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良怀：那片山野注定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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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山野注定无法忘怀

宜昌那片山野注定无法忘怀，在那条从一座山通向另一座山的砂石公路边，在公路旁的那间小土屋前有过让40年后的我依然回味的“初恋”。那是1969年，那年我21岁。

初恋，作为异性间情感的首度爆发，理应在少年维特和贾宝玉的年龄，21岁够晚了，对我来说，它来得就这么晚。在那个不主张人欲的年代里，校园不是培育男孩女孩爱情的温室，何况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到我们离开校园下农村，武汉三中又成了男校，那时我住校，校园既是我的家也是我的社会，看不见女孩也就没有了恋的触媒。

文革爆发给了少男少女爱恋的物理环境却又带来了更深的精神枷锁——“革命”。大串联我从北跑到南再到西，火车上、接待站，大字报栏前有数不清的女孩，却连句话都没和她们说过，那时我“革命”的内容是看和抄大字报，听和参加辩论，连顺便看看山水名胜都感觉为大逆不道，非革命行为的接触女生是我连想都不会去想的事。

人欲却又决不是人拦得住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包括革命的少年少女。记得1967年“抢枪乱军”期间，据说三中男生到汉阳的二十三女中门前刷了条“我们要枪”的大标语，二十三中的女生们即到我们校门前回了条“我们要枪杆子”，那年月时尚把年青的女人简称为“枪”，男人为“杆”，至今咱们海上还有笔名为“老杆”的学长。

对爱情的憧憬我也有，来源于书，国内出版过的国外名著。那时我已经看过很多书，文革既是对思想文化的扫荡也是传播，文革期间更容易读到文革前“学生不宜”的书，甚至是“禁书”，而即使是被红色理论认可的法国、德国、俄罗斯作家的名著中也没有不带上爱情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恋人的爱情让我羡慕，成了我梦想中的路标。在“保卫汉轧”时我身边的书是《红楼梦》，握着铁矛坐在高高的房顶上，望着星空，我在想如果是我会爱林妹妹还是宝姐姐？

那时的我也知道男女情爱过程所带来的刺激和快感是件很过瘾的事，这仍然来自于书中的描写，《红与黑》、《俊友》和有“很雷”情色内容的《子不语》。书以外则得之于“大人们”的言传身教。有件至今在记忆中不褪“色”的往事，1968年汉阳区成立了个由警司派来的军人当连排长的红色民兵连，成员有工人也有学生，我是三中派去的5个学生之一，记得的还有高二一班的欧阳少华。民兵连的驻地在汉阳公园，任务是维持治安。公园里有栋仿古式楼是我们的营房，一个排的人住在一间大房内，多是结了婚的工人，常谈男女之事，并不避开我们中学生，有时就是故意讲给我们听的。这些工人中年龄最大的是个40多岁的络腮胡子，讲这些事儿他最来劲。且说某天夏夜，我已经躺在床上看书准备入睡了的时候，络腮胡子突然跑进来大叫说“发现了正在接头的特务”，于是解放军排长带着我们一班人摸到了公园内的小山前，冲进山洞，抓到了惊慌失措的一男一女，这对男女大约五十上下，哪是什么特务，分明是“幽会”中的鸳鸯。把他们带回营房解放军排长去睡他的觉，由络腮胡子们审问，络腮胡子兴趣高涨，所问中对“谁先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之类细致到点滴不放过的程度。我旁听，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安排人做审问纪录，如果有这个纪录，那可以整理出一本启蒙教材来。

前不久我还去过汉阳公园，那座小山和当年住的那栋楼都还在，可没找到当年的那个山洞。

我的“爱情”和“情爱”仅仅停留在书里和幻想中，没有实践的愿望，我全部的精力用在“玩”和“革命”上。

现在想来，那时同学中实践爱情或者想去实践的肯定大有人在，比如有某学长当年翻女中院墙的佳话，有武昌某名校之所以吸引老谢频繁过江的秘密，最有力的证据是知青下乡时可以跨校，条件为有亲属和男女朋友的关系，女带男、男带女都行。

下乡时我就依据这条带了位“女朋友”。可能我在别人眼里属于绝对懵懂一类，当我找班主任黄慎昌老师登记下乡时，他大感意外。蔡石头到如今还常模仿黄老师当年说的话：“嘻嘻，杜良怀有女朋友？”

她当然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红岩战友”祝菊生的表姐，三十二中的初中生。当时知青下乡，学校与县一级农村对口，汉阳学校统一为宜昌地区，我们三中对口宜昌县，三十二中对口远安县，还有汉阳铁中对口当阳县什么的。远安县比宜昌县更穷，离武汉更远，祝菊生表姐家想让女孩随三中学生到条件相对好些的宜昌，祝菊生是独子，没有下乡的打算，于是他向家长们推出了我，以我女朋友的名义下乡。这之前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觉得他和我的交情好到了可以为我做主的程度，他知道以我的随和，不会不就他的意思，也正像他所认为的一样，我连女孩的面都没见过就答应了，成了她名义上的男友。

祝菊生，三中66届初中生，小名叫菊菊，校园文革时代老谢麾下的大将之一，住青石桥，体格健壮，孔武有力，是老谢队伍中敢出手能出手的“武卫”主力。1968年后我常去他家，吃喝玩，有次我们的围棋比赛就是在他家进行的，他父母对同学们很热情，对父母不在武汉的我很亲热，菊菊和我关系好，没理由不帮这个忙，不就是个名义吗？我还真没把它当回事，。和“女朋友”见面是在她家，汉阳显正街天主教堂旁，记得那天在场的有菊菊，他的父母，“女朋友”，她的父母，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在场我记不起来了。她的父母很慎重，方方面面问了很多，我诚实做答，家长们表现出了对我的信任。我印象中最深的话是她父亲说的，他说，希望你在农村能好好地照顾她，虽然“朋友”是名义上的，但如果你们以后有缘分，我们家长也不反对真的谈朋友。

家长们的真诚让我感动，我一定要在农村照顾好这位女生，为了菊菊和这些长辈们，但这和爱情没一丝关联。我心中的爱情依然潜伏在文学名著中。

带“女朋友”下乡的事，我从未对父母、兄弟和亲属们说过，他们至今不知道。对知青伙伴周福生和莫安德我必须坦承相告，因为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意，周福生性格中有很随和的一面，他对原定人员中增加个“表姐”无所谓，安德的同意带有勉强，他不喜欢在未知的共同生活中突然多出个完全陌生的初中女生。

我和周福生、莫安德的知青组合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但这些偶然中都有着文革经历和对世界、人生的认知基本相同的必然。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我们零距离的走到了一起，几十年分割不断，我和莫安德的友情今生不可能斩断，就像我不可能斩断我自己的某一部分，即使是死去了39年的周福生，他也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脑海。

而“表姐”和我们完全不同，用安德在“吃血黄子”文中对知青的分类，她是“第一种人”，我们属于截然相反的“第二种人”，周福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曾也认真地向“第一种人”转化，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她没参加过也不关心文革的活动，对国家大事没丁点兴趣，不读课本以外的书籍，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居家女生，我们三个男生的所有话题她即使有心也无法加入，她除了沉默就是走开，从登上下乡的“东方红32号”轮到宜昌鄢家河二队同一个屋檐下的一百多天里，她始终孤单于我们的精神圈外。

公路边鄢二队知青屋原是队里的仓库，一间宽敞的堂屋和两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房，我们三男住一间，“表姐”住一间。我们在生活上很照顾她，挑水打柴，甚至做饭都没让她动过手，印象中也没让她洗过我们的衣服，她不和我们抢活干，安之若素，静静地吃饭，早早地睡觉。下乡之初，我想消除她和我们之间的精神隔阂，尝试过按我们的模式改造她。我教过她下围棋，她茫然地听我讲解，呆呆地看着棋盘上的黑子和白子，不断地打着哈欠，直到我信心毁灭，兴致全无。我鼓动她看书，把《战争与和平》送到她手上，许多天后书还给了我，但一字未读，她说翻开书就想睡觉。她从没反对过我的提议却只按她习惯了的轨道运行，她觉得吃饭、睡觉、出工、再吃饭、再睡觉、再出工这样挺好，她很自在。我放弃了现在想来很可笑的“改造尝试”，在同一个屋檐下互不干扰的过了下去。

队里的农民对“表姐”的评价非常高，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也不相信她会是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眼里她体质好，有福相，能做农活，不仅是我，连最耀眼的周福生也配不上她。在我们鄢二队的四个知青中，只有她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出工干活，我们三个是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可以关起门来睡懒觉或者搞围棋比赛的。她很轻易就融入了农民之中，在下乡第一年里，她一个人挣的工分比我们三个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多。当地人喜欢她，不到半年就把她调到大队办的轧米场里，不用干农活，除了拿工分不拿工资就相当于按时上下班的工人，在鄢家河大队几十号知青中唯有她得到了最好的待遇。还给她安排了宿舍，她搬出了那间小屋，从此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她不再需要我和我们的照顾，相反还能给我们点小关照，比如去轧米时她可以给我们提个前什么的。她知青后的去向我没留意过，在宜昌？在武汉？状况如何？我完全不清楚，此刻，我的愿望是这40年来她过得很幸福，农民们认定“福相”不会没道理。

她搬走了，我的“朋友”任务彻底结束，当初给我交办任务的祝菊生却来到了鄢二队。他在城里抗不住还是下了乡，选择了宜昌地区的枝江县。枝江种棉花，比宜昌稍富可农活更累，没有伙伴，倍感孤单，就想转到我们队里来。跨县转队本是件麻烦事，这时“表姐”起了作用，我们三个没操心，菊菊就拎着行李来了，他和莫安德住进了他表姐的那间房。鄢二队知青由此变为纯四男。

由出工、串队、读书、下棋、偶尔的喝酒、打架构成的纯粹的男性世界摆脱不了单调和缺憾，我们即使嘴上不承认心中也是希望有女性元素渗入的，这还谈不上爱情，只和青春或荷尔蒙有关。宜昌女孩大半水色好，鄢二队农民家也有几个长得好看的女孩，最漂亮的一个常到我们屋中来，最初时是和“表姐”做伴，教我们如何用柴草做饭，怎么种自留地的菜，后来来得次数多了也就无拘束地谈天说地，我和莫安德认为她是冲着周福生来的，周福生也不无得意地认同，他不拒绝这种待遇，虽然他心中已经有了稳固的“恋人”。我们喜欢她的来，用当时的话，她“麦子正”，“条子”好，用现在的话，“养眼”。

喜欢而没有“企图”。同样，我们喜欢同学妹妹的到来，当同学带着妹妹来时会得到更高规格的接待，会想办法弄些好吃点的饭菜来表达喜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油炒饭，这是那年月难得的美食，那年月一个知青一个月只有半斤食油的分配定额，能炒多少次饭？可只要来了也就不管不顾地炒了吃了再说。我们的同学都是男生，有好几个同学是带着自己的妹妹下乡的，在我们眼中全是美丽的女孩，其中一位尤其受到菊菊的欢迎，菊菊不是个勤快人，日常的挑水、做饭这些公共事务他从不主动，但只要那位漂亮妹妹一来，他顿时活力四射，他能在湾子里转一圈，带回鸡蛋，做出最高档次的炒饭来。很明显，他对这位妹妹到了有意思的层次，至于这算不算他的“爱情”他没对我说过，我也没问过他，对方是要好同学的妹妹，不能轻率发问，而菊菊到我们这之后，我和他的亲密程度比校文革期间差了很多，他戏和歌都唱得很好，公社演样板戏他是主力，并以此在我们中自雄，他不喜欢书不喜欢围棋不喜欢和最切身利益无关的思考，我们能交流的东西不多，在鄢二队，他和我只有在偷菜、打架方面保持着默契。

知青后的四十年我没和他相遇过，听说他把那条在周福生死后伴随我们的狗，阿黑，杀掉吃了，这让我不舒服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听说他费了很大周折才回到了武汉，而他对那位妹妹即使有过恋情也是单向和短暂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去年11月为纪念下乡四十周年，当年同学宜昌大聚会时，刘宝森披露，那位美丽的妹妹当年也是他心中暗恋的对像，这个秘密宝森不言不语地埋藏了四十年。

还有哪个少年不多情？在哪知青岁月。

菊菊到我们队不久，一天收工后，我们四个拖着锄头顺着公路往回走，远远地看见我们那间孤独的土屋上空飘升着炊烟，这就奇了，屋里没留人啊，谁在帮我们做饭？同学中烟友廖前炘常往我们这儿跑，可他的懒没人能比，宁可躺在我的床上抽烟也决不会费力去烧柴淘米的。大门挂了锁，谁能进了我们的屋？我们的土屋附近有片荒坟，我和菊菊曾在晚上坐在坟头上边吃饭边吓唬过公路上走夜路的人，是谁说了句：“会不会是鬼进了我们屋？”我说：“最好是个漂亮的女鬼”，我立即想到了《聊斋》中的聂小倩。说笑间到了门口，见木门被下在了一边，灶前有两位俏丽姑娘笑迎，不是女鬼和艳狐，是活生生的人，陌生人。其中一位自报家门：“我是23中的计玉燕。”我们知道这个名字，计玉燕原是23女中造反派学生中的头儿，另一位的姓名，我没记住。

另位姑娘腼腆，计玉燕灵动中透着爽气，来从未谋面的男知青屋，不先认识认识，直接下门、升火、做饭，又岂是一个爽字能概括？问其由，她脱口而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诗中的名句用在那时那刻令我倾倒至今。这二位女生从下放地枝江县一路步行，沿途访谈食宿于各知青驻地，大约周福生的名头在23女中同样响亮，就有了这次不期而遇。

暗夜中一灯如豆，煤油灯下几个青年男女纵谈至深夜，校园旧事，知青生活，国家走向，个人前途，历史兴替，时代潮流，无不直抒胸臆，尽兴道来，如果不是在满布尘土的农舍而是在典雅的沙龙，我能把这想象成一次“十二月党人”的密谈。她们的到来让我们，起码是我产生了下乡后最高的一次兴奋。虽然在谈论中涉及到彼此熟悉的中外名著里的爱情篇章，可现实中的我们自身的爱情没有成为话题，那时在异性间这仍是不能随意触碰的领域。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农民家买鸡，讨要来各式青菜，做了顿最高规格的午餐来表示对计玉燕们的欢迎。午后我们陪送她们走了5里多路，拦了辆去宜昌县城的卡车，用好听的话加上奉送毛泽东像章打动了司机，她们上了车，挥手告别。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23中的女生，也是平生中和计玉燕唯一的一次见面，我不清楚计玉燕们为什么会有这趟宜昌串联，是做农村社会调查还是仅为了散散心，不管为的什么，这次邂逅都像流星划过留下了亮色。听说她后来嫁给了我们三中的某学长，是很本分的贤妻良母，这位学长有段时间和我关系颇好。

老谢和童青山下放到鄢家河是计玉燕来过以后的事了，他们安身的鄢五队离我们二队不到一公里，三天两头不是他们来就是我们去，紧密地像一个队似的。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内容，那时青山是我围棋上最强劲的对手，他的加入促长了围棋热，青山还带来了架手风琴，鄢家河夜空中能时常飘荡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三套车。五队用电灯，这二位强迫大队长拿出国家补贴的建房费买了台能收到短波的收音机，青山又有梁山好汉时迁的本事，我们就常去饱餐了鸡肉后收听来自大陆之外的声音，然后议评时政。有老谢就有更多的同学到我们这儿来，最多的一次来了20多位，要用水桶盛稀饭，我们也有了更多同学的队可去。在周福生死之前的日子里我没感到日子有多么难过。

从四个的“我们”变为了六个的“我们”，不变的是，我们仍然是个纯男性的世界。

我们也谈女人，过了二十岁还不谈女人才是不正常的事，即使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里。我和莫安德更多地是谈名著中我们共同喜爱的女性，比如相比于钗黛我们更喜爱红楼中的史湘云，相比于美丽的娜塔莎却钟爱《战争与和平》中谈不上美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我还曾对黄道坤说过，《红与黑》中德瑞拉夫人是我梦中的恋人，他说他也是。我对爱情或情爱的需求依然潜伏在小说的女性形象中。老谢和周福生则有现实中的恋人。

老谢下乡前有过货真价实的爱情生活，她的恋人出身名门，就读于名校，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极高的才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独特的叛逆性思考，我从没见过这位杰出的女士，一切都是听老谢讲的，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像老谢讲述的那么美丽，想来应该是的，因为只要提到她，老谢总能如醉如痴，滔滔不绝地倾诉他们在一起时的每个细节，倾泄刻骨铭心的相思情，她给我的感觉像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笔下赞美的理想女性。

周福生同样能够进入老谢式的如醉如痴的状态，却又有本质上的不同，老谢的爱情是双向的，周福生的爱情是单相思。周福生深爱着一位23女中的女生，他们原本就相识，可他从未向她表白过，围绕着她，他做过很多周边的铺垫，可就是不敢真白地求爱，就像将一座城市团团围住，做足了准备，但就是不发起攻击，停在前沿阵地上苦苦地思念和守望。二十年后我读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时无来由地想起了周福生对爱情的守望。似乎在乡下周福生给那位女士写过信，但可以肯定的是信里决没有一个和爱沾边的字，因为至今这位女士不知道周福生曾苦恋过她。和老谢的果决相比，周福生显得优柔，在蔡家河汹涌的洪水里，老谢和青山能游过去，体力不差游技更高的周福生却不能，性格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周福生在爱情上的延宕也有可能与三中老师的经验之谈有关，下乡不久，我们曾在宜昌和送知青下乡的老师有过一次如何实现爱情的谈话，那位青年教师，记忆中好像是李盛友老师，他说求爱这东西欲速而不达，先要蓄势，最高明者可用句唐诗概括：“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势不发”。老师的教诲本是真理，可放在周福生身上就错了。

老谢的真实爱情和周福生的梦幻相思，是当时我们这个纯男性组合的精神盛宴，老谢读恋人的来信，周福生读他写的小说，在这部刚开了个头的小说中，那位恋人是女主角，小说中也有老谢的角色，名字改为马仑，马克思加拿破仑。那二位就这样爱着，其余的我们则从他们的爱中去感受女性，感受对我们来说还是未知的爱的快乐，记得最浪漫的一刻是夏夜里大家狂呼着那二位恋人的名字跳进鄢家河水里------

我的“初恋”来得突兀，毫无准备。

初夏，黄昏，暖暖的夕阳，我拿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瞥间，公路上走过一位短发少女，她在赶路，走得很快，匀称、饱满的身体似乎要挣脱短袖衣衫的束缚，青春的丰腴气息令我一时痴呆，她可能感觉到了我的凝视，回头看了看我，她圆圆的脸上映照着晚霞，红红的，她笑了笑，继续走她的路，我傻傻地盯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落日余晖的尽头。

当时的感觉奇妙到无法形容，到1980年代我看了《教父》，说这种感觉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被称为“雷电击中”，书中写道：“迈克尔-科利奥尼自己站立着，心脏在猛烈的跳动，他感到一阵头晕。血液在他体内汹涌奔腾，穿过四肢猛击他的手指头和脚趾头。岛上的橘子、柠檬、葡萄和各种野花的芳香随风沁入他的肺腑，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身体的躯壳”。是的，当时的我同样是被“雷电击中”。

我爱上了她，这位完全陌生的匆匆走过的少女，猛烈的不可抑制的爱。我时常盯着公路看，盼望着她再次走过，我也确实再次看见过她，我却不敢再次凝视，我怕她看透我的心思，我问过当地人她是谁？说她是在宜昌市读书的回乡知青，投亲靠友下放在同一个公社的姜家湾大队。姜家湾离我们不过几里路，在我们视线能及的那座山的山腰上，于是我无数遍地望着那座山念叨鲁迅的那首诗，“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

山并不高，40周年返乡时，我们，还有当年四川知青牛牛就曾在姜家湾酒店吃的午餐，现在那里几乎没有了山的感觉。

当年黄道坤下放在姜家湾，我去他队里找过他，至今他还以为我是去看去抢他的“德瑞拉夫人”，我的所爱在姜家湾的另一个小队，我没去那个小队，不敢去，怕她知道我的来意，没对黄道坤说出我的所恋，也没对鄢家河的伙伴们说过，不敢说，怕说出来就会碎了梦，在这个梦里我构思了两人世界中全部的美好。

我只远远地关注着，不露痕迹地去获悉她的消息。我知道在我回到武汉后她也进了武汉的工厂，我还知道并去过这个厂，那里有我三中的同学，想过但仍然没去找过她。后来我结婚了，再后来我听说她回到了宜昌，故事到此结束。四十年后的她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准备寻访，就让这成为一个谜，一个能永久去猜想的谜作为一个梦的结尾。

周福生的“恋人”不知道周福生的恋可知道世上有周福生这个人，而她从始至终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我。

现在的我无法设想如果周福生向他的“恋人”表白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他的命运，我也想不清楚那时的我为什么就不去表白，我只明白，如果我的“初恋”真的进入现实程序，那位我仅知道姓不知道名字的女性不管她能否接纳我的表白，我后来的命运都是不可改变的，我只会失去那洁白的梦，在不懂爱情因而渴望爱情时的梦。

我的脑海中也就不会再现那个夏天的黄昏，那道映照在姑娘脸上的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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