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整风与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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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部署全市整风运动

　　1956年秋冬，由于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这年下半年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人闹事的情况。鉴于当时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里出现的波、匈事件，中共八大提出在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学习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再次重申，中共中央决定在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认真检查个人思想和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武汉市委在1957年3月12-23日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根据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阶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的新形势，和劳动人民的队伍迅速扩大，小资产阶级成份大量增加，在干部、党员、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政治思想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的情况下，着重讨论了要全党动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继续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等问题。会议中间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3月30日，市委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武汉市党内小整风开始。市委要求用4、5两个月的时间，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在干部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反对个人主义以加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整风运动。市直属单位及区级机关以处级以上干部为主，副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基层单位以领导干部为主，骨干干部参加。通过这次整风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改进工作制度，改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加强机关内部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第二，结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简单粗暴现象，检查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克服工作上的简单化倾向；第三，结合变法改制批判个人主义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

　　4月23日，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领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精神，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等问题，求得正确的理解；从而领会“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的实质。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5月4日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停止小整风，重新部署全市整风运动。会议首先分析了市里有许多单位在传达和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的同时，已经或正在初步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的情况，认为这次的初步检查与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比较起来，还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特别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整风主要内容的思想不明确，必须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会议决定：初步检查工作已结束或还未开始的单位，都要重新深入学习文件，按中央的指示整风；一些正处在群众提意见，领导检查阶段的单位，也要向群众交代清楚，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会议认为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宣传的还不够普遍，要求市里领导继续分别进行传达，普遍宣传，在全市掀起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作好思想准备。同时认为整风运动必须与解决当前的问题相结合，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整、边改、边做”的办法，不要使矛盾积成堆后才去解决。市委对于当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有关工作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抽出几个干部专门研究自由市场与物价、农业社民主管理与财务管理、手工业社社员退社等问题，以求逐步解决。对整风的具体时间、步骤、方法以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决定由书记处作出计划，提交常委会和全体委员会进一步讨论。

　　5月9日，在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委领导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作报告，号召人大代表向武汉市党政工作提出批评。16至20日，市委召开扩大的全体委员会议，对武汉市党组织如何开展整风运动作了全面安排。会议认为，1957年年初以来，虽然在干部中进行了以改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制度为内容的小整风，收到了若干效果，解决了若干问题，但由于这次小整风不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因而不可能把一些关键性问题彻底揭露出来加以解决。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迅速在全党范围内，按照中央精神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再一次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既严肃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当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来进行。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广开言路，使党外人士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彻底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各项矛盾。然后，把这些矛盾分类排队，分析研究，依靠群众，在整风中逐步解决。

　　会议对武汉市整风运动作了进一步安排。运动分三批进行，每个单位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分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总结建设三个阶段。同时贯彻“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把整风同改进工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24日，市委决定成立市整风领导小组和总办公室，各战线和各区委成立相应的机构。但实际上全市整风运动是分四批进行的，第一批：市直机关和文、教、卫战线的大单位及民主党派；第二批：区委、区委直属的大单位；第三批：主要是在中、小学教职员中；第四批：主要是全市各街道。至于在工人及郊区农民中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武汉市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市委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与建议

　　5月中旬，第一批整风单位进入大鸣大放阶段。除工业、交通、财贸、政法、文教、党群等系统各单位陆续举行座谈会，广泛组织党员群众向党政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外，市委、市人委、市统战部、市政协、市工商联、市民革也先后召开14次座谈会，邀请文化、艺术、教育、卫生、新闻、科技以及武汉市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请他们对武汉市的党政工作提出批评。（其中市委领导亲自出面召开的6次，市人委2次，统战部3次，市政协、市工商联、民革各一次。）

　　在5月7日至11日召开的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代表提出蔬菜市场价格应严加管理、中小学升学，必须考虑可能的条件、手工业合作社任务不饱满，收入无保障、本市许多工程质量不好、医药卫生团体不受重视等。

　　5月13日，在政协武汉市委座谈会上，马哲民提出现在党内党外都有顾虑，怕明不整暗整，怕讲话是‘钓鱼’、党内只有统战部讲统战政策，其他部门不讲统战政策。晏勋甫提出以党代政问题。陈经畲提出民建会和工商联干部在工作、学习和待遇上，没有和机关干部平等待遇；民建许多成员在公私共事关系中有职无权。

　　5月21日，在市委邀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提出当前开展鸣放的关键在于“怕”，有的共产党员“怕放、怕乱，怕大权旁落”，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怕零存整付，怕整，怕放了没有用”。民建会员王一鸣提出：统战部没有统战化，而是衙门化，开会形式化，讲话训练化，公式化。厉无咎提出市级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实存在，有的表现很严重。民革会员晏勋甫提出不克服宗派主义很是危险，用人要真正做到唯贤唯能。其他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也都踊跃发言。

　　5月28日，市委邀请担任局长、秘书长职务的民主人士座谈，无党派人士祝士刚提出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不只是生活上的照顾，他们要求：第一，不要相敬如宾；第二，不要相对无言；第三，不要信任不足；第四，不要使用不当。

　　大鸣大放阶段，社会各界人士都对武汉市党的工作，党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了尖锐批评。所提意见包括：党群关系、宣传政策、干部制度、法制建设、就业问题、物价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市政建设、青少年犯罪问题、工会地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使用问题等，涉及到武汉市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意见是实事求是的。

　　除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外，市委机关内部也开展了大鸣大放。市委领导强调：对大鸣大放不要有任何顾虑，要领导和群众一起放，党员和群众一起放，每个领导同志必须看到群众性的批评是提高我们思想水平必经的道路。大鸣大放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小组会、大组会、代表会、全体大会、大字报都可以。有什么放什么，没有任何限制，不同的意见和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鸣放。

　　鉴于有些群众还存在顾虑，怕将来在入党入团、评薪评级、人事调迁这些“节骨眼”上受到阻碍，有些个别领导人员表现不够虚心、冷静，甚至出现了追查墙报写稿人，质问提意见的人“有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急于解释的现象，影响了批评运动的开展，以致使有的会上只谈一般原则，不谈具体问题，更不牵涉到领导干部身上。市委整风总办公室通知各单位，注意消除思想障碍和限制，以便把批评运动推向高潮。

　　《长江日报》6月9日发表社论“继续大鸣大放，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武汉市的整风还只是初步阶段，需要继续深入。并且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科学研究机关、大专院校等要继续大鸣大放，第一批整风的市级机关也要大鸣大放，彻底地放。因为武汉市的“鸣放”还很不充分，各界人士对党的错误缺点还揭发批评的很不够，各方面的意见还没有表达出来。10日发表社论“继续发展积极的批评，深入开展鸣放”，指出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一是揭发出了各级党组织工作中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二是使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在运动中都受到了锻炼和提高；三是民主生活扩大了，思想活跃了。就武汉市运动进展的情况看，发展积极的批评，大量揭发缺点错误，仍然是主要的。

　　二、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一）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

　　在整风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各界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大量有意的批评、建议，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觉。

　　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决定对右派实行反击。

　　6月9日，武汉市郊区群力农业社举行座谈会，批驳葛佩琦、章乃器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11日，市工商联合会也召开座谈会，批判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反党言论。民革武汉市委12日召集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武昌水利发电学校、河运学校和华中农科所等单位的民革支部负责同志座谈，着重讨论人民日报8、9、10日的社论，一致驳斥了储安平“党天下”的错误论调。6月20日民盟武汉市委举行常委座谈会，要求民盟市委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指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抬出来，把共产党压下去；对马哲民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及时批判是错误，如果还不批就是更大的错误。

　　6月19日，《长江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次日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文件是当前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批驳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强大理论武器。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听取和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善意的批评。尽管有不正确的部分，但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衷心欢迎并将继续欢迎这种批评。这样做，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人民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右派分子利用这个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超出了整风运动的范围，实质是以动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阶级斗争。现在，需要在大鸣大放中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明辨是非。

　　6月21日，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精神，中共武汉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武汉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交换对整风运动的意见。市委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一方面要继续贯彻边整边改，另一方面要继续批驳右派思想明辨是非。

　　6月27日，中共武汉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总办公室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必须认真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党外干部自由参加），以便运用这个武器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并且为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改进党的工作打好思想基础。

　　（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及其严重扩大化

　　1957年7月3日晚，代表湖北省和武汉市80万职工的5000工人代表，在汉口灯光球场冒雨举行反对右派分子大会。会场外，组织40万职工收听实况。次日《长江日报》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捍卫社会主义，坚决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工人阶级怎样反击右派分子》，“事情越来越明显，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行反共、反社会主义之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他们这样做，是想在中国搞一个‘匈牙利事件’，回复到资本主义的老路”，“右派分子这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就证明了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那些阶级敌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7月9日，市委发出《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反击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持有反动阶级立场的分子的普遍共鸣，不单在非党群众中，而且在党团员中，都出现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在各个单位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的反动言论，多以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造谣来进行挑拨和煽动，对于广大善良的中间分子已经起了一定的影响，并乘机兴风制造混乱，他们企图取消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把社会主义道路扭向资本主义。这是一场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要求各单位克服麻痹思想，提出具体的斗争计划。计划要对本单位情况做出具体分析，把左、中、右分子进行排队，把本单位的右派言论与行动的表现汇集起来，提出辩论的问题与步骤，提出发动群众揭发与追查的方向，确定改进工作的具体要求。

　　7月9日，《长江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为了使斗争深入，现在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另一种倾向是对斗争的指导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图用简单的方法速战速决。”

　　7月中旬，武汉市大专院校掀起了反击右派的高潮。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工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华师大、华中农学院纷纷展开辩论，举行反右斗争大会、批判右派分子。尤其是中南财经学院师生，对马哲民言行进行了全面揭发与批判。民革、九三学社、民盟等民主党派也都陆续成立反右领导小组，揭批右派。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次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的指示》，指出武汉市的反右派斗争不论从广度与深度上看，都还很不够，要求对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规划，开展较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7月21日至8月1日，市直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有159个，其中101个单位排队，有右派分子416人。

　　《长江日报》8月7日报道：市级机关、企业管理单位和部分区级机关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开展。全市开展斗争的单位已由开始80多个机关，扩展到195个，参加这次斗争的干部有24000余人。

　　共青团武汉市委8月7日召开反右派活动分子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工厂、基建、学校、机关、郊区、街道等方面团的基层干部1300余人。市委领导号召：每个共产团员和青年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要动员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说理斗争的方法为右派分子画像，彻底揭露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在党的领导下把右派分子击溃。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于16日邀请各民主党派武汉市地方组织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和办公室主任举行座谈会，交流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政协武汉市委会领导号召大家耐心斗争，勿让右派分子溜过去。

　　在反右运动的过程中，市委不断地批判“右倾、麻痹思想”，批判“温情主义”，要求各单位对每个人的政治面貌进行分析，并对左、中、右排队，确定主攻对象。为了深挖所谓右派分子，还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以暴露右派分子，从而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被打成“右派”的范围也在迅速扩展，社会知名人士、党的干部也不例外。市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被点名批判的民主人士、人大代表32人（未公开点名批判的更多）。在市委党校第四期轮训班学习的571名学员中（均为副科以上党员干部），从1957年6月至1957年底，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46名，占8%；划为中右并受到党纪处分的有62名，占10.4%；还有220名学员被认为附和过右派言论，占38.5%。这220人虽然当时没有受到处分，但是一部分人的材料已装入档案，使他们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到打击。这三部分人加起来，占学员总数的56.9%。尤其是“汉阳一中事件”，这起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反革命暴乱”处理，王建国等3人被判处死刑，另有多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牵涉一大批无辜者，造成很大的不幸。

　　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1958年，全市共划右派分子6261人。此外，在工人、民警、营业员中因右派言论而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共2529人。1959年，武汉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精神，组织专门的力量，建立领导机构，经过宣传政策、普遍鉴定、摸底排队、研究审批等阶段，从9月至11月初，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324人，占全市被划“右派”人员总数5.2%。此后至1965年，又分4批摘掉3734人的“右派分子”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了平反昭雪。

　　三、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改善领导作风

　　（一）整风运动的继续开展

　　在反右斗争中，整风运动并未停止，整风与反右同时进行。

　　8月，武汉市第二批整风单位包括100多家工厂、设计院等单位开始整风，而第一批整风的45家工厂、58000多工人仍在继续大鸣大放。在整风过程中，工人群众、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许多意见。如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职工一个星期贴出大字报800多张，提意见3000多条；电力设计院提建议277条；武汉电池厂工人10天内提意见和建设1246条，其中281条是生产管理方面的。

　　《长江日报》8月22日报道：全市又有将近五百个单位，十四万多人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参加整风的人包括区级机关干部、较大企业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职员以及郊区农民。这一批单位在整风之前，系统学习了文件，看到了第一批整风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党在“三个主义”方面的缺点、错误，以及各级领导诚恳地接受意见，认真改进工作的决心，整风积极性高涨。

　　8月2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必须端正对整风运动的态度》。“因为有少数右派分子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施行恶毒的进攻，使党不得不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党内外同志均对右派分子提高了警惕，这是好的，必须的。但有些同志却忘记了整风的目的，把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当作招引右派分子的手段；他们聚精会神地等待右派分子出现，对稍微不和味的东西，就当右派言论打回去。这必然混乱群众思想，使党听不到群众的声音，使整风不能深入。”“充分发扬民主，敢于接纳批评，是虚心求教的表现，也是成心整风的表现”。

　　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5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实践“边整边改”的方针》。强调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思想工作作风，边整风和边改是统一的，批评了那种认为“没有问题”的思想认识，要继续进行大鸣大放。

　　9月26日至10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郊区区、乡、社三级干部会议，历时一个月，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整风整社。

　　11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整风单位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市委领导作《关于边整边改问题的报告》，指出第一阶段整风要坚决大胆地鸣放，现在要坚决彻底地改。全市边整边改的高潮正在形成，但部分单位出现了僵局：群众没有畅所欲言；领导举棋不定，劲头不大；领导没有认真改，群众冷下去了。并指出：要迅速突破僵局，关键在于领导下决心，自觉地参加革命，要坚决地、大胆地、放手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并提出了具体意见。

　　11月4日至9日，中共武汉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到会正式代表616人，列席的有各级党组织负责人480人。会上传达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领导作《为保证整风的完整胜利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才能保证整风顺利发展，再次强调要坚决地、大胆地、放手的发动群众，坚决自觉地整改。报告把整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鸣放，第二阶段是反右，第三阶段是整改。指出在整改阶段要做到：（1）进一步提高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觉悟；（2）深入改进工作与作风；（3）整顿党、团组织，整顿干部队伍；（4）精简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实行干部下放。这次会议召开前后，武汉市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到了整改阶段，对群众所提的意见或建议进行认真处理。如裕华纱厂在11月份已经处理了89%的群众意见，国棉一厂处理了87%的群众意见，共17000多条。

　　11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善领导作风的指示》，指出在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过程中，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受到了揭发和批判；本单位能够解决的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有所改善。但同时指出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种进步是不巩固的。《指示》提出了五项必须坚决实行的措施：一、领导干部要采取登门请教，促膝谈心的办法，亲临现场，到问题存在的地点，与提出问题的人，直接见面，当面找寻解决办法。二、领导干部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到生产现场去，特别到问题最多、生产最紧张的地方去，在现场直接解决问题，尽量减掉不必要的会议、汇报、文件、表报。三、有事和群众商量。四、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应该把本单位的整风和自己所属基层单位的整风结合起来。五、各级党组织都应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展开思想斗争，帮助领导干部检查和改正错误，提高思想水平。

　　11月2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改变作风，改进工作》，指出彻底改变领导作风，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整风运动胜利开展的前提。社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努力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

　　1958年，武汉市整风运动表现出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整风运动全面进入整改阶段；二是整风运动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为中心；三是整风运动中进行整党。

　　1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整风，争取全胜，促进全面工作的大跃进》。“武汉市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鸣大放很彻底，反右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整改，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觉悟有了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继续抓住整风的中心环节，把运动进行到底，争取全胜，促进和组织生产运动和全面工作的大跃进”。

　　2月4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在整风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此后，市委再次发出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整党的指示。

　　2月24日，武汉市委召集全市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召开会议，省委领导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掀起一个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的整改高潮。

　　从3月初到4月，武汉市在5227个单位，105万人中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贴出大字报2000多万张，举办各种展览会3000个，整改进入高潮。4月18日到21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将全市的整风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掀起一个大整大改的高潮。23日，市委领导向全市100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接着，市委遵照省委指示，5月15日至6月15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市工交、财贸、基建各单位的整风运动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规定整风全胜的标准是：（1）领导作风是否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变，包括实行“三同”、“三化”、搞“试验田”等情况。（2）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是否有大提高；（3）生产、业务是否出现了扎扎实实的大跃进，包括跃进规划是否先进，措施是否具体，旧的规章制度有无大破大立，技术有无革新，干劲与钻劲是否足，执行规划措施的效果如何；（4）右派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是否完全孤立。

　　（二）响应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参加劳动

　　1957年5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不会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很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10月8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召开中共武汉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决定中提到：必须坚决执行精简机构、干部回生产与干部下放政策。

　　12月10日，武汉市决定下放干部27000人，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向市直属机关科级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为什么要把成千上万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基层单位呢？第一，这是党的干部路线问题，是为了要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其次，是为了改进工作，克服三大主义；第三，是为了国家建设需要，特别是农业建设的需要；第四，是为了转移社会风气，转移轻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观念。在领导干部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因循保守，舍不得放；一是不负责任，推出了事。下放干部原则上一般为三年，再视劳动的好坏决定去留。下放期间第一年工资照发，第二年从工资中扣除劳动所得。

　　此后，武汉市掀起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热潮。武昌车辆厂、江岸货车修理工厂、第一纱厂、汉阳枕木防腐厂等单位都行动起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中南财经学院等高校分批公布下放名单。市委党校、市委工业部、市委基建部和武昌、石乔口、江岸、江汉等区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决心，市委党校590名学员中，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下乡的达537人；市委工业部、基建部要求下乡的也在70%以上。

　　《长江日报》自12月14日起开辟专栏《知识分子干部为什么要到劳动中去锻炼》，探讨干部下放问题。

　　12月18日，市委发出《中共武汉市委关于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指示》。指出干部下放回生产是整改的关键一环；在思想教育上必须做到本人通、家属通、领导也通。为达到锻炼提高、支援农业建设的目的，一、除少数人由组织决定调任基层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到底，即当农民或工人；二、下放农村干部，必须有不少于20%的骨干带队；三、所有单位动员时，都要强调参加农业生产为主；四、工程技术人员，也要下放参加生产。

　　1958年1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委在武汉体育馆举行7500人参加的欢送会，欢送首批干部4700多人下放东西湖、孝感农村劳动锻炼。省、市党政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了大会。至2月，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先后下放15795名干部到孝感各县和市郊农村，和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实现三化（干部工人化、作风群众化、劳动经常化）。还下放了19000余名干部参加基层工作和劳动生产。

　　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纯洁干部队伍，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并陷入阶级斗争的理论迷雾，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而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同时进行，也不可避免地对整风运动产生消极影响，改变了整风运动的初衷。

http://whdsw.wh.gov.cn/html/dsyj ... 171220_1483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