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

cecixu · 发表于 2020-4-14 01:48:00

作者：纪坡民 2013-11-11
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2011年夏，有几位朋友发短信告诉我，网上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采访"，询问是否可有此事？我不大上网，偶尔看看，觉得网上没谱儿的事太多了，也没在意，只简单回个短信："全无此事"。谁知短信还有邮件接锺而来，一回再回，不胜其烦，才上网查查。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篇题为"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采访"，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仅从百度点一下"纪坡民"三个字，我几乎成为石磊这篇文章的"形象代言人"了。身在家中坐，谣言满天飞，我还蒙在鼓里呢。这"网络"的威力，如今也真算是领教了。于是，先发个申明，全文如下：

纪坡民申明：《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所谓采访，全无此事！

我叫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儿子。近日，国内外中文网站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录"，此文耸人听闻地用"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作为标题，还煞有介事地标明"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随后则是一大篇所谓我的"谈话"。
为此，我通过"大风网站"发表申明如下：
一，我根本不认识《新史录》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
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新史录》记者石磊的采访。
三，据我所知，石磊编造的这篇所谓采访，内容严重失实。
这篇所谓"采访"在网上的广泛流传，反映广大网民对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关心。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不过，我也提醒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还有称为《新史录》的网站，你们肆意编造对我的所谓"采访"，不仅严重违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而且对我构成侵权行为，已经违犯了法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人员纪坡民

2011年8月27日夜于北京

在这个《申明》中，我说过"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既然承诺了，自然就得兑现。勿庸讳言，对1975年河南水灾进行介绍，也有我自已方面的一些理由：
一，这位石磊记者蓄意编造对我的"采访"，有必要进行澄清和辩诬。
二，大家都知道，1975年河南水灾，发生了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尤其死亡人数最多的水库溃坝事件，这场巨大灾难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件重要的大事。
三，许多人可能不大清楚的是，1975年河南水灾，我父亲纪登奎当年担任"中央慰问团"的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指挥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大水灾的全面情况，虽然我所知不多，却有责任将当年亲历亲闻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点介绍。
于是，开始动手写，可文章写了一半，因为心脏病复发住了医院，做了个搭桥手术，出院以后养病，一拖就是一年。在此，特向网民致歉。
对"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年直接听闻的一些情况，只能算是"拾零"。幸而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一些有关材料，聊作补充，以飧读者。

我介绍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直接缘于对这位石磊记者编造"采访"进行澄清和辩诬，为了方便读者、省去查找原文的麻烦，此处先将《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全文引用如下：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

说明：目前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流传一则报道："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 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 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决堤惨桉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剧。
──《新史录》 2011-08-25 19：34：12

"1975年河南水灾"的有关背景情况

看得出，这位石磊记者，他批评和指责的重点，是邓小平。我就先谈点有关邓小平在1975年的背景情况。政治家的事，当然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情况。

先说得稍远一点吧。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丘上结束了自已的政治生涯。毛泽东在政冶和心理上受到重创，又有一大堆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可首先让他放不下的，是他心心念念记挂着的"接班人问题"。说起来，这"接班人问题"，在毛泽东的心头盘旋了几十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放弃了，如今林彪也完了，在毛泽东先后打过主意的若干人选中，他还是更看重考察了几十年的邓小平，"生姜还是老的辣"嘛。

"文化革命"，邓小平"时不利兮骓不驰"，按照毛主席的吩咐，作为接班人的"预备队员"，按老话说是"储君"，他呆在江西已经好几年了。

1973年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由纪登奎具体经办"解放干部"的手续，邓小平又"东山再起"了，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

不过，主席办事的章法，历来讲究个"因势利导"，邓小平接掌这个国家的党政大权，还有一个过程，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在1975年。

1975年1月，一再推迟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周总理强拖病体，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的决定，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的会议宣布：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此后，周总理住院治疗，邓小平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副总理"，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施政风格，同周恩来可谓迥然有异，"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军队"……，以及后来一连串"整顿"，他杀伐决断、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不到半年，1975年的7月初，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又有进一步提升。时间大概是7月的头一两天吧，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具体地说，就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由此，整个国家党、政、军的全局，由邓小平接掌大权，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原来周恩来行使的职权，由邓小平全面取代。按照中央的安排，国务院的工作，这时实际上就由李先念主持了。这位石磊记者说，河南水灾时，"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是不对的。

这些中央政坛的重大人事变动，都是毛主席决定的，他是何考虑？难以尽知。不过有一件事，成为这个转变的契机，这便是纪登奎的"浙江之行"。

这件事的起因是，1974年秋冬吧，毛主席在外地巡视途经浙江时，了解到"文革"前期的派性斗争，在"批林批孔"时又死灰复燃，闹得省委也瘫痪了，把浙江搞得一塌胡涂。"文革"中后期，这类问题大多是我父亲出面处理的。1975年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时，总理几次嘱咐要我父亲解决一下浙江问题，还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浙江省有几千万老百姓呢。"可我父亲不大愿意去，邓小平也不大同意他去，后来还是主席发话了，不能不去了，于是，1975年7月初，就有了纪登奎的"浙江之行"。

中央的事情头绪多端、错综复杂。当时，对"浙江之行"，邓小平和我父亲不大同意去的缘故，是因为中央的人都知道，浙江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是张春桥支持的。显然，浙江的问题，根子在中央。而中央内部的分岐，不能暴露在地方和下级面前，这是中国政坛高层的规矩。因此，"投鼠忌器"吧，浙江的事处理起来很棘手。

从1974年夏，毛主席批评"上海帮"，还指示政治局开会批判他们。到1975年5月，政治局开会批"四人帮"，断断续续，批了近一年。

后来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对上海帮，政治局开会批了快一年了，他们几个人也不检讨。怎么办呢？主席，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主席对小平说："好吧，那就先这样吧。不过，他们几个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总是要解决的。"

这是父亲后来对我说的。父亲似乎不大赞成小平的做法，他后来的说法是："小平的想法是，他对人家高抬贵手，人家对他也会高抬贵手，这样中央就团结起来了。可小平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人家对他却没有高抬贵手。"父亲说的"后来"，是指"批邓"时的情况，他说的"人家"，指的就是"四人帮"。

不过，在1975年春夏时，"四人帮"因为在中央挨了批，灰溜溜的，政治上很被动。所以，邓小平搞"整顿"，需要中央开会决定什么事的时候，"四人帮"他们几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怎么捣乱。

让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中央的安排，让王洪文一起去，这也是主席的意见，可能有点让纪登奎对他"传、帮、带"的意思吧。或许主席还另有深意：当年对"接班人"的考虑，王洪文也算一个，还相当正式，而且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可是，1974年一场"批林批孔"下来，对王洪文这个"接班人"，大概主席怎么看怎么不行，于是，下决心要放弃了。

当年的中央，王洪文是副主席，我父亲只是政治局委员；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这样的安排，对我父亲无疑是一件很别扭的事。可是，如今王洪文要去浙江"出差"，顺理成章，经毛主席批示，就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这也反映了主席"因势利导"的行事风格。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我父亲去浙江以后的工作日程和行踪，因为这同"1975年河南水灾"的事，在时间上是直接相联的。

1975年7月初，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前后共有近一个月。中间回北京一趟，向政治局汇报，中央批准他所提的处理意见后，随即付印，当天就带着中央处理浙江问题的文件，乘飞机返回浙江，传达文件、贯彻落实。浙江的两个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从浙江省的领导岗位上拿下来，送到河北省的一个农村，是王国藩那个大队吧，去"劳动锻练"了。

1975年7月下旬，纪登奎还在浙江，中组部的人也一同去了，对"整党试点"进行调研。我父亲当时的想法，对文革的派性问题，老是个别解决、零敲碎打的，不是个办法，要有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才好。父亲深一层的考虑，用如今的话来说，是想实现"文化革命"的"软着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可是，忽然，李先念从北京打来电话，又让他去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春，邓小平搞"整顿"，所谓"九大整顿"，首先是整顿铁路；万里是铁道部长，新官上任，摩拳擦掌，披挂上阵了。第一炮，是徐州局，旗开得胜；第二炮，是长沙局，也颇有斩获。万里声名大振、再接再厉，可是，这第三炮，到郑州局时，却"溜子撞墙了"。

原来，徐州局和长沙局，掌权的是老干部，把少数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一抓，干扰排除了，铁路就通了。而郑州局的情况有所不同，"文革"中的造反派"二七公社"是多数，掌权的老干部也是支持"二七公社"的。在河南，万里一到新乡分局，就抓了个造反派头头，叫邢介江，以此推动郑州局问题的解决；却不料，揪"邢介江之流"，引发了郑州局的派性对抗；更让万里始料不及的是，前一段，郑州局的生产形势还是不错的，领导班子一闹起派性来，铁路生产的状况，主要指标火车车皮的"装车量"，同前一段时间相比，反而下降了。

"文革"时，铁路局是铁道部和当地省委双重领导，搞"整顿铁路"的九号文，改为铁道部为主，这里有一些"条块"之间的纠纷，都是历史上积累的圪圪瘩瘩的陈年旧账。如今，对铁道部处理郑州局的方针，河南省委有不同意见，双方搞得很僵，这又使河南省委和铁道部的分岐，眼看就要公开化了。

铁路是国务院管的事，郑州局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叉点，是中国这两条铁路大动脉的枢扭，郑州局出了问题，影响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李先念很着急，催着我父亲赶快去，还说："郑州铁路局的事，没搞好，出问题了。登奎同志啊，你看他们两边，万里是你的老战友，建勋是你的老伙计，你还是去一趟吧，和他们两位好好谈谈，解决一下。"

于是，75年7月下旬，纪登奎又急匆匆地从浙江乘飞机直接赶往郑州。立即在省委三所召开会议，当务之急，自然是解决铁路和地方的"团结"问题。河南省委的，还有铁路方面，路局和部里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了。

文革期间的两派问题，我父亲解决的多了，他的路子，还是"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搞好团结"那一套，这一次，他还抓了个典型，"三八女子乘务组"，让分属两派的正副组长现身说法，搞好团结，带动全局。

不过，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实际解决起来却麻烦得很，又涉及河南省和铁道部两个领导班子的分岐，不是打几句官腔就行的。父亲拿出他那"拚命三郎"的劲头，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话，调查研究，忙得不可开交。

纪登奎这次来河南，本来是解决郑州铁路局的事。可是"派性"和"团结"问题，那时是个共性问题。"批林批孔"使"文革"前期的"派性"重新发作，到1975年夏，仍有一些余波，受派性影响，班子不团结，河南不少地区都有。

我父亲在河南工作二十年，同河南干部熟得很，在他们眼里，纪登奎是解决"老、大、难"的专家，他们被"派性"闹得日子不好过，这时也想让纪登奎帮他们解决点问题。刘建勋是老同志，过去纪登奎是他手下的"爱将"，这时虽然是"中央领导人"了，可他们俩的关系，却不大像官场上通常的上下级关系，而更像老朋友一样，刘建勋还像过去一样，他年纪大了，就抓纪登奎这个"壮丁"给他当差。乘着纪登奎在郑州，刘建勋召开了河南省委的常委扩大会，地委书记们都来了。连一些造反派头头，也闻讯赶来找纪登奎"告状"反映他们"受压"了，到省委三所闯关，可这一回被"挡驾"了。

而我父亲的态度，似乎来者不拒，都要见面谈谈，这或许是因为，到了基层，各种信息蜂拥而来，正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可以给他系统解决文革派性问题的设想增加一些直接的感性材料。

不过，因为父亲和河南的人和事太熟了，事情一上手，说"调查研究"也不全是，说"解决问题"又没有下决心，时间也不够，结果，问题搞成个"夹生饭"，反而把他自已也卷进"是非窝"里了。同纪登奎以往解决各地的问题相比，依我看，他这次"河南之行"，是个"败笔"，后来他在政治上翻船，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些事说来话长，就此打住吧。

我翻腾这些陈年旧账，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1975年8月初，我父亲就在河南，大部分时间在郑州的省委三所，中间去过洛阳几天，也是为了调查解决几个大企业的"派性"问题。

刘建勋，还有河南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也都和父亲在一起，耿其昌，王维群，戴苏理，赵俊峰，……等省委领导，我都见过。我还和耿其昌说过几句话，记得是他诉苦："你爸爸一回来，我们就天天跟着他熬夜，经常搞到夜里一两点。他身体好，白天也能睡觉。我跟他可比不了，晚上熬到后半夜，可早上一到六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天天如此，可真受不了。"

那时候，我在河南密县一个公社当书记，我父亲来河南，是县委书记告诉我的，我请了个假，去看望父亲。七月底八月初，我也在省委三所，住在一号楼。父亲忙得很，我虽然就住在隔壁房间，可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我醒了，他走得没影儿了，好几天同他也说不上一句话。我呆着没事，就和秘书警卫们在一起，有时开大会也去听听。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农村的干部群众，粗粗拉拉的作风，已经习惯了；听他们开会讲话，文文气气、磨磨叽叽的，引不起多大兴趣，觉得有点无聊。

就在这时，发生了"1975年河南水灾"。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时的亲见亲闻

父亲去洛阳轴承厂，我也跟着去了。在厂会议上开会时，一个造反派头头，中年人，是个女的，闯进会议室，大吵大闹；父亲很生气，训了她一顿，大概心情有点烦燥吧，还脱口嚷了一句，滚！当时我就在现场，是亲见亲闻。

后来，大概有人把这件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到1976年春"批邓"时，那时的说法叫"打招呼"，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有这么一句："对造反派，不要动不动就滚！"，我马上想到，这不是批评我父亲吗？主席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听了传达以后，当时我就认为，"走资派还在走"，说的是邓小平，"投降派确实有"，指的就是纪登奎。

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河南南部驻马店地区发生水灾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回郑卅了。调查和解决"派性"的事，自然得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回郑卅以后，我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发生水灾的事，我也听说了，印象还很深，不过是听秘书们说的。

直到2011年，刘建勋的儿子刘立强送给我一本《刘建勋纪念文集》，其中第449页记载了"75.8特大洪灾"的情况，我看了以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刘建勋在水灾发生后那几天的行踪：

8月8日晚，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省委副书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王维群突然打来电话报告，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出事了！因通信中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父亲和刘建勋当即连夜返回郑州，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安排布置抗洪救灾，向中央报告，要求派军队支援。

第二天，8月9日，纪登奎和刘建勋，乘空军13师派来的安.24飞机，到达确山县的李新店机场，换乘吉普车走了一二十公里，因桥梁被洪水冲断，又从空军新乡基地调来直升飞机，在驻马店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降落。

就像过去打仗一样，指挥位置靠前，才能情况明、反应快、决心下的正确。刘建勋和纪登奎他们两个过去虽然都是"地方干部"，可都经历过战争年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刘建勋还当过纵队政委，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先期到达驻马店的，是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和水利专家陈惺，这时，王维群返回郑州，负责抗洪救灾的后方支援工作，医疗队、防疫、各类物资器材等，当务之急是灾区群众的吃饭问题，组织食品加工，交通断绝了，就用飞机空投。

当时，省里的抗洪救灾指挥部，就设在驻马店驻军部队一所新建的干休所里。生活设施简陋，伙食也很简单、只有馒头，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同吃同住、一起紧张忙碌，就像回到战争年代一样。刘建勋年纪大了、体弱多病，紧张、忙碌、焦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医生劝他吃点安眠药，他说："我有烟抽就行。"而纪登奎就像还是刘建勋的助手一样，他年富力强，甘心情愿地又让刘建勋抓了一回"壮丁"。当时，最重要的，是尽快准确地把汛情侦查清楚，纪登奎和刘建勋带着水利专家陈惺，那几天主要就是忙的这个事情，情况明，才能下决心，然后抓住抗洪救灾的关键环节作出决策。

关于水灾的情况，当时我是听几位秘书说的，我父亲的杨秘书，刘建勋的王秘书，他们没有跟首长外出，在省委三所留守当值。

豫南地区暴雨，三天之内就下了两年多的雨，板挢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先是漫坝，继而垮塌，滔天洪水瞬间冲向下游的田野，很多村庄都被冲跑了，庄稼就不必说了，京广铁路也冲断了……。这些情况，我当时就听说过。

水灾的信息，陆续传来，不过，也相当混乱，前后不一，没个准头。水库下游很多村庄，被洪水冲得没影了，死亡的人数，一会儿报来五万，一会儿又报来五万，一时间，说有十几万人淹死了，让人听得心惊肉跳！

过了几天，报来的消息，又说没有那么多。杨秘书说的一个例子，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个公社，有几万人，开始说，全完了，一个人也没剩下，都淹死了；过了两天又报告，联系上了，人找到了，绝大多数逃出来了，只死了几百人。这也是我在当时听说的情况。

杨秘书还对我谈过这样一个情况：水库垮坝，库水下泄，滔天洪水突然涌来，下游较近的村庄，死得人最多，而且大都是老人、妇女、孩子，逃出来的，则是年青力壮的男人；下游较远的村庄，死的人就少一些，老人、妇女、小孩大都跑到安全的地方了，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

我问扬秘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水库垮坝正是半夜，来不及发出警报，洪水冲进村庄时，人们还在睡梦中，许多人刚惊醒就被冲跑了；大家各自惊惶逃命，老人、妇女和孩子，体力弱、跑不及，就淹死了，年青力壮的男人体力好，有些人就逃出来了。而下游较远的村庄，洪水到来前，收到了县和公社的警报，农村基层组织，大队支部，基干民兵，动员起来了，组织群众疏散，往地势较高的地方跑，老人、妇女、孩子先走，大都逃出来了；而洪水来到时，有些干部和民兵因为组织群众疏散留在后面没跑出来，就被冲走了，因此，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我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些事情能听明白。

──对此，我很感慨。那个时候，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和动员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如今有些人把当年的农村基层干部说得不成个样子，不符合实际情况。倒是如今，说农民自由，是真的自由了，这不能说不好，可是，却没有懂得哈耶克说的那个"自由秩序原理"，农村改革，基层组织基本瘫痪了，不是无政府，也是个半无政府，把农村搞成个一盘散砂、乱糟糟的局面。

那时的农村基层，思想和组织的情况比较好，除了宣传教育，对干部的管理也相当严格。我还记得一件"文革"以前听说的事：1963年河南豫东地区发大水时，有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组织群众疏散，而是自已找了一条船、带上老婆孩子逃命了，可见那时也有相当混账的干部。省委书记刘建勋得知后，大发雷霆，当即宣布：将这个公社党委书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并且通报全省。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觉得刘建勋平日挺和蔼可亲的，想不到发起威来这么凶！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河南水灾发生后，中央专门派出"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纪登奎，付团长有乌兰夫，还有农业部长沙风和水电部长钱正瑛。这件事当时就听说了，可我呆在省委三所像关禁闭一样，没有见过他们。后来知道，"中央慰问团"到达河南的时间，是1975年8月12日。不过，这时纪登奎到河南已经十几天了，得知水灾后，就在为抗洪救灾的事紧张忙碌，也有好几天了。

"中央慰问团"到河南后，立即投入抗洪救灾的工作。当天，纪登奎和刘建勋就同慰问团的乌兰夫、沙风、钱正瑛一起，乘直升飞机到板桥等毁损的水库，亲自查看决堤的口子，估计损失的规模，研究抢险救灾的措施，也慰问受灾地区的群众。水利专业的事，钱正瑛是内行。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实际是发号施令的，就是"中央抗洪救灾指挥部"。

《新史录》记者石磊所谓对我的所谓"采访"，我已经申明全无此事。不过，我们还是看看他这篇所谓"采访"是怎么说的吧：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

当年的情况，我前面已有概述。这篇"采访"，此处最明显的错误是：

第一，水灾发生时，纪登奎就在河南，天天和刘建勋在一起，水灾的信息，他们两位是同时得知的，纪登奎并不需要刘建勋向他报告什么险情。

第二，得知水灾的信息后，纪登奎给李先念打电话，这有可能，但是，他不可能"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因为他并当时不在北京，连"中央慰问团"8月13日回北京向李先念汇报灾情，纪登奎也没有同行回京。

《新史录》这位石磊记者冒用我的名义编出来的故事，在这里"漏馅"了，而且是"硬伤"。对玩笔杆子的人来说，这是大忌。这位石磊记者不讲职业道德且不说，故事也编得实在不象回事。而且，这位石磊记者就没有想想，我既然可以接受他的"采访"，对他的造谣构陷，也就可以进行澄清和辩诬。

对"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若干澄清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这是《新史录》记者石磊这篇所谓对我"采访"一文的标题。不过，我在这里也许该把心气放平和一点，不妨把自已当作这篇所谓"采访"的一个读者，来看看他说了点什么。

这位石磊记者，在编造了"刘建勋向纪登奎报告"、"纪登奎赶往李先念办公室"的故事之后，开始针对他的主要目标，接着编造邓小平的故事：

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我得承认，这位石磊记者，对纪登奎、还有李先念和刘建勋，似乎没有什么恶意，字里行间，说的都还算是好话，不知他是否指望，这样就可以封住我的嘴？显然，纪登奎、李先念和刘建勋，不是这位石磊记者的猎物，他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这位石磊记者，还挺有点政治谋略嘛。"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这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付那些"摩擦专家"的经验，这位石磊记者莫非也从中学了点本事？

我父亲在"文革中犯过严重政治错误"，这众所周知；可我爱我的父亲，钦佩他的品格和才干，甚至还有几分崇拜。但是，用无中生有、伪造事实的办法，给纪登奎脸上贴金、在他的头上制造光环，甚至不惜对别人 ── 这里是邓小平，凭空捏造污蔑构陷来作为反衬，这种事我做不来。这位石磊记者，你想错了，我不是你认为和希望的那种人，没有那么卑鄙。

这位石磊记者的攻击对象，显然是邓小平，却不敢公开站出来明说，而是躲在不知什么地方，冒用我的名义，拿我当枪使，以为我就那么容易上当。这位石磊记者，你又错了，我也不会像你想的那样，没有那么愚蠢。

这位石磊记者应当知道，如今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了，干部上台下台，并不是敌我关系，从革命词汇里拾得一些牙慧，把革命战争年代对待敌人的办法，用来分析、判断和处理和平时代的政治问题，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据这位石磊所说，李先念曾经两次给邓小平打电话，第一次是8月7日22点45分，第二次是8月8日零点20分稍后的时间，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电话里回答，邓小平已经入睡，因而拒绝接电话。

这位石磊记者所谈的这个情况，据我所知，显然不对头。我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只是从家里听到一些当年中央工作的情况，容我简单介绍如下：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个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中央领导也跟着主席的习惯，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成年累月都是这样，这种不正常的作息，那时也是中央的工作秩序。不过，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属各部的机关，还是正常作息的工作秩序。这样一来，最辛苦的一小批人，就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那些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既要随时为中央首长提供服务，又要衔接下面各部门正常作息的机关，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长年累月睡眠不足，许多人都累病了。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据我看到父亲的情况，睡觉的时间，早一点儿，是凌晨五点左右，晚一点儿，就到早上六七点了，起床的时间，大体都是中午12点多到午后一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左右，外出办公，才大忙起来。因此，晚上10点多或者午夜12点的时候，正是他们这些人精神头提得最足、工作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候，有时候，政治局会议还没有散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晚上10点和12点，他们这些人没有入睡的。这位石磊记者说邓榕讲的"有事天亮再说"，可天亮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在睡觉呢。听父亲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领导人才全都改成正常作息了。

这位石磊记者说，邓小平晚上10点多就入睡了，编故事编得级别不低。可是，对中央领导当时的作息和工作秩序这些基本情况，他却完全不了解。

对石磊编造的这个故事，以常情常理来衡量，我在这里还想提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且，如我在前面介绍的，1975年8月，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整个国家的党、政、军、民，权力和责任系于一身，可是，邓小平就没有办公室吗？办公室就没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吗？我们知道，周恩来当总理时，当年曾有五个秘书呢。我父亲那时的秘书，正式的就有两个。李先念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他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电话，而且是谈工作，怎么会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接电话呢？而且邓榕竟然拒不传达，还两次把电话挂断！

在这位石磊记者看来，似乎"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既然大家都"不是神，也是人"了，一个大国的权力中枢，也就像市井百姓闹家务一样，妇姑勃豁、婆媳斗法、小姐任性使气，所谓"党中央"，也就是这么个"德性"！

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知是否搞过"问卷调查"什么的，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工作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精神郁闷的人群不少，加之政府信用缺失，牢骚不满相当普遍，电视节目虽然多如牛毛，看着也没什么味道，如果能给他们寻点开心，让他们渲泄一下，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呢。这位石磊记者，编造这些没谱儿的故事，是否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

我得承认，邓榕两次挂断电话的事，虽然和我父亲也有点关系，要反驳这位石磊记者，我提供不了什么证据；况且，对此事进行澄清与辩诬，也不是我的直接责任。不过，我也算是"高干子女"，那个时代，我父亲也在中央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父亲在中央工作时，我在外地，每次探亲回家，见面之后第一句话，父亲就是交待：不准进他的办公室！不准看他办公桌上的文件！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秘书、警卫、司机等工作人员，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有的还住在家里。而我们家，那时我和弟妹都在外地，有的工作，有的下乡，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北京的军队医院，也是三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所以，我父亲的所谓"家"，只有他们老两口，还有一大堆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个大办公室，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也都放在家里。

而且，我后来听说的，中央领导的秘书们，打电话、接电话，通知开会什么的，都有正式的电话记录，是专门印制的，还要存档；至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电话，还有什么红机子，更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其他人包括秘书在内，不允许代接，也不准旁听。就像我们家吧，不仅父亲工作上的电话，我和弟妹从来没有接过，而且他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连用也从来没敢用过。

说起邓榕，我还见过一面，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那算是"高干子女"的特权了，她年龄比我要小不少，那时好象还是个学生，她怎么会接邓小平工作上的电话呢？而且竟敢把李先念的电话挂断！邓小平办公室的秘书们干什么去了？邓小平的家里就那么没规矩？我不相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恐怕用不着邓小平本人干涉，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允许！那些人的规矩严格得很，职责所在，非常谨慎，犯了规矩，是要受纪律处分的。

退一步说，涉及邓小平的健康，亲属关心自然在情理之中，可那也首先应该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事，卓琳又干什么去了呢？虽然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不算高，可这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却是中国人的长项。这位石磊记者，编故事也该懂点常情常理，编得太离谱了，读者用不着非得是研究生，也能看穿。

实际上，同老百姓的情况不一样，中央领导的健康和治疗，一般用不着他们的子女操很多的心。我听到的，周总理管事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都在他过问和掌握之中；比如我父亲吧，他历来身体不错，有点梅尼尔什症，过于劳累会头晕，或者偶尔得点感冒，有时到北京医院输个液，只有几个小时，也要向总理报告；若是得了大病、要动手术，医疗组还要向政治局汇报病情和手术方案，得到批准才行，当年的陈毅、谢富治和康生，都是这么个规矩；至于总理和主席的病情和治疗，更是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要成立专门的医疗领导小组，成员都是中央领导，还有专门的办公室，下面才是医疗专家组；邓小平当时主持中央工作，位居权力中枢的核心，他生病的时候是个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但肯定也不会马虎了事，恐怕得有所交待才行。对这种规矩，你要说是"特权"，也的确是特权；不过，要维持权力中枢的正常运作，尤其一个大国，这种"特权"要是一点儿也没有，恐怕也不行。俗话说，官身不自由，像这位石磊记者所说的，邓小平有病了，径自就去睡觉了，或者溜去打牌了，然后就让她的女儿挡驾，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和老百姓家里发生的事情差不多，这位石磊记者不知是否知道，他为邓小平塑造了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形象呢，可是，中央的规矩不是这样的。

关于河南1975年水灾时，李先念向邓小平打电话请示出动军队的事，倒是确实发生过。对此，《李先念传》下册第862页是这样记载的：

8月13日，慰问团和河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回京向李先念等汇报。河南省负责水利工作的陈惺回忆说："14日凌晨0时15分，我们抵达北京。国务院会议室里，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沙风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我在地图上指出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边水利部长钱正瑛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瑛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联合命令起草好，李先念看后即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得到同意后签发命令。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从上午十时爆破班合闸开始，接着炸其它阻水工程，打开分洪口门，加速积水下泄，灾难总算过去了。"

……中央军委紧急派出3个师15个团的兵力和48架轰炸机赶赴灾区……。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时，因为调动军队的事，李先念给邓小平打电话的经过，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中间，根本没有邓小平女儿的什么事，更没有她两次挂断电话的情况。

以上引用《李先念传》里的这段话，是水利专家陈惺的回忆，他时任河南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当年随慰问团赴京向李先念汇报，他的回忆，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附带说一句，陈惺在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曾经受过错误打击，是刘建勋1961年来河南以后，给他平反昭雪并重新起用的。

当然，我也知道，如今的中国，不管党和政府说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一概不相信，宁愿听信网上的流言。这对党和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对《李先念传》里谈的情况，有些人可能还是不相信；可是，对《新史录》这位石磊记者编造的故事，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就信以为真、照单全收，似乎也太轻率了。

至于邓小平喜欢打桥牌（不是麻将），社会上流传很广，人们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嗜好。作为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如果邓小平因为打桥牌贻误国家公务，自然应当受到批评责备。可是，拿邓小平这个嗜好来编造谣言，就不可取了。

对那一段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应当知道，1975年夏秋，邓小平"九大整顿"全面展开，工作非常紧张忙碌，万里大刀阔斧整顿铁路，在郑州局受挫，增加了工作难度，同河南省委意见分岐，也是伤脑筋的事，也容不得他那么潇洒。对邓小平和万里那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无端责备，既不客观，也不公道。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就当时听到的情况，邓小平似乎管得不多。不过，除了批准调动军队，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是邓小平管的，组成和派出"中央慰问团"，因为这件事要经过中央决定，而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位石磊记者还说，"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为了进行对比，他还说，"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

我在前面说了，水灾发生时，我父亲就在河南，而且一直没有离开。据我所知，李先念并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国务院一大摊子事呢，他离不开。至于王洪文，自从他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之后，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一次也没有；因为"浙江之行"的事，他被张春桥训了一顿，说他"让纪登奎给耍了"，心灰意懒的，一直呆在上海，和他的"小兄弟"们在一起；1975年8月，王洪文也根本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这个情况，河南省委的干部都可以证明，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专门向刘建勋当年的王秘书核对过。

另外，据这位石磊记者说，"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其中，所述有些情况，也显然不对头：

石漫滩和板桥两座水库溃坝，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扳桥水库溃坝是8月8日1点30分，而石漫滩水库溃坝是8月8日零点30分，时间还要早一个小时。因此，石漫滩水库溃坝，并不是板桥水库溃坝所"引发"。

而在石磊所谓"采访"的另一处，又说"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这种说法，不仅不苻合事实，而且自相矛盾：前面说，板桥水库垮坝，洪水冲垮了石漫滩水库，后面又说，是石漫滩水库的洪水流进板桥水库了。还有，不知道这位石磊记者在地图上核对过没有，石漫滩水库和板桥水库根本就不在一条河上，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流域，一般泛称洪汝河，都属于准河支流，但洪河和汝河是两条不同的河，板桥水库在汝河上，石漫滩水库则在洪河上，因此，石漫滩水库即使垮坝，洪水也流不进板桥水库里的。

至于宿鸭湖水库，比板桥水库还要大一倍，如果溃坝，灾难就更大了。不过，宿鸭湖水库虽然险情严重，并没有溃坝。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有一篇王昕执笔的报告《一场降服蛟龙的殊死战──回顾"75.8"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记述了当地军民成功抢救宿鸭湖水库的情况，当年的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亲临现场指挥，还被认为是一条经验。

这位石磊记者盗用我的名义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实在没谱儿。

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 下

前几年，应文献研究室张素华同志要求，我写过一篇《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日子里——听父亲谈往事》的回忆文章，也没有发表，五六年了，一直存在硬盘里。这里，为了让大家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个梗概，我把有关部分摘选出来，与网民共享：

1963年8月，河南东部商丘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回是涝灾。于是，纪登奎在省委秘书长的位子上刚干了几个月，椅子还没有捂热，又到商丘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去主持救灾。

八十年代，父亲曾谈过商丘地区的水灾，他说，使灾害后果十分严重的原因，除了老天爷连降大雨之外，与1958年“大跃进”时代水利建设方针的“瞎指挥”有直接关系。

河南省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豫西地区，属山区丘陵，易患旱灾，水利建设自然以“蓄”为主；豫东地区，属华北平原，一马平川，虽然地处北方也须防旱，但防涝是重点，水利建设要特别注意“排”。
可是，1958年大兴水利时，省委领导，听说还有中央领导人，对豫东地区决定的水利建设方针，只注意防旱，不注意防涝，一味注重“蓄”，完全忽视“排”。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肥水不流外人田”。意思是，为了防旱，天上落下的雨水，都要留住，一滴水也不让流走，便宜了外人！这句顺口溜，地地道道是群众语言，听起来通俗易懂，还颇有点浪漫的味道。可作为商丘地区的治水方针，却一点儿也不科学，完全是瞎指挥。
由于决策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把商丘地区水利建设方针搞错了，结果，把原来的自然水系搞乱了，老百姓大干苦干搞的工程，不但未曾获利，反而深受其害，把“水利”搞成“水害”了。
到1963年夏秋，商丘地区连降大雨，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区尽成泽国，一人多深的积水排不出去，农民的房屋被浸泡倒塌，几百万亩的秋粮绝收。
偏偏祸不单行，水利建设“瞎指挥”错误造成的灾难，又加上抗洪救灾时新的“人祸”：地势低的下游地区，害怕上游的积水下泄后，淹了本地的庄稼和村庄，于是，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河南和安徽），大大小小的各路“诸侯”，为了不让积水下泄，纷纷沿各自的边界筑起阻水堤坝。
这可真叫荒唐！古代的大禹治水，还知道“疏”呢，可我们的各级领导，却一门心思只是“堵”！而且，我们有些党的领导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信仰共产主义”呢，可搞起本位主义来，简直有点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支书们，亲自带领基干民兵上阵，荷枪实弹，武装护堤，发现上游地区派人强行掘堤泄水，就像两国交兵一样，用机关枪扫射！

这样一来，下面那“一块地”，就一直水汪汪地对着上面那“一块天”，方圆几百里的积水，一连几个月也流不走。
商丘地区的几百万老百姓，可受了大罪了，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躲到地势稍高的地方，风餐露宿，缺吃少穿，啼饥号寒，处境凄惨极了。而且，眼看就到深秋季节了，农田还是一望无际的积水，秋庄稼是泡汤了，小麦也不能播种，来年的生产，怎么安排呢？群众的生活，更是大问题。

不过，有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教训，对1963年秋商丘地区的灾情，不仅省委领导迅速作出反应，调动一切资源，组织紧急救灾，而且党中央也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总书记邓小平向刘建勋打电话：要求河南省委千方百计组织救灾，还请河南省委考虑，要派得力干部到商丘去任职，任务就是一个，救灾，并且下了死命令：不准饿死一个人！

那一年，我父亲40岁，年富力强，在省委班子里，是个“壮丁”，刘建勋就把邓小平交待的任务派给他了。于是，我父亲离开省委的岗位，赶赴商丘，主要任务是救灾，实际上就是去救命。

父亲到了商丘，首当其冲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把方圆几百里的积水泄出去，商丘地区和河南省范围内的事，他是地委的一把手，又有省委领导的“尚方宝剑”，问题还不是很难解决；可是，涉及到河南和安徽两个省的问题，就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了，两省边界安徽一方的阻水堤坝不扒开，水还是流不走。

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可他给高级干部做思想工作，讲的竟然是春秋战国时代“葵丘之会”的典故：齐桓公九合诸侯，其中有一次，叫“葵丘之会”，就是为了协调诸侯各国解决水患问题。毛主席还严厉批评道：我们有的共产党干部，以邻为壑！连古代的封建诸侯都不如！

为了解决两省边界泄水的问题，受刘建勋的委托和指派，纪登奎代表河南省委，在大年初一赶到安徽去和省委书记李葆华协商，并同李葆华一起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当面汇报。父亲说，他向主席汇报：我和安徽省委已经谈好了。李葆华同志是建党领袖李大钊的后代，他是有党性、有风格的。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把问题解决好。

由于毛主席亲自过问，决开阻水堤坝排泄积水的纠纷，才终于解决了。刘建勋对纪登奎很满意，还夸奖他“有点外交家的才能”。

父亲在商丘，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救灾，尤其是渡过冬春的难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二是调查研究，纠正“大跃进”时水利建设的错误方针，改“蓄”为“排”，开挖疏通水道工程，重新调整水系。

由于原来“一块地对一块天”的“瞎指挥”，导致地下水位抬升，又造成豫东大片农田土壤严重盐碱化，农业大幅减产；改“蓄”为“排”后，水系搞顺畅了，地下水位下降了，土壤的盐碱化也得到治理，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了。后来的十几年，虽然有“文革”的干扰，但商丘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有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增产有100多亿斤吧。

父亲担任商丘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历时一年多，他主持救灾工作，完成了中央和省委“不准饿死一个人”的任务，帮助商丘的老百姓渡过了这次难关。不过，1964年我考上军校走了，两年多没回过家，对父亲商丘救灾的情况，是后来才听说一些。父亲去世后，听父亲的赵秘书说，他当时曾帮父亲写过一份商丘救灾的总结报告，经验很生动，可这份材料后来找不到了，很可惜。据他说，总结报告里也谈了救灾工作的一些缺点，主要是救灾食品有些损失浪费的现象；不过，省委领导很体谅，没有因为这个缺点批评他们。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春的所谓“二月逆流”时，我父亲被关押批斗，还在全省各地进行批判。父亲后来同我谈起过这样一个故事：1967年春在商丘，有一次开群众大会，专门批判我父亲；群众到了会场，看到主席台上方挂着“批判纪登奎”的横幅，听到高呼“打倒纪登奎”的口号，会场上嘁嘁喳喳，议论声一片：“纪登奎是谁呀？不就是我们过去的老书记吗？那可是个好人哪，我们不参加这个批判会了。”会场上的群众，一轰而散，一下子都跑光了。——说起“文革”时候的事，父亲最得意的，就是这一件。

关于决堤泄水的事，我还听父亲谈起过1975年抗洪救灾的情况。这一次抗洪救灾，又碰到1963年各路‘诸侯’筑坝堵水的老问题了。不过父亲这时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担任军队的职务，大权在握了，他说：“把汛情侦察清楚了，我立即打电话，空军，张廷发，海军，苏振华；他们两个，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海军派来了冲锋舟，空军派来了轰炸机；很快就把各路‘诸侯’们筑起的那些个阻水堤坝，统统都给炸开了。这一回，只有一个星期，洪水就全部泄走了，上下游广大地区，灾情很快就解除了。”

因为父亲在军队任职，和“老总”们混得很熟，同张廷发与苏振华也是同事，给他们打电话通个气，在部队出动救灾时，可以做一些先期准备。这不能算是“越权”的行为吧。当然，按照中央的工作程序，还要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负责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发布调动军队的正式命令。

说起1975年指挥抗洪救灾的事，父亲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记下的，是他的原话。当然，父亲是和我闲聊天，不是开会做报告，而且，他说得很简略，自然也是他的得意之笔，因此，可能不是很准确。

实际上，抗洪救灾头绪万端，涉及许多水利专业知识，关于炸开阻水堤坝的事，河南省水利局的水利专家陈惺在一篇《75.8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工作回忆》文章中的记述，则要专业、严谨和全面得多，而且文笔简练，要言不烦。现将有关部分的原文摘录如下：

8月12日天刚亮，中央慰问团的专机就到了李新店专用机场。他们下了三叉戟专机，换乘两架米8直升机。这时，刘建勋喊我上一号机，机上前舱坐着慰问团长纪登奎和副团长乌兰夫，由刘建勋和我陪同，后舱坐着慰问团的部分团员和工作人员。

1975年8月，纪登奎和乌兰夫在遂平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飞机起飞后，先在空中视察京广铁路以东的地区，看了平原地区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视察的汝南、平舆、新察、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都是一片汪洋，其中五个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湖中的岛屿。

飞机飞行高度仅50米，清楚地看到每个“岛”上都密集着灾民，被围困在洪水之中。有的“岛”因为人多面积小，或者地势低，有些灾民就不得不站在水里，或者爬在树上。他们不停地向上挥手，好似既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又祈求救他们早日出险。机上的同志都凝神地注视地下，仿佛有无限的同情要向他们倾诉。
回李新店午饭以后，再乘直升机到铁路西，先后视察被冲垮的石漫滩和板桥水库。……

中央慰问团到驻马店以后，立即听取地委和地革委汇报。先由遂平县委书记汇报遂平县沿河群众的受灾情况，再由驻马店地委书记汇报全地区水情和灾情。他们恳切地说：“现在，被洪水卷走的牺牲者已无法挽回，而灾区的五百万灾民需要援助，特别是困在水中的一百多万人迫切需要拯救。灾民们仓惶逃生已经五天了，只靠空投食物维持生命，白天受烈日烤炙，夜晚受寒气侵袭，已经筋疲力尽。有的还爬在树上和站在水中，其中的老弱、妇女和儿童，因为体力不支，堕入水中死去的惨剧每天都有发生。”说到痛切处，汇报的人泣不成声，听汇报的人也都潸然泪下。

听完汇报后，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救灾民，必须加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积水。慰问团要我说明情况和提出意见。

（过于专业的陈述，此处从略——笔者注）……因此，班台以上虽然平地水深3至4米，同时淮河水量并不大，而洪水仍然壅积难下。当今之计，唯有在班台以上的刘埠口附近决开小洪河左堤，提早泄入分洪道，并炸开洼中的隔堤，使洼洪也能行洪，以加快洪水下泄入淮。

8月13日清晨，中央慰问团分成几个小组，由各位副团长率领分赴灾区的各县视察慰问。团长纪登奎布置我和慰问团成员、水利部的盖国英同志察看大洪河，以决定是否采取分洪措施。我们乘直升飞机从驻马店到班台，向下往返对大洪河和分洪道进行察看，然后回驻马店。
纪登奎让我和盖国英先讨论，他坐在一旁听。

我们先讨论大洪河和分洪道是否阻水。自班台以下，在大洪河和分洪道上多处可见一段水流平静，一段水流湍急，激成浪花和旋流。这正是在河道峡口上下常见的现象，说明河道上有阻水卡口。

然后讨论是否分洪。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考虑：一种考虑是，现在上游已经成灾，如果分洪则会造成下游也成灾，使水灾搬家；另一种考虑是，现在灾区晚一天退水，则要多牺牲一些人，分洪虽然可能扩大淹地面积，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区，又可以早作准备，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正下不了决心时，一直静听的纪登奎起身说：“不用再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救人，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午后，纪登奎指示我和盖国英再乘直升飞机去新蔡，接正在新蔡县视察的副团长沙风，陪同他在空中视察大洪河，然后返回驻马店。晚饭后9时许，我在招待所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慰问团。纪登奎对我说：“国务院要研究加速排水的问题，决定由你陪同沙风、盖国英去北京汇报。”

我听完后匆匆出门，刘建勋跟着追出来，埋怨我说：“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我还有话向你交待。这次见到国务院领导，就说河南遭此大灾，感谢中央派慰问团来主持救灾主作。省委没有更多要求，只求中央批准加快排水，抢救困在水中的灾民早日脱险。”我点头答应，赶到临时机场。直升机于晚10点自驻马店起飞，11点到李新店机场，换三叉戟飞机。

14日零时12分，飞机降落北京西郊机场，国务院派来的汽车已经等在机旁。我们上车后直驰国务院。进入国务院会议室……
（向国务院汇报和李先念决策，前面所引《李先念传》已有记载，略。——笔者注）

我们和来时一样，坐三叉戟和直升机，于14日晨返回驻马店。纪登奎、乌兰夫、刘建勋和武汉军区的参谋长等，已在慰问团院内等候。沙风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纪登奎决定：由沙风任组长，盖国英和我为成员，组成指挥小组，负责指挥；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随同小组，负责执行排水任务。

我又汇报了李先念要确保宿鸭湖等水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再有水库出问题，我们就得下地狱，决升不了天堂。”要我立即说出灾区附近每个大型和中型水库的位置、工程规模和防汛任务的大小，由军区派驻军到水库负责防汛。我每说一个水库，武汉军区参谋长就说出这个水库附近的驻军情况，并决定担任防汛任务的具体部署。

汇报后，我随沙风、盖国英，以及驻马店地委书记等，乘直升机去新菜。县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艘柴油机船，作为指挥船。我们在南关上船，这时不需要遵循什么航道，陆地也可以行舟。我们约在上午10点到了班台闸，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已经守候在那里。他登上指挥船和我们联络，说明以后由他随同指挥小组活动，接受和执行任务。

他报告说班台闸已经装上炸药，请示开始爆破，沙风同意，将指挥船退出危险区。只听一声巨响，我们再到闸前，所有闸门、闸墩都已炸去，洪水汹涌向分洪道流去，我们循大洪河向下察看到洪河口，然后转到东面的地理城，再循分洪道向上察看，至深夜经班台回到新蔡县城。察看以后，我们对应该炸开的堤坝已经做到心中有数。

次日，亦即15日，舟桥部队已经星夜赶到，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同志，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我们指挥小组再次出发，一共用了两昼夜时间完成了预定的爆破任务。

当我们于17日凌晨3点返回新蔡县时，由于水位下落，指挥船已不能开到南关，只能停靠河边的船码头了。新蔡水位14日最高达38.63米，洪、汝河平原积水最多达35亿立方米。14日炸开班台闸和15日完成其它爆破任务后，水位迅速下降，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得救了。

由于加快排水，洪河以下的淮河流量增加，启用了蒙洼蓄洪区，多淹了蓄洪区的18万亩地，其他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直接指挥下，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安徽人民的支援下，驻马店特大水灾的抢救任务完成了。

应当说，1975年河南水灾，从抗洪救灾指挥的角度来看，领导迅速赶赴灾区，汛情判断准确，决策十分果断，行动也是相当迅速的：

水灾第二天，领导干部就抵达灾区勘查灾情，成立抗洪救灾的指挥机构；中央慰问团8月12日到达灾区，立即投入抗洪救灾，8月13日夜，中央慰问团又连夜返回北京汇报；国务院8月14日凌晨听取汇报，随即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当天上午10点，泄洪的现场就开始爆破作业，并没有贻误战机。
至于调动军队抗洪救灾，空军派轰炸机，海军派冲锋舟，要炸掉的，是下游地区人工修筑的那些阻水堤坝，而不是板桥水库的什么副溢洪道。这位石磊记者，你现在明白了吗？

溃坝后的板桥水库

1975年河南水灾的简要概况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手头有一大堆材料，是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的；后来，又得到一本《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的大型画册，河南省水利厅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5年7月版，是关于河南1975年水灾情况的公开出版物。不过，这些材料和出版物，专业性很强，篇幅也相当大，有五六十万字，一般读者看起来可能比较吃力。我简要谈点概况吧。

一，雨情。1975年8月河南这场特大暴雨，后来成为一个水利专业名词，称为“75.8型降水”，在豫南地区影响范围达四万多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洪汝河、沙颖河流域，以及汉江水系的唐白河。这场“75.8型降水”的特点是，强度大，面积广，雨型恶劣。这场“75.8型降水”的特大暴雨，历时五天，主要集中在8月的5、6、7三天，以7日降雨最大，又集中在最后6小时，这种“大─小─特大”的雨型，对水库的防洪调度极为不利。这场“75.8型”特大暴雨的中心，三天最大雨量的地点，在板桥水库附近的林庄，降雨量达1631毫米，比河南正常年份两年的降雨量还要多，若是雨水的旱年，相当于三年的降雨量了；其中，48小时、12小时、6小时、3小时、60分钟的点降雨量，均创国内的最大记录；尤其6小时降雨量为830毫米，超过正常年份一年的降雨量，打破了世界纪录。此前6小时降雨量的世界纪录，发生在1947年7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密士港，是782毫米；“75.8型降水”的这项新的世界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

水利专业将暴雨按概率如以分级，有50年一遇、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75.8型降水”中心的地点，超过千年一遇的水平。

二，水情。这次“75.8型降水”特大型暴雨，共产生洪水量170亿立方米。洪水来势迅猛，大大超过河道排洪和水库防洪调蓄能力。处于这次特大暴雨范围内，共有10座大型水库（一亿立方以上），情况分别为：

薄山水库水位超过坝顶，但低于防浪墙；宿鸭湖、孤石滩水库，水位超过校核水位；
宋家场、昭平台、白龟山水库，超过设计水位；位于特大暴雨中心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于8月8日1时左右，因洪水漫过坝顶，导致溃坝失事。暴雨区内，还有两座中型水库（一千万立方至一亿立万），58座小型水库（一百万立方至一千万立方），相继垮坝失事。

三，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情况。对国内发生的水库失事，人们的印象，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1958年“大跃进”时大兴水利，设计不讲科学，施工不顾质量，把水库搞成“豆腐渣工程”了。应当承认，“大跃进”时建的不少水库，质量确实有问题，有些病库、险库，直到今天尚待整修加固。可是，这两座水库的失事，还算不到“大跃进”的账上，因为这两座水库，都不是“大跃进”的产物，而是建国初期建成的。建国初期，由于我国水利技术力量薄弱，这两座水库，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而且是由中央政府投资兴建。因此，就设计和施工的质量而言，应当说还是不错的。

这两座水库溃坝失事，略去复杂的水利专业叙述，大致情况是：板桥水库，按百年一遇设计，于1952年建成，1956年加固扩建后，最大库容近5亿立方，调洪库容为3.75亿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时，涌入水库的洪水总量近7亿立方，超出调洪库容近一倍。

石漫滩水库，按五十年一遇设计，于1951年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建的第一座水库，后经1956年和1959年两次扩建加固，总库容近1亿立方，调洪库容为0.7亿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时，洪水总量达到2.24亿立方，超过水库抗洪能力的一倍以上。这是板桥和石漫滩两座溃坝失事水库的基本情况。

四，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失事的教训。“75.8”水灾后，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门分析水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领导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有不少材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75.8型”特大暴雨之前，河南全省旱情严重，各级领导的精力集中在抗旱上，忽视了洪灾的危险，防汛意识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地区防汛指挥机构成立过晚，防汛抢险队伍和防汛物料等准备不足，也未预先制订防汛抢险的应急方案。这是领导方面的原因。“75.8型”特大暴雨来临时，水库管理部门的预防和应急处置也有失误。“75.8型降水”之前，板桥水库的汛前水位，超过汛限水位1.18米，超蓄水量3200万立方；“75.8型降水”来临时，作为水库对汛情的处置，板桥水库主溢洪道开启闸门又延迟了5个小时（8月6日零时，库水位超主溢洪道0.02米，8月6日5时45分，主溢洪道开闸放水）。而在两座水库在溢洪道开始泄洪后，都曾关小闸门、减少泄洪量，其中，石漫滩水库关小闸门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下游田岗水库和西平县的洪水压力，造成减少下泄量400万立方；而板桥水库，是为了保护闸下的消力池和下游遂平县堤防抢险的要求，造成减少下泄量460万立方。这是汛前预防和汛情应急处置的失误。

水利专家则从水库设计的角度提出问题，陈惺在《牢牢记取“75.8”特大水灾的教训》文中提出：两座水库扩建以后，于1965年和1973年两次进行复核，认为水库安全标准不足，建议板桥水库加高大坝0.9米，石漫滩水库加高大坝6.4米，可是未能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进行扩建工程。从水利专业科学的角度和“75.8型降水”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说，即使防汛的领导坚强有力、抗洪抢险的处置失误能够避免，甚至这两座水库进一步加固扩建的方案得以实施并且已经完工，遇到“75.8型”这样的特大暴雨，是否就能够避免溃坝，也不能说就有可靠的保证。

我们应当承认，大自然的力量，有时是人类的努力不可抗拒的。1975年河南水灾后，鉴于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的惨痛教训，水利专业部门曾经要求全国所有水库都要按照能够抵御“75.8型降水”进行扩建改造。但是，几年以后，人们从“75.8型降水”引起的震惊中冷静下来以后，水利专业技术人员重新进行科学理性的审视，发现所有水库完全按照抵御“75.8型降水”进行扩建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水利是科学，或然性的规律，也是科学。因此，在“75.8型”水灾中，最应当记取的惨痛教训，是在水库溃坝时，没有及时通知水库下游的群众疏散、撤离，造成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

两座水库溃坝之前，板桥水库于8月7日9时曾作出决定，通知群众组织撤离，离溃坝16个小时，可只是通知付溢洪道下游撤离，石漫滩水库于8月7日14时决定安排下游群众转移，离溃坝10个小时。但是，由于“75.8型”特大暴雨中，公路桥涵垮塌，通信线路毁损，连水库的电话总机也因房屋倒塌被砸坏，水库管理所和下游的公社、县乃至地区的对外通信联系中断、交通受阻，水库管理部门又未能配备无线通讯手段，使水库险情，不能及时向上级报告，组织群众撤离的通知，也无法有效传达。

在水库溃坝前夕几个小时的危急时刻，水库管理部门和水库驻地的部队，曾经用发射信号弹、连续鸣枪的方法，向水库下游的村庄发出疏散、撤离的警讯；可是，由于雷电交加，又是深夜，下游地区村庄的群众没有看到和听到这些警讯，即使有人看到信号弹，因事前未经培训和约定，也不明所以，因而基本没有起到传达警讯的作用。结果，水库垮坝以后，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惨剧：板桥水库下游群众的牺牲最为惨重，河南1975年水灾造成的人员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板桥水库下游的村庄；石漫滩水库溃坝后，下泄的洪水造成下游的田岗水库连环溃决，还使田岗水库管理所坚守岗位的十六名抗洪救灾人员全部遇难。

在“75.8型”特大水灾之后，水库防汛的通信系统改善和加强了，普遍配备了无线通讯手段。不过我认为，应当总结的经验教训还应当有：第一，遭遇特大灾害时，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应当亲临现场，在第一线直接指挥。因为，组织群众疏散撤离，这也是大事，副职和业务部门负责人，不好下这样的决心。而紧急时刻，请示汇报，来来回回，又会误事。

第二，特大灾害的领导指挥，应当实行战时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实行首长负责制。集思广益是必要的，可紧急时刻，“民主决策”，七嘴八舌，议而不决，也会误事。板桥水库防汛，就有这样的教训。五，看了许多材料，有些感慨，谈点题外的话吧。我想谈的是，灾难发生和抗灾抢险中，表彰英模和责任追究，这两者关系的问题。

灾难有许多种，火山，地震，海啸，飓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各种火灾，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等，有天灾，也有人为的。灾难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在抗灾抢险的斗争中，也会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对抗灾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表彰和宣传，这是我们国家过去的传统，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继承下来的。宣传表彰抗灾抢险的英雄模范，不仅对英模本人理所应当，而且能够发扬社会正气、提振民族精神。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

灾难发生的原因，如果是人为的，当然应该追究责任；即使是自然灾害，如果因为政府预防和救灾的组织领导不力和应急处置失误以及渎职，而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要追究责任，也理所应当。这自然也包括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民主监督。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领导的民主监督，是我们党的传统。不过，那时的民主监督，主要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群众，由于革命时代实行战时体制，民主监督自然不可能很充分。至于革命队伍之外的社会广大民众，要对党政领导实行民主监督，实际上是很不够的，甚至基本缺如。

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还有个好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革命时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金一南的《苦难与辉煌》一书中谈到：那个时代，领导干部向上级报告工作，明明打了大胜仗，工作成绩很大，可对缺点错误却是说了又说，原因也是找了又找，毫不回避推诿，报告的一大半，竟然都是自我批评，就好像犯了错误写检讨似的。建国以后，我们党继承了这个好传统。可是，革命胜利了，和平时代了，又执掌政权了，环境条件毕竟不一样了；时间长了，当领导的，精神不免懈怠，骄惰之气滋长，还学会了“护短”，加上缺少来自人民群众的制度性民主的监督，许多好的传统慢慢就走了样，老百姓挖苦道，“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表扬和自我表扬”了。这也包括抗灾抢险中关于英模宣传表彰的具体做法。

作为典型，1982年发生的“渤海二号事件”，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海上石油勘探船，遇到风浪，这是天灾，可预防和抢救不力造成生命财产损失，领导是有责任的。但是，到了事后，却不追查事故原因，把抗险救灾的英模宣传表彰，变成掩盖领导责任的手段，这就很不应该了。由对“渤海二号事件”的严肃处理，事情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发生重大灾难以后，不允许用表彰英模来掩盖领导责任。虽然也有人说，这件事处理得有些过于严厉了，或者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是，由此引发的重大转变，是有积极意义的，完全应当肯定。灾难发生之后，分析事故原因，追究责任者，以“渤海二号”为开端，各级领导不能不重视了。

不过，就像毛主席讲的一条哲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事情发生重大转变之后，也发生了另外一种倾向：灾难发生之后，分析原因和追究责任受到重视了，可对抗灾救险英模的宣传表彰却被忽视了。这里，大概有个领导的关注和精力问题，如果领导被追究责任搞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对表彰宣传抗灾抢险英模的事，大概也就顾不上而且没有心思去管了。不过，其中可能也有一个灾难发生后对分析追究责任和抗灾抢险表彰英模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问题，这里实际上又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这是一个有点深奥的问题，就是康德说的“实践理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道德心理问题：如果灾难产生的原因，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领导确实负有责任，甚至是很直接很严重的责任，那么，抗灾抢险中的英雄行为，是否就是毫无意义的？抗灾抢险中的英雄人物，是否就成了错误领导的追随者？甚至在抗灾抢险中牺牲了，因为灾难是领导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就死了也是白死？

在“政治运动”频繁激烈的时代，这种事情往往也被政治化了。抗灾抢险中的英雄行为和人物，就拿因公殉职的烈士来说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上面的领导，如果政治上正确，他们的死，“就比泰山还重”？而上面的领导如果政治上犯了错误，他们的死，“就比鸿毛还要轻”？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我看过一些材料，在抗洪抢险斗争中，有许多英雄行为和人物，事迹十分感人，可谓可歌可泣，举两个例子吧。

田岗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位于石漫滩水库下游6公里，“75.8型”特大暴雨时，田岗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和抗洪抢险人员16人，紧张忙碌地为抗洪抢险奋战。8月8日深夜，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溃坝，由于通信联络完全中断，无法通知田岗水库的人员撤离。这16名抗洪抢险人员，在暴雨倾盆、库水猛涨的情况下，忠于职守，没有一个擅离岗位、当逃兵，下泄洪水涌来时，他们退守到闸门起闭室，仍坚守岗位，最后不幸遇难，全部以身殉职。板桥水库是大型水库，在“75.8型”暴雨中溃坝。8月7日21时30分，库水位超过坝顶，只剩下一道防浪墙在勉强抵挡，溃坝随时可能发生。情况万分危急，位于大坝南端的水库管理局，急于向上级报告水库险情并通知下游地区撤离，可是，水库的对外通信联系已经全部中断；这时，只有位于水库大坝北端的部队驻地，还有军用步话机可以对外联系。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水库派出所所长郑道静和共产党员、工人李庆林，挺身而出，勇敢承担前往部队联系的任务，在随时可能出现垮坝危险的情况下，从水库大坝的南端到大坝北端，跑了两千多米，赶到部队驻地，用部队的步话机，同大坝南端的防汛指挥部建立了联系，由部队向上级转报了水库险情和转达了领导关于防汛的指示。

依我看，田岗水库管理所16位因公殉职的职工，板桥水库两位共产党员的英雄行为，同如今在电视里看到的任何英模典型相比，都毫不逊色。抗洪救灾的英模人物还有很多。一位怀孕女职工坚守岗位的事迹也很感人。我觉得，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中的英模人物，尤其是因公殉职的烈士，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如果因为他们的上级领导——水库管理部门、县委、地委、省委乃至中央的纪登奎，在抗洪救灾中指挥失误或者后来犯有其他错误乃至“政治错误”，就得不到宣传表彰而湮灭无闻，那是很不公道的。

我认为，表彰宣传抗险救灾中的英模，今后我们国家的政府，不仅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个好传统，而且应当用法制的方式加以巩固和规范，要逐渐搞出一套科学完善的制度来，以免受政治与社会的思想潮流出现一时偏差的影响。当然，对英模的表彰宣传，也要注意：英雄行为的事迹应当经过查证落实，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要人为拔高、不要刻意制造一种“完人”的形象。人无完人，英雄也是凡人、而不是完人；英雄的魅力，是他们的英雄行为；英雄行为，自有它的光辉；而这种光辉，将永远滋养民族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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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1975年水灾的死亡人数，如今成了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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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1975年特大水灾之后，据说，只有水利部公布过死亡人数，是2.6万，而且只是板桥水库下游地区的数字。河南1975年特大水灾造成的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板桥水库的下游地区。我听说的情况，总共的死亡人数，约为4万左右。不过，水灾中死的是河南人，死亡的数字，应由河南统计，也该由河南公布。水灾死亡人数，河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否公布过？我没有查到。按理说，水利部说的水灾死亡人数，也应当是中央政府提供数字并授权公布的。这位石磊记者显然不认可水利部公布的死亡数字，在他编造的我的“谈话”中，在一处说，“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在另一处说，“洪水直接导致10多万群众死亡”。
我不知道这位石磊记者说的死亡数字有什么根据？

后来，我看到一篇题为《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死亡23万人》的文章，王维洛署名。能够署名，自然要负责得多，而他说的来历，也显然要“权威”得多：全国政协的乔培新、孙越琦、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共八位委员和常委，在一篇文章中揭露，1975年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王维洛没有说这八位政协委员的文章是那一年写的，大概是1980年代初。

关于水灾死亡人数，王维洛还列举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不同说法：孟昭华、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说，“死亡人数为85600人。”

王维洛说，他赞成蔡则怡和赵思雄的说法，“直接死于板桥这一座水库大坝溃坝的人，为一到十万人之间”，“而没有包括石漫滩水库及竹沟、田岗等其它水库溃坝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没有包括死于后续影响的人，如炸堤分洪等措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王维洛认同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的意见，死亡人数为23万。
关于水灾死亡人数，王维洛的看法，关键是两点：第一，两座水库主要是板桥水库溃坝后的死亡人数，他不认可水利部公布的2.6万这个数字，而认定是10万人。

第二，他认为，“死于后读影响如炸堤分洪等措施”的，还有十几万人。王维洛还认为，“当时中国封锁了这个信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

应当承认，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的死亡人数，对石磊和王维洛说的以上这些意见，我没有掌握什么证据，能够表示不赞成或者进行反驳。1975年河南水灾，我不是当事者，没有参加抗洪救灾，也没有参加事故的调查分析和死亡人数的统计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这个话，乃至理名言。不过，关于炸堤分洪等措施是否产生新的灾难？又造成十几万人死亡？我可以提供一点信息，前面引述的水利专家陈惺一篇文章，《“75.8”驻马店抗洪抢救工作回忆》，其中谈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灾区晚一天退水，则要多牺牲一些人，分洪虽然可能扩大淹地面积，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区，又可以早作准备，不会有生命危险”。陈惺的文中还提到纪登奎说的话：“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救人，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

李先念也说过：“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炸堤分洪之前，“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同志，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炸堤分洪之后，“……启用了蒙洼蓄洪区，多淹了蓄洪区的18万亩耕地，其他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陈惺还特别表示了对安徽人民的感谢。这是因为，炸坝泄洪，救了河南的人，却淹了安徽的地，安徽人自然会有些意见。我想，事情也应该是这样的。水库溃坝是天灾，而且发生在深夜，人们毫无防备，因而造成很多人的死亡；而炸坝分洪，是为了救人，是人为的措施，理应先做好充分准备而后才会开始行动。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炸坝分洪，淹没耕地房屋，财产损失也很大，但初衷是为了救人，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所以，当年作出炸堤泄洪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人的生命安全。

当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尽管其初衷是为了迟滞日军进攻，尚且不可原谅。如果因为炸堤分洪又造成十几万人死亡，这样的决策岂不是犯罪？对政府的言行提出质疑和反对，是人民监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代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这自然也适用于对河南1975年水灾政府公布死亡人数的质疑和反对。但是，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还有王维洛文中列举的专家学者，他们并没有参加抗洪救灾，也没有参与事故的调查分析，他们说的水灾死亡人数，似乎都是分析和推测。可是我们知道，水灾死亡人数，应当来自调查统计，而不是分析和推测。

作为对政府言行的质疑和反对，这八位政协委员还应当明白这样一条道理：当他们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质疑和反对政府的言行时，他们实际上也就处于和政府相同的位置上了，他们的言行，同样也要接受人们的监督。因为，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吧，他们批评和反对政府，应当是基于对人民负责，而不应当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乔培新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西方国家大概相当于“参院议员”了，他们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水灾死亡数字，而肯定地认为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可是，不知这八位政协委员想到没有，人们也会对他们提出质疑：你们说1975年河南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可有什么根据？

我不讳言，我对1975年河南水灾这件事的关心，除了要对石磊对我的陷害辩诬，也是因为这件事同我父亲有关，纪登奎在1975年的抗洪救灾中，是中央任命的“慰问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抗洪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按说，作为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抗洪救灾中出现什么问题，纪登奎都是第一位的责任者。可是，使人颇为疑惑而且有点怪异的是，不管是这位石磊记者编造的“访谈”，还是乔培新等七八位政协委员的文章，他们质疑水灾死亡人数也好，指责抗洪救灾的失误也好，似乎并不知道纪登奎是这次抗洪救灾的负责人。阴差阳错而且有点古怪的是，王维洛写文章的起因，是反驳“（长办主任）魏廷铮的谎话”，可是，他们论辩的双方，王维洛和魏廷铮，却都不是1975年河南水灾的当事者，事后也没有参加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分析。

还有，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对河南1975年水灾，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认定死亡人数是23万。对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作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他们八位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中央抗洪救灾的负责人到政协会议上报告情况、接受质询。而当年担负抗洪救灾指挥责任的纪登奎，因为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那时正赋闲在家、闭门思过呢，既不是紧张忙碌日理万机，也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人物了，通知他到会接受质询，完全可以随叫随到。

当然，对纪登奎来说，这得经过中央同意并由中央安排才行，否则，他一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未经中央许可就到政协作报告，想干什么？按说，纪登奎作为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工作，是掌握全面情况的，包括水灾死亡人数，也应该由他安排布置调查统计并代表政府公布。可是，中央始终没有安排他到政协会议报告情况、接受质询，而且直到1988年去世，纪登奎甚至根本不知道八位政协委员曾经有这么个意见：1975年河南水灾的死亡人数是23万。

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通常的情况都是，一个人要是成了揭发批判的对象，就翻箱倒柜地折腾个遍、把什么事儿都给抖搂出来了。我父亲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党内批判了好几年，后来又辞职下台了。可据我所知，在对他揭发批判的材料中，并没有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中的问题。1984年整党时，父亲给我看过他的“对照检查”，关于1975年抗洪救灾的错误，包括水灾死亡人数的事，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对1975年河南水灾，全国政协的八位委员和常委，提出政府隐瞒水灾死亡人数，而且达五六倍之多，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可作为当年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纪登奎却从来没有被追究过任何责任，甚至还根本不知道有人要追求责任这么一码事儿。真不知道这共产党怎么就是这么个破规矩？

不过有时候，规矩还是有的，而且还挺像样。比如，1978年秋，我父亲随华国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回国以后，可能华国锋太忙吧，就让纪登奎向全国人大报告了出访两国的情况。国家公务，本来就应当这样嘛。可是，河南1975年水灾，损失那么大，死了那么多人，同一次出国访问相比，事情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纪登奎作为抗洪救灾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怎么就没有向全国人大作个报告呢？而且，似乎连个抗洪救灾的总结也没有写。也许，事情的确就像王维洛所说的，“至今为至，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莫非真的像王维洛说的那样：“当时中国封锁了这个信息”。可是，发生自然灾害，政府封锁消息，这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应当说，这也不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文革”前的“邢台地震”、“海河水灾”，“文革”中的“海城地震”、“唐山地震”，都公开报道了，并没有封锁消息。实际上，对1975年河南水灾，人民日报也报道过纪登奎率中央慰问团慰问灾区群众的消息，还拍了一部水灾的电影纪录片，我那时在农村工作消息闭塞没看到过，据说这个电影纪录片没有在电影院公映，王维洛说是“内部片”，这种说法也许沾边，不过水利系统的职工都看了，并不只限于党政领导干部。

1975年河南水灾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对那个时代的事，作为亲历者，我也在思考；当然，由于家庭的缘故，我了解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不过有些事，我也是分析和推测。下面，我冒昧地谈点个人的见闻和看法。河南水灾，人命关天的紧急事务处理得有点头绪了，记得是八月二十号前后，父亲要回北京了。我一年多没回家了，因为地委开三级干部会，春节也没回家，父亲对我说：“回家看看你妈妈吧。”于是跟父亲一起回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专机，所以记得很清楚。在家呆了两天，我公社的事也忙，就走了。父亲回北京以后的事，是我后来听说的。

父亲当年在中央，党、政、军各方面都是“重臣”，先是浙江，而后河南，外出一个多月，回北京以后，家里办公桌上积压待办的文件堆得小山一样，他埋头伏案，忙得昏天黑地，一直到我走，一句话也没有顾得上和我说。而且，时隔不久，中国政坛高层又一场大的斗争就拉开了大幕。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前哨战”，实际上在1975年8月下旬，就已经打响了。第一个回合，就是所谓“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状”的事，这一回纪登奎又是首当其冲，他和刘冰过去是老战友，这次因为给刘冰转告状信的事也沾了边，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迟群、谢静宜列席参加，揭发、批判、追查、纠缠不休，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就是纪登奎。

不过，一开始，这还是一桩个别的事件，邓小平还在继续搞“整顿”，纪登奎也在积极配合，75年9月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算是“整顿”的最后一波。可秋天还没过完，毛远新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纪念大会回来，向毛主席汇报社会上“右倾翻案”的动向，毛主席让毛远新也参加进来，事态就升级成为“路线问题”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开张，邓小平的“整顿”也停了板了，接着就是被批判。这以后的情况，是另外一个故事，如今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缘故，大概毛主席老人家也知道来日无多了，为“准备后事”，苦思焦虑，寝食难安。在他看来，国际上的事，基本有点头绪了；可这国内的事，一个是“文革”，一个是“接班人”，却让他相当忧心。而且，年龄不饶人，心情又焦急，做事的章法也没有那么讲究了，比如，听传达，毛主席说什么“反对迟群、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就明显是“失言”，以前，干部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主席指示”嘛。

接着，就到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同一年去世，中国革命的三位巨星，相继陨落；政治上，则是“批邓”、“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中间还有一场“唐山地震”；在那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天崩地裂、天塌地陷，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一波接一波，政坛巨变的大悲大喜，一场接一场。设身处地想想，也就不难理解，在那样一种情势下，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没有提交抗洪救灾的工作总结，没有向全国人大报告情况，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央觉得，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威胁生命安全的紧要事务已经处理过了，这些程序性的善后事务，当时那里顾不上？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按说，处理这些程序性的善后事务，也是纪登奎的责任。可是，中央没有安排布置，领导也没有督促催办，他工作忙得一塌糊涂，政治上又麻烦缠身，也顾不上再过问这桩事。等到几年以后，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想起河南水灾的事、并且要追究责任的时候，纪登奎，还有他的领导华国锋，已经下台了。我想，当年的实际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不过，据我看到的，河南1975年水灾的见证人和抗洪救灾的当事者，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写了不少专业性的报告以及他们的亲见亲闻，使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的基本情况和原始资料，保存下来了。如果后人要研究河南1975年水灾这段历史，资料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项工作是否也是纪登奎布置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父亲责任感很强，也是个有心人，他也许会想到，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么大的事，当初没能搞个系统的报告，如果连原始资料也没有留下，日后可能会出麻烦，有人会说三道四。

还有一件往事，情况可能与此类似。1976年的“唐山地震”，比1975年的河南水灾，损失更严重，是更大的灾难。可据我所知，“唐山地震”的情况，后来也没有向全国人大作报告，而且没有见到抗震救灾的工作总结。当然，同1975年抗洪救灾有所不同的是，1976年的抗震救灾，传媒的报道要充分得多；这里面有一些隐晦曲折的政治因素，同1975年只是单纯救灾的情况有所不同。附带说一句，1976年的“唐山地震”，如今的人们可能不大清楚，那时“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纪登奎，还有陈锡联和吴德。因此，对唐山地震和抗震救灾，如果有人追究没有提交工作总结、没有向全国人大作报告的责任，无疑应当由他们三个人来负，首先是纪登奎。噢，还有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之后过了两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登奎交出他分管的主要工作，不掌什么权了。又过了一年多，到1980年春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正式下台了。这以后的事，纪登奎自然没有什么责任了。应当说，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纪登奎作为主要负责人，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么大一桩事，没有提交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报告，连个确切的水灾死亡人数也没有正式公布，事情办得虎头蛇尾，没有做到善始善终，这应当说是他的责任。不过，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想，当时要把这些事办得完美无缺，也不大容易。

不少父亲的老战友都说，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几乎始终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命运。可是，这也让父亲给历史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死亡人数，他就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未了的账，如今还成了一桩公案，让人们在那里纠缠不休。因为对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的全面情况不明究里，于是有些人就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那里瞎分析、乱推论，胡猜测。而这位别有用心的石磊记者，则不仅乱点鸳鸯谱地批评指责了一番邓小平，还对我这个小人物也恶意栽赃，凭空编造出一大篇“访谈”来。

应当说，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在善后方面的失误和疏漏，都是党和国家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应当引为常例。党和国家应当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重要的国家公务，包括发生天灾人祸和抢险救灾的情况，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应当成为制度，还应当公开透明，让人民有知情权，以利于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党政领导来而复去，国家公务却是延续的。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不仅要对各种现实问题负责，还要对国家的历史和未来负责；共产党的中央曾经两次作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美国政府对一百多年前的“排华法案”也做过“道歉决议”，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我们现在有些领导人，似乎只管自己任期内发生的事，对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善后，也不补台，甚至声称“对过去的事一概不管”，这不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尾声：另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说到这里，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本来已经讲完了。可是，这位石磊记者还讲了一个后续的故事：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案。应当承认，石磊记者讲的这个后续的故事，也还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影儿的事，可是，他说得颠三倒四、严重失实，让我给他做几点补充纠正吧：

一，石磊所说的这件事，时间不是1981年，而是1984年。

二，这位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叫王彪，是河南分社负责人，他写内参反映的，也的确是1975水灾后驻马店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甚至逃荒要饭的情况。

三，王彪因为写这份内参，确实曾经遭受打击，应当对此负责的，是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不过此处我就不说姓名了，不知这位石磊记者乱打横炮，是否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得罪不起。

四，当年，还是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因为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河南省委，据说赵紫阳的原话是：“群众生活困难、逃荒要饭了，我这个当总理的，总不能不管嘛。”不久，杨析综从四川调来，接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五，此后，因为王彪的事，新华社总社专门召开会议，不过不是“调离记者岗位”，而是进行公开表彰，还给他发了200元奖金，那时候，这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呢。此事当年曾经见诸报端，不少文摘小报，都转载过这个消息。

六，当年，还有一篇报告文学，题为《洪荒启示录》，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苏晓康，专门记述新华社记者反映1975年水灾之后群众生活困难逃荒要饭、而河南省委领导封锁消息打压反映情况的地县干部等情况，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曾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闹得沸沸扬扬的。因此，那时候的情况，也并不是这位石磊记者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

七，邓小平在内参上“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的批示，据这位石磊记者所称，系出自我口。我郑重声明，这纯属造谣。据我所知，邓小平同这件事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从情理上说，对于这桩公案，赵紫阳处理得很好，邓小平认可了，一线日常工作的事，他也就没有必要多管了。关于内参的事，简单地说，情况就是如此。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须有另文专述，这里就不多说了。让人惊讶的是，这才一二十年嘛，许多知情的人还活着呢，事情就被说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副模样了。

实际上，1975年河南水灾，后来的故事还有不少。其中，政坛风云、派性整肃、官场权谋、宦海沉浮、恩怨荣辱，百姓疾苦，各色世象百态，可谓尽在其中矣，其波云诡谲、一波三折、曲折离奇、荒诞怪谬，令人扼腕讶异！今天，如果谁想把这段公案的原委搞个清楚明白，写出一本书来，不管是历史报告文学的题材，还是探讨治国理念的政治学术专著，都会相当精彩，而且很有教益。不知可有这样的大手笔，还得愿意下很大的功夫。

2011年8月初稿
2012年8月完稿
2013年8月校订

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转引自《共识网》）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697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JiPoMin/2013_11_13_185467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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