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自知者明——谨以此文送别王大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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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者明——谨以此文送别王大宾

徐海亮


今天（6月29日）早上6:30，我们在都江堰殡仪馆送别了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王大宾是三天前的6月26日凌晨3:30去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曾经的文革风云人物在随后几十年中都沉默无言，不仅再没有出现于公众面前，甚至今天的很多人连“王大宾”这个名字是谁都难以知道。但所幸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王大宾回忆录》，没有让尘封已久的历史随着亲历者的远去而从此湮灭。

著名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是和王大宾同时代的文革过来人，与王大宾多有交往，王亦认可他的学识人品。因此在写作回忆录的前后几年，王大宾都曾与他反复交流观点，探讨过来人应当怎样对待历史，必须留给后人和社会什么样的历史，从而也使他成为《王大宾回忆录》完稿之后的第一个读者。

这篇文章就是徐海亮在第一时间读过《王大宾回忆录》后写下的感想。他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体会，更为清楚地勾勒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王大宾，使我们透过《王大宾回忆录》那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叙述，更能真切地感悟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留下的话。

王大宾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我们在送别他的时候再读这篇文章，更觉斯人虽已远去，历史犹自回响。

对于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五届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出版该书稿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来讲，我都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对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实，以及对于王大宾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却意外地在深圳通读了即将付梓的《王大宾回忆录》书稿清样，也确实是渡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该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受命，并参与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前后全部经过：朱成昭领命——王大来不同意揪彭——王大宾接触彭德怀——王大宾认为当时不该揪斗彭——戚本禹批评地院的右倾——按总理指示王大宾等百人护送彭德怀进京。这一详尽的史实回忆与叙述，廓清了以往种种传言。

我过去虽然听说和见到好些地院同学的回忆，包括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有密切关系的闫长贵先生的回忆，涉及到朱成昭在内的许多当事人。但这一次，我从王大宾完整的回忆里，较为准确地得知了揪彭的由来，地院学生的行动与过程，每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中央领导、地方与军队领导的言行，学生与彭德怀接触、交谈，对他的了解、认识，特别是地院学生在这一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非常具体的内容，回忆录是第一次全面披露，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重新“理抹”（四川话）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的彭德怀、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入的。加上66年春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当时在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多少了解1959年的事情，在公开或正式的场合，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觉得他就是当时称呼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这次文革运动，因一开始就祭起了反右倾大旗，不少内心有过对“三面红旗”有所存疑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势。个别抱有投机取巧心理的人，试图在周围的人（包括群众，或领导者）寻找可称之为“右倾”、“三反”的揭露对象，择机发难。当时这种特别复杂极其微妙的心理，没有经过过1959-1966的人，决非可以凭借历史文献，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体会和理解的。

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右倾声势，甚至也触动了早期文革领导人的政治神经。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都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人。文革一开始，毛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中央文革的旗下。但他们同样也搞不懂。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讯》发表的两篇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于是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并刊发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陶铸则在中南地区的动员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右倾言行公开作出自我批评。

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则不同。他们领受了揪斗彭德怀的指示，有了为革命立大功的机会以后，一些主要当事人却出现异常的反应。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认为不应该揪彭，并为此和朱成昭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48页）；因为王大来等与彭接触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50页）王大来在房山县四清结束后，就要求并正式调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了。运动初期，王大来应学校要求回校参加文革运动。这里王大宾回忆的是较为间接的资讯，即他回忆的王大来汇报内容，以及阅读王大来与彭总的三次谈话记录的想法。

但王大宾自己的回忆则是完整与清晰的第一手的资料：

1966年12月18日，王大宾以东方红公社第二把手身份接触彭德怀，听说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开始就回忆起长征时在大小凉山的经历来，王则讲到一解放，“我们山里的穷人就都知道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怀副总司令了。十大元帅，朱老总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宾讲的，也就是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大学生普遍认知和朴素感情。

他们谈话就转入正题后，很自然就谈到庐山会议、三面红旗，“以及当时农村浮夸风的真实情况，我对彭德怀已是完全没有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头子的警惕，而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认识都向他和盘托出。”（55页）他俩心平气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对以往基层问题的看法。王现在回忆：“我们都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接着我们就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事。”（59页）“我受到了鼓舞，越讲越有劲，也好像要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似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我的话题……”（61页）。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65页）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身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当时能够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吗？我相信，相信王大宾的质朴，相信当年的亲历者都会理解王当时的认识和心态。

第一，王是四川人，我们几乎同时在四川上中学，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我们有同样的感受，王在我们心目中穷乡僻壤的“甘、阿、凉”大山农村长大，我在重庆都市长大，我们都听到和感知了那时遍及城乡的“怪话”——对四川农村形势的不理解或“右倾”情绪，那时不光是知识分子有牢骚，而且干部和工人也有“怪话”。重庆市就有领导干部向中央写匿名信，告省委的状。

就在地质学院学生接触彭德怀时，成都街头上大字报已经公开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在1958-1962年期间，在粮食和农村政策上的罪行。揭发者不仅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甚至还有一批地县级干部！彭德怀知悉街上的形势。

第二，从接触地院的师生和地院文革资料以来，我始终感觉到地院的造反派学生，对于文革前的党内斗争、“前文革”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不那么简单。不是一个王大来、王大宾如此，也不是就针对一个彭德怀问题，他们还去接触了“右倾”“反党”分子。诸如四川挨李井泉整的刘、张夫妇、“萧李廖反党集团”等。他们为萧、李、廖奔走平反，把许多因反对李井泉极左而获罪的领导干部保护在地质学院。我和闫长贵探讨个中原因。他认为，相比而言，地院同学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党内政治斗争涉及到的社会下层问题，特别敏感，反应强烈。我与地院的蔡新平同学探讨这个问题，他写信回答：“关于对彭德怀同情的态度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个字才可以说）本来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凄惨苦日子，彭德怀庐山会议因何挨整，我们当时并不知真相，但如果彭老总把这事当面对你一讲，你只要是正常的人，我想一定会同情彭老总的。我相信，最早接触彭老总的王大来、郑文卿就是这样被打动的。后来过去的王大宾也有了同样的认识，这是不奇怪的。”地院的陶世龙老师，则介绍了另一些内情：“不仅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还有野外实习，一直能接触到农村的真实。特别是1958和1959年大炼钢铁，除去一年级全都组队到野外，亲历了农村的遭遇。刘普伦（延安干部，地院建院时任团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带队回来将所见问题作了反映（听说还照有相片），为此被定为地院为数不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为图书馆长（1956年时已任院党委副书记），后来是高元贵起用他任院办公室主任，而也成为工作组预定的打击对象。王大来也是向党交心时讲了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到反干扰时拿出来整他。”

第三，实际上不单是一个四川，一个彭德怀。在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大潮里，听闻了许多本来是反右的运动，却偏偏冒出来群众反左的事情来。郑州“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党言川，他1966年起来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给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1962年2月23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委书记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的事情，来批判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时，首先攻击前任省委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人的“反党集团”。我大学毕业刚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一个造反头头就专门告诉我：“河南最可怕的就是极左了”！河南大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甚至最初运动的发动，居然是群众性反极左，而非反极右。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要敲敲造反派的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他有历史错误。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提供了四个豫籍红卫兵司令，或许是河南前文革历史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类似对过去运动的反思、言论，乃至向中央部门和毛主席上书者，在一些地方的造反大学生身上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被视为“反动学生”。

“奉旨造反”一度成为文革研讨中时尚的词汇。在王大宾的回忆中，我感到这一时尚概念似对又不对。讲对，因为地院学生确实响应了文革运动，当时确实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护送回北京，交北京卫戍区了，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内心（至少是一部分主要头头的内心），是同情彭德怀的，他们尽了努力，去保护、抚慰彭老总，参与护送的百名同学，没有一个违反当时组织纪律，去欺凌弱势的。这和今天脸谱化去谈红卫兵青面獠牙，去研究文革，是大相径庭的。朱成昭看到带回京的彭德怀材料抄件，“抄后即在东方红总部核心小组间传阅了。这样很快就在地院出现了一股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暗流’”。（86页）而且在67年元旦后，王大宾就在老干部家里召开各联队核心成员会议，汇报了揪彭的情况。老干部李贵和参会同志都同意——当时不应该揪彭。这样看，地质学院造反派核心，虽然按中央指示和组织纪律要求揪走、护送彭德怀到京，但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基本判断，没有完全“奉旨造反”。他们了解了彭，理解了彭，尊重历史，敬佩彭德怀的人格。这决非文革后对自己的评功摆好。

有意思的是，中央文革明明知道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人物对彭德怀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后来依然确定了主持揪彭的王大宾担任公社领导人。而原一号头头朱成昭的被整肃，则是因为超过了同情彭德怀的其他原因。

67年初，周总理指示李先念，拨款8万元到地院，支持地院东方红公社保护来京避难和反映问题的领导干部（诸如刘、张，重庆的萧、李、廖，邓小平的弟弟邓垦等等。67年春，总理、康生和戚本禹在大会上还表扬地质学院，鼓励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讲义气，保护受打击的革命干部呢！（这段有些交代不清的地方）

如果后来的人知晓1959-1962年的高中、大学生当年对于国内困难形势有过什么讨论，如果知道大学生在城市社教、农村四清，以及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学习中，这一批人曾经历过的“清思想”与自我检查（好些自我检查又被记入档案，成为文革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就会明白王大宾们“逆文革大潮而动”同情彭德怀的背景了。笔者在大一时因试图上书毛泽东言事，文革初被打成“上万言书”“篡党篡政”的反革命右派，所以注意到不少文革的典型“问题大学生”，都有探讨以往社会问题的经历。对应现在研讨中把文革中人性说成一片黑暗、绝对丑恶的倾向，我觉得文革现实中的种种人性冲突、人性光辉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一些红卫兵领袖文革中自我心理的冲突，革命理想和现实人性的冲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尔登，想到是否存在我们批判过的超越革命名义的人道主义？这种联想本来是无意义的，1793年的法国毕竟与1966年的中国是两回事。王大宾们显示的人道主义，既是针对彭德怀的，也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我与王大宾认识的很晚。2009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当地政协副主席、商会会长——颇有都江堰市“小旋风”气度的彭伟接待了我，并结识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宾。他不善言谈，朴质的，工科出身，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好学生。可能饱经风霜吧，看起来他比我认识的好些老学生干部，还要朴素，更象山里人，他们已经世故和圆滑啦。他们讲王不太愿意回忆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写文革记事。但那一天我住在该市，大伙走了，王却不愿离去，他似有触动，话匣子打开，侃侃而谈文革经历，收不住嘴啦。今年国庆后，王大宾得知我读了他的回忆（在1982年湖北看守所的自我检查、交待基础上，开始的正式回忆与写作），就打电话给我，一再问我有什么意见，说“一再”，是我后来几天在太行山里盘旋，他接连打电话来征求意见，那里信号很不好，我又在汽车上，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感到他有一个“临盆”前的紧张心理，毕竟这是他几十年来在社会公开“亮相”的处女作，他有些担心顾虑，怕别人对文革中的自己不理解？他反复需要给我说明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需要强调，自己是犯了错误的，在文革中是干扰了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的。我明白！但不需要像祥林嫂那样逢人就讲不该把阿毛给狼叨走啦。现在人们看起来会奇怪，他为什么有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人们会说，文革压根儿就错了，你那么自责干嘛？或者，你值得做文革的殉葬品吗？不是，王大宾在根本上是尊重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尊重业已发生的历史。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大学生，他想承担他本应有的那一份责任，而不是只去谴责毛泽东。他在1983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表达了“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200页）这不是在法庭上不得不讲的空话，他一直恪守了自己的承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不应负法律责任，而另一些问题，他必然要终生体验、反刍，提升。

我注意到他对毛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逐步认识。这一次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在当年高校和社会上确实引起巨大反响，我们作为“事外人”，当时也是五味俱全，心里很沉重的。但是到今天，和其他同龄人相比，王大宾有他独到的体会。他一再强调是毛主席召见，不是接见。“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幼稚，何等浅薄，竟对毛主席这次谈话后就是我们厄运的开始的真谛浑然不觉！”（162页）他引证了谢静宜新近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涉及七月事件内容，谈透了事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刻意去捅“马蜂窝”的问题。当然，也可能这是他读了谢静宜揭开的内幕，才彻底想明白的问题。而这也是不少想问题的人，直至今天还没有想通的历史问题！

王大宾是认真的。他指出“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165页），而且在时间上，他追溯到1967年，“作为当年东方红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165页）“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166页）作为文革高校的红卫兵学生领袖们，简单化地把他们斥责为“反革命”，显然是有失公道的；但要他们自己承认自己“不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他们当中，内省达到王这一步的，并非很多。不少人还在怪这怪那，还想指责别人，唯独不去反省自己（乃至有人以为自己比党和毛泽东还高明呢）。我终于明白，因为我成了付梓前夕的第一个读者，王大宾一再打电话，就是要我明白他反思的诚意，有无问题？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他的回忆，都不是不负责任的虚伪言谈。

回忆录最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收入了王大宾前妻的记忆段落，我觉得这是本回忆录中很触动人性的一段。我喜欢在观察历史与社会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多次见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狱者，因为亲人眼泪和坚强活下去的。我自信我有坚定的自持力，能面对这大千世界和跌宕的人生，但仍不得不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为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女同志——的自强不息打动，但热泪让我无法再读下去……

本来，我是为读我不熟悉的地质学院历史去读这本回忆录的。但我感到却有意外的收获，朴素本分的王大宾，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历程，书中有许多细腻的描写——包括他接触到的干部和学生的实际心理感受。这是用简单化概念化的谴责文革的大排档文字，无法表达的。希望从王大宾个案开始，我们能够回头来看看那似乎已经消逝的历史——大家留存在心灵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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