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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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对毛时代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前贤和权威们写的文章，自己也写一些文章参与网络争论，经常被人说是为坏人辩护。最后我有一个发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起来批判“四人帮”，报章上也说一定要肃清“四人帮”流毒，在“文革”期间，政治上最腐朽、最堕落的表现就是专案组方式办案，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为专案组这种审查方式辩护，说这个好。

　　专案组的工作方法往往是领导抛出一个人，譬如“文革”初期抛出清华校长蒋南翔，说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案组就发动底下大量的积极分子，从“官二代”到蒋南翔手下的党支部书记、系主任什么的，要大家提供各种揭发材料，工作组把各种揭发材料汇集到一起，果然证明他不是好人。这还不够，还要涉及他解放前的历史，内查外调之后发现历史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调查对象包括他身边的人甚至他出生的地方，因为工作组是代表政府，有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性质的调查，发动N多的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最后下结论说“铁案如山”，定性谁谁不是好人。从理论上批倒这个好像并不困难，但是要与这种专案组审查方式说再见还真不容易。不仅网络上大量文章就用这个专案组逻辑去审查毛本人乃至毛时代，审查共产党政府乃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甚至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或者官学机构里的学官，都用这种专案组方法来讲述那段历史。

　　当然，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短平快地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种论文格式其实太常见了，说起来大家都熟悉：从某个权威人物的讲话或者官方机构的结论出发，填充某个或者某些事实或者学术原理，最后得出结论，某人或者某制度果然很不正当。甚至党史的书写也是这么完成的。林蕴晖回忆某位党史领导小组领导人的说法：必须按照重新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去重写党史，而且，基本路线有所更新之后，整个党史重写工作也要跟进。这样一来，结论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挑选合适的材料并完成论证过程了。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三大改造”就是过急过粗，“大跃进”更是“急性病”大发作，“文革”就更是没有任何价值，需要彻底否定了。这些结论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总要给读者说一下决策是如何作出并在科层组织内部执行的，过急过粗是什么层次的问题，都是通过一种“简易记账法”说是一种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指导思想是如何在科层组织内部起作用的，也不是完全不提供证据，而不过是专案组那些“短平快”的方法，一些所谓的证据连“文革”期间的专案组材料都不如。要知道“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革”，这还是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都曾经被冠以“总路线”的名称。共产党政权说是有“议行合一”特点，但是，决策环节和执行环节还是分开的。一个重大决策从议论阶段、凝聚共识到在会议上通过成为正式的政策，都有各个环节的官员参与，相应地还有组织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汇集和挑选过程；在决策作出之后，还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去执行；相应地，在决策前期也需要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提供决策信息。然而，我们在当时看不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链”的流动过程。关于发动“大跃进”的叙事就很可笑，竟然把决策和执行环节根本甩开，排列了几个领导人对于“反冒进”的不同看法和争论，然后就说这就是“大跃进“决策的形成过程。至于执行环节的叙事就更可笑了，说是有一种风气或者指导思想“自动”地起作用，似乎共产党政权的执行环节有无限多种可能性，可以由执行层次的官员任意选择，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大多数都选择了那些坏的东西。这就导致一个疑问：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分工协作组成的科层组织？难道庞大的共产党政府能够脱离“命令链”和“信息链”去运作吗？

　　与这样的党史叙事相搭配，“偷换概念”的把戏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流行。我在中学语文课上学到：写议论文使用概念，其内涵必须前后一致，而不能偷偷改换。但是，我们看到党史叙事和大量的论文中间，普遍地玩弄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在许多人乃至权威党史叙事中间，论述“大跃进”和“文革”都交替使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内涵。

　　“大跃进”通常是在这样三个内涵中间进行偷换：“大跃进”A（作为毛泽东推动的决策，主要内容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产业政策改为“小土群”、“小洋群”、改进干部作风等）、“大跃进”B（主要是指“五风”：浮夸风、共产主义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大跃进”C（时间段概念，有人指1958～1960年，也有人指代1959～1961年）。这种偷换概念的把戏玩起来，可以很方便地完成论证过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A，“大跃进”就是B（列举各种现象），“大跃进”C饿死了很多人，因此，毛泽东要为饿死人负责。结果，在这种把戏中间，真正需要进行学术分析的内容却被遗忘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决策及其形成的制度，对于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具体影响，反而没有人愿意做认真的分析。要是不玩偷换概念的把戏的话，饿死人数的多少不构成重要议题。难道饿死10万人就很好吗？也正是在偷换概念的把戏中间，饿死人数的多少才成为一个具有优先性的议题，饿死人越多，“大跃进”就可以直接地被判定不正当。

　　在“文革”叙事中间，同样的把戏也存在，三个不同的“文革”概念内涵是：“文革”A（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实践中支持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去批判干部、夺权），“文革”B（各种混乱现象，其中最频繁被强调的是“受政治迫害”），“文革”C（通常是指1966～1976年）。这一次常见的论证和逻辑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造成了“文革”B，“文革”C期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损失，证明了“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文革”的实际过程，各种政治力量的凝聚、表现及其互动，实践与理论认识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这些真正需要学术分析的场域，反而成了需要遮蔽的“危险领域”，谁要是涉足这些“危险领域”，就要被扣上“为坏人辩护”的帽子。

　　研究党史的时候，很多人确实没有专案组的权力，也没有专案组那些资源，但他们普遍怀有专案组的心态。一些人甚至潜意识地把所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赋予自己，把自己视为检察官和法官的结合体，任何质疑都要接受他经过道德和法律的严审：你是不是想要为坏人坏事坏制度辩护？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多，甚至一些堪称严肃的学者都未能免俗。怀有这种强烈的地位优势，实际上已经设置了“信息输入”的标准，凡属不符合标准的信息被视为无效信息加以拒斥。一些公安局的侦查员就怀有这种心态，因为想要方便地收集犯罪信息和定案材料，就天然地倾向于逼供信，不交代罪行就动武，目的当然是要用最低成本（也就是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完成信息收集过程。如果再叠加想要通过快速破案来立功受奖的心态的话，那就更要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信息收集方式了。这种心态其实很多学者都有，尤其是对过去的历史还有深刻不同政见的学者。他既然认定共产党过去的制度实践不对，甚至还有人得出“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认识，这就基本上达成了公安局侦察员的第一个条件——抓坏人和犯罪分子。第二步就看人品了——愿意不愿意采用逼供信这样的低成本手段就纯属一个愿意接受何种“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了。一般来说，获得犯人口供比采用其他侦察手段获取证据更方便和省事。

　　在“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研究中间，竟然流行采用偷换概念的方法进行论证——把三种不同的概念内涵混在一起去建构历史叙事，从根本上取消通过建立概念展开分析的学术可能性，这比逼供信还要恶劣，近似于一开始就是冲着制造“冤案”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证方式中间，巨大的数字本身就成为有主要意义的——在这种无法展开分析的概念中间，政策结果如何就直接等同于政策设计本身。也是在这个含混的概念使用中间，完成论证过程和列举证据的方便程度还要高于专案组手法。对于毛时代历史的重建过程，广泛地采取偷换概念和专案组手法，拒绝把历史和政治放置在科层组织的背景里进行分析，这显然检验出一种权力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关系。而且，这种离开组织背景分析政治的方式，似乎也有跨越国界的普遍性。官僚制的知识自从韦伯提出相关理想型之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都很缓慢，有限的经验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对企业组织的观察基础上。更为诡异的是，这个学科只是在社会学学科中间获得了合法地位，写作“组织社会学”或者“科层制”著作的都是社会学系的教师，而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则属于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因为完全拒斥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学术积累，在分析前苏联和毛时代的研究过程中间，研究者就获得了很大的随意性或者自由度，可以挑选相关的正面材料或者负面材料，支持一些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结论。采用这种“用微观材料支持宏观结论”的方法，做出来的成果很难交流和积累，往往只能得到政治态度和看法相对一致的小圈子的认同。缺乏一个可以交流和对话的共同框架，学术共识和积累都很难建立起来，相关争论倒是很激烈，但长期停留在口水战阶段。

　　对于毛时代的扭曲，近年来受到两种策略的放大，一种勉强算是市场策略，一种是政治策略。有人以为说毛时代坏话，说得越邪恶就越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接受，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名声和事业——这种蕴含在读者群中间的偏好或者需要，足以鼓励一个人在回顾历史时说点假话，这近似于经济学里面的“需求拉动”式的市场生产策略。而政治策略背后有一个认识上的公式：把毛时代说得越坏，那么美国式的制度就越显得可爱，这就像一个天平，只要把一头按下去，另外一头就会自动地翘上来。本来广泛存在的专案组心态，就已经把毛时代放置在专案审查的位置上，采取各种低成本手段搜集证据并由简易记账法完成论证过程；再加上市场策略中间所蕴含的个人收益，怀有政治抱负的先生们的政治策略，这三个相互叠加的机制渗透性太强，要学术化毛时代就存在着大量的“诱惑”或者“干扰”，所以，要冷静地讨论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或许还有很长的弯路没有走完。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我对毛时代和毛本人很有兴趣，所以花的时间也要多一些。在研究“文革”方面，我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花工夫最多的人之一，对毛泽东个人文献的阅读花的时间也不少。一些有批判意识的人，往往把毛泽东和毛时代看得很不重要，认为不值得投入时间去深入了解，这诱导了“专案组取证方式”的泛滥；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和毛时代很重要，值得投入时间去认真阅读和深入了解，但是缺乏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这两种状况其实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由那些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去搜集事实和阅读文献的人去完成，批判性的分析可以由那些有强烈批判意识却不愿意花时间的人士去做。也许是学界缺乏这样的结合，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从学术上批判毛泽东阶级分析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像样文章。我在自己的阅读中间形成一个看法：对毛本人的批判长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谣或者权力欲谴责的低水平，是因为严肃的学术批判始终缺位的缘故。毛作为一个其政治和思想活动对于新中国历史和政治有深刻影响的大人物，官学两界长期未能给出恰当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分析是一个重大缺陷。这也像是一个天平，严肃的学术分析和批判缺位导致过度依赖对私生活和权力欲的谴责。这种水平低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毛曾经批评说“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批倒批臭走资派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加以批判，而不是从私生活问题进行批判，还说“政治斗争要严肃”；这个批评传达下去之后，红卫兵小报的大批判有很大改进。学术化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的，只要走出专案组心态，就不会满足那种“简易记账法”，这样就有可能引进组织常识和初中生的逻辑，与那些市场策略和政治策略自觉保持一点点距离。


原出处: 《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