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被毛泽东点名的《草木篇》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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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点名的《草木篇》诗案

流沙河

一、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1951年，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被新政权杀了。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确有某种看法，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

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集中拢来10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我就有所怀疑。

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邱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然后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人，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10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乱政。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毛主席实在了不起。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宣布阶级斗争运动已经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思考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就应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我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小人攀附到党，会把党像藤缠树一样缠死，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做。这些就是诗中的内容。

我主动提出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邱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等人也支持。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二、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回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就不会发出来。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责《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泽东在2月份跟3月有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他说，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他说：“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毛泽东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500万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此时，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时批《草木篇》。其实不是，在反右之前半年批的。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1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要大鸣大放。但是我是吓倒了，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

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草木篇》写是可以写，但是不要拿来发表！把它锁到箱子里即可，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

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拿着打印好的毛泽东的讲话全文让我读，还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

我很信任他，终于就出来发言了。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是不对的，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3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3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项目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项目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干脆抬走。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不能毁，毁了将来罪名大得很。所以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我还记得有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3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勤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上世纪80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说因为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其本人。

三、老家避世

我也当过积极分子和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右派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被弄起走，猜想是领导担心也许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判刑或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进了枉死城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监督劳动。

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7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9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数据室去协助管理图书数据。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使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9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成都青白江区城厢镇。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老家去的，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老好人常苏民。李彬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啦，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9年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拉1尺才有1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

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现场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文革的时候，要是红卫兵把我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

只拉了6年，还有6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七岁，就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6年，一共12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我是个摘帽右派，还有3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所以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1979年底，赵紫阳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重回省文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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