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玲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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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9 X' j- U; ]0 u! H7 K" \罗玲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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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
" Z* Z  i( }2 }3 a+ ~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
) A4 x, w7 i. E$ P1 w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
, b0 F# {& ~* I8 f  Y; I/ D6 }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
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
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
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
& n9 y& ~6 X2 a7 g' }. A）等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
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
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0 U% ?& v+ {9 T4 G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１９６４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
  Z# E9 J0 r7 @0 K% L0 l# W; b( m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
" O9 o0 Y) n# [0 i; z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
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１９６３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
' q- {' E, ^: Y& l  W" {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
" e# q  Y3 k7 X* N; C- k  Q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
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
) w- K. s0 I& ?别的写作班子。

  １９６１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
5 D# i" U7 s  K% s. z《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１９６２年８月毛泽东在
& N2 i: g0 j5 e# p* Q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１９６３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
定。同年２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
3 `& _5 l% z2 y7 [/ `% L5 o  L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
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
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
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５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
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
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
变颜色了”。１９６３年７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
: p2 D. i1 K1 l- I0 N) t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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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
１９６３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在上海
, X* [( I. ]& C3 B0 B1 i  @延安西路２００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
5 K! ^  V- b& t6 O; x/ @（１９４９～１９６２）”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
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
2 q3 M; Q8 |4 [: y) e1 e$ @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
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
- L5 O2 K4 Y) B9 ?) n2 d9 D( u/ d“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
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
) ?) O. B2 D4 N  i! p. ?５月６日的文汇报上，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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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 \3 I9 r% C! u6 r) O) p  h  ◇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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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2 ?0 [8 I: j  ^6 m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
' i: T# _+ B2 p% |  @1 u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
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
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
* C# l8 H' M( a9 z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 E; B% _) H7 J3 k: M  １９６４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
  z% C; X8 Z8 o# E' ?* r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
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
，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0 O  e$ S4 ^0 g# p- F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向华东各省市组稿。《
5 A3 z$ l6 c9 W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
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沈竹、钦本立
# E* K- @: \# M$ o2 h（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
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口头
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
记石西民直接负责。１９６４年４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
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
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
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
5 U+ k; w* z7 D, P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
( t; z/ _; T1 T; p  S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
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
8 F  T. ]3 k( |! ~' }( M、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
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
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
% q$ T2 v; ^$ L) U+ z2 P" ~+ O1 Y* x+ Q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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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_/ p3 K5 d, S$ D3 K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之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
6 L6 H' q1 Z# [2 O& @0 V& a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
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１
$ N0 m& Z/ Q; i1 F5 B９６４年８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
! C, f5 U% |. N0 Y〉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
8 C" c  v# B5 i2 o- d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
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
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
7 b% V& T2 v0 D6 {6 i$ U% k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
维珩等。“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如南京大
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
5 H  N5 f9 D+ H' y* A/ b' S1 |艺的文章，适值国内大批判打响，就动员他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
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的研究生，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
草”片的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工作岗位是《内刊》文学组的干事
，也由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
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的全盛时期，总共有二十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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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
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
2 c* P) \3 p, P5 N$ U4 A+ e. k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
《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
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
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
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 Z% x9 H: N& j$ y4 W* @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
! U& W9 _& m: a/ v. m8 j，领导也比较松散，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
己要看《上海文学》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
$ D' o/ [& Z3 V5 z: V' c0 N: Y5 _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看一下，只是蜻蜓点水。所以，就由当时组织比较严
' H. W- C0 f  ]) o7 _. b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顺带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有一次汤大民
! K. K% I# b$ C" B  W' l4 J' i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
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
4 k* o/ x+ @& @5 n1 z2 b4 \/ |《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
- a4 g- z3 }  p# u  [4 Z* y: j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的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
* J6 s# w& K7 V* R”。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
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
" }7 m0 ]/ o1 I" @，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
$ h5 h6 M  w) j  v0 P6 R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
* D' |- A$ A6 o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
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
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
8 d2 s) K/ e1 F- f5 u2 y$ s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
% |' d2 B2 G% _# B* _2 d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１
９６５年初姚文元来到市委写作班子以后，写作班子又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批判
) u& N# D; {! h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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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6 Q2 E; G, j% B- X6 A% c  i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
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
3 U- o- e! y: f: y1 O$ E9 E$ O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
( M  W6 G- b* T; v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又如１９
６６年６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r, N0 E- g; m9 h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
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
、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
: h- }5 y1 w5 K+ o) e5 `. {! [9 u家）、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
5 R5 Y; J. `' U3 h% w) _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作出决
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召开全市大会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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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V1 D4 z* t+ _2 _6 j2 o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 \( a1 W' z/ ^9 }! P5 e+ E4 F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
0 o# _8 s& m0 w- K* o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
: x; {; j6 D7 C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
) t2 s- C+ F2 i# a! Z$ K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
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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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３０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
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
  G$ x3 N- F1 S: t1 u7 M$ r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了进去。

" r/ ?$ k( k9 i. l- j/ Y6 J) I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子把周扬过去各种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
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找到编印成册，以
, T& P1 ^+ I: T6 c3 t7 O0 E* }( B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文学组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
铁证》一文，大量引述原文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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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 }- g3 A. ^. M& _* H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
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
2 m# I( ^8 o) d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 l' p% |, O  L6 P( p
. L) G. F4 x. B! O' _  A* c5 b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
! E0 M7 V1 A5 S/ r; K2 J2 ^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
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
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2 {5 A, q) W7 `
  [1 {# ]' y# a: W2 d) _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
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
, x& }+ L3 Z( E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
! |4 [5 {$ Z3 i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
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
# E3 r( B& |/ ~- X' v' z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
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
“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
5 H% ]; T8 H1 s0 L2 ~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作者提供条
. }4 ]: ^4 d) n, m3 s件，像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徐景贤
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３０年代创作的
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
7 L: _! ~& V) z; i0 @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 V# K% L2 e: z  R' q. H& {% |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
$ L7 C9 q" j. K9 `8 _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
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
* Z3 T! \- i$ E3 L; @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
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
5 a0 p0 u4 H" G* }8 m。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
2 \5 ^2 b- c5 c4 z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
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
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
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
& {) e' H) Q7 A% q9 J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
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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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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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
8 }5 ^/ j9 B1 @1 Q8 J8 p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
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
$ Y% L, m  e- V' X; t2 ]4 O5 F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
. M; b! G) w, F* M5 x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
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
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
  h, D: L" o7 @. M* B3 z. O3 [”，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
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
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
& u. B4 j( \9 ~4 P4 W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那个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影响极
坏。

2 @: K- L- P" A  T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
/ E( [+ c/ X% [! e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
。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
+ A, A/ @( P- }2 H# d# o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
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
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
- C) J* f6 }- S* |”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
% A- e; _$ O2 L; Y, q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
; @' ^# }. m6 _7 @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
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
，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
2 m( S6 u- @" F2 O; L( {; l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１１个青年人，用“石一歌
! Z3 N, b) s8 x- M”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3 D" Z- w. x/ D; t0 t
$ J: a$ E- A+ K1 b( {# }+ A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
  m2 e2 W* g- [如在武康路二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
1 \" S# [4 ^# ~3 s( I, Y7 v9 Z! Y2 t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
5 {" B) e/ |/ {+ S" F7 S/ A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
" r( L" I; m+ n, b. {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
3 U" T; e5 f+ q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又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
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
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写作班子以外，
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
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 P) \: P! s; h$ C3 S3 ~  ◇　写作班子卷入了“一月夺权”的政治旋涡

0 _: u5 `% [1 G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
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
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
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 {: i+ i! y! T  L: O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
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从全国来讲，解放以后
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
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１９６２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
" t% L0 Q8 ]5 m( w' z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 `* S5 Q5 ?( W4 l9 T8 T9 b' [，但市委写作班子在１９６４年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自己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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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b2 I" ~3 C0 N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
5 ]9 e# p  u2 r8 Q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
0 n; |! i. K6 k0 H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
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
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
8 l! F: c; i& d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
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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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
能够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尚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
元投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
" ]/ c, z+ k7 c# }4 U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旋涡。


+ ~) L% y; k7 X. T　《百年潮》２００５年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