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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反封建斗争”为了“先发制敌”
“大抓捕”共计55天
“肃反审干”是“大抓捕”的直接导火索
神秘的“五人小组”
“组长”高超的编造艺术
无用的“甄别”与有高效的“严惩”
根子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2005 年3月23日，《新世纪》网首发了我的6万字长篇访谈：《每一个“舅舅”都该对“外甥”忏悔！——铁穆尔谈《1958年笔记》尧熬尔（裕固族）惨绝人寰的“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背景》，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一些读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我询问有关“背景中的背景”。因为铁穆尔的“文献文学”《1958年笔记》⑴，只纪录了“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运动中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悲惨见闻，对于官方到底是如何动作的秘密，揭示不多，以致人们不明白——“1953年7月24日，在中国甘肃省张掖地区肃南一带（东西海子沙滩一带）生存的尧熬尔（亦称撒里畏吾尔）民族，突然被政府（汉族为主的执政者）在一个会议上宣布：尧熬尔民族自即日起，改名汉语‘裕固族’，以寓意‘富裕巩固’；5年后，1958年10月，‘裕固族’全体人员（约4000人），被分别以村（生产队）为单位集中开会，在汉人为主的‘工作组’主持下（‘工作组’都拿着枪），当场由‘工作组’负责人给每一个‘裕固族’人‘派发’汉语姓名——‘裕固族’人本来的尧熬尔语言姓名，从此不许再使用，违者‘依法严惩’；同时对尧熬尔民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抓捕’、‘大搬迁’等血腥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专制运动……”⑵——这样的专制行为政府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找到了一些今天可以公开的政府文件。通过对这些尘封近四十年的官方秘密文件的研究，我发现了“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的一些秘密。
我眼下主要研究的“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1、1980年2月23日——《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肃党发[1980]24号，1980年2月23日）⑶
2、1980年3月10日：中共张掖地委（批复）[1980]2号——关于对肃南县委《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1980年3月10日，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 1980年3月13日印发）⑷
3、1980年3月23日：——《关于公开平反所谓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案的通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肃党发[1980]3号，1980年3月23日）⑸
4、1958年6月27日——《肃南自治县肃反专、定工作进行报告》[（58）048]（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1958年6月27日，主送县委、地委五人小组，抄送五人小组成员、办公室存档，共印8份，[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 五人小组。⑹
5、1958年8月8日——《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总号[58]079 1958年8月8日印发，机密，主送中共张掖地委五人小组并报县委，抄送：组织部、审干委员会、生义、尚武、德茂、遐志、水明、占雄、世才、存档，共印13份。）⑺
6、1958年8月25日——《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1958年8月25日，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⑻
7、1958年9月10日——《关于当前打击反革命的情况和任务》——乔生义同志在1958年9月10日电话会议上的讲稿（乔生义时任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任期为1953年7月—1960年2月，汉族，陕西省人。）⑼
8、1958年10月19日——《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1958年10月19日，[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⑽
“反封建斗争”为了“先发制敌”
1980年2月23日，根据中发[1979]52号、中发[1979]96号文件⑾精神，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中共张掖地委上报了一份报告——《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肃党发[1980]24号），正式提出要为“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运动平反——“大抓捕”在官方文件中一直以“反封建斗争”替代。
“请示报告”第二自然段说——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一影响下，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斗争扩大化，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遭到破坏，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这一节中有两个要点：
一是将“大抓捕”起因定为“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为了“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而采取的“先发制敌”的行动。
二是将“大抓捕”冤案的责任人含糊其辞，在说“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时，故意将主语隐去，是谁“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是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还是中共张掖地委？甘肃省委？还是中央？语焉不详，故意掩盖责任者。
但这一节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透露了“大抓捕”并非真的发现了什么“敌情”，而只是为了“先发制敌”。
“大抓捕”共计55天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先发制敌”而“大抓捕”呢？现在从文件中可知其准确时间是从1958年8月25日开始——这有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1958年8月25日下达的《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为证——
“这次全县分三批打击反革命200名左右，第一批93名（另附名单），8月27日至月底完成；第二批80名左右，9月10日左右开始捕捉；第三批20名左右，主要是通过辩论揭发、诉苦和扩大线索把漏掉的和冒出来的反坏分子抓净。这一段工作要求10月底基本完成，抓不彻底决不收兵。”
从后来——1958年10月19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上报的《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来看，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是严格按照“决定”的计划完成任务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抓捕”主体行动是从1958年8月25日至10月19日，共计55天。
这55天做了一些什么事呢？1980年2月23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中共张掖地委的《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肃党发[1980]24号），虽然与尧熬尔（裕固族）学者铁穆尔的调查相比，“大抓捕”人数由800减为358人，有轻描淡写的官场通病，但其披露出来的一些细节数字仍然触目惊心——
“反封建斗争一开始，就抓住了所谓的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案，追根朔源，逐步扩大，在全县开展反对隐藏在民族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作为重点进行打击；对内部掌握的牧主不分其表现，政治上一律给予打击，经济上采取清算没收；对有一般历史问题或家庭成分高、与‘叛乱案’有社会关系牵连的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批判斗争；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干部、群众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县级机关职工中以斗争会、辩论会、干部政训班等多种形式，迫使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群众交待问题；对交待出的问题，抓辩子、打棍子，造成扩大化。整个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全县遭受批斗、开除公职、戴帽子和捕办的各类人员达八百多人。其中：逮捕法办三百五十八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人的百分之二点八；少数民族三百人，占少数民族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七人的百分之三点八；干部三十一人，工人五人，科技干部十七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五十八人，运动中先后自杀八人，如原自治县县长安官布什加（民族上层、裕固族）、县政协付（副）主席安进朝（民族上层、裕固族）等人，怕遭残酷斗争而自杀。二十五名政府委员中，九名被捕，占政府委员的百分之三十六；三十五名政协委员会，有二十二名被捕，占政协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三。与此同时，县上办了两期干部政训班，共参加一百三十人，除批判斗争外，受警告以上处分的占百分之七十，其中，开除公职的二十五人，法办劳教的八人。对以上问题，我们先后于一九六二年贯彻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了复查纠正。六二年县委决定，平反了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叛乱案’；对三百三十一名捕判人员进行了复查。其中，平反一百六十八名，改判九十七名；对五十四名受处分的干部、职工也进行了复查，但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结论问题，牧区重划阶级或（成）分时错没收清算的财产退赔问题、因冤假错案被开除公职的干部、职工复职问题等，都因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没有彻底复查落实，两起‘叛乱案’虽已平反，但当时没公开宣布，现虽时隔二十多年，其流毒和影响至今没有肃清，上访人员日益增多，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不少干部、群众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肃反审干”是“大抓捕”的直接导火索
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1958年8月25日下达《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之前，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持续了7个月的“肃反审干”运动。
据1958年8月8日“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的《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总号[58]079 ）说——
我县的肃反运动，是在整风双反运动最高潮的基础上，从元月份开始肃反运动的，七个月以来顺利地完成了两期肃反。这是由于省、地委五人小组的正确领导，省、县党代会议以及乡村社会主义辩论等的有利形势，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地委工作组帮助下，在全县党政企事业的四十七个单位的汉族干部、工人、勤杂以及小摊贩中开展了肃反运动，参加运动的有418人，占总人数的81.8%，贯穿了内部肃反的五个阶段，既查出了一批反、坏分子，又挖掘了普通反革命和反动分子，也弄清了许多人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牧业有着极大的意义，这是成绩的方面。但是由于我县第一次开展肃反，加之情况复杂，任务大，单位分散，力量弱，干部档案不全，材料不足，领导与专干缺乏实际经验，因此三月以前的准备工作开展迟缓，对专干的右倾思想批判不深，取阅材料质量不高，工作效率很低，有游山玩景的现象。小组斗争中，个别小组方法不当，产生了指明问供和“顶牛”等现象，所有这些由于县委领导重视和地委工作组的积极主动帮助下，五人小组及时作了纠正，因此运动的进展基本上是顺利健康的，为了说明七个月以来的详细情况，现作如下总结报告。
一、运动的收获：
（1）查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22名，占参加运动总人娄（数）的5.02%；
（2）清查出普通反革命和反动分子15名，占参加运动总人娄（数）的3.58%;
（3）查清48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5%；
（4）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及思想认识，因此积极分子由96人增加到277人，中间分子由152人减少到95人，落后分子由63人减少到46人。
从1958年8月8日“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上报《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到1958年8月25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下达《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这期间只有17天时间，现在没有发现其间有“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情况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出现呼应的“反革命事件”。由此可见，导致“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肃反运动”。
《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透露了当时开展“肃反运动”的主要方法——
二、运动中的几点体会：
（1）摸底排队，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坚持了彻底摸、摸深、摸透、摸垮的原则。根据“八注意”搜集材料，其方法是通过公安局、整风办公室、审干室、组织部，各单位党团积极分子，本人写自传建立和翻阅档案材料，了解情况，进行排队。公开运动前进行了二次摸排，小组斗争结束后，根据四个重点十个范围进行了全面复查，先后共排出调查对象92个，根据调查对象的具体案情和线索分布情况，坚持先大案、难案，而后小案和先远后近的调查方法，并以80%的专干力量投入调查研究工作，到四月中旬查清七个人的问题，确定肃反对象二个，才完成调查任务12.5%。五人小组认为工作进展迟缓，经检查其原因是：个别专干右倾思想严重，外调抓的不紧。为了迎头赶上，根据地委五人小组酒泉分片会议的精神，针对存在的情况，对整个工作又作了补充安排，提出以“双反为纲，打掉三风，六气，鼓足干劲苦战30天，力争调查任务在小组斗争前跃进到80%”的奋斗口号。动员全体专干掀起领导抓“五查”，专干“八比”大竞赛，中心组、个人、办公室制定了三划，利用“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进行日夜突击，先后进行了二次评比，树立了先进，掀起了赶先进超先进的局面，谁也不愿意落后。因此出外达70人次，取材508件，其中可靠的293件，占总件数的57.67%,有参考价值的141件，占总材的27.75%，不可靠的47件，占总材的9.25%，不仅在调查工作中开展竞赛，而且在发动群众小组斗争、专定案，各个阶段，以抓两头带中间大竞赛的方法，掀起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高潮，因此对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2）为了做到“生产、肃反、整风、工作”四不误，抽调418人参加运动，占总人数的81.8%。在整风小组的基础上组织了三个中心组，区乡干部和下乡干部一个组，县级机关两个组，中心组下设小组一、三、五的肃反，二、四、六早晨双反。对于一些个别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在双反会上进行了批判，因此双反对肃反起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秋后算帐派叫嚣说：“参加了肃反，58年的任务就完不成了”。问题恰恰相反，原计划三年实现合作化而在肃反开始后，几个月就在全县实现了合作化，入社入场农牧户达到了总户数的99.3%。而且在各方面得到了丰收，98%的企事业单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这就说明只有把肃反搞深搞透，才能保证一切工作顺利进行。
（3）肃反运动学习政策，摆对态度，检举揭发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事前大张旗鼓的向干部宣传交待党的肃反政策，也只有把政策交待得更清楚，群众发动的就更好更充分，运动搞得就好，更快更深透。因此我们在运动开始先后共作了五个大报告，学习了六个文件，与此同时采取的方法是：大会报告小会讨论，领导谈话，积极分子包干连谈心，召开了各种形式会议，如家属会，落后分子会，领导同志会，同时还有电影队、文化，妇联，青年团，工会，公安局等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开成了各方面的劝说，解除思想顾虑，坦白再坦白，检举又检举，一起一伏，掀起了三次高潮。先后175人自动坦白交待过去没交待的问题，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4.86%，与此同时有101人检举166人写出277件材料，积极力量天天扩大。
（4）和谈和斗争：坦白检举基本上搞深搞透以后，组织训练力量，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投案自首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唯一的出路”等三篇文件。接着根据“八要，八不要”分组和确定的肃反对象进行“和谈”，在和谈在，对交待较好的罪恶不大的处理一个，以他交待前的思想顾虑，转变过程及交待后的愉快感受，在会上和出大字报启发他人交待问题，这样作了了以后，连一点材料没掌握（的）四个反革命分子，也自动交待了长期隐瞒的身份及罪恶。经和谈有17人交待问题，斗争的只有三个人，基本上做到了“八要，八不要”先谈后斗，谈斗结合，和谈多数，斗争少数的原则。
（5）定案和处理情况，需要甄别定案的29人，已经查清甄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十人，坏分子四人，共计十四人，占需要甄别人数的48.27%，其中已受刑处分的四名，劳动教养一名，捕送当地处理的三名，行政处分三名，免于处分的三名。已查清定案为普通反革命分子三名，反动分子一名，刑事犯罪分子一名（患病已死）。反革命嫌疑分子二名（已交公安机关长期侦查）。县委甄定后报地委正在甄定的八名，这些请地委五人小组很快甄定批复，以便处理。
（6）公开运动后，民族干部和中上层人士参加听取了报告，学习了党的肃反的政策，领导上指出对民族干部仍然贯彻“既往不咎”的政策，对自己过去没交待的问题可以自行写材料交清楚，同时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党搞好肃反运动，知道的就检举，他们学习了肃反文件和政策界限，后转入双反运动，明确了党的肃反政策，提高了觉悟，许多一般干部要求参加小组斗争和汉族干部一齐（起）斗争反革命分子，中上层人士始终没有震动。其原因之一，主要是领会了党的肃反政策，五人小组内有民族县长（贺遐志）领导⑿。
从这一“报告”可以看出，由于提出了“双反为纲，打掉三风，六气，鼓足干劲苦战30天，力争调查任务在小组斗争前跃进到80%”的奋斗口号，“动员全体专干掀起领导抓‘五查’，专干‘八比’大竞赛”，有“先后175人自动坦白交待过去没交待的问题，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4.86%，与此同时有101人检举166人写出277件材料”，那么，因这些“大检举”而产生“大抓捕”，就是顺藤摸瓜的必然结果了。
可见，“肃反审干”才是“大抓捕”的直接导火索。
神秘的“五人小组”
现有的这八份文件中，多次出现一个神秘的“五人小组”——
1958年6月27日的《肃南自治县肃反专、定工作进行报告》（[58]048）和1958年8月8日的《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58]079）的落款，都是“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而且主送县委、地委五人小组，抄送五人小组成员，可见当时的“肃反运动”是由核心领导层的“五人小组”在秘密领导。从第一个文件只“共印8份”来看，说明这些文件除了“五人小组”人手一份外，只余3份分送县委机要室存档和上级“五人小组”备案。
从两个文件末尾均盖有“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五人小组”专用“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印章约40毫米，“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五人小组” 印章约32毫米——可见“五人小组”要比“常委”更规范；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常委并无专用公章，“五人小组”却有。
据《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说：“我县的肃反运动，是在整风双反运动最高潮的基础上，从元月份开始肃反运动的，七个月以来顺利地完成了两期肃反。这是由于省、地委五人小组的正确领导，省、县党代会议以及乡村社会主义辩论等的有利形势……”，可知当年甘肃省不仅仅县级有“五人小组”，而且省委、地委都有。
1958年8月8日的《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文件首页说明：“主送中共张掖地委五人小组并报县委，抄送：组织部、审干委员会、生义、尚武、德茂、遐志、水明、占雄、世才、存档，共印13份。”其中的“生义、尚武、德茂、遐志、水明、占雄、世才”七人可能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常委，查“生义”即乔生义，时任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任期为1953年7月—1960年2月，汉族，陕西省人）——这说明“五人小组”负责人一般是当地党委一把手亲自担任，其文件视保密程度不同有时也发到全体常委——一般是行动前的计划绝对限于“五人小组”内部和上级“五人小组”，而行动后的总结则可以扩大到全体常委。
现在可以初步判断，正是“五人小组”“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才导致了“裕固族”1958年惨无人道的“大抓捕”。
可以想见，由于“五人小组”将肃反运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它就失去了“常委决策机制”因人多几个可能稍稍兼听一些修正意见的机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五人小组”是一种比“常委决策机制”更容易犯错误的非常规专制机制，中共历史上一切重大悲剧事件的产生，似乎都与这种“几人领导小组”有关。这一机制的创造，基因来自清代越过内阁的“军机处”制度，改造则可能要归功毛泽东直接用秘书“一元化”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考之中共“运动史”，凡开展重大政治运动和进入非常时期，必然要在各级成立高居于党委、常委之上的“领导小组”，一有这种“几人小组”，往往就是践踏法制，侵犯人权的灾难降临了——
1942年的“延安整风”悲剧，毛泽东就是靠成立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康生、刘少奇“三人领导小组”——“1942年2 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6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⒀
“文革”更是全力仰仗“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其“中央文革”的产生过程就是一种采用封建帝王专制权谋的阴谋手段——
1964年5 、6 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名义上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实则只听命于毛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这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久因彭真不听话而废除。
1966年3 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于是毛泽东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 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五一六”《通知》，宣布《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提纲》的文件。陈遂与王力共同起草，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1966年5 月28日，七人“中央文革”在原“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8 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1966年5 月至12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1967年1 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著，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毛泽东为何如此偏爱“几人小组”领导机制？这是因为：“几人小组”可以摧毁稍有一点党内民主的常规权力体制，⒈它有利于由毛泽东直接和完全驾御、绝对按照毛的个人意志行事，即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⒉它因为成员多为越级重用，资历较浅，年龄较轻，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和权力欲望，可与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⒊ 它敢于与一系列常规国家权力体制和制度相矛盾、甚至相敌对；敢于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⒋它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
“中央文革”之类的“几人小组”领导机制的一切政治恶行，主要都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恶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的个人恩怨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出于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与常规党和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延安整风”时代就开始运用，而“肃反运动”时“五人小组”机制，则只是“毛传统”而已。
查史料，从1955年开始，“肃反运动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肃反运动中，全国共查出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混入青年团内的有3000多名，钻入中央国家机关的220多名。查出了3600多名美蒋潜伏和派遣进行来现行特务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同时，查清了177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党组织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面貌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推动了审查干部工作。⒁”
但据1958年8月8日“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的《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所说“我县的肃反运动，是在整风双反运动最高潮的基础上，从元月份开始肃反运动的，七个月以来顺利地完成了两期肃反。”可见“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始于1958年元月——少数民族地区的“肃反运动”要晚于汉族地区，但带来的灾难却远远大于汉族地带。
“组长”高超的编造艺术
从中共历史来看，每一个大冤案都与一些“五人小组”高超的编造艺术有关。
1958年9月10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肃反运动“五人小组”组长乔生义在全县区委书记电话会议上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报告——《关于当前打击反革命的情况和任务》——大胆编造了“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乔治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故事——
“五人小组”组长乔生义声嘶力竭地说：
从8月27日全县集中逮捕了反革命子95人，从中挖出了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乔治为首所组织的反革命叛乱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直接接受甘南指挥，而且与美蒋整个政治目的是同棲共存的。反革命叛乱首犯普鲁毛是甘南叛乱总指挥，共吞僧直接派肃南策划叛乱活动的，普鲁毛从甘南接受任务后，即到马蹄区，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念经化布施的招牌，以往日故交师徒关系为基础，与我县反革命叛乱首犯阿其堪布、乔治、兰仲香、董其铁令、孙希康等勾结起来，组织了反革命叛乱核心。他们为了达到叛乱的目的，采取了阴谋毒辣的手段。他们活动的方法是：先造谣，后组织，少开会，个别谈，分工包干，宣传组织，把寺院作为策划密会的据点，企图造成民族性、群众性的叛乱。
（1）他们先利用少娄（数）民族地区历史遗留的封建特权，对共产党大肆诬蔑，对下边进行煸动说：“解放后宗教不自由了，小和尚回家了，大和尚结婚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马列主义政策，马列主义政策是要消灭宗教，共产党政策再好，我们宗教还要信仰……等”。
（2）他们煽动说：“汉族地区粮食定量不够吃，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定量，到那时候就不好了，现在棉布、清油、吃肉都有限制，我们少数民族可不能和汉族那样搞，合作化就不自由，要慢慢走，要抗住，走快了，就要拌倒，青海、甘南都不走，大地方不怕，你们怕的干啥”。
（3）他们造谣：“现在西藏不好了，美国人蒋介石的人在西藏多的很，甘南也有，西藏、青海、甘南是一回事，有无线电台呢，达赖来信了，叫多念麻尼经（胜利经），不然死人多呢。”
（4）这些叛乱分子，以宗教上层特权，禁止进步喇嘛、和尚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不许接近党团员，他们对进步青年、僧侣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指责。
（5）他们在下边提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口号是四不入社。
（6）反革命叛乱首犯普鲁毛为了实现其叛乱阴谋，对其他骨干多方面进行鼓励，封官许愿，并将肃南叛乱之全责交给阿其堪布，对其骨干说什么“我来肃南主要把下面整顿一下，以后你们要听阿其堪布的话，你们先抓些粮食，抗住政府的互助合作，到2月就有办法了。并在骨干会上封官许愿，封阿其堪布做州长，乔治、兰仲香、董其铁令为县长，孙希康为副县长，展玉善为秘书长，冯浩智为区长。
他们在去年的古历十月先后三次在阿其堪布和千佛洞寺院召开骨干分子会议，研究了组织叛乱的具体分工，决定阿其堪布总指挥肃南叛乱，阿其堪布还要与兰仲香共同负责协和乡各寺院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已组织发展好了15人，乔治负责友爱夹道进行宣传组织，已发展好了5人，孙希康负责祁连乡的宣传组织工作，已发展好5人，何万善拉拢佛教人士，新疆某寺院和尚，安西的荣照法师，并负责拉拢民乐、高台、山丹、临泽、玉门等寺院的和尚。
这些反革命叛乱骨干，已安排好了叛乱中的组织分工，叛乱一起，阿其堪布负责总指挥，兰仲香为师长，乔治为团长，孙希康为参谋，董其铁令为大队长，展玉善为连长，冯浩智负责联络人，陈旦直负责通讯联络，单纯拉什旦、更排负责供应粮食、马匹，朝立吉负责调查党、团员情况。这些叛乱骨干分工后，就分头到各乡进行煽动，拉拢组织反革命叛乱活动。他们首先拉拢组织的是反动牧主，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方法是个别串连。普鲁毛在马蹄指示叛乱集团和祁连自治县、甘南自治州联合起来抗住合作化，祁连、甘南一起来，他们就要跟着起来。普鲁毛还给叛乱集团指示要做好准备，要多找些可靠的人壮大力量。首犯乔治就用这些方法在下面大肆组织叛乱活动。据阿其堪布、乔治交待，普鲁毛去青海还要准备拉拢青海海北付（副）州长南木卡和青海祁连县头人代门稍调查二人，在肃南他们准备拉拢的对象有16人，上至县级至群诙加小７锤锩?崖曳肿游?舜锏皆て谂崖业哪康模??啻慰?幔?芯苛伺崖沂奔洹⒕?美丛础⑽淦鞯?┖托卸?止さ确矫娴奈侍狻?br>（1）叛乱时间：普鲁毛犯首先提出在58年6月初8以后，阿其堪布提出有点迟了，如果58年元月来不及，就在58年2月初9、初10、11这三天趁马蹄寺跳福华过会之机进行叛乱。
（2）他们决定叛乱一起，各乡由各乡原分工负责的人把人都带起来，并由阿其堪布统一指挥。并决定在叛乱中阿其堪布负责杀掉县委和人委主要党员负责干部，乔治负责杀掉马蹄区党员负责干部。
（3）他们准备了牛60多头，麦子2石，现金4000元作为叛乱经费。
（4）反革命叛乱集团还决定叛乱时谁有武器都带上，实在不够有普鲁毛负责供给。
（5）这些匪徒他们计划叛乱一起，首先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把党团员积极分子杀光，不跟上走的群众杀光，把合作社、粮站抢光，拿不走的放火烧光，谁家有好马就骑上，然后在友爱乡集合逃到祁连，再到岗察会师，与青海、甘南接连起来，进行整个的反革命叛乱。
反革命的叛乱阴谋被我们发现后，首犯阿其堪布、乔治为掩盖其罪恶，逃避人民法网，曾多次密会订了攻守同盟，他们规定：政府叫交待，只交待轻的，不要交待重的，自己说自己，谁不拉谁。普鲁毛逮捕后，他们就分头给下面讲，我们的事情已明显了，做不成了，今后谁也不要提了……等。
从以上情况说明，肃南地区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乔治为首的阴谋叛乱集团是与美帝和蒋匪密切联系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搞的，而且蓄意叛乱已久。但为什么没有搞起来呢？主要是：（1）甘南对叛匪打的彻底，消灭的迅速；（2）首犯普鲁毛青海抓的早，割断了联系线；（3）阿其堪布调到县上开会抓得紧，不让他外出，失掉了活动机会和活动能力；（4）青海的叛乱搞掉得快。因而打乱了反革命叛乱的部署，未能叛乱起来。
正是在“五人小组”组长乔生义这样“有声有色”，“有理有据”的动员下，800多名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惨遭“大抓捕”！但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乔治为首的阴谋叛乱集团”是冤案假案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
1962年，在贯彻“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 ⒂的东风下，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平反了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叛乱案’；对三百三十一名捕判人员进行了复查。其中，平反一百六十八名，改判九十七名；对五十四名受处分的干部、职工也进行了复查。”
许多人对“大抓捕”冤屈案的直接指挥者乔生义恨之入骨。
乔生义是个来自陕西省的汉族人，从1953年7月至1960年2月一直任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乡情熟悉，资历深厚，颇有文化，为何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制造冤案罪？
这恐怕还要从更深的历史大背景中去找答案。
无用的“甄别”与有高效的“严惩”
从1958年6月27日的《肃南自治县肃反专、定工作进行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共为了防止“大抓捕”出现冤案，一直很注意“甄别”工作。
《肃南自治县肃反专、定工作进行报告》说——
我县的反小组斗争结束后， 于10号转入思想建设以来，着重进行了专、定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查研究是专、定工作中的主要关键，我们自始至终，以70%的力量投入这一 工作。因此，我们原排73个调查对象，现已查清60个人的问题，从中确定肃反对象20名，其中反革命6名、坏分子6名，普通反革命分子5名，反动分子5名，属于一般政治历史的30名，还有13名尚未查清，其中根据本人自动交待而我们没有掌握材料的肃反对象3名，其余都属于反革命嫌疑分子，预计在7月10号左右，即可查清这些人的问题。
二、以公检法领导同志为首地（的）组成了甄别定案小组、截止目前已对12个反革命和4个其他坏分子作了甄别定案；在12个反革命分子中，法办的5个，其中敌伪军政井（警）宪人员的反革命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4名。劳动教养的2名，其中特务1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1名，交乡管制的恶霸1名，免予刑事处分的4名，其中恶霸1名，国民党区分部书记1名，特务1名，军政井（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1名；在4名坏分子中，法办的2名，劳动教养的1名，现场逮捕现行反革命3名，坏分子1名。
……
五、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审查：原派出5个专干，现已回来2人，共查41人的问题，取回材料64件，原反革命33件，一般政治历史19件，已查清30人问题，还有7个对象没有查清，又出外调查，予计在7月1号前全部可返回，目前已开始研究定案工作。
为什么有了“以公检法领导同志为首地（的）组成了甄别定案小组”，结果还是是造成了整个肃反与“打击反革命”运动都是冤案呢？为什么当时成立了“甄别定案小组”丝毫不能阻止大规模制造冤案，而要等到22年后才能彻底平反呢？这说明，在一党专政，没有真正的监督机制的社会制度下，执政者自我纠正，自我完善的功能极其低下，极其缓慢，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克制根本弊病。相反，其扩大冤案的能力倒特别强，效率特别高。
先请看1958年8月25日的《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摘要——
（一）任务：
这次全县分三批打击反革命200名左右，第一批93名（另附名单），8月27日至月底完成；第二批80名左右，9月10日左右开始捕捉；第三批20名左右，主要是通过辩论揭发、诉苦和扩大线索把漏掉的和冒出来的反坏分子抓净。这一段工作要求10月底基本完成，抓不彻底决不收兵。
（二）力量配备：
康乐区配备民警20名，执行康乐、白银乡任务；青龙乡任务抽调干部和民兵担任。寺大隆、杨哥乡包括八字佟地区。
马蹄区配备民警20名，分配祁连乡5名，协和乡10名，友爱乡5名；协和乡再抽掉林校师生20名。
金泉区配备民警25名，分配八字佟和雪泉乡20名，大河、水关乡5名，隆畅乡任务从机关抽调干部担任，另外从会训班抽10人到八字佟。
明花区配备民警6名，执行明海乡任务抽调干部和民兵执行。
祁丰区配备民警14人，分配祁连乡8名，祁青乡6名；祁林乡任务抽调干部和民兵执行；祁文乡任务抽调区干部执行。
康乐区由索高年、安立贤、索进陛负责；马蹄区由索成林、易有福、凯义席、胡振江负责；金泉区隆畅乡、雪泉乡由朱学敏负责，大河、水关乡由朱清福、安永录负责；八字佟由李忠信、陈春生、贺业云、苏建国负责；明花区于加典、郜世才负责；祁丰区祁青乡由秦治国、王希芳负责；祁林乡由郎自全负责，祁连乡由乔步义、妥进寿负责，祁文乡由进元负责。
（三）行动时间及路线：
康乐区：民警于8月26日从张掖乘汽车一辆到达梨园河黑窑洞北岸下车，换乘康乐区准备好的马匹。
马蹄区：民警分两路，第一路10名于本月26日从张掖乘汽车一辆到民乐，5名下车进祁连乡执行任务，犯人逮捕后送花寨子。另5名乘原车到青海祁连县下车后步行友爱乡执行任务，并押回寄押在祁连县的犯人；第二路10名于本月26日从张掖乘汽车一辆到花寨子下车到协和乡执行任务。
金泉区：进八字佟和雪泉乡的民警从县上26日乘人委马匹前行雪泉乡和八字佟。大河、水关乡的民警在本月26日由县上抽调前往韭菜井。
明花区：去明海乡的民警本月26日从酒泉乘汽车一辆到达距明海乡上井十里左右的地方下车，逮捕任务完成后将犯人送高台县看守所，然后再返回莲花寺将莲花乡犯人押送高台。
祁丰区：进祁青乡民警从酒泉乘汽车一辆到马圈门下车后分为两路，一路进洪水坝，一路进托莱。进祁连乡的民警从酒泉乘汽车一辆到金佛寺下车步行。祁文、祁林犯人先押到清水，待祁连乡犯人过来同车押送高台。
各地统一在本月26日做好一切行动准备，27日天刚亮就全面行动，将第一批逮捕对象一网打尽。各区逮捕犯人全部送到高台县看守所。各地汽车必须严格控制，未完成任务不能随便离开指定地点。
（四）从本月25日起各区委每天向县委用电话报一次，特殊情况应随时汇报。明花派一专人与县上联系。
尽管这份《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是以小学生般幼稚的汉字刻写油印的，但是其简明而又细致的布署却让佩服。200名左右“反革命”分三批打击，体现了“分而治之”的毛泽东思想；集中85名民警和不少于民警数量的干部、民兵、师生“四合一”对付出最多不过93名的“反革命”，可谓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再看《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1958年10月19日），其不仅从政治上严厉打击，而且不择手段从经济上整垮“反革命”的锦囊妙计，真是令人拍案洒泪——
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
一、打击情况：
我县的反革命分子里勾外连，活动非常嚣张，以至进行阴谋叛乱，针对以上的敌情，采取了以先法（发）制敌的有力措施，将敌人抓彻底打干净。于（1958年）8月27日集中逮捕反坏分子95名，9月13日又集中逮捕反坏分子93名，以后采取的零打碎敲的办法打击反坏分子27名，共计逮捕反坏分子215名，从中挖掘破获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为首的长期阴谋叛乱案一起，逮捕叛乱分子44名（内有未集中逮捕前的5名），痛击了敌人的活动气焰，在最近的审讯中又发现以白杨管家为首的阴谋叛乱案线索。据白供证：在57年6月省佛教协会期间接受了原甘南的工州民政处长更登布置的叛乱任务后，进行活动的。此案现正集中力量，突击审讯。逮捕的反坏分子215名的情况是：
1．罪犯性质：反革命分子140名，叛乱分子37名，坏分子31名，刑事罪犯7名。
2．民族：裕固族77名，藏族70名，汉族38名，回族38名，蒙族7名，土族4名，撒拉族1名。
3．宗教界的41名，其中佛爷3名，法台1名，管家7名，僧人8名，提经3名，喇嘛18名，阿訇1名。
4．民主人士34名，其中上层1人，中层33名。
5．家庭成份：牧主48名，富裕户61名，中等户70名，贫困户36名。
6．头目30名，其中大小头目18名，扶帮3名，总圈头9名。
7．县人委会委员6名，县政协会副主席1名，县政协委员24人。
8．干部25名，其中县长级1名，科区长级12名，一般干部13名。
……
三、没收和清算赔偿工作：
从10月1日开始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和对一些思想表现反动，罪不够捕办的分子的清算赔偿工作。至19日有18个乡结束了没收和清算赔偿工作，有9个乡结束了分配工作。
1．据6个乡统计，没收反革命分子57人的财产，其中没收全部的29户，没收一部分的28户，共没收山羊2301只，绵羊6804只，牛1584头号，马528匹，骡子26匹，驴134只，骆驼140峰，合计牲畜11517头。银子814两，白洋1347块，现金34585元，公债（券）1894元，集资（券）6811元，鹿茸6.3两，麝香9.7两，羊毛2170斤，皮1323根，布1340.9丈，茶251块，手表4只，粮食73.04石，被褥118床，毡245条，衣服315件，房屋377间,眼镜47付，其他1547件。
2．6个乡清算赔偿37户，其中斗争赔偿的34户，占总赔偿户的90.9%，协商赔偿的3户，占总赔偿户8.1%。赔偿各类牲畜13582头，内有山羊295只，绵羊9346只，马291匹，牛822头，骡子16匹,驴152头，骆驼66峰，金子0.55元，银子760两，白洋770块，现金11913元，公债(券)2725元，集资(券)4906元，麝香3.19两，羊毛1046斤，皮1039张，粮食18.72石，布426.7丈，茶190块，手表3只，被褥15条，毡151条，衣服798件，房屋99间，眼镜30付，其他939件。
3．这6个乡没收和清算赔偿的94户，占6个乡总户数的16.5%，没收和赔偿的各类牲畜25099头，占总牲畜25%，其中山羊5252只，绵羊16150只，牛2406头，马819匹，骡42头，驴286只，骆驼206峰.金子0.55两，银子1574两，白洋211块，现金46498元，公债(券)4619元，集资(券)11714元，鹿茸6.3两，麝香12.87两，布1767.6丈，茶441块，手表7只，被褥133床，毡396条，衣服1113件，房屋476间，眼镜77付，粮食9176石，羊毛3216斤,皮2362张，其他财物2486件。
四：分配：
各乡成立了没收清算分配委员会，负责没收、清算、保管、分配等工作，由乡支书或党员乡长担任主任。除没收和赔偿的牲畜、房屋等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归社作为公共积累及金、银、白洋、鹿茸、麝香等物外，其他的东西都分配了群众。据大河、水关、康乐、青龙四个乡的上交国家统计，将价值17315元的实物分配予212户，占四个乡总户数62%，其中有贫苦牧184户，占贫苦户的9292.45%，贫苦户平均每户已分得价值92.5元的实物。中等户19户，占四个乡中等户的67%，中等户平均每户已分得价值17元的实物，最多的分得33元，最少的分得8.3元的实物。
五、打击反革命后的寺院情况：
全县原有喇嘛16个，清真寺2个，在（19）52年有佛爷9人，喇嘛班弟393人，阿訇2人，满拉3人。几年来，在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下，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参加了合作社，从事劳动生产，寺院上只剩150多人。经过这次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41名后，大部分喇嘛回家或参加合作社劳动生产。现在寺院上只（剩余）僧人16人。同时通过辩论，解除封建，群众起来将寺院的大包经全部烧毁，铜像泥像全部打碎，铜铁卖给了国家。原有大小头目64人，已打击30人，现有34人，打击数占46.8%。
……
七、集中逮捕和发动群众开展了诉苦斗争运动后，有的敌人畏罪自杀，逃跑。从9月份至10月15日，畏罪自杀13人，其中反革命分子4名，反动分子6名，坏分子2名，刑事犯1名，畏罪逃跑7人，其中反革命分子2名，反动分子3名，坏分子2名。另外，还有反动分子3名，畏罪自杀未死。
然而到了1980年平反需要退赔时，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却没有了当年“打击反革命”那样善于创造性地工作精神了，为了一点退赔费，竟然束手无策与上级“踢皮球”。
1980年2月23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张掖地委的《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说——
……
三、平叛、反封建斗争中的反封建残余、划分牧区阶级成分而造成错清算、错没收，合计资金三百二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四元九角七分，六二年由国家、集体已退赔二百二十一万零一百七十一元二角，尚欠一百万零二千五百九十三元九角五分。这部分资金，我们意见应分期分批一律退还社员群众。另外，这次处理遗留问题时，对平反人员的错收没退赔及家庭安置费，还需要十五万元左右，以上两项共需经费一百一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三元九角五分，请上级给予拨款。
现在不知张掖地委到底批了钱没有，反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受“大抓捕”之冤的家庭，大多没有得到合理的充分赔偿，有些人甚至没有得到分文赔偿。致使“上访人员日益增多，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不少干部、群众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⒃”
政府制造冤屈案的能力与平反冤案的力度，实在相差太远太远！
根子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打开《国史通鉴》⒄第二卷，在“重大事件”专题中有一个“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由国务院副总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做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史实——“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的真正根源，就是这个“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会后，由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直接指挥了“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⒅简介如下——
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民族会在青岛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有29个民族的105位代表，他们是在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之后，应邀前来青岛参加座谈的。
这次会议的召开背景，官方是这样说的——
当时在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不少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主要表现是：第一，反对同汉族的团结互助，反对和排斥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第二，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抱反对或消极态度，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本民族就不存在了，企图原封不动地保持不利于本民族发展的落后面貌；第三，反对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求扩大自治地方的区域，等等。在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没有根本消除的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少数民族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汉族人民利益，不能代表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或者认为只有本民族的共产党员才能够为本民族人民谋幸福，从这种错误思想出发，对于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采取排斥的态度。在1957年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貌出现，公开地反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求实行“单独自治”，夸大民族间的历史上的不和，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制造新的民族对立。在当时，地方民族主义已经滋长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倾向。邓小平曾指出，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和汉族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就是这种情况下举行的。
由此可知，1958年尧熬尔（裕固族）惨绝人寰的“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背景，并非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一影响下”，才“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实际上是因为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和汉族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对邓小平这要在少数民族中“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意见，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到会作报告大力支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57年）8月4日下午做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论述，回答的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几个根本原则，做了阐述。这些根本原则是：
第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大汉族主义发展下去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地方民族主义发展下去则会产生民族分裂倾向。中国历史上，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发展一些，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更不容易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的痕迹在兄弟民族中有很深的印象，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各民族在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第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周恩来着重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国情不同，中国不能像苏联一样采用联邦制度的道理。由于历史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状态，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如新疆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但也有13个民族；全国回族有350多万人口，但在宁夏只有57万人，其它300多万人散居在全国2/3的县；全国蒙古族人口有140多万，而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只有100多万人口，还有几十万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而苏联状况完全不同，其各民族多数都是各自聚居在一起。中国无法像苏联一样采取民族自治共和国的联邦制形式，只能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自治区、自治县等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另外，在革命战争中，各民族人民同甘共苦，结成了亲密关系，所以我国也不需要强调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立。周恩来说，在我国民族宜合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在我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创举。
第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周恩来指出，使所有的民族都得到发展，达到共同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逐步去掉对民族繁荣不利的条件，最根本的是通过经济改革，否则不能解放生产力。各个兄弟民族都要先后进行改革，但要在各民族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时再去改革。周恩来还一步说明，现在不必担心进行社会改革后，宗教信仰能不能存在的问题。不管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大家一样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问题，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在民族自治地方，使用主要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培养民族干部使之占有一定比例，并做负责的工作，这就是民族化。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在民族自治区域，也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派一些得力的汉族干部去帮助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是汉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光荣的义务，少数民族对这种帮助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在周恩来作报告后，来自蒙古族的乌兰夫，表面上是以国务院副总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身份在8月5日对这次座谈会进行了总结，实际上是代表少数民族表态，坚决拥护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教育，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乌兰夫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他指出在少数民族中有不少的人不自觉地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加强党在少数民族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所有少数民族的党员都必须参加整风运动，认真检查和改正思想上的各种缺点错误，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他还指出，今后必须加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积累和总结经验，完成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
史料称，“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结束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国少数民族中，进行了一次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鸣、放运动，就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展开大辩论，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批判了极少数人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地方民族主义。”这就确凿证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从1958年元月份开展肃反运动，七个月后转入“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 ⒆，正是大力贯彻“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结果。
如果说当时召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无法预测这个会议会给全国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还可以原谅“会议纪要”中一些昏话，那么由邓力群总顾问，有林、郑立新、王瑞璞主编的四卷《国史通鉴》，1993年12月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 还在坚持说“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对于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团结，坚定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于批判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维护祖国大家庭的统一，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改进民族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⒇，就实在是“死不认错”，不可救药！即此一端，可见这部官修的《国史通鉴》何等颠倒黑白，伪造历史！不论是中共党史还是国史，包括地方志，皆是这样文过饰非！——撰写当代中国信史的大任，只有寄托于民间思想者了。
铁穆尔纪录尧熬尔（裕固族）惨绝人寰的“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背景》的谈《1958年笔记》，应该算是以“文献文学”存当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信史的一种可贵努力。
注：
⑴ 铁穆尔《1958年笔记》至今尚未出版，只在新世纪网发过。有意出版者可与我联系。
⑵ 详见《每一个“舅舅”都该对“外甥”忏悔！—— 铁穆尔谈《1958年笔记》尧熬尔（裕固族）惨绝人寰的“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背景》
⑶⑷⑸⑹⑺⑻⑼⑽ 该文件复印件由铁穆尔提供，现存我处。
⑾ 这两个文件具体内容不详。可能是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摘帽平反，也可能是专供少数民族地区平反的文件。
⑿ “民族县长”不一定是县长，可能是出身少数民族的副县长。据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中共张掖地委的《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肃党发[1980]24号），其时已有“原自治县县长安官布什加（民族上层、裕固族）”，虽然安官布什加在“运动”中自杀（1994年6月出版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说，安官布什加自杀时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则否立即又补上一个“民族县长”，待考。
⒀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⒁ 《国史通鉴》第一卷，P104，有林、郑立新、王瑞璞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一版）。
⒂ 该会议内容与背景不详。查《国史通鉴》二卷，可见该会议有纠“左”的迹象——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长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此前，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１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根据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求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２月至４月，周恩来同志先后在科委召开的广州会议（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周恩来同志在讲到今后统一战线的任务时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１９６２年４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讲话为指导，来研究当时统战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又据《怀念杨静仁同志》（作者江平 黄铸）说：“1962年11月，静仁同志和汪锋同志到兰州召开了西北地区的会议，检查宗教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纠正了某些过“左”的做法，进一步划清了政策界限，保证了这一工作的健康进行。
⒃ 据铁穆尔访谈和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肃党发[1980]24号，1980年2月23日）
⒄ 《国史通鉴》共四卷，由邓力群总顾问，有林、郑立新、王瑞璞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一版）
⒅⒆⒇ 《国史通鉴》二卷P46-47。
朱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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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22942 2005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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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4 03:3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