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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1 1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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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司”等组织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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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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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5 V) Q. r. s( s n1967年初,江苏镇江的群众造反派组织一举冲垮了曾经飞扬跋扈保守势力的“赤卫队”和“三字兵”(老红卫兵)后,各基层单位以造反派为主导纷纷夺权,全市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1]3 \7 ^) h% P5 i# e) f
) F4 ^9 `5 s% }6 A8 m当时的职工造反派组织中,以“红司”的势力最大,除了“红司”外,有“临司”、“工革会”,郊区还有“农司”等一些全市性的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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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P. @- J( S“红司”是在革命造反的浪潮中,为摧垮保守势力的“赤卫队”,由各路造反派一哄而起自发成立起来的组织,仓促形成的领导层,大多是些年轻职工,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和管理经验,热情有余,冷静不足,面对夺权后扑朔迷离的形势,应变能力不强,遇到许多复杂纷乱的问题,处理方法不力,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便逐步暴露了出来。; o2 b$ F: A1 w2 H7 ^
: [& M) v$ m' g. L7 o9 R+ r# M由于“红司”的领导层人员,未经过基层推荐和认真的筛选, 因此,许多人多势众的基层“造反派”组织,对“红司”的头头部不屑一顾,使得“红司”有些头重脚轻根基浅,群众基础不太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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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 z2 h3 G3 E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领导层的名称为“勤务组”,其成员的称谓是“勤务员”,意思是为群众组织服务的勤务员,一把手称“一号勤务员”或“勤务组组长”。但时间不长,这种称呼却普遍改变了,一把手成为“司令员”了。. S. g6 O) r% A7 j. U4 x L- s
! ?& o$ x5 E. [, W- S2 d“红司”的“一号勤务员”,姓名为乐彪,男,是年28岁,泰州人,复员军人,高中文化程度,系镇江电讯变压器厂(后厂名改为镇江有线电厂)供销科的业务员。据知情人介绍,乐彪中等身材,待人谦和,口才不错,讲话条理清楚,但个性较强,处事果断,有主见和魄力。平心而论,乐彪具有相当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否则,当初他不会成为“红司”的一把手。“红司”解体后,他即淡出镇江文革运动,调回老家泰州。“红司”的副司令姓名为王震,是年22岁,系江苏省镇江船厂船体车间的冷作工。船厂人员介绍:王震原名王金铃,文革初改名为王震,这小伙子身强力壮,工作有干劲,技能水平也不错。“红司”解体后,王震回厂上班,仍干老本行,后来王震成为省船厂群众造反组织“联指部”的普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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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I6 t$ A# ^; H笔者在采访中,找到“乐司令”、“王司令”当年所在单位的不少同事,他们都能回忆起乐彪与王震这两位名躁一时的同事,但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当上“红司”司令和副司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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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全市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只有“毛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镇江司令部)一家,别无其他分店。% j+ k$ u3 u* j7 @) b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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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比工人造反组织早得多,组织结构也较为健全,其勤务组成员均为下属各造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工农大学“东方红”是全市成立最早的造反组织,能量很大,在镇江文革初期,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带头作用。由于工农大学“东方红”的声望极高,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各校学生造反派组织大多唯其马首是瞻,紧跟其后亦步亦趋积极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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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某日下午3时许,在工农大学“东方红”苏华山(红司”的主要顾问)等学生的协助和指导下,“红司”举行了第一场大型活动——召开成立大会,会址在当年的阴雨球场,到会者有五、六千人。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卢春仲、市委副书记丁仁富也被“请”来参加大会。据多位与会者回忆,大会由乐彪主持,苏华山等学生也在主席台上,会场上语录歌此起彼伏。起先卢春仲、丁仁富端坐在主席台上,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大会开始后,先是有人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当喊到“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口号时,卢春仲、丁仁富也举起手来跟着一起喊,当喊到“舍得一身剐,敢把地市委的‘走资派’拉下马!”、“打倒地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类口号时,卢春仲、丁仁富不肯跟着喊。为此,台下许多群众起哄,要卢春仲、丁仁富站起来,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不喊口号?是不是心中有鬼?卢春仲、丁仁富站了起来,但一言不发。苏华山带领大家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由乐彪发表讲话,他首先宣布“镇江市红色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要求市委、市府表态批准。卢春仲、丁仁富站在那里互相对视,仍一言不发。这时会场上群情激奋,爆发出了“打倒卢春仲!”、“打倒丁仁富!”的口号。会场上开始有些混乱,王震要求大家保持冷静,由乐彪和卢春仲、丁仁富进行谈判对话,在问道市委是否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否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些问题时,卢春仲、丁仁富分别用山东话、涟水腔作了肯定的回答,丁仁富还说:我们坚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乐彪要卢春仲、丁仁富正面回答提问,对“红司”的成立进行表态。卢春仲回答:市委、市府是集体领导,现在不好回答。乐彪提出要市委、市府提供办公场所,提供活动经费。卢春仲、丁仁富对“红司”提出的要求,既不愿明确表态同意,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反对,一味顾左右而言他敷衍应付。卢、丁二位怕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磨磨蹭蹭,始终不主动提出先离开会场。同样,“红司”人员也有思想准备,耐住性子奉陪到底。双方都打起了疲劳战,谈判对话陷入了僵持,一般群众大多也陆续散去。: x7 C0 c( n; K) J7 ^* n
( `8 K1 R- `1 S5 x% u* @ B% H会议拖延到晚上八点多钟,卢春仲对大家说:现在我提议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你们派代表到市政府来继续谈。这时大家纷纷表态,不同意明天谈。王震半开玩笑的对卢、丁二人说:你们吃得好,肚子里有老板油,我们可饿了。丁仁富说:我的计划粮可能还没有你多,计划油和大家一个样,我肚子早就饿了,大家不肯散会,是否请卢市长调点吃的来让大家点个饥。在一片掌声中由卢春仲写了一张字条并签署自己的大名,吩咐随行的工作人员去镇江新生食品厂领取饼干,等饼干拿来发到大家手中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卢春仲边吃饼干边说:市委、市府只能按上面下达的文件办事,群众组织可以自行成立,市委、市府不好批准,也不能反对。最后终于双方让步,不谈批准,但由市委、市府安排一个办公地点。会议结束后,乐彪便多了个头衔:“饼干司令”。( g7 `/ p/ k( z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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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造反派组织冲垮保守派的势力掌控局面后,局势较为平静,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尚算正常,市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但权威舆论的《两报一刊》,仍是连篇累牍地发出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相关社论。这说明党中央并没有马上要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思,人们也都关注着运动形势向何处发展。/ L U' }9 E; [
' ^" d% w% l3 |7 r l' D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运动形势变幻莫测的时候,工农大学“东方红”竟领衔大肆抹黑攻击起“红司”的领导层人员来,不仅乐彪被妖魔化,称之为“饼干司令”,连“红司”的宣传部长张某某也被称为“饼干部长”。丑化“红司”的大字报,一时间铺天盖地,满城皆是。有些原“赤卫队”方面的残余势力也趁机推波助澜,大喊:“‘红司’头头部无好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红司”的声浪。2 d+ J. K5 W% L/ x+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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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种不利情况,“红司”的反驳声音十分软弱,外界几乎听不到“红司”对“饼干”问题的任何解释。在反“红司”呼声最高的一段时期,笔者想看看“红司”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特地在市区几条主要街道逛了一大圈,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满街全是反“红司”一边倒的舆论,却见不到“红司”方面一张反驳的大字报。可能此时“红司”的领导层已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无力发声了。7 [6 y2 w0 E;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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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越来越多的基层造反派组织,竟发表声明,或表示脱离“红司”的领导,或表示与“红司”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纷纷进行撇清和切割。而其他的基层造反组织对此则不发声、不表态,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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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 o/ E5 t1 p6 U笔者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在“红司”摇摇欲坠的艰难时刻,大约是在1967年1月下旬的某日晚上,笔者有幸搞到一张新华剧院的文娱晚会入场券,主演是谏壁电厂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在准点时刻舞台灯光亮起的正式开演前,一位身穿崭新草绿色军装气宇轩昂的男报幕员健步走到舞台前,对着麦克风不是预报演出的节目,而首先竟然是郑重其事、字正腔圆地发布了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的“紧急声明”,他将“紧急声明”的内容重复了两遍,其大意是:近来发现社会上有传言说谏壁发电厂“东方红”支持“红司”,现在郑重宣布,这传言与我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无关。特此声明!某年某月某日。 J2 C5 v8 F-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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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壁发电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发电厂,也是镇江地区最大的企业单位,在镇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红司”领导层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发表的“紧急声明”,无非是在“红司”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1 m4 b, X' F! H! a,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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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的“红司”领导层,面对着社会上各种势力的联合围攻,难以招架,结果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造反最早,规模最大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红司”就此瓦解,烟消云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于“红司”的“临司”、“农司”等造反组织也接踵瘫痪、瓦解。当时“临司”的负责人是王平东、山岳伏;“农司”负责人是巫安镇。乐彪从此退出了镇江的政治舞台,成为闪亮一时,过眼烟云的匆匆时代过客。“饼干司令”的称谓,也成为世人茶余饭后谈资的一大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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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对乐彪的评价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有人将他说成是一文不值的莽汉大草包,“乌合之众”的“红司”怎能不垮台呢!也有人夸其是有魄力、有胆略的群众造反派领袖。1 l8 O& w" G! `, d. Q$ `
. B1 |6 N; r _据一原“红代会”骨干人员认为,乐彪处事十分鲁莽。据他回忆,有一次“红司”和“毛红”的人共同赴南京去江苏省委“告状”。一大群人到南京某一接待处办理住宿手续,需要其组织证明时,这时乐彪竟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掏了“红司”的公章出来。这样的轻率举动,令在场的“毛红”人员大吃一惊。他们心想,这么重要的“红司”公章,怎么能由个人随身携带呢?这也太马虎、太随意了吧?看来此人的素质是很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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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w# y) D2 ]: O) v1 ^2 k, R8 n有一位担任过原“红司”领导层成员的老先生,也曾向笔者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当年这样的一件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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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w, n2 i+ X- s7 ]8 F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晴好,风和日丽,“红司”领导层一行七八个人,其中也有乐彪,相约外出看看大字报,了解了解市面上宣传舆论的情况。他们人人戴着大口罩,身穿棉大衣,从“红司”的驻地(文革前的老市委)出来,晃悠悠地经市政路到中山路,从中山路向西至双井路向北直达大西路,由大西路向西经过老西门桥、电力路、宝塔路,一路看大字报,当走到山巷路口时。有人提议,这里离市总工会已不远了,我们干脆进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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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颇为大胆、特殊。须知,当时的市总工会就是“红司”的对立面“镇江市赤卫队总部”的驻所。而双方正在针锋相对,虎视眈眈,冲突一触即发,这时就他们数人贸然进入对方的“大本营”,又没有安排人员前来接应,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乐彪,等着他的表态和发话。乐彪不置可否,并没有任何表示。他也望望在场的人,意为征求众人的意见。想不到的是,这个大胆的临时动议竟没有人提出异议,便是无声默认通过了。4 X8 q( G! w2 @4 v
* J# @. ?+ K4 E' c" S结果,一行人继续西行,经书坊巷向北穿过戥儿巷转入镇屏街走向总工会。哪知总工会门前虽有“镇江市赤卫队总部”的大招牌挂在墙上,但大门敞开,无人员执勤,任人随意进出,他们不慌不忙地跨入其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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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内部范围很大,有大厅、有众多房屋、有小山坡,还有一处操场。里面已聚集了不少的人群,热闹哄哄,吵吵嚷嚷,像一个大市场。有些人拥簇在一起呼喊口号,有些人在相互辩论,有些人在屋内写大字报,还有些人无所事事地闲逛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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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拥簇在一起的人群喊的是什么口号呢?他们仔细一听,叫喊的竟是“赤卫队必胜!”、“红司必败!”、“打倒乐彪!”、“活捉乐彪!”这几句十分流行而又典型的派性口号。不过,谁也不曾注意到这几位刚进门的人。3 ~+ l1 F9 q5 p1 d/ C% e& P* j; ?
+ D2 Y0 ?6 l9 Q3 [. ~这一行不速之客的神情坦然,落落大方,在总工会的大厅、操场、楼上楼下、山上山下、里里外外,慢悠悠地走了一大圈。他们在辩论的人群前略作停留,默默地旁听其辩论内容。一方说:“赤卫队”不响应伟大领袖“革命造反”的号召,就是“赤老保”、就是“保皇派”;另一方随即反驳说:“我们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镇江地市委!”,“你们向谁造反?你们是胡闹!是右派分子的反攻倒算!是牛鬼蛇神闹翻案!”双方争辩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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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行人还有意识地从呼叫“红司必败!”、“活捉乐彪!”口号的人群面前缓缓擦过。当时乐彪身穿着军大衣,双手抄在大衣口袋里,脸上戴着大口罩,悠闲地走来走去,谁也认不出来,更是谁都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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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镇江市赤卫队总部”里面优哉游哉溜达了約一刻多钟才离去。出门后,大家颔首相视,微微一笑,尽在不言中。这位老先生讲述这件事的意思是,乐彪有大将风度颇有胆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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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 Z2 Y; X* p4 D) a在“红司”成立大会吃过饼干以后,凡有因公的就餐需求,便去请市委写批条去新生食品厂领取饼干。虽然领取的是一种非常低档的饼干,手续还是较为严格的,并不能轻易吃到。据熟悉内情人士说,如“红司”需有人员在其总部值夜班,就领些饼干当夜宵吃;当年经常召开群众集会,市郊路途太远的群众,有时也会领到一点饼干以充饥;还有一次,南京的“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南京造反派传来通报称,无锡、常州等地保守派的“赤卫队”,携带凶器乘卡车要来南京“闹事”,要求镇江造反派方面务必在镇江境内拦截。“红司”接报后,立即调集人员,在东郊的公路守候堵截。市委副书记丁仁富那天也在现场,中午时分是由丁写了批条领取饼干,发给拦截人员充当午餐。参加拦阻的不但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大批的工农大学“东方红战斗队”人员,他们同样也都吃到了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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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说起乐彪就是“饼干司令”,“饼干司令”也就是乐彪,其“饼干司令”的烙印太深了。" L2 k2 u0 T, a; w8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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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了解到,即使在“红司”瓦解后,有些单位的群众因举办“大批判”活动而误餐,还是能领到饼干当餐点的。! R5 I W2 E4 m8 E, @
. j1 O1 ?& W9 m9 a“红司”领导层解散后,其基层组织也各奔东西。有些“红司”的基层组织,则转身加入了另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的“工革会”。这时原本规模比“红司”稍逊一筹的“工革会”,也自然成为最大的全市性造反派组织,承接了群众造反运动的大旗,其领导人为万俊等人。万为镇江大东造纸厂的科室干部。“工革会”的威望远不及“红司”,有名气的基层组织也不多,其组织形式也不够严密。“工革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渐陷于沉寂,不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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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 ?! i& X" [4 k- O% X4 R! `; z5 h对于“红司”的瓦解,一般人认为除了自身存在的客观原因外,与工农大学“东方红”的攻击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红司”最初是由工农大学“东方红”一手扶持成立起来的,后来却又竭力地反对“红司”直至将其搞垮。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农大学“东方红”的这种做法,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为之感到困惑。这也是当年的运动形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令人费解之处。& g1 b( \; c0 w9 ^$ v)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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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为此询问过不少相关人士,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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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保守派势力未垮时,大敌当前,造反派尚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当保守派势力垮台后,造反派内部的关系有些微妙了,原先不成问题的事情也变得敏感起来了,特别是在工人和学生之间。工农大学“东方红”对“红司”的负责人乐彪有了看法,觉得乐彪不像过去言听计从了。据“红司”人员分析,乐彪的个性较强,不愿受别人摆布,看不惯工农大学“东方红”的人一直对他指手划脚。乐彪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主力军,“红司”中也有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员,为什么要由你们大学生来越俎代庖说三道四呢?以致两者的矛盾日积月累,积隙成怨,最终爆发。) z; v, }; `8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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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当时的工农大学“东方红”,太迷信中央的《两报一刊》发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有关社论了。“继续革命”其论点即是,在革命阵营内部要进行大浪淘沙,不断地清洗和淘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动摇分子、不良分子、变质分子,以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纯洁性、坚决性、战斗性。既然是革命运动总要有一个目标,而他们认为,像乐彪这种人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亟需要清除的革命对象。* k: o) y6 a-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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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间舆论对工农大学“东方红”搞垮“红司”之事,则负面评价较多,原“红司”人员对此更是抱有非议和怨言。不过,随着后来运动形势的演变,工农大学“东方红”还是和众多的原“红司”观点一致的组织搅合在一起,组成“三代会(筹)”重新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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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在“工代会(筹)”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为了冰释前嫌,工农大学“东方红”的代表苏华山等人,对当初反“红司”之事,特地主动向大家作了解释和检讨。他们承认:当时批“红司”领导人一事,的确是做过了头,无形中也伤害了广大“红司”人员的感情,犯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很大错误,这个教训是非常痛心和深刻的。工农大学“东方红”的诚恳认错态度,也取得了与会人员的谅解和好评,于是双方也都解开了心结,无须再为此事耿耿于怀了。. s# [" g3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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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司”领导层陷于瘫痪瓦解之时,全市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基层造反派组织,如大东“总部”、船厂“联指部”、桥梁厂“红海”、染织厂“联指部”、油脂化学厂“联指部”、耐火器材厂“革管会”、蚕桑工区“6.15”、长航“8.28”、市三中“井岗山”、会计学校“红管家”、市卫校“东方红”等,另外组建了“镇江市红色造反公社”简称“红社”,其声势一度很大,其成员都是全市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 Y3 w: I! u'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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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社”的组织形式极为松散,仅在位于北固山下的镇江市会计学校内设立了一个联络站,并无常设人员,更无实际领导人,由各单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兼任联络员。“红社”组建初期,例如蚕桑工区“6.15”的周赤兵、束金辉,大东“总部”的戴忠豪、张贵邦,船厂“联指部”的周洋、靳云昆,桥梁厂“红海”的史步云、陈正余,染织厂“联指部”的谢培芝,耐火器材厂“革管会”的吉玉林,油脂化学厂“联指部”的王长余,三中“井岗山”的童本智等,都常常在此相互交流信息,协调行动。但到了1967年2月下旬,似乎有一股“冷风”吹来,来“红社”进行联络的人日渐减少,到3月上旬,“红社”已名存实亡,可说是典型的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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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几个月之后,“红社”中的战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周洋、吉玉林和戴忠豪、陈正余、束金辉、童本智,竟分别成为镇江市两大派群众组织“三代会”和“联委会”的赴京代表,在周恩来总理面前进行了互不相让的较量。. G% t$ Q* W0 g& d: g
+ }# i& L$ a: S* c1967年的秋季,突然有些人打着“红司”的旗号复出。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几次游行,为首的手持“红司”大旗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彪形大汉,扛着“镇江市红色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在闹市区游行出彩了几次,虽然吹吹打打,热热闹闹,但人数不算多。此时的“红司”复出明显的意图是为因“7.25事件”失利已奄奄一息的“联委会”张目。“联委会”和此“红司”写大字报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其大字报下方署名为“镇江‘联司’”,即意为“联委会”和“红司”。不久,此“红司”就偃旗息鼓了,其人马完全并入“联委会”。当然,也多少恢复了“联委会”方面的一些人气。! }. O5 \% J! J' I+ P
: _3 M% ^( E: j8 X3 v) i原“红司”等组织的瓦解,基层造反组织也随之四分五裂,分道扬镳,镇江又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并演绎了两者之间一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相互博杀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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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 e6 d/ r/ v5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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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镇江市志》记载: 1月上旬 地、市机关及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对“当权派”普遍采取“罢官撤职”的做法,并“开除”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籍,使地、市领导机关不能行使职权。' z9 h' s" Z$ q/ Z R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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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 镇江“造反派”组织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开始在基层单位夺权。由市一中“红旗战斗队”等4个单位的“造反”组织强行接管《镇江日报》,农机学院一派学生“造反”组织强占市有线广播站,大搞派性舆论,促使夺权之风迅速扩大。市总工会、供电局、港务局、邮电局等单位被“造反派”接管,不久,各单位普遍被夺权,干部被“罢官”,地、市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转入“地下”状态,陷于瘫痪。! Y) P' p l1 m3 |0 O: s$ @, e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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