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敬悼韩德培先生 (武汉大学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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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当代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在武汉溘然长逝，享年99岁。按理说，我与韩德培先生非亲非故，更非门生同事，没有特别合适的资格来写悼念他的文字。如果真要找个理由的话，我只能说韩德培先生是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韩先生的影响早已超出国际私法界乃至法学界，韩先生的经历亦已是中国法律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难道不是如此吗？

歪打正着的法律人

韩德培成为法律人，是一件歪打正着的事情。即便是他本人，可能也没想到人生竟然是那么充满戏剧性。

1930年，19岁的韩德培在南通中学文科班毕业。他自己本来想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就在备考时，学校通知说可以保送他上中央大学。谁也没想到的是，考期已过，学校没给他送来中央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告诉他，原来的两个保送名额现在变成一个了，而且这个名额只能给理科班的一个女生。对于心高志远的韩德培来说，保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期被耽误，不仅意味着他无缘于中央大学，更可能意味着他亦无缘于其他大学。

韩德培赶紧查报纸招生广告，发现浙江大学史政系还在招新生，遂赶到杭州参加考试并顺利考上，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名新生。

然而更有戏剧性的是，就在他读浙大半年后，浙大史政系被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出乎意料地再续与中央大学的缘分。

这次进中央大学，按理说韩德培应该进历史系或政治系，但当他旁听法律系谢冠生教授的"法理学"课之后，一下子被法学吸引住了。晚年韩德培写的一篇自述中，还这样描述谢冠生的课："他讲得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内容丰富，真可谓引人入胜……于是我决定转入法律系"。

八十年后我们再看这个历史的细节，我想不光要感谢谢冠生的"法理学"完成了韩德培的法学启蒙，更得感谢当时教育制度的"活泛"，毕竟那时不像现在，换个专业或转个学院，还比较容易，倘若韩德培就读于今日的某个大学，十有八九也就泯然众人矣！

一代宗师如何"炼"成

如果从1930年算起，韩德培与法学结缘几近六十年。尽管有1949年后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与影响，但这几乎没有影响韩德培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学家。这里我想着重结合韩德培的人生轨迹，探索一下这个今日中国法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伟大的法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考诸韩德培的法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轨迹，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似乎总与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

其一、个人因素。细言之，个人因素又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智力。比韩德培稍大几岁的法学家杨兆龙就曾说过，法律与个人的生命财产有极密切的关系，而其内容又非如寻常所推想之简单容易，那么绝不是人人能学的，"换句话说，凡是智力太差的人不宜于学它"。我想韩德培日后之所以能够在法学界成就一番伟业，这与其智力程度绝对有关系：小时候即读了很多古典启蒙读物，练就了一手毛笔字，由私塾转入小学后屡屡获全班第一，考取如皋师范时从488名考生中招40名，而韩德培考了第四名。在浙江大学，韩德培的微积分分数比数学系同学的成绩还高，此后掌握五门外语至百里挑一的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这些表现，足以说明韩德培的聪明。另一个是勤奋。数学家华罗庚曾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在韩德培的儿子韩铁所写的韩德培传记中我们不难发现，韩德培在读书方面真可以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仅在如皋师范三年半里，就广泛涉猎了《新青年》、《东方杂志》以及《饮冰室文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新学书籍。而在中央大学时，韩德培自述其读了奥本海的《国际法》、戴雪的《英宪精义》、庞德的《法律哲学导论》、《法律与道德》等书的英文原著，还读过狄骥的《公法的变迁》、《私法的变迁》等法文原著。除此而外，还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英译本。尤其就这些外文著作来说，别说一个本科生，恐怕各个专业的博士生也很难尽读，--或者即便想读，大学四级的外语水平也不见得能读得懂。第三个是体魄，强健的体魄是努力的"硬件"，韩铁在其父亲的传记中对此星星点点曾提及，我就不啰嗦了。

其二、教育因素。这个可以细分为两点：一个是良师的指点，另外一个是自由的教育环境。良师的点拨对于个人成才与否颇为重要。在韩德培的生命中，除了前文中提及的谢冠生教授之外，比较重要的老师还有如皋师范的老师刘企苏、多伦多大学的汉考克、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大厦法学院的福尔肯布里奇以及哈佛大学诸多法学教授等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其三、外语因素。韩德培最终成就法学伟业，得益于外语娴熟良多。这也是他跟学生反复再三讲学好外语重要性的主要原因。据韩铁说，韩德培最喜欢跟学生讲的话就是"多懂一门外语，就像多长了一只眼睛"。韩德培从小学开始就学英语，而到了中央大学读书时，已经能够阅读英语和法语原著。与此同时，他旁听了日语和德语。再后来，韩德培还掌握了俄语。五门外语，五只眼睛，五个大世界啊！

或许列举的这些因素，都是老生常谈的因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之所以罗列一通，恰好是我发现韩德培之所以成就法学伟业，其居然占全了这些因素。以果索因也好，巧合也好，套用一句名言，正所谓"成功的人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人各有各的失败"，这些因素有的我们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成败与否非我辈所能控制于万一也。

一生一世武大人

1945年底，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出国五年的韩德培即归心似箭，乘坐美国开往上海的运输舰，从西雅图出发，眼看着运输舰一边清扫鱼雷一边前行，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大学。当时武汉大学刚从乐山复校到珞珈山。担任武大校长的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捷足先登邀请了韩德培，而韩德培亦出于对这位法学泰斗的景仰，义无反顾地加盟武大，再也没有离开。

至少就法学来说，反观武大校史与韩德培的人生悲喜剧，法意阑珊之处，韩德培的生命早已与武大的校史融为一体。我们想起韩德培，总会想起武大；想起武大，也总会想起韩德培。武大成就了韩德培，韩德培也成就了武大。

韩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为教授。那个时候的教授，就是纯粹的教授，只要校长决定聘任，基本上便无大碍。并不像现在评职称，看学术水平更看你跟领导的关系。1947年，年仅36岁的韩德培出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此后又被推选为武大教授会主席。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珞珈花"啊。

1949年之后，韩德培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并未像大多数"旧法人员"一样被边缘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韩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务工作，成为当时的校长李达最为倚重的臂膀。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韩德培的正派毕竟与官场文化格格不入，总有人给他穿小鞋。在整个五十年代，韩德培屡屡萌生出走之意，屡屡被各种原因打消了念头。韩铁在《风雨伴鸡鸣》一书中，提及韩德培至少有这么几次机会离开武大：50年代初期，主持中央法制委员会工作的王明经、沈德纯、郑位三的推荐，拟通过中南高教部调韩德培前往一道工作，此次调动被武大拒绝。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期间，外交部试图调韩德培前往参加谈判。这次调令被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内元老李达否决，撂下一句："武大什么人都可以调，就是韩德培不行"。1955年肃反运动中韩德培被要求交代历史问题，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韩德培不胜其辱，向来武大视察工作的高教部综合大学司司长李云扬提出调往北大的想法。而李云扬认为韩德培对武大的教务不可或缺，其历史问题早有定论，党内即可解决，此次出走之念旋被打消。

肃反运动后，北大和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都想调韩德培前往工作，李达校长坚决不肯放人，甚至为此专门来韩德培家劝慰。韩铁写道，"我父亲深知李达校长对他一片好意，但他也清楚地看到李校长由于身体不好早已被人架空，加之老先生为人耿直，已遭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中老于世故的人所嫉恨。因此我父亲执意要离开武大，和李校长谈得几乎要吵起来了。李校长说怎么连我留你都留不住。父亲说不是你留不留我的问题，是武大有人要置我于死地。李校长说：'我在这里你怕什么。'父亲急得没有办法，说道：'您知道不知道，您这样做首先是害了我啊！'李校长勃然大怒说：'我，我，我怎么会害了你！'他说完起身而走，我父亲也气得不想相送，还是我母亲拉他一起扶李校长走出家门"。未料韩德培一语成谶，十年后的文革中李达在劫难逃，过世前喟然长叹："我确实被韩德培说中了，首先害了他，如今轮到我自己了"。

1964年，韩德培还曾有一次去北大的机会。当时在芮沐教授的帮助下，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非常欢迎韩德培前往，并取得了北大校长陆平的支持。未料高教部到武大调人，主持武大的何定华坚决不放韩德培离开。

韩德培终究还是没有走成，终究没有离开武大半步。

无"右派"言论的"右派"

韩德培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经历，真让人啼笑皆非，笑中带泪。

鸣放高潮中，韩德培忙于中南地区高校招生工作，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召开的武汉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韩德培也以"大家都讲得很多了，我没有什么可讲的"而未发言。《光明日报》记者五次三番约稿，亦被韩德培婉拒，直至最后就司法案例的收集与整理发表了一下看法，认为有关司法部门对此太不重视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在武大校内，法律系党总支书记亦上门请韩德培鸣放，他亦未予理会。而是时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学子们来看望他，邀请他鸣放，他不忍心拒绝学生，随口一句"等我回来再讲吧"。这帮学生回学校后，善意地发布海报，说"韩德培教授定期鸣放"。当然，这个像电影预告一样的海报，后来也成了韩德培的罪状之一。

现在回过头看这段历史，韩德培似乎本能地感觉到了潜伏着的"阳谋"，进而近乎本能地拒绝了几乎所有请其鸣放的邀请。可是即便这样，韩德培依然难逃"右派"的大帽子。较之那些有相关言论的"右派"们，韩德培没有"右派"言论而被划为"右派"，既冤枉亦颇有反讽意味。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纵然你一言未发，那你也有腹诽之罪……天意乎？造化弄人乎？韩铁说，"因为武大的一些当权人物不知他究竟要讲什么，担心得要死。父亲虽然不是党员，但他长期参与学校领导工作，对那些当权者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于是不管他讲还是不讲，这些人都要将他除掉才放心"。

韩德培几乎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反右过程中，校方要求韩德培就他"电影预告"作出交代，要他把没有放出的右派言论放出来。韩德培就徐懋庸时代的武大问题讲了一个小时，可怜当时的小左派们，因这些问题中央早有定论，对韩德培这个沉默的"右派"居然无法反击。

真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韩德培的左派们说，韩本来不是准备谈这些内容的，是要向党进攻的。韩德培反问："我还没有讲，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被动员起来批评韩德培的人们，更是绞尽脑汁，揭发出了种种韩德培的罪状：说什么韩德培对左派学生恨之入骨，对右派学生则待如座上宾，接到家中坐在沙发椅上；可怜韩德培教授十余年，家中根本没有沙发椅，只有藤椅而已。还有韩德培的邻居说，从隔壁听到韩德培的爱人用湖北话骂李达校长。事实是韩德培的爱人是北方人，在武汉十多年依然不会讲湖北话……如此等等，这些批斗"右派"们的行径，比右派们的"谬论"还荒谬到不知多少倍。

反右时武大校党委书记为刘真。据韩铁在书中提及，刘真对韩德培了解且欣赏，本来拟从轻处理的。不料，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武大领导层人事变动，新官上任三把火，对韩德培等右派的处理则一下子提高到最高级：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教养。韩德培在沙洋农场九死一生的情形，以及韩德培的爱人没有工作，却不得不撑持起还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艰辛，这些只有当事人能够知道，远非笔者三五十字所能概述于万一，各位还是看韩铁的《风雨伴鸡鸣》吧。

莫须有的"胡子风波"

韩德培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历尽波折方才调回湖北大学外文系当资料员，并教英语。1958年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原来人员都被合并到由中南政法学院和财经学院组建的湖北大学。获得"解放"的韩德培由于业务能力过硬，甚至被派负责"听说领先"的教改试点班。教学之余，韩德培还翻译点英文小说，挣稿费补贴家用。

文革开始后，英语老师韩德培再次被卷入时代的乱流中，成了武汉大学数以百计的"黑帮"之一。据韩铁列举，韩德培的罪状有三点：

第一点是说韩德培攻击革命领袖。这个具体怎么回事呢？韩德培在教英文时，需要给学生讲"胡子"，这个汉语词汇与英文单词whiskers、beard和moustache均有关系。韩德培于是用学生比较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画像给学生讲这三个英文单词的区别。揭发的大字报便说，韩德培利用革命领袖胡子越来越少的事实，讽刺革命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

第二点是说韩德培毒害学生，宣扬封资修。韩德培在给学生讲"海豚"这个单词时，提及当年横渡太平洋时，经常看到dolphin在海上跃起的景象，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出国横渡太平洋时，也一定会看到，这便是韩德培"美化西方"了。

第三点说韩德培这个"大右派"受到了"走资派"的重用，居然负责教试点班。

如此等等罪状，以及韩德培后来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对于现在80后、90后的青年学子来说，绝对不亚于天方夜谭。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法学先贤用生命亲历的历史，可歌可泣而又令人扼腕叹息。

再造武大法律系

1978年，与中国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一样，韩德培被调回武汉大学，在出国教师培训班教英语。时隔不久，时任武汉大学校党委书记庄果登门，告知韩德培夫妇，韩德培1957年和文革时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恢复教授职务与工资。这一年，韩德培已经67岁。

武汉大学于1979年7月重建法律系，韩德培被任命为筹建中的法律系主任。对于遭受政治冲击长达21年的韩德培来说，重新从事行政事务，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武大法律系重建，最紧缺的是人才。武大法律系原有的人才，部分被划为"右派"，有的在武大农场劳动，有的在食堂当会计，运气好点的也是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韩德培从中找回来了国际经济法的姚梅镇、刑法学的马克昌、法理学的张泉林和宪法学的何华辉。除此之外，韩德培还请来中国法制史的杨鸿年，甚至请回了已从湖北大学退休的刘经旺。这些还不够，韩德培还从律所调来王俊岩，从华中农学院调来李双元，从北京大学调来梁西，从社科院法学所调余能斌等等，这些师资力量成为武大法律系重建的骨干。

光调来师资还不行，还得解决待遇问题，尤其是职称问题。按照当时武汉大学评审职称的要求，法律系的教师大多面临着专著和论文过少的问题。读者读到这儿肯定也能明白，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长达二十多年暗无天日的年代中，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谈得上什么专著和论文。韩德培为此据理力争，指出法律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这些师资受冲击首当其冲，不可能和其他专业一样拿出专著和论文，在百废待举用人之际，理应放宽条件。校方最终接受韩德培的建议。这使得武大法律系在解决职称问题方面，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各个高校的前面。

此后二十多年，韩德培对武大法律系在全国法学界的谋篇布局费尽了心血。尤其是1980年，真正可以算得上武大法律系的"复兴元年"，武大法律系在这一年招收了首届本科生和国际法研究生，成立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设立环境法教研室并于次年成立环境法研究所……这些布下的点，对武大法律系在全国法学界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试看今日与武汉大学环境法学有关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等等，哪一个没有当年韩德培敢为天下先的影子！

除了学术机构的设立，韩德培在自身的学术研究方面，也自1980年代以来到达一个高峰期，其主编的统编教材《国际私法》、《环境保护法教程》等等，在专业内广受好评，相关的专业论文亦对中国国际私法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性的作用。除此而外，韩德培在1980年代以后更重要的贡献，我想可能在于其对中国国际私法专业领域内人才的培养。这些努力和贡献，我想在相关学术领域会有专人整理，在中国法学史上位置，自有后来人评价，兹不赘言。

如今，韩德培先生驾鹤西去了。我只愿面朝珞珈山，遥祝韩德培先生一路走好。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

转自 中国法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