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帆：《萌萌在文革中》第一章“走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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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在文革中》第一章：走出学校

作者：萧帆（萌萌先生）｜授权刊登

1966年，萌萌17岁，是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一（3）班的学生。

那时萌萌是武师附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她的数学和外语都很好，语文总是全班第一，作文经常被拿到高年级去当做范文。萌萌能歌善舞。她领衔的孔雀舞在武师全院引起过轰动，她饰演的孔雀公主形象多年后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萌萌的乒乓球也打得很好，她曾代表附中参加武昌区的比赛，名列前茅。萌萌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手不释卷，打乒乓球的间隙也不放过看书。萌萌特别喜欢诗朗诵。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爸爸就教她读诗，诗歌从此伴随了她一生。

附中和师院组织的联欢晚会上，萌萌的诗朗诵总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由于幼年时的家庭变故，萌萌是早熟的。破碎的家庭生活在她与生俱来追求完美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但不易察觉的忧郁眼神并没有稍减她典雅的气质。无论在什么场合萌萌总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她身边总有一群快乐的女生，像鸟儿一样飞出飞进。萌萌也是高傲的。男生们背地里都称她“校花”，爱慕者追求者不乏其人；她在男生面前则是彬彬有礼却又凛然不可侵犯。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萌萌的境遇完全改变。

萌萌的妈妈鲁开先是师院附中的校长，继父李成文是师院的院长。运动一开始，他们两位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在武汉师院和附中均是重点炮轰对象，遭到多次批斗。

萌萌的爸爸曾卓是一位诗人，1938年参加中共，1949年武汉解放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处处长、长江日报社副社长和武汉市文联常务副主席。1955年5月胡风案发，他被毛泽东点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胡风同一天遭到拘捕，关押两年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曾伯伯被安排在武汉话剧院做编剧，这期间他创作的话剧《江姐》在全国上演后获得好评。文革中曾伯伯又被下放农村劳改，还被关进“牛棚”，大会批斗，再次投入牢狱。

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批判李院长和鲁校长的最多最醒目，而萌萌则被拎出来作为他们培养走“白专道路”[①]后代的典型。毛主席点名的大反革命分子曾卓是萌萌父亲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沸沸扬扬。一夜之间，萌萌从众星捧月的贵族公主变成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女；友好、热情和羡慕的目光为鄙视、冷漠和闪烁回避的眼神所代替。她陷入了可怕的孤立。

私下里萌萌也曾暗自落泪；但是面对怪异的眼光，她依然那么高傲，特立独行，依然凛然不可侵犯。

校园里的氛围如此不堪，我便拉上萌萌到外面去看大字报。大字报最多的地方是湖北大学[②]和武汉大学，几百米长的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各种揭发批斗的大字报、漫画和来自北京的小道消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时从北京传来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轰动一时。这幅血统论对联成为红五类学生排斥欺压非红五类学生的理论依据，一些红五类还索性把横批改成“绝对如此”。

有一次在湖北大学一张鼓吹这幅对联的大字报上，萌萌在“绝对如此”旁边批注“未必如此”，引来不少人围观，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几个红卫兵围住她，气势汹汹地质问是什么出身，萌萌也不示弱地说“革命干部！”对方的口气软了一点，问她为什么这样写。萌萌反问道：“恩格斯家里是资本家，毛主席的爸爸是富农，你能说他们是混蛋吗？”对方听了一愣：“你造谣！”萌萌说你看过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吗？看过梅林的《马克思传》吗？对方哑口无言。

人群中有人叫好，引来更多的人围观。萌萌索性继续说下去，什么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毛主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要警惕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等等，说得掌声四起，而那几个大学生则不见了踪影。钻出人群后我对萌萌说，你很大胆啊，说是革命干部子女。萌萌说，爸爸不是反革命，他是三八年的老革命，你看他们那个架势，不这么说能行吗。萌萌从不以革命干部的子女自居，除了这一次，我再没有听她说过。

还有一次也是在湖北大学。那天晚上该校办公大楼前搭起一个灯光讲台，被张体学[③]称为“南下一小撮”的北京学生与湖北大学的红卫兵激烈地辩论“怀疑一切”，台下黑压压站满了人群。

“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是“南下一小撮”从北京带来的，与当时武汉保守派红卫兵喊出的“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口号针锋相对，成为文革初期武汉红卫兵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与南下一小撮辩论的那个武汉保守派红卫兵连珠炮似地发问：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怀疑你自己吗？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北京学生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绕了一大圈也没有说清楚。我们替北京学生干着急，和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听我们说的有理，怂恿我们上台去解围。我拉着萌萌跳上台去，却结巴着说不出话来。萌萌见状走上前问武汉大学生：

“你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

对方看了看她不屑地说：“当然不怀疑！”

“为什么不怀疑？”

“小学生都知道，哥白尼发现的！”

“你上小学以前呢？哥白尼以前的人呢？”

对方一时语塞。萌萌接着说了一气：没有怀疑就没有思考；怀疑是认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毛泽东思想也被怀疑过；你没有怀疑过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学生，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等等。萌萌最后大声说，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怀疑一切就是这个意思！台上“南下一小撮”的学生们鼓起掌来，台下也响起掌声，还有人高叫对方下台。那个北京学生问我们是哪里的，还写下自己的名字塞给我们。钻出人群后，我们跑到湖北大学对面的小餐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锅贴饺子。

进入九月份，“红海洋”席卷武汉三镇。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和旗帜，毛主席的红色语录刷满了大街小巷，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震天响。中山公园、卢沟桥路、亨达利钟表店、品芳照相馆、曹祥泰副食品商店改成了人民公园、红卫路、新时代钟表店、东方摄影店、工农兵副食品商店，许多人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向东”“卫彪”“永革”和“兴无”。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为时髦的风潮，有人甚至把像章直接扎穿皮肉别在胸脯上以示忠心。从这个时候起，萌萌就再也没有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她不喜欢人云亦云，更厌恶浅薄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不记得萌萌什么时候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唯红五类才有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她已经从红五类被打入另类。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恶化，“红海洋”变成了“红色恐怖”。街上出现红卫兵剪头发、撕裙子、剁高跟鞋的现象，同时兴起了抄家、砸四旧和挂黑牌游街的风潮。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黑五类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一队队红卫兵押着他们游街示众。示众者胸前挂着“不法资本家”“老右派”“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等黑色示众牌，有的头戴纸糊的高帽，有的头上倒扣一个污秽不堪的痰盂。长江大桥上投江的人多起来了，长江下游那个叫阳逻的回水湾，打捞尸体成了兴旺的职业。有一次在武昌司门口，一帮红卫兵把抄家的书籍画报西服洋伞等等当街焚烧，那家的女主人被剃成阴阳头，罚跪在火堆旁边。萌萌发现跪着的是一位认识的阿姨，挣脱我的手挤进人群去搀扶她，还与那几个红卫兵辩论，差一点也被他们抽皮带。

萌萌惦念爸爸的安危，执意要去找曾伯伯。那时曾伯伯一家住在汉口首善里14号。弄堂口有一个公用电话间，由居委会老太太值班照守，是去曾伯伯家的必经之地。萌萌贸然走进去，势必会给曾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想来想去只有蹲守曾伯伯出来。

萌萌和我在一个大清早赶到汉口，我在首善里对面的早点摊子旁守候，萌萌则去一元路电车站等待。我慢慢地吃油条喝豆浆，一直等到早点都收摊了，也不见曾伯伯出来。第二次我们挑了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吃到第三根油条的时候，终于等到曾伯伯出来。看他来到早点摊子旁站队买油条，我站起身走到他前面插队进去，回头冲他一笑，曾伯伯见是我吃了一惊。我随即向一元路走去，曾伯伯在后尾随。快到电车站时，萌萌离开人群欲迎又止，曾伯伯快步走上前去，两个人紧贴着交谈起来。我远远站着，看有没有人跟踪。

回去的路上萌萌告诉我，爸爸所在的话剧院闹得也很厉害，也有红卫兵来要揪他去批斗，不过居委会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只是叮嘱他不要随便出门。爸爸说，破四旧立四新，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时兴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好的；烧掉那么多书，太可惜了；我们年轻时也是闹革命的，但决不会这样胡乱打人，被打的可怜，打人的更可怜。

爸爸还说，这次运动看来和以前的不同，上面说要批斗走资派，下面却大抓地富反坏右，上下脱节，究竟怎么样现在看不清楚。要我们冷静观察不要冲动，还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摘编自萧帆回忆录：《我和萌萌》

文革50年萌萌10周年祭日前夕

注释：

[①]白专道路：上世纪60年代盛行的政治词汇，意为只追求专业技术而不问政治的思想和行为。“白”意为不问政治或政治表现不好；“专”意为专业技术或专业技术很好。毛泽东在1957年首次提出“又红又专”的概念，意即既要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要具备过硬的专业业务能力；对知识分子遂提出走红专道路的要求。“白专道路”系“红专道路”的反义词。

[②]湖北大学：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地处武昌阅马场附近。

[③]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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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萌萌逝世十周年纪念：我们来自土地深处

主持：贾冬阳
受访：萧帆、刘小枫、张志扬
嘉宾：王鸿生、李海波、郭熙明、牟琦
时间：2016年11月12-13日
地点：海口 海甸岛

主持者按：2016年，是我国著名诗人、汉语学界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逝世十周年。为纪念我们身边“来自土地深处”的思想家，2016年11月12-13日，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在海口海甸岛召开了“萌萌学术思想研讨会暨《萌萌集》、《启示与理性第七辑：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新书发布会”，岛内外一百余位学者莅会。由于萧帆、刘小枫和张志扬三位老师，分别写了“W 革中的萌萌”、“萌萌的线团即进入学界的萌萌”以及“萌萌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因此，本次研讨会未采取惯常的学术会议形式，而是围绕这三篇文章展开了“漫谈式研讨”，主持者希望借此让与会的年轻人，能够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感受萌萌走过的思想历程。诚如孙周兴教授所言，“作为我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野，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尤为让人动容的是，萌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出了“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一“绝命之问”，警示、激励汉语学术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地与血。由是，“湖上会饮”委托主持者将会前会后多次研讨中关涉“革命、土地与思想”的部分内容仍按说者名分（实）编辑成“对话”形式（虚），为了引导读者在想像中随我们以虚串实、身历其境——若有不妥之处，应由主持者承担责任。特此说明。

贾：萌萌曾说，她们“这一代人”是有着苦难记忆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问题与思考，不是出于“学术的趣味”或“专业的原因”，亦非“光滑的概念”或“漂浮的学理”，而是拖着长长的苦难阴影的“生命经验”与“命运之问”。我想跟几位老师请教的是，这一代人的“土地感觉”对你们的学问与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怎样的“经验与问题”在引导着“这个人”乃至“这一代人”？

刘：我在给萌萌写的纪念文章里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的耕耘……，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十多年的西方现代学问的问学经历让我们有如经历了另一个“W 革”，这一经历并非必须的，但与“W 革”一样，是命运让我们经受的。可以请萧老师先多谈几句，他正在写的“回忆录”，讲了很多萌萌所遭受的“苦难经验”。

萧：我提交的这篇《W 革中的萌萌》，讲的是萌萌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我想通过描述这些经历，或者说“苦难经验”，来间接传递出萌萌的思想、气质与她的生命经验的内在关系。关于这方面，说来话就长了，你们都知道，萌萌从5岁开始，就因为父亲曾卓牵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被迫卷入时代的震荡与漩涡之中。这些都不讲了，文章里都有，我现在只讲一点，就是我和萌萌在郧阳山区的那几年所经历的，对萌萌的思想与性格造成了哪些决定性的影响。

萌萌在W 革中的经历，确实是她人生经历当中，可以说最为复杂最为尖锐的一段。其中，特别是因为她和我在“反复旧运动”中写了那两张大字报，被贴出来，闯下了大祸，由此遭受了牢狱之灾，然后又被遣送到郧阳山区，被监督劳动好几年，这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同时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关于当时我们写那两张大字报的背景，我就不再这里细说了，事实上，像这样的大字报本来是很平常的，既不违背我们遵从的毛泽东思想，也不违背当时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不至于闯下大祸。但那个时候正好是九大召开前后，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委会刚刚成立，而我们在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无论如何是犯了大忌、在劫难逃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四五年时间里，萌萌一直处在磨难当中。应该说，这段时间中的农村是萌萌读的最重要的“大学”，她在这所“大学”中读了几门重要的课程，第一是劳动课。我们都知道，萌萌小时候可以说是娇生惯养的。但到了农村以后，她是在监督劳动的状态下，艰辛的工作。有人曾说，萌萌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但就我的观察和对照，萌萌当时在农村时的情况，要比俄国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情况还要艰难，还要艰苦。一方面因为她是在监督状态下劳动，另一方面是周围的群众把她当做异类来看待。我讲一个笑话。当时上面传达，说村里来了个“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而农民们又不懂“北决扬”是什么意思，而且用郧阳方言来读，“北决扬”就读成了“白脚羊”，等人来了一看，原来是个漂亮的城里的女孩子。所以，萌萌不仅学了劳动课，因为属于劳动改造，她的劳动比当地的农民还要艰苦。这门课教会了萌萌什么，所有萌萌的朋友和学生都能感受得到，即便在生命的尽头，仍处于爆发式的劳作之中。除此，她还上了一门“屈辱课”。这门课，让她学会了，怎样抬着头、目不斜视的穿过蔑视的人群……有一次，村里开大会，萌萌不知道她不能参加，当她走进会场，就被主持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呵斥她出去，所以，萌萌的确学会了如何穿过指指点点的人群，抬着头。但从那以后，萌萌也本能性的不愿意参加大会，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遑论发言。另外，在这所“大学”里面，她还上了“孤独课”。萌萌有很长一段时间，要以年来计算，没有离开过郧阳大山，也没有人来看望过我们。白天在坡上干活，没人敢理会我们。但有一些年轻人胆子比较大，劳动间隙，就偷偷过来，听我们讲外面的事情。好几次在这样的时候，队长就过来了，宣布召开批斗会，轻则把萌萌一个人甩在坡上干活，重则干脆把萌萌作为批判的对象。所以，这种反反复复的折磨，在萌萌的性格中形成了一个特点，不管什么人，你不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这是一种在艰难岁月中形成的自我保护，同时也不给别人造成一种尴尬。还有一门课是“饥饿课”。我在文章里写了，一年到头，每个人也就几斤谷子和白面，长年累月都是吃红薯和红薯叶，还吃不饱。当时萌萌还负责喂一头猪。人吃的和猪吃的一样，都是一锅红薯再加点红薯叶，多年如此。在那几年里，我们是真正的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开始几天还有肚子饿的感觉，但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一种如影随形的浑身的不自在，看到什么就把什么想象成美食。也正是在那时候，我和萌萌真正理解了“饥饿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是怎么一回事情。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课是“中国农民课”。在这四五年中，我们和中国最基层最底层也是最贫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甚至比他们还要艰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所未有的加深了对中国农民的了解，由此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这也就是萌萌后来经常说到的，“我们来自于土地深处”这句话的含义之所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下，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在文革当中的一些想法，我们认识到，很多问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从中国这种农耕文明深处，去面对和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

牟：萧老师，您去年冬天带南楠回了一趟郧阳，一直没来得及问您此行的感受……

萧：时隔46年后，2016年的春节，南楠陪我驱车去郧县，探访他妈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昔日清澈的大堰河现在变成一条干涸的山谷，岸边的村庄也不见踪影，只剩几处断垣残壁。我们在周围山梁上开车转悠，四下打听，直到黄昏才找到一户当年永先二队的搬迁农民。我完全没有料到萌萌的名字在当地流传得如此久远而清晰。这位农民立即找来几位当地的老农老妪，与我促膝谈心良久。他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讲述了萌萌的很多故事，包括她如何坚持学着像男人一样地犁田耙地，以及如何教她们唱歌跳舞。他们讲的一件事情令我吃惊：萌萌在这个闭塞贫瘠的大山沟里居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老人们现在还记得40多年前萌萌带领他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怎样凭着记忆教他们背诵……普希金的诗！

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

郭：刚才萧老师特别提到，“劳动”对萌萌意味着什么，即便在萌萌生命的尽头，她仍处于爆发式的劳作之中。张老师的文章《萌萌最后四年的行、言、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萌萌最后四年的劳作，是从我们这届入学以及创办《启示与理性》学刊开始的。张老师，在《启示与理性》学刊的“勒口”上，您写了一段话：2001年11月，萌萌接替海南大学“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决定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外实体化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启示与理性》学术辑刊。这里有两个细节我还不是很清楚，一是您为何用“接替”而非“接任”？二是当初创办“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的一些情况，比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张：“接替”好。你和民涛、苏珍三人作为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进校是2002年9月。家琪老师两月后即11月就离开海南大学调进上海同济大学。家琪想离开海南是我早两年就知道的。萌萌可能也知道（或听说），只是没当真。但家琪离开海南大学到同济大学，这是萌萌和我都不知道的，几乎是家琪第二天要飞上海了当天下午三人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即在“蒙古包”分手处才突然向萌萌和我宣布的。家琪走后给萌萌写了一封信，大意表达，要我们两人尽量维持现状别自找麻烦地劳心费神、安度晚年算了。萌萌曾向我表示，一定要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办好。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接任”问题，上没程序，下没交接，谁授谁受，没有主体，完全是萌萌和我自我承担的责任：除了认真教学，萌萌还承担起“学科带头人”的行政事务。所谓“轮流坐庄”，完全是我们三人之间的“不成文法”。学校只是顺其自然接受我们的现状而已。关于“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我记得学校当时还下达了“红头文件”予以认可。可惜，不知道萌萌老师留下来的资料中还找不找得到？正因为如此，我们当时是名正言顺地内外一体使用“‘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内）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对外）。这个名称即“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是萌萌、小枫和我三人随口谈出的。我记得地点是一个晚上在白沙门海边的一方石桌三个石凳恰好三人歇下来漫谈的结果……小枫说说。

刘：萧老师刚才谈得非常好，与我对萌萌的理解非常契合，同时也让我非常感慨。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上看老一辈革命家开一些纪念老朋友的会议，没想到，我们也到了开类似的纪念会的时候。想到自己也与年轻后辈们一起在这里纪念十年前去世的友人，回忆三十年前的事情，难免有一种沧桑感……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认识萌萌的，距今已经30多年。当时，学术界才刚刚形成或正在形成。在此之前，严格来讲，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学术界。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为了急速实现现代化，将学术思想统统并入党的轨道。改革开放之后，原生态的学术思想才开始逐渐恢复。既然是原生态，全国各地都会自发地生发学术思想。由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名牌大学多，聚集的学问人自然就多，容易形成学术群体。在其他省地，固然多多少少会冒出个别出色的学问人，却很难形成自生性学术群体。就我的接触面而言，有两个省级城市是例外：一个是武汉，一个是成都，那里自然而然形成了自生性学术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标志有两个，首先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某个具有思想分量的人物，还需要冒出有凝聚能力的学术人物，第二，自办学术刊物，哪怕是油印刊物。成都的学术群体没有维持太久，武汉的学术群体却一直维持下来，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群体除了有志扬这样的思想极具个性的人物，还有萌萌这样既有思想个性又有凝聚才能的人物，尽管当时他们都还年轻。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学术生态也在急剧变化，八十年代式的自生性学术群体逐渐散伙，开始形成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群体。武汉的这个学术思想群体没有完全散掉，而是迁徙或者可以说“流窜”到海南大学。我记得萌萌和志扬决定来海南时曾经问过我的意见。离开武汉到海南，需要下的决心不小，毕竟，这个省城甚至这个大学没有学术氛围。我在研究生毕业离开北京去深圳时，不少人对我说，我会被“文化沙漠”淹没，搞得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不过，我相信事在人为，尤其是做学问思考问题这种事情，关键不在地方，而在心志。北京上海的学者那么多，未见得个个能做好学问和思考真问题。

古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志扬和萌萌都算得上学术界的“神仙”，各有所长。这个武汉帮来到海南大学继续重组学术群体，直到萌萌去世时，群体始终存在，而且以罕见的积极姿态参与全国范围的学术活动。由于萌萌的聚集才能，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又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一些人又陆陆续续走了，就像当年的井冈山，有的人上山后又下山，这很正常。毕竟，萌萌使得置身海大的这个学术群体坚持下来。当然，当时的校领导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就拿成立“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来说吧，成立一个研究所最早是萌萌的提议，得到曹锡仁教授的热情支持，当时他是社科中心的主任。萌萌把我从香港招来商量给研究所取名，我记得，志扬、萌萌、我还有曹老师，我们四个在萌萌家商量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真有八十年代的味道。商量的结果是取名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

李：刘老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刘：因为，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讲话”之后，国家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社会结构和社会伦理的变化都十分急促。选取这个名称体现了武汉帮的心志：即便身处海南一隅，也应该而且能够思考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问题。学者生活在天涯海角，不等于思考处在边缘状态。学术思想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取决于思考者自己的作为。这个研究所成立以后，萌萌不仅自己做学问，还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成了研究所的支柱。她的学术活动并不受天涯海角限制，她主编的“告别1999”文集和多个丛书，其作者都遍布全国，她对全国的学术思想态势和学术人脉了若指掌。志扬也不是把自己关在天涯海角一隅，除了勤于思考，也勤于参与各类学术会议，即便现在快八十岁了，仍然如此。萌萌如果还在，同样会如此。志扬的思考一直保持着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就像我们说老革命不掉队，始终保持继续革命的精神。萌萌同样如此，不断闯入新的思想领域，去世前不久还自己掏钱创办“启示与理性”学刊，始终保持八十年代的那股自发性学术精神的劲儿……

萌萌与革命

贾：这次会议研讨的三篇文章，很有趣，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就是“萌萌与革命”。萧老师讲的是萌萌以个体生命投身到社会革命的运动中去；刘老师的文章在开篇则讲到，在这代人的历史感觉中，“93年”是个特别的历史记号。这里的“93年”指的是雨果“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九三年》”。刘老师说，不读《九三年》，尤其不读雨果对“封建与革命”的思考，就很难真正理解萌萌。同时，刘老师整篇文章，或隐或现，几乎都在谈萌萌与革命的关系。另外，在张老师的文章中，也具体谈到了“革命”在萌萌那里的“分层”以及“革命”的意涵在萌萌思想中的变换。几位老师不约而同谈到这个话题，让我非常感兴趣，我特别想了解，这个贯穿了萌萌一生的“革命”，对萌萌究竟意味着什么？

萧：志扬是老革命，志扬谈谈。

张：让小枫说让小枫说。

刘：这个话题，要讲起来三节课也讲不完。只能简单的说，可以尝试从它的反面来想，因为还有“反革命”。我们想一下，萌萌会不会是一个“反革命”。这个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萌萌的确被打成过“反革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革命”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麻烦的问题。一个人究竟是“反革命”还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一个革命者其实是个假革命，这些都是问题。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中国的一部现代史，是做哲学尤其政治哲学非常非常好的材料。萧老师谦虚的说自己的《回忆录》是拉杂的叙述，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写史书尤其政治史书就该这么写，所谓“拉杂的叙述”中饱含著作者的政治思考。所以，我看了萧老师的文章觉得非常痛惜，萌萌走的实在太早了，萌萌所经历的一切，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所以，理解“革命问题”，有一条线索，就是从“革命”到“反革命”，又从“反革命”到“革命”，其中包括她跟很多革命同志的纠葛与分歧，甚至很多人后来变得已经不再是革命同志，所有这些，不仅可以和中国的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尤其应该和对自我的认识联系起来，哲学首先是认识自己嘛。所以，“革命”在萌萌身上的变换，是与萌萌不断重新认识自己紧密相关的。在这一点上，萌萌非常执着，认识自己。按照古典的理解，哲人最基本的特征有两个，首先，哲人关心最最根本的问题；第二，哲人必须不断认识自己，哲人的德性是不断往上走的。所以，当“革命”问题加入进来以后，在萌萌那里，必然会发生许许多多偶然的遭遇……

王：萌萌走了以后，世事变迁，知识界也产生了许多尖锐的争执。朋友中，日益疏离者有之，分道扬镳者也有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如果萌萌还活着，她将如何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说到革命问题，在我看来，萌萌身上始终闪耀着的革命晶体的光芒，就常常被遮蔽。比如，在诅咒革命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日子里，“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句话，总会让我想到萌萌身上的双重性：沉思的、美丽精致的萌萌，和实干的、敢于直面历史风雨的萌萌。

谈论萌萌，我们不能老是想到西蒙娜•薇依或者卡尔•洛维特，在我看来，这只是萌萌生命晶体的一个切面；萌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切面，那就是罗莎•卢森堡的一面。她身上留有鲜明的革命者气质，那是一个大时代留给她的深刻印记。以她的实践、思考和阅读，她绝不会很轻薄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会轻薄地看待曾经席卷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哪怕她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性，哪怕她自己也曾被自己所衷情的革命所伤害。我想，以她的独立风姿和复杂阅历，是不会加入时下流行的各种合唱的。

萌萌一生憧憬自由，但她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对自由的思考、追求，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她不会专断地、简约地、非历史化地去处理几代中国人的经验，并刻意去遮罩、拒绝任何关于世界历史的新的理解和想像。萌萌是不会这样来封闭自己的。正如小枫说的，萌萌不断在认识自己。她的阅读史、表达史，其实就是不断学习和反思的历史，如同一次次重新出发的精神远征，她不断地迂回、迂回，最终渴望的仍然是回到土地，回到从自己身上生长出来的初心之中。她的坎坷遭际和特别敏感的个性，固然使她加倍承受着来自生活的磨难、挫折和打击，但她的意志是那样强大、坚韧，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于美好社会、美好人性的希望。

张：冬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归结性的话题。“革命”，的确是萌萌毕其一生的思想内核。萌萌进入学术界，“革命”这个概念似乎在萌萌身上淹没无闻了，而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人们印象中的“贵族沙龙”中的“女主人”形象。但我很清楚，萌萌骨子里始终是一个“革命者”。也就是说，只有在“革命”的深沉背景上，才能澄清“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个问题的致命严重性。事实上，在萌萌生命的最后四年，我们交谈中，已经回归到“革命”上来。我在文章里有一句话，萌萌对“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不仅从文革到现在历来清醒，还尤其表现在“历史阶段”与“地缘区域”的特殊性成就其具体观察、具体分析的立足点。为此萌萌尖锐指出：“用特殊性阻挡启蒙与用普遍性阻挡对‘启蒙’的反省，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即用既与强势话语代替深入具体分析，都是缺乏独立意志的表现。”所以，萌萌认为，“启蒙”是革命，“启‘启蒙’之蒙”更是革命，后者比前者难上加难！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一句革命箴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它其实是萌萌反复疑惑着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了：不仅遗忘了过去，还把这种遗忘当做现代性革命的标志自我标榜。只要是西方的“知识”都当“真理”拿来掩盖自己的傀儡：连跟班、买办与臣服也变成了光荣；对于自己的文化、民族、土地与血遗忘了，却自诩为进步；学习总是尾随在西方遗留的思想中，永远摸不到原创的边际，居然也成为学问的楷模……

萌萌本身就是一本大书，值得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仔细阅读。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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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1949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其母鲁开先是一位沉稳典雅的现代女性，其父曾卓为当时的著名诗人，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就教她读诗，加之父亲职位不低，宠爱她犹如公主，所以萌萌从小就徜徉在诗与爱的氛围中。这些早期的熏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一生，比如她始终不渝地对美和优雅的追求。

1955年5月胡风案发，萌萌的父亲受牵连卷入“胡风反革命案件”，被毛泽东点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遭到拘捕关押。受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萌萌的父母离异，家庭的破碎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痛，这迫使萌萌早熟，她的眼神里隐约地渗透出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忧郁。

1966年，萌萌17岁，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高一，那时萌萌是全校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无论出现在哪里，她总是表现地温雅大方、极具亲和力，男生背地里称她为“校花”，追求者不乏其人，但萌萌高贵的气质使男生不敢冒然搅扰她。她不仅学习好，作文常常被拿到高年级作范文，而且能歌善舞，她领衔的孔雀舞引起过全校轰动。

然而，文革的来袭使萌萌的境遇彻底改变，运动一开始，担任师院附中校长的母亲被打为走资派，成为重点炮轰对象，遭到多次批斗。父亲曾卓被毛主席点名为大反革命分子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随之而来的是萌萌也变成黑五类的子女，无人理睬，学业因此终止。可面对他人冷落怪异的目光，萌萌高雅的气质并没有丝毫减损，她依然特立独行，凛然不可侵犯。

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萌萌经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打击和挫折。1969年她和爱人肖帆因为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尤其是署名为“曹思欣”的两张大字报《应当表明的观点》《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经过近半年的审讯和监禁，被双双定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诸多亲友也因此落难。但是即使在关押受审期间，萌萌秘密传给爱人肖帆的纸条上仍然写着罗莎·卢森堡的名言“不管我到哪里，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1970年5月，他们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不同的农场监督劳改。在这里，萌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也最难忘的岁月，为了生存她和社员们一起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繁重的农活使她落下了颈椎的致命疾病。但萌萌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与哲学的研读。1971年的中秋节那天，他们被准假一天，但两地相距120多里，时间只够他们在半路上相见然后各自折返，为了见上一面，他们半夜就出发相向而行，翻越好几座险峻的山岭，直走到中午时分才于途中相遇，见了面彼此端详着却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终于才忍不住相拥而泣。这一天萌萌往返走了近100里山路。他们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不过，罗曼蒂克的故事背后更多的是血与火，或者生离死别的场景。1976年这段下放的生活结束，回首过往，萌萌写下这样的话：“过去的几个阶段的经历中，我都并没有真的面对过混杂着污秽的泥土。”萌萌对理想的追求始终不渝，她爱纯洁和真诚。

1979年萌萌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欧洲文学史专业研究生，从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研究。她的硕士论文《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权威方平教授（答辩主持人）评价为，对《哈姆雷特》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由于学业出色，她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戏剧史。但她并没有驻足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上。

萌萌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她渴望把纷扰的情绪变成一行行的诗句，她说“整整一生，我都在倾听诗的呼唤。”她的诗情调纯美，但又渗透着理性的思考，精神更为自由开阔。也许正是因为此，她终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加之对语言的天性敏感和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她选择了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从诗步入哲学。

总结起来，从19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的六年，在历时1/4世纪的时间里，萌萌的学术研究经过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存在哲学的身体性情绪和语言的研究，转到倾向学术化的专题研究。前者的代表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后者的代表作是《情绪与语式》、《为着“曾经”的承诺》。第二次，萌萌又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特质与形式的思考中来，将个人命运投入民族命运。这一期间，她主编了《启示与理性》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哲学问题：重复或转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三辑，并提出四个重要的思想论域：“人是无意指的指号”；“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语言的身体性”；“幸存者的幸与不幸”。尤以2000年来主编的《启示与理性》杂志，为反思“西学中取”的教训从而进入“中国现代哲学”等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萌萌在学术上做到了她所追求的独特性，她以诗化的语言进行哲学思辩，在学术规范的具体规则中打下了独属她的印迹，一开始她独特的语言感觉和思想锋芒就被学术界所关注。从80年代开始，她写的一系列有关哲学、美学、外国文学的文章，常常独辟蹊径，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敏感的读者一定会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气”，“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的特有的“气”正力透纸背地袭来，令人战栗！不是读任何文字都能读出“气”来的，大多文字已死。而只在极少数人的文字中，你才会感觉到“这种气”。

人们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个漂亮、富有、够身份的女人。作为女人的萌萌的确是一个美人，正如她笔下的“这样一种女人，你说不上她哪一点更美，只觉得整个都是美的。一种韵致浸透着活跃的生命，明朗、流畅，却充满使人驻足回首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思想者的意义，而“女人”本身也是萌萌思想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她认为“女人的问题之所以是一个不得不倾注着生命清理、思索的问题，除了因为女人自身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只有围绕着女人的问题，男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展开。”所以许多年来，她一直沉迷于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索使她为男性世界带来了女性特有的虚无化力量，“虚无化是对男人文明理性的硬结的消解。她对世界的灵性的、情绪的把握隐含着一种拒斥，同时又渗透着一种理解。她本然地要在男人建立的巨大世界面前显示出它的虚无并重返大地。因而那在世界的硬结中理解着、化有于无的女人，才真正是回复到了女人的自然性。”

此前许多男性学者认为哲学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似乎女人与哲学水火不容，这一说法也被一些女性默认，但萌萌打破了这一偏见。在中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邓晓芒眼中，萌萌是他“见过的唯一既能够漂亮地谈哲学又能够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她对黑格尔的把握比很多专门研究过黑格尔的男人还要好，而且真正领悟了黑格尔哲学的魅力。

在当下中国，能够真正意识到女性对于思想的意义并结实地承担起女性对于思想的责任的女人，也许唯有萌萌。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野，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学者孙周兴语）只要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与建构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显出来，并是无可替代的。萌萌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的思想。这才是萌萌作为女人真正的意义。

因为父亲曾卓热爱大海，写过许多关于海的诗篇，被人们称为“老水手”诗人，萌萌把与父亲相同的对海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真实的存在。1994年，萌萌离开故土，来到海南岛，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积极投身于组建外国哲学硕士点。除了热爱大海外，她主要还是想在这块远离繁华的清静无为之地沉潜下来思索自身。但这里的安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份代价的沉重已让活着的人承受不起，许多的朋友来了不久又都离开，而萌萌一待就是13年。除了做她自己的阅读、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为朋友做了太多的份外事。此外萌萌还参与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是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也是坚持到最后的唯一女性成员，并组织了两届学会的年会。长期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等到发现已是癌症晚期。

2006年8月12日，萌萌走完了她充满苦难但又无比丰富的一生（终年57岁）。她的诗《死》中有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死神的翅膀突然驮走了你的血肉之躯，我会庄严地感到：超越的生飞进了我的心灵，带着你的一切……一切都在第二次生命中苏醒。”在这“苏醒”中萌萌终于回归到是其所是。作为生命现象的“女人”的她已经退去，在她视为生命的文字和思想中，我们将重新与她的灵魂相遇——作为学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诚到殉道者意义上的朝圣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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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奇女子萌萌
                         邓晓芒

    我认识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志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萌萌是肖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生。初见萌萌，我惊异于她的美丽高贵的气质，以及她侃侃而谈的风度。那时我们的年龄都是30出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肖帆和萌萌以及志扬兄等朋友好一阵子忙活，为我物色对象，我戏称为“会诊”，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为热情，她简直就认为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责无旁贷的义务，谁叫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和萌萌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吃惊，我很快就将她上升为可以倾心恳谈的少数几个对象之一。而由于她的特殊的女性身份，与她的谈话给我带来了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境界，一种柔美而深沉的诗的境界。她经常把她的诗给我看，让我当即作出品评，有的是过去写的，有的是刚刚写的。我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著名的七月诗人曾卓先生。通过女儿认识父亲后，我和曾老有过多次接触，参加过曾卓诗歌研讨会并发言，还获曾老赠送诗集。他是我极其敬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布满苍桑的脸上透着坚毅，有着复杂坎坷的遭遇和丰富的情感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永远乐观开朗，有一颗童心。萌萌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但显然比她父亲思想更复杂，也完全没有老一辈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和“革命”的情结，她的诗纯美的情调更浓，精神更自由、更开阔。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终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诗人，而是从诗走入了哲学。我读过她的不少文章，印象较深的一篇是关于《培尔•金特》的，另一篇是关于汉姆莱特的（好像是她的硕士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黑格尔的美学观的讨论。当时最打动我的是论培尔•金特的那一篇，我觉得那是天下最优美的文章，充满朝霞一般绚丽的情感和思绪；而有关黑格尔的交谈则使我大开了眼界。此前我认为哲学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我认同人们所说的：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但萌萌打破了我的偏见。她是我见过的唯一既能够漂亮地谈哲学又能够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据我的评价，她对黑格尔的把握比很多专门研究过黑格尔的男人还要好。她不害怕抽象的概念分析，但同时她也能够从那些概念底下领会到多彩的生命的内容，而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所在。
    整个80年代，湖北省青年美学学会是湖北最活跃的学术团体，其骨干力量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群体，后来被称为武汉的“清流”。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好几次学术活动，除了严肃而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以外，我们的会后聚谈是那么的富有情趣。尚扬的笑话使人捧腹，志扬的男低音令人震撼，连我都抛开了一贯的拘谨，独唱了一段我所喜欢的《芒比》。萌萌的节目是《孔雀舞》。但由于羞怯，她总是跳了个开头就完了，理由是“距离太近”，“没有音乐伴奏”。这两个理由都很专业，显然她不是不能跳，她的几个开头的舞姿极为优美，只有受过专门训练才做得出来。但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舞蹈是需要一定的观赏距离的，只有与观众在一定距离之外，例如在舞台上，又由伴奏营造出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舞者才能进入自己的个人世界，发挥出自己最真实的自我来。不过，我也由此看出萌萌的另一面，就是她实际上像她父亲一样单纯，她的复杂是生活教给她的一层保护色，而在朋友们面前，她如同小女孩一样害羞。
    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萌萌在朋友们当中总是显得那么自然和随意，甚至有点疯闹。她毫不掩饰她的乱扔东西的习惯，反正有肖帆在。她一急就喊：“肖帆肖帆肖帆……！”于是肖帆应声而至，问题就迎刃而解。她有一次告诉我，她和肖帆从中学起就谈恋爱，在“文革”中双双挨整，被发配到鄂西山区，分别安插在相距一百多里的村子监督劳动，她有时连夜孤身一人走一百多里山路去和肖帆会一面，然后又偷偷赶回来。我觉得这真是像小说里的故事，太浪漫了！一个人一生有这样一段浪漫情感，也不枉此生了。令人感佩的是，她的这些受迫害的复杂经历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给人的感觉是精致而优雅，甚至有点“养尊处优”。其实她对农活一点也不陌生，她在十余年的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受监督的农村劳动中也从来都不甘人后，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手”。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有某种韵律在她心中流淌。一看她走路的姿态，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内心生活的人。当然，如果你要了解她的内心生活，你还必须去读她的书，从《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单从这些书名，你已经可以大致感受到她内心世界中那股巨大的情绪，那决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拥有的精神财富。
    和朋友们一起到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开学术会议，这是萌萌最高兴的一大乐事。我记得第一次是1985年应黄克剑兄之邀，武汉一行六人到福建去开会和讲学，顺访厦门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萌萌可能也是第一次，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还在鼓浪屿合了影。后来还一起去过成都四川师大，到过当时在师大的高尔泰家，欣赏了他满墙的油画和国画，已是有名的美术评论家的皮道坚对高尔泰的那幅《钟馗》评价很高。我们参观了都江堰，在青城山合影。还有一次是1989年在陕西师大开会，我们顺便爬了华山，上了华山西峰即最高峰。华山顶上恰好有家琪的一个老同学在管理处工作，除了安排我们在顶上住宿一晚外，居然还发电让我们看上了电视，节目正是胡耀邦逝世的追悼大会。90年代还开过几次会，如南京、杭州和武汉的几次现象学会议，每次都是朋友们的节日。志扬、家琪和萌萌三人大约是1994年离开武汉到海南去的，人称“海南三剑客”。我没有一起去，除了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主要还是一种惰性，不想挪动，只想埋头干自己的活。和他们相比，我也许过早地失去了浪漫情怀。2002年我在武汉主办了一次西方哲学东渐的讨论会，把海南的三位朋友都邀请来了。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我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但一见面就发现我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完全了解，就像每天都在一起交谈一样。
    那些年，萌萌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主编《1999独白》，主编《启示与理性》，发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在当代中国最具学术素养的一批学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她以罕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组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的外国哲学硕士点，长期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我知道她这样不顾一切地做事是为了什么，她是在完成一项使命，一项历史使命，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受的苦难和所获得的思想做成一笔前无古人的精神财富，奉献在人类面前。这种心情在她的《情绪与语式》中所讲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来：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10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跋”）

    读到这里，我以为这也是对我的发问。是啊，我们有那么多财富吗？
    这取决于我们的思维的勇气和努力，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勤奋。那种懒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习惯于以“往事不堪回首”来逃避反思的人，即使历史给了他再多的财富，他也只能将它们带入墓穴。每一代人首先必须清理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遣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没有别人来为你负责，你也不能够或没有资格为其他几代人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凝聚、打造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思想贫乏不是由于历史给我们赠予得太少，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我们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来。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暂的一生所证明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任何人的公平性。她证明了她，以及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精神的丰富，并由此为她的父辈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的存在价值作了最好的证明。正如萌萌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许“七月派”诗人的苦难是太深重了。２５年的时间的剥夺，几乎就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25年的内心的咀嚼和挣扎，如果不能转化成个人表达的语言，它就纯然是一个时间的空白；而真正的诗人是必须逃脱公共话语的覆盖在未开垦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达的。
    在这样严酷的挑战中，“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中断了时间的连接；而那中断了的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永远填补不了历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担起苦难的，恰恰是活着的自己，就看你用什么语言把自己重新端出来。否则，恐怕别想有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
在受难者死而复活的象征上去伸张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或许正是“七月派”留给新一代人的启示。（《情绪与语式》）

    对七月派的这样一种反思和评价是闻所未闻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儿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父亲的精神和生命获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因为当她把父亲的苦难和她自己的苦难合为一体时，她拯救了她自己。

                                                            200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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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記 （ 07）—— 被侮辱与被遗忘的

11/27

天降大雪，院子里白茫茫的，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人影稀疏。我心里一直奇怪， 有好几天没看见到小红了。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 人，最怕的不是贫穷，危险，甚至不是前几年经历的大饥荒。 至少我此刻最怕的，是孤独， 是那種不见了心爱的人的深深的寂寞和孤独。这种痛彻骨髓般的感觉无法言传。

我觉得自己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刻骨铭心。

11/28

今天真是大大的惊喜！晚上门外忽然传来那熟悉的拍打身上尘土的声音。我冲过去打开门， 爸爸回来了！！

原来红卫兵大串联进入了高潮， 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好几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们。师院和我们学校里也冷清起来，和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一样， 红卫兵们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监管土牢的一批人早就不耐烦了，大多数找个借口也溜了。师院当局借机宣布，除了罪名特别严重的几个直接押送公安局，土牢里剩下的半死老虎和牛鬼蛇神们暂时都放回家交给街道群众监督改造。

爸爸最后黯然说，郭老师被送进了监狱，没能一起回来。因为他弟弟有策划叛国投敌的大罪， 而他卻知情不报。听见这话， 我立刻出门去给郭家送信。这些天来我和英姐兄妹已经成了好朋友。这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要第一时间让他们知道。

一进郭家，见到她们的神色我就明白来晚了。我过去拍拍光复哥消瘦的肩膀，又望望英姐的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没必要说了。一直躺在床上 —— 假如那两块歪歪斜斜的破木板也能叫作床的话 —— 的两位老人家早已是是风烛残年，此刻如同石雕一样，一动不动。窄小冰冷的屋子里似乎连空气都凝结了。

我无法再呆下去了，匆匆告别出来， 迎面是一阵刺骨的寒风，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

我久久仰天无语。

11/30

一直逍遥地四处打篮球的我也动了串联的念头。眼看着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少，三五个人就能拉起个队伍出去大串联， 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午篮球场上和两个球友韩佳良和白胖一说， 一拍即合，他们其实早就坐不住了。

說干就干。我们到了学校筹委会办公室开证明，上面把三个人的名字一一列出，正文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伟大号召前往你处进行革命串联， 请提供食宿等方面的协助—— 真没想到如此简单，顺利得让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出了办公室我只顾欣赏证明信下方的鲜红大印， 胖子小声嘀咕说， 他们看起来巴不得人都尽快走光才好呢。 我忙问为啥？佳良的确比我聪明， 说人家当权派们权已经到了手里， 关起门来好好享用当然越少人打扰越好啦！我闻言不由肃然起敬。连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说笑间我们拿着宝贵的证明信立刻到街上找地方刻公章，“ 新北大战斗队” 的红色袖章也是物美价廉立马就成。三个人的行装更简单了，每人一个挎包，里面只有牙刷，两件替换衣服和一个搪瓷茶缸，语录本。我把妈妈给的5块钱缝在了内衣贴胸的地方，然后告诉家人，准备明天一早就直奔火车站。

临行前妈妈还有点不放心我，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爸爸说，快满十六岁了，该出去闯荡一番了。妈妈又说要是你们哥俩能一起走就好了，也好有个照应。 我没作声，其实哥哥和柳钢他们几个同学前天就走了。他们的番号是“ 五中红色野战兵团”，简称 “ 红野 ”，听起来倒是比我们强，起码“规模”大得多了。这是英姐的原话。她说也很想出去，可家里实在离不开。我说我宁愿自己拉队伍出去也不在他们“红野” 的大旗下受委屈。自由，啥能比自由更可贵？再说了 ，我的口袋里还揣着刚刻好的“ 新北大战斗队” 公章，好歹咱也是个司令了，亂世英雄起四方嘛，你説对吧？

听见我这话，英姐的眼睛里一亮，但那两朵小小的火花随即就熄灭了。

12/01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大早去了火车站。里里外外全是人， 绝大多数是串联的红卫兵和我们这样的革命学生。上下车不要票，也没法要票。来往的每趟车的座位上寸土寸金就不用提了，毫无例外，就连每个座位的底下甚至行李架上面都塞满了人，根本看不到任何列车员的踪影。人们为了上下车，那一番撕拽践踏推搡真不是闹着玩的。我和兩個同伴說，咱們怕啥？反正又没有特别的目的地，管它南下北上呢，只要能上车就行。

他兩一個勁地點頭。连续几次失败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窍门成功地挤上了火车，其实是钻进了一趟刚进站列车的窗户。多亏了韩佳良，三个人里他肌肉最发达。火车还没完全停稳呢，他一马当先，趁有人开窗子下车之机硬是拨开众人钻了进去。桥头堡迅速建立后， 他探出头接过三个挎包，再伸手把我和胖子一一拉进窗子。前后不超过三分钟，可我连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

进去了好久车都不动。十二月份的天气，车里根本没有暖气， 满身的大汗一下去，身上很快就觉得冷了起来。没水喝， 又开始饿了。我拿出挎包里的馒头咸菜啃了几口，却不敢再吃了，怕渴。看看周围的人， 差不多一样狼狈，一片乱哄哄的南腔北调声中，没有多少昂扬的革命精神。再加上大蒜，生葱，脱了鞋的臭脚，还有多日不洗的头发衣服和不知哪里来的种种怪味混合在一起，我的头脑渐渐发胀起来。我开始有些后悔了，可是此时想下也下不去了。我只好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实在太累了， 不知不觉地我竟然睡着了，连车最后何时动了都不知道。

睡了醒，醒了睡，终于稀里糊涂地被火车拉到了一个地方。我勉强睁开眼，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朦胧中看到了一座巍然高耸的日式暗红色建筑物，上面映射出济南站三个霓虹灯大字。简短商量之后，我们先后从车窗户里努力钻了出来。

好不容易上去，本不想下车， 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车里的污浊空气了，更因为大半天地连厕所都无法去。一来要踩着人头过去， 下面一片叫骂埋怨声不说，二来厕所里面也挤了男男女女好几个人，前胸贴后背连一寸空间都没有，根本没法用。我忽然想， 要是嗑灰时遇到的小张师傅他们来了，只怕连“ 划洋火” 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了吧。

晚上

站在人潮涌动的济南站广场上，我把嗑灰时受到的工人阶级再教育那些事和胖子、佳良两人一说， 他们歪着嘴大笑，站在旁边的几个还穿着单衣凉鞋 的广东学生傻傻地看着我们，不知听懂没有，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随着人流来到了车站不远的一个中学校。夜色中， 大门外昏暗发黄的电灯泡映照下，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告示牌： 济南市第 X中学大串联红卫兵接待站。晃了晃手里的证明信，我们三人从人群中挤了进去。在人头攒动的食堂里用不知道是该叫面包还是饼干的又冷又硬的主食和四川榨菜胡乱添饱了肚子，又喝够了滚烫的大碗茶，再找到了一间不算太挤的教室在课桌上躺下，我们终于都喘了一口大气。看到我又爬起来在灯下记日记， 胖子问还写啥呢？ 我答说串联大事记呗，要不然回去后万一有人问起来去了哪里干些啥，也好有个记录啊。他身边的佳良早就入了梦乡。

夜深了。听着满屋子此起彼伏的鼾声， 我一直无法入睡。最想念的是小红，也不知道她的家里現在怎么样了？

12/02

上午我们匆匆到距离最近的山东师大转了一圈。串联的人很多，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却空洞雷同，没太大的意思。三个人下午干脆去了大明湖。《老残游记》中提到的 “ 三面荷花一面柳，满城山色半城湖” 的景色， 我早就心向往之了。

公园很快就到了。远远看过去湖山空廓，颇有些画意。走近了，说书的“ 黑妞、白妞” 没看到， 只见到些寒鸦败柳和冷落的庭院。探身透过长廊的花窗看出去，林木萧瑟的湖上景色也令人失望，果然是看景不如听景。看起来对任何事物，人的期望值都不可太高。不管怎样，总算来过了。这样想着，小径深处一块斑驳的石碑提醒了我，这里曾留下过李清照徘徊低吟的足迹。她的後半生顛沛流離，國破家亡，算的是備嘗艱辛。我猜她一定沒想到，正是在兵荒馬亂中獨自度過的那些無比悲涼的日子，才造就了她日後在中國詩壇巨大的輝煌，也給世人留下了那些“ 凄凄慘慘戚戚—— 怎一個愁字了得？” 的名篇。 這就是所謂的“ 社稷不幸詩家幸” 嗎？倘若生在今世， 她又該會有樣的遭遇呢？寫思想檢查？挨批鬥？ 去五七幹校勞改？真地如此的話，她又会写下怎样的詞章呢？

怀着几分怅然， 我和同伴们转身离开了。

晚上

胖子有个亲戚在济南。晚饭后他去亲戚家了，我和佳良留在接待站商量下一步的行程。半夜胖子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他表舅是卡车司机，后天要去泰安拉货，说可以捎带我们去泰山。

太好了， 我使劲拍拍他的肩膀，佳良更是高兴得直搓手掌，连声说知道这早就该出来了！

12/03

第二天我们上了卡车后车厢，挤在一笼笼活鸡、活鸭和许多大麻包的高粱、玉米中间颠簸了不知多久， 傍晚总算到了泰山脚下的泰安城里。

三个人蓬头垢面地爬下车来，谢过司机。他自去送货， 我们开始寻找安身之处。串联接待站找不到， 好不容易才看到了一所学校的牌子，里面却是黑灯瞎火。没办法，我们只好随着一群彪悍的东北学生们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对付了一夜。

我在冰凉的长椅子上蜷缩了没有多久，天就大亮了。

12/04

早上在站前广场上胡乱找了个煎饼摊吃了点东西，我们就顺着人流开始前行。登泰山的路不必问， 那么高耸的大山在城里一抬头就见到了，朝着它走应该不会错。走了一会儿停下来，凝望着云雾缭绕的黛色山峰，我忽然想到了“泰山压顶”这个词， 果然有劈头盖脸压来之势。看来前人造词绝非信手拈来，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据了。和两个伙伴谈到这些，他们卻是一脸懵懂的樣子， 我忽然意识到本不应和他们说起这些小資玩意。

革命的大方向是对了，但登山之路太长太辛苦了，特别是肚子咕咕直叫的时候。爬了好半天，擦着汗仰望中天门，还是远在云端，我实在快饿昏了。摸摸挎包里还有两个冷馒头，三个人就着泉水分而食之，咬咬牙继续登山。

过了中天门，越往上景色越好看，山路也越走越险。到处是苍松巨岩，还有冻住一半的飞瀑和夺路而下的汩汩山泉。到了南天门下，面对那似乎垂直向上又看不见尽头的窄窄石阶，我有些头晕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既然不能打退堂鼓，也 只有咬牙努力前行了。途中看到一处巨大平坦的“ 晾经石”，上面许多古人刻出的文字 ，每個字都比巴掌還大，据说是先贤晾晒被泉水打湿经文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坐下休息一会了。清清的泉水哗哗地流过巨石上的文字，又从我们的脚边流走了。

终于爬到山顶了！我一瘸一拐地来到飞檐黄瓦的碧霞元君祠前面。攀上一块巨石极目眺望，远山近树， 云涛翻滚，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我高兴起來，临风吟咏起石壁上刻着的杜工部的” 岱宗夫如何 ， 齐鲁青未了 ——— ” 那种 “荡胸生层云，绝眦入归鸟” 的感觉，怎一个“爽 ”字了得？可惜父亲不在，无人可以分享我此时的喜悦。更可惜的是， 在山顶风景绝佳处，和在故宫、长城、开封龙亭等等我到过的几乎所有名胜古迹处一样， 我又看到了乾隆皇帝那恶俗不堪的“御碑亭”和他那些狗屁詩。从他弄出的那些可怕的 清代“ 文字狱 ” 联想到父亲在师院土牢里的种种非人遭遇，我久久无语。

忽然想起來不知誰説過的那句話：权势可以污染山河，也可以污染灵魂。

12/05

吃还是住？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啊！

山上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间一轮斗大的红日就要沉入云海，远山近树间暮霭四起，落霞的余晖染红了群峰和绵延的山谷。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继续享受这无比壮丽的大自然了。

早该吃饭了，山顶上仅有的几家摊点的食物都贵的吓人。 再一打听，三个人的钱加在一起仅勉强够住宿的费用。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 明天一大早观泰山日出是每个人的梦想。问题是钱。在登山途中，我不时看到一些精瘦黝黑的挑夫们，他们个个都身背沉重的高过头顶的货物，吭哧吭哧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我们空手上山还累得气喘吁吁，他们背上压着的全是山顶上的各种必需品，每天如此，年复一年，太不容易了。山顶上东西贵可以理解，可我们三人个个囊中羞涩，眼下的问题是：吃还是住？二者只能选其一。

我忽然好想念济南车站旁那块 “ 革命大串联接待站” 的大牌子了。要是这山顶上那么大的寺院也改成串联接待站多好。三個人一番紧张的讨论后， 由于山顶太冷显然无法露宿，我们决定还是先吃东西，然后赶在天黑之前下山。

小店里急匆匆填饱了肚子， 三个人马不停蹄地循原路开始下山。那些急于在天黑之前登上山顶的人们不时和我们逆向擦肩而过。我隐隐听见身后有人小声地说，这几个家伙有病啊？

不管有病否，甚至都不记得怎样挣扎过了。终于踉踉跄跄地下得山来，已经是后半夜了，我的两条腿又酸又疼快要抽筋了。这一次，我在泰安火车站的长椅子上睡得特别香，梦中似乎还看到了一轮红日， 好大好美。至于是日出还是日落我就稀里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