”——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26、 1974年10月18日，“四人帮”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王洪文即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27、 1974年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王洪文自长沙回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28、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29、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974年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30、 1974年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31、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32、 1975年1月1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举行。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发表讲话：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 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33、 1975年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
34、 1975年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35、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 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
36、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37、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38、 1975年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9、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
40、 1975年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
41、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
42、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43、 1975年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三O五医院赶到会场。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44、 1975年5月4日，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45、 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作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46、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47、 1975年5、6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对“四人帮”搞所谓反经验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6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洪文离开北京赴浙江、上海工作。姚文元也如他自己所说，到上海“挤公共汽车”去了。从7月2日起，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就在这时，毛泽东提出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就为1975年的整顿从经济领域进入文艺领域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 当时“文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四人帮”的手里。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是受“四人帮”控制和操纵的。“四人帮”在京沪两地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如梁效、初澜、罗思鼎、唐晓文等，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进入1975年后，江青又在文化系统策动所谓“反行帮”，继续排斥异己，打击文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巩固他们的领地。
48、 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后，于5月底、6月初连续主持批评江青等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方针，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说明此时毛泽东对“四人帮”采取的还是“一批二保”的方针。 1975年春、夏党内斗争的态势，既为把整顿引人“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也使得文艺调整(其实质是同“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决定了1975年的文艺调整只能是就一部一部具体的作品、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家来展开。如同巷战肉搏，要一所一所房屋、一个一个街垒进行争夺。
49、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刚刚正式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谈到文艺工作，毛泽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50、 1975年6月17日，周扬一案中的重要人物、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从江西丰城写信给毛主席，热切地希望“留在党内”，表示：“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这时毛泽东双目几近失明。7月2日，他听机要秘书读罢此信，默然良久，拿起铅笔，亲笔给党中央写了以下一段话：“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毛泽东7月初的一次谈话和一件批语，包含了调整文艺政策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内容： 其一，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重申文艺工作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这主要是从创作方面说的。 其二，对“周扬一案”要从宽处理，批评“久关不是办法”。这是从队伍、干部方面来说的。 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示，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周扬和“周扬一案”的看法，明确提出应该“从宽处理”，并对处理办法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 第一，释放周扬。“久关不是办法”这句话，显然是对继续关押的周扬、夏衍、阳翰笙说的。因为4月发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文件后，“周扬一案”和文艺界受审查的大多数人在5、6月份都已获得释放或解除监护，恢复了自由。据访问查询，其中有肖望东、徐平羽、林默涵、石西民、钱俊瑞、张致祥、于伶、金山、郁风、穆欣、黄稻、谢和赓、沙汀、张庚、吕骥、赵寻、华君武、张光年、周巍峙、马彦祥、任桂林、石羽、唐瑜、吴祖光、新凤霞、凤子、苏灵扬、戴爱莲、丁玲、艾青、金紫光、司徒慧敏、周而复、叶浅予、程季华、周立波、阿英、陈白尘、孟超、黄苗子、袁文殊、舒强、阿甲、陈企霞、徐懋庸、葛琴等人。 第二，分配工作。这是对林默涵信的答复，适用于“周扬一案”中的大部分人。可见，毛泽东要使用这一批文艺界的老同志，来改·变“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状况。 第三，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界老同志的关心、爱护。
51、 十多天后，1975年7月14日傍晚，毛泽东又同江青谈文艺调整问题。这次谈话的主题是7月初谈话和批语的继续。但更为广泛、深入、具体。“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直以革命的“旗手”自居，文艺工作仿佛成了江青的“专利”。毛泽东深知江青脾性，一定会对文艺调整设置障碍，抵制破坏。所以，他在同邓小平谈话、对林默涵信批示之后，又亲自同江青面谈，批评教育，明确指示。这次谈话有一个多小时。谈话要点江青作了记录并进行了整理。秘书张玉凤也作了记录。当年11月15日，毛泽东对记录稿作了四五处改动，并写了批语。这篇谈话因而又被称为“书面谈话”。
52、 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根据毛泽东11月15日的修改件，刊印了这篇谈话和当天所作的批语。谈话全文如下：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 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 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了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 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 改好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解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毛泽东改完这篇谈话之后，又写了以下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此后，文艺调整在邓小平直接组织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重大举措，每一个具体步骤，都遇到江青一伙的抵制和对抗，但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文艺调整，亲自做出批示、指示，使文艺调整不断取得进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53、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会上，他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求政研室作些调查研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因为中央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邓小平在7月9日传达毛的指示后还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跃、更繁荣。
54、 邓小平传达后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就在中南海西四院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讨论怎样贯彻落实。议论了调查研究、收集材料的题目、分工和工作方式。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执行。胡乔木抓总，别的同志当然也要兼顾。
55、 7月11日，于光远、邓力群就召集理论组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指示精神和邓小平关于进行有关“双百”方针执行情况调研的意见，布置调研任务。会议在武成殿举行。邓力群提出，先搞关于“三突出”的问题。作为文艺创作的所谓“三突出”原则，最初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于会泳按江青的意思在1968年5月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他写道：“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1969年11月，由姚文元改定、江青批准了这个正式提法。此后，“四人帮”把它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不但戏剧、电影、小说，就连那些不一定写人物的诗歌、山水画等也统统都要尊奉。邓力群说，现在的文艺评论文章，都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势必阻碍“百花齐放”。我们的调查研究从这个题目开始。他要王子野他们翻阅报纸、刊物，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一个材料。
56、 就在翻阅报刊整理这份材料的同时，王子野、郑惠有了意外的发现。当时报刊上引用毛泽东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印，十分醒目。他们一天一天、一张一张地翻阅过去，翻着翻着，突然，他们发觉，报刊上许多引用毛泽东文艺方针的话，不见了“百花齐放”四个字。前前后后细细查看，篇篇如此，无一例外。 众所周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所作的亲笔题词。谁都不会想到，“四人帮”竟敢从指导方针上把“百花齐放”砍掉。毛泽东7月初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指的是文艺创作。而这些文章说明，江青一伙在指导方针上也把“百花齐放”砍掉了。这就正好从指导方针和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说明“四人帮”是怎样胆大妄为，有意阉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 王子野他们抓住了江青一伙的重要罪证。指斥别人篡改、阉割毛泽东指示，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杀手锏。现在，他们肆无忌惮地砍掉毛泽东规定的文艺方针的事实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在当时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这无疑是向他们开火的一发重型炮弹。怎样简洁明快地将这一条罪证揭露出来呢?王子野他们下了功夫。考虑到材料如果过于庞杂，不利于击中要害。决定把例证集中在以“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初澜”和样板戏演出单位名义发表的文章上。时间跨度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绵延六年，可以看出错误严重而并非偶然。只花了一个多星期，《关于报刊中宣传“双百”方针情况的材料》和《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就整理完毕，交到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的手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王子野松了一口气，要郑惠、苏沛、滕文生立即赶到石家庄，把他们的行李、书籍取回来，正式回北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57、 胡乔木、邓力群看了王子野、郑惠等整理的两份材料，感到很重要、很有力。胡乔木决定，立即把这两份材料送给邓小平。为引起注意，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着重讲“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说整理出这个材料很费了工夫，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对“双百”方针的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主席说的关于文艺工作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可看看。这封信同两份材料立即送给了邓小平，时间是1975年7月23日。离开邓小平布置调研任务仅仅两个星期。 8月21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同志在三座门军委阅读、讨论毛泽东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文稿时，胡乔木把姚文元的这一劣迹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接到胡乔木的信并王子野他们整理的材料，很重视。见到胡乔木时说，这个材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胡乔木查出砍掉“百花齐放”的始作俑者就是姚文元，这个材料在斗争中的分量就更重了。
58、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运用这个材料，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邓小平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59、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批评尚有狡辩，毛泽东讲《创业》“此片无大错”，他们就说还有“中错和小错”啊，可是对砍掉“百花齐放”这一条，他们无法抵赖。 由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等批评意见，邓小平又提出他们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就迫使“四人帮”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于会泳在文化部一些会议上只能假惺惺地说，“过去对贯彻‘二百’方针不够自觉”，“我们要进一步贯彻‘二百’方针”。暗中布置亲信，把过去剧组文章中删掉“百花齐放”的地方再版时“要加上去”。在张春桥授意下，1975年12月12日以文化部创作办公室的名义，发出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的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六九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未提‘百花齐放’。根据目前情况，应加上‘百花齐放’，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为什么“百花齐放”的口号“六九年以来”必须一刀砍掉，而“目前情况”下又应加上?“四人帮”无法自圆其说，当然也不敢把不能不供认他们罪证的这个“方案”公诸于世。
60、 1975年2月春节，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故事片《创业》公开放映，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可是只放了一两天，就被禁止了。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罗列了十条罪名。毛泽东做出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邓小平布置了调研任务以后，胡乔木首先想到的是，关于《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应该向上反映。他想到了诗人李季。胡乔木就请熊复、王子野去联系，希望李季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此事。不想李季患病住院，即由王子野根据李季口述整理。胡乔木看了不满意，只得作罢(此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说成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就在胡乔木最初的计划眼看要落空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一份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材料。送材料的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是胡乔木家的常客，她的独生女儿有时还寄居胡家。贺捷生对“四人帮”早就恨之入骨，听说毛主席7月初同邓小平同志谈话，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得知小平同志等正要了解情况，很愿意为此出力。胡乔木即委托她收集材料。贺捷生遂约了当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范曾，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武汉部队作家白桦，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作家张锲和外文局《中国》杂志社的记者、诗人韩瀚等一起商量，怎样向上级反映文艺界的情况。他们先写了近三万字的全面揭发材料，通篇直呼江青其名，尖锐、辛辣地揭批了江青。胡乔木看后指出，要抓住《创业》和(海霞)两个问题集中写，并转告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的文艺工作”，“文艺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材料要注意写事实，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不要急着点那个人的名。那个人的情况，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后来便由张锲写了((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等专项材料(另外还有三个材料：关于(海霞)、关于“陶钝事件”、关于“黑画展”，由别人执笔)。胡乔木读后，认为贺捷生送的材料反映的情况很充分，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给毛泽东。胡乔木对贺捷生说，最好由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自己向中央上书。他希望贺捷生同张天民联系。说来正巧，这时正好张天民从东北来京。 胡乔木在委托贺捷生同张天民联系的同时，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管得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认为胡乔木讲得很有道理。贺捷生不便直接去找张天民，便托白桦同张天民联系，请张天民到她母亲蹇先任家里一起商量。张天民的信稿写出以后，贺捷生请胡乔木过目，并立即向张天民转达了修改意见。大致是：信的笔调不要太冷，一点就透的地方不宜说得过满；要冷静，客观，字字有据，不让人感到偏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建议让影片重新公演。为了增加送信的成功率，贺捷生还建议可写两封信，一封给毛主席，另一封给邓副总理。
61、 1975年7月18日，张天民对信稿又作了一番修改，用普通稿纸抄清，装进带红框的两个牛皮纸大信封里，分别送呈毛主席和邓副总理。信封上只写上收信人的称谓，没有落款。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由他的妻子赵亮到天安门广场革命博物馆门口，送给了贺捷生。张天民的信一开头就把故事影片《创业》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
62、 毛泽东读到张天民这封信的时候，左眼刚刚动过手术。 7月25日，张天民的信到达毛泽东案前，正是他老人家眼睛复明、心情愉快的时候。送到毛泽东那里的，是写给邓小平的那一封。毛泽东静静地听身边工作人员读了张天民的信和所附江青等人的十条批评意见，即亲笔写下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 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63、 毛泽东做出对电影《创业》批示的第二天，7月26日，批示就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其时，邓小平正在三座门军委同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同志开会。他看过以后，当场就宣读了一遍。邓小平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会上，胡乔木向大家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邓力群介绍了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实际上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加之毛泽东在批示上注明要将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四人帮”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64、 毛泽东的《创业》批示和张天民的信迅速传播开去，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创业》批示的影响远远超出文艺界的范围，在全国上下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战线的干部和职工。《创业》遭禁，石油部受压。上至领导，下至大庆工人，都憋了一口闷气。毛主席的批示使他们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余秋里得知《创业》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二十部拷贝。兴高采烈，由此可见。如果说毛泽东7月上旬关于文艺调整的谈话、批示主要在高层领导中传达，由高层领导贯彻，外界虽有传闻，但知者寥寥，那么，由张天民上书引出的《创业》批示，就把毛泽东要整顿文艺的决策一下子传遍了文艺界。
65、 7月28日，文化部向部属文艺团体和在京文化单位传达毛泽东“七二五批示”。可以坐2500多人的北京展览馆大演出厅里座无虚席，全场响起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从《创业》批示中获得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有所不满，提出了批评。江青一伙不能一手遮天，独霸文坛；一是毛主席要求调整文艺政策，改变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现状，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
66、 1975年春节期间，周恩来观看了新摄制完成的影片《海霞》。当时他已病重住院，看了两三次才看完。他认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也相继看了《海霞》，认为很好。邓大姐把这部片子推荐给中联部部长耿飚，建议他用这部片子招待在京的各国使节和友人。由于总理、朱老总、叶帅、李副总理以及总参都调看了《海霞》，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一时间，在中南海内形成了一股《海霞》热。可是，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头头却大不以为然，给《海霞》提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意见，并认为影片违反了“三突出”、“三陪衬”的创作原则，还扣上一顶政治帽子，说影片有严重的路线问题，令摄制组检查创作思想。谢铁骊同文化部头头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不难看出，文化部的头头旨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围剿”，把《海霞》打人冷宫，入库报废。
67、 1975年5月初，谢铁骊连气带急，青光眼疾发作，住进北京同仁医院。 谢铁骊、钱江听说了审查结果，实在忍无可忍。谢铁骊气愤地说：“耗子给踩了还吱啦一声，我不能眼看着《海霞》就这样让他们给扼杀了不说话!”他决定给江青写信申诉。
68、 7月25日晚上，谢铁骊、惠宏安、王好为、李晨声四人再次到位于朝阳门内一条小胡同深处的邓力群家，这次同去的还有钱江(他是烈士钱壮飞的儿子)。他们把写好的信交给邓力群。信没有封口。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托人带信是不应封口的，何况转送如此重要的给毛主席的信件。 邓力群接过信，也没有再看。第二天早上上班，正好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胡乔木、邓力群等七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途送来了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小平同志即向大家宣读一遍。与会者都很振奋。关于《海霞》的情况，胡乔木已听邓力群和贺捷生谈过，传达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为解决《海霞》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胡乔木即要力群当场向小平同志汇报。力群向小平扼要地介绍了有关影片《海霞》受到围攻、创作人员受到压制打击的情况，并认为现在有了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实际当然并不那么简单。谈后胡乔木、邓力群还是把谢铁骊、钱江的信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后立即送呈毛泽东。
69、 1975年7月29日，毛泽东对谢铁骊、钱江的信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0、 1975年7月30日晚，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修改后的片子。谢铁骊、钱江参加。江青称病没有到场。 当晚，政治局讨论做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这是紧接着电影《创业》重新上映之后，对“四人帮”一伙在文艺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次打击。
71、 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传达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讨论中联系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化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 在1975年8月2日和4日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主席《创业》批示的会上，先后三次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于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大胆泼辣地揭发批判“文化部头头”们的种种悖理行为，其矛头所指，就是江青。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抄，“四人帮”及其党羽则竭力封锁。 邓力群的侄儿邓启元在中央音乐学院看到了这张大字报，立即到他叔父那里谈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邓力群认为，这是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便请这位晚辈去设法抄来。这时，受“四人帮”党羽的指使，贴大字报的那堵墙已经堆上了煤，大字报半截子被遮起来看不全了。他便从作者那儿要到底稿，抄了一份送给邓力群。邓力群看后，感到虽然有些用语过分尖刻，有的提法不免欠妥，但总的说来，大字报揭露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批评是深刻、有力的，应该向上面反映。立即写了二三百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开会时在政研室负责同志中传阅。大家都说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把材料带走，即给邓小平送去。邓小平读了一遍，很重视，很快就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谓“此件有用，暂存你处”，将大字报抄件退给了邓小平。
72、 此后，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对来信或材料做出批示，成为解决具体问题，推动文艺调整以及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的主要方式。8、9、10这三个月中，举其要者有：
73、 1975年8月20日，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写信给邓小平，揭发上诲报刊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八路军的“样子”》，攻击军委扩大会议。
74、 1975年9月3日中华书局业务干部周妙中给邓小平写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圈阅。
75、 1975年9月6日，《化石》杂志①编辑张锋获悉，因毛泽东阅览之需中央指示印该刊大字本，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化石》这个科普刊物自1972年试刊以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9月16日批示：“小平、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并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
76、 1975年9月27日，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给毛主席信，要求举办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77、 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白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毛泽东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白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78、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给毛主席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
79、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0、 1975年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1、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82、 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作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83、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84、 1975年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85、 从197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86、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87、 1975年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88、 1975年10月下旬，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就在这一年初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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