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批判周扬文章一组（19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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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19660713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
　　编者按：毛主席为无产阶级文艺创立了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我们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以周扬为首的修正主义黑帮，一直抗拒、歪曲和篡改这条文艺路线。长期以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们霸占着文艺界的阵地，激烈地反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公开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纲领，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开了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盖子，把周扬这个文艺界黑帮“祖师爷”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周扬黑帮的反党罪行，无比愤慨。他们纷纷开座谈会，写大字报和文章，口诛笔伐，群起声讨，彻底清算这伙黑帮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遗毒。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艺术阵地上，永放光芒！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泽东
　　不许周扬篡改工农兵文艺方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五好战士　孔令铜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可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始终抗拒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顽固地把他们那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从三十年代贯穿到六十年代。周扬提出了一个“全民文艺”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来同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抗，公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篡改为为各阶级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区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从来就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封建主义的文艺只能为地主阶级服务，而绝不会为长工佃农服务；资本主义的文艺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绝不会为工人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也只能为工农兵服务，而绝不能为那些地主资本家老爷们服务。毛主席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周扬就是企图破坏我们革命事业的这一部分，企图先破坏齿轮和螺丝钉，然后将整个革命机器捣毁，使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江山改变颜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鼓吹“全民国家”，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周扬也袒胸露腹，吹响了“全民文艺”的法螺，企图动员一切牛鬼蛇神，来“革”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命”。我们要警告周扬：赫鲁晓夫那一套我们早已领教过了，你这套鬼把戏，再也骗不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
周扬自以为是中共中央的宣传部副部长，资格颇老，名气颇大，是个“祖师爷”，有着同无产阶级较量的资本了。老实告诉你：你完全估计错了，我们革命战士从来就不把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放在眼里。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把他打倒！


让周扬的“全民文艺”见鬼去吧！
　　天津站“六号门”老工人　魏鹤林
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用这面照妖镜来照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周扬的言行，他的反革命原形就露底了。
周扬提倡什么“全民”牌的文艺，这完全是黑货！我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其他剥削者从来都是死对头，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感情，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哪里会有什么“全民”共同享受的文艺！
我是“六号门”的老工人，亲身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党，就推不倒三座大山，我们劳动人民就得不到解放；没有党，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没有党，就没有一切。就拿我们“六号门”来说吧，解放前简直是一座活地狱。工人都沉痛地说：“要吃脚行饭，就得拿命换。”资本家和他们的爪牙把我们当成奴隶，强迫我们扛五六百斤重的大件货物。我们披着星星上工，戴着月亮下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超重体力劳动，可是还挣不到买二斤“杂合面”的钱。把头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进行了血腥的迫害。自一八九二年“六号门”建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五十七年来，饿死、冻死、被把头特务打死以及被货物砸死砸伤的工人有多少，谁能够计算出来呵！一九四一年的一天，我在货场干活时，自己饿的实在支持不住，看到地下零零星星的撒着一些糖末，我连土带糖抓了一把，当即被货场的特务看见，不由分说，就把我送到警务段，灌凉水，过电，折腾了一个多月，晕死过好几次，差一点送了命。以后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启发和帮助下，我找到了党。全国解放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过去被资产阶级称作“臭扛大个”的装卸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才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
解放后，党又领导我们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装卸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党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许多装卸工人当选为职工代表，管理国家企业。这一切，在旧社会都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在党的领导下却成了现实。周扬这伙牛鬼蛇神用“全民文艺”作幌子，想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想让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头上，这是梦想！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根本不存在为各阶级、为“全民”服务的文艺。什么“全民文艺”，让它见鬼去吧！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党是解放我们的大救星，党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领路人。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们的命运和党紧紧连在一起。周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我们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我们工农兵要和他斗到底，而且还要教育我们劳动人民的后代，同一切牛鬼蛇神拚到底！


扑灭牛鬼蛇神的妖风
　　上海汽轮机厂工人业余创作组　胡永槐
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的消息传到我们工厂以后，工人们欢欣鼓舞，万分激动。当前，我们工农兵群众正以主力军的战斗姿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个时刻，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更坚信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路线，是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最高指示。
但是，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鱼死眼不闭”。长期以来，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坏家伙，疯狂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配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鼓吹什么作品“可以没有政治内容”，并且胡说什么：“写中心的要求，势必限制文艺的题材范围，影响艺术创作的多方面发展，引导艺术创作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治、概念、政策条文出发，把文艺的路子搞得很窄，作品的质量很低。”等等。说穿了，这就是反对我们搞无产阶级文艺，提倡搞“全民文艺”，实际上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最明确地指出，革命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斗争任务，即中心任务。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大搞无产阶级文艺，永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面前，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后，我们配合厂里的阶级斗争和回忆对比，以职工的血泪史，开展了文艺宣传活动，使全厂职工上了一堂形象化的阶级教育课，在心坎里扎下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根子！
在迎接我国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个春天，我厂职工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武器，以大庆油田为榜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敢赶敢超，闯出了一条自己制造燃气轮机的道路，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六千瓩燃气轮机。在这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我们先后十几次拟稿，创作演出了独幕什景戏《争口气》及大联唱《向第三个五年计划挺进》。其中《汽轮机工人赶超歌》和《闯！闯！闯！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两支歌曲，还参加了今年的第七届“上海之春”演出。这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在厂内厂外，都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鼓舞了广大职工的斗志！
在今年上半年的全厂职工文艺会演上，我们大力宣传工厂里的新人新事，大力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一”伟大的党的生日前夕，我厂职工还举行了赛诗赛歌会，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高昂的歌声，歌颂伟大的共产党，歌颂伟大的毛主席！用充满火药味的革命诗句，用时代的最强音，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猛烈开火，大长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妖风！
我们工人坚决反对周扬的“全民文艺”的谬论，我们要大搞无产阶级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把周扬这条黑线连根铲除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杨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的雄伟气势，汹涌向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的阳光下，一小撮反党分子被揭穿了画皮，现了原形，露出了狰狞丑恶的嘴脸。现在，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也被揪出来了，揪得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再地印证了毛主席这一光辉的论断。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地打着各色旗号，竭力抹煞文艺的阶级性，放出
“超阶级”的毒雾，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扬，在这个问题上，就这样公开叫嚷过：
“……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只是给本阶级看，它是给所有阶级看的，引起所有的人的共鸣，……所以，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
周扬贩卖的是什么货色，他是哪个庙里的“神”，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任何一部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创作出来的，他们的作品必然打着本阶级的“烙印”。既然对立的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利害关系，那么他们的文艺也必然是根本对立的。怎么能想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会有共同的语言呢？难道新编芭蕾舞剧《白毛女》能引起地主阶级的同情吗？难道电影《逆风千里》这株大毒草能够激发起革命战士的斗志吗？《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欧阳海之歌》出版以后，广大工农兵争相购阅，把这些书当成我们思想革命化的生动教材，我们说，这是鼓舞我们革命斗志的好书，可是这些书能引起周扬这伙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共鸣”吗？能被他们“接受”吗？事情很清楚：无产阶级作品决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共鸣，反之，资产阶级的作品也决不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共鸣！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一天，能引起各个阶级共鸣的文艺就永远不会出现！周扬是在说梦话吗？不，周扬明目张胆地否认文艺的阶级性，目的是毒害群众，组织虾兵蟹将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向革命人民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
在毛主席《讲话》的照妖镜下，周扬的原形毕露了。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挖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革命战士，枪在我们手中，笔也在我们手中，世界上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连根铲除，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
　　北京印染厂工人　袁永庆　赵金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是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反动的文艺思想的强大武器。我们工农兵群众对毛主席的著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有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照妖镜，什么牛鬼蛇神也逃不出我们的眼睛，不管它藏在哪里，我们也能把它揪出来！
我们工农兵群众用《讲话》这一武器，把多少年来一直霸占文艺舞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给赶跑了。他们的宝座被我们砸了个粉碎！我们万分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们工农兵扬眉吐气，让我们的英雄形象登上舞台，真正成了舞台上的主人。
毛主席的《讲话》，句句是真理，句句都说到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窝上。而文艺界以周扬为首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却对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怕得要死，他们拚命地反对《讲话》。周扬在鼓吹“全民文艺”的同时，还扬言毛主席的《讲话》已经过时，胡说什么现在“和延安座谈会时不同”了，其目的就是企图抹煞毛主席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周扬这番话，完全同赫鲁晓夫污蔑“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一样，是狂犬吠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作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解放以来，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不正是企图先作好舆论准备，然后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吗？既然是这样，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就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不要以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文人“打笔墨官司，无足轻重”，而一定要积极投入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斗倒，斗臭，斗垮，以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和进军号，也是无产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我们工农兵群众对这一讲话的重新发表，感到欢欣鼓舞，万分亲切；而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却感到心惊肉跳、坐卧不安，那就让他们在那里咒骂吧，发抖吧！我们一定要一千遍一万遍地学习这一篇讲话，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一切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19660715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
　　——大字报选——
编者按：十几年来，文化部门一直被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专了政。这是一条又长、又粗、又深的黑线。从今天选登的这几张大字报可以看到，周扬黑帮的魔爪，不仅伸进文学艺术各个部门，而且伸到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各个角落，妄图把这些地方统统变成黑帮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阵地。他们真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一定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最有效的办法，广泛地、彻底地揭发周扬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夺回一切被他们霸占的阵地，并且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巩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控诉周扬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行
　　文化部出版局　姚发奎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控诉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千方百计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
近几年来，全国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但是很多工农兵群众都来信说，很难买到毛主席著作。他们说：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在大学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毛泽东思想诞生的故乡，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买一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非常困难。贫农的儿子余发文同志来信说：“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只我一个人。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坚决地、永远地听毛主席的话，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敬爱的党，我渴望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愿望太迫切了！”许多来信还严厉地质问：难道是我们国家的纸少吗？为什么牛鬼蛇神的反党黑书《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却能大量发行？
千封万封读者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买不到毛主席著作，一定有黑帮，有牛鬼蛇神在作怪。
是谁不让多印毛主席的书呢？不是别人，正是统治了文化部门的黑帮头子周扬和他的一伙。他们把持着出版大权，就是不让多印毛主席的书。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出版社，把我们工人、农民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纸张，慷慨地送给了牛鬼蛇神，让他们放毒草、出黑书，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周扬一伙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早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就向他们反映过读者要求多印毛主席著作的意见，周扬就授意他的帮凶批示说：“《毛泽东选集》印得已经不少不少了，已经印了九百多万套了。”还说：“有多少人从头到尾读过《毛泽东选集》值得怀疑，为什么只能读少数几篇文章的人，一定要买一整套《毛泽东选集》呢？”看，他们多么仇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多么恶毒，多么卑鄙！
一九六一年，周扬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大叫大嚷说：“现在书店显得文化很差，书的种类很少，门市部陈列了许多《矛盾论》、《实践论》，好象毛主席著作不值钱，卖不出去。”他还下命令要新华书店和发行单位立即检查、立即改正。由于周扬等一直不让多印毛主席著作，不让书店多陈列毛主席著作，受他直接指挥的人民出版社就干脆撤销了专管《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机构。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我们又打报告要求，但是这帮老爷又找出种种理由，百般阻拦，不让出版。为此，他们还定出法规，印一般书，不管是什么毒草、黑书，都不必经过他们批准，唯独出版《毛泽东选集》，必须经过他们批准。他们又只准几家出版社出版，只准几个印刷厂的几部机器印刷，出版的数量很少，时间很慢。与此同时，他们却为牛鬼蛇神大开绿灯。周扬在出版会议和创作会议上反复叫嚷，要对作家和出版社少管一些。他说出版社出版唯心主义的书，可以不负责任，出了违反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的书，可以不加批评。他鼓吹出版社要多出些古、今、中、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以“增长知识”。以一九六二年为例：毛主席著作只占全年出书的百分之零点五，这一年重印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用纸竟达七千五百吨，而印毛主席著作只用纸七十吨。
与此同时，他们大肆扼杀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大骂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他们这样扼杀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还觉得不够，当工农兵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质问新华书店、人民出版社和文化部、中宣部时，“阎王殿”的阎王爷竟发火了，说“要买这么多《毛选》，是不是《毛选》太便宜了？可以考虑考虑提高定价。”这是多么恶毒的语言！为了不让工农兵看毛主席的书，竟想出提高定价的办法来打击工农兵，这简直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封锁进步书刊一模一样。
在我们声讨和打倒文艺界“阎王殿”的黑帮头子周扬的今天，再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现在党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过去十六年总共才出版了一千万部《毛泽东选集》，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我们就要出版一千五百万部，到明年底要达到三千万部，超过过去十六年的二倍，或者更多，要向广大工农兵敞开供应。当这个消息传达到各出版社、印刷厂的时候，立即得到广大工人同志和革命干部的热烈响应，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以最大的喜悦和最高的热情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
我们出版系统的广大革命干部、工人同志们一定要以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实际行动，向周扬黑帮猛烈开火！我们深信，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从黑帮头子周扬手中把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大权彻底夺回来！


不准周扬利用电影搞反革命复辟
　　文化部电影局杨桦等四人
十六年来，在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控制和影响下，在文化部黑帮分子夏衍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文化部电影局不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他们把电影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
现在，我们从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方面来揭发周扬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三大罪状：
一、在周扬所谓的“为全体人民服务”反动纲领控制下，大量摄制和发行所谓“轻松愉快”的影片，以及所谓“传统艺术”的戏曲片，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毒素。
周扬一贯主张搞所谓“轻松愉快”的影片。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胡说什么“无害与有益是很难分的”，“电影要搞有益的，但不一定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在周扬这个反动主张的影响下，许多所谓“轻松愉快”的影片纷纷出笼。这些影片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大肆宣扬“爱情至上”、“个人奋斗”、“吃喝玩乐”等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周扬等人竭力提倡所谓“传统艺术”戏曲片。一九六○年八月，他在剧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叫嚷：“把戏剧剧目弄得单调，不仅是违背百花齐放的政策，而且对共产主义不利。”周扬大搞所谓“传统剧目”的妖风也刮到了电影方面。仅一九六二年，各厂就摄制了戏曲片十三部，占全年故事片产量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十几年来，市场上发行放映了大量戏曲片。这些影片，都是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鬼怪妖魔，散布封建道德、迷信思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周扬竭力提倡搞所谓“无害有益”、“轻松愉快”的影片，就是要用剥削阶级思想来毒害人民，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
二、在周扬提倡所谓“暴露黑暗面”、提倡“海瑞上本”精神的影响下，摄制和上映了许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中央领导的反动影片。
周扬竭力提倡所谓讽刺喜剧，以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五年，周扬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积极提倡所谓“喜剧”。在他的提倡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摄制了一批歪曲工农兵、丑化老干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在上海市电影局的春节茶话会上说：“现在生活已经很紧张了，不要在看戏的时候，也都搞得那么紧张，在人们紧张之余，叫人们轻松愉快一下，也是一种配合，所以要搞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出来，……可以大搞喜剧片，大搞滑稽片。”就在他的直接提倡下，摄制或上映了《球迷》、《大李、小李和老李》等一批坏电影，恶毒地丑化工农兵，攻击新社会。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扬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赤膊上阵，公开提倡“海瑞上疏”的精神，赞扬反革命分子的“骨气”，叫嚣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党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培养这种‘海瑞上本’的精神。”在他的这种鼓动和指使下，摄制了《孙安动本》《桃花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了迷惑人们的耳目，一九五七年周扬在文学讲习所还假意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知识分子只有嘴巴厉害、笔厉害，其他是并不厉害的，所以我们要放心，不要怕天下大乱。”一九五七年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叛乱发生后的第二年，周扬竟然说什么“不要怕天下大乱”，他这样大喊大叫，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秀才起来造反，搞反革命暴乱吗？
三、在周扬文艺黑线的支配下，大量放映了三十年代的影片以及根据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改编的影片，流毒全国。
在周扬主持下，一九五五年的前文化部党组的制片题材计划写道：“适当重视古典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和民间传说等等的改编工作。”于是，一批“三十年代”的影片就纷纷出笼。
周扬还竭力提倡学习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他说：“十八、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品，都要首先拿来看看，坚决采取这个方式。”在电影方面，上映了所谓文艺巨片如《白痴》、《白夜》等等。这些影片在广大观众中散布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反动思想。
我们和周扬黑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反革命的黑帮斗倒，打垮，彻底肃清它在电影界的流毒！

周扬的罪恶活动彻底破产
　　文化部图博文物局　于坚
一九五八年底，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突出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作用。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建馆过程中，周扬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
周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很多，归纳起来有“抹”、“拾”、“砍”、“挤”四种。
一是“抹”。抹煞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伟大作用。
一九五九年，周扬在领导中国革命史陈列工作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伟大作用，采取了“一笔抹煞”的态度，自始至终根本不提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问题。相反，却荒谬绝伦地提出：“凡是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都不要抹煞。”“如陈独秀要表现”。
国庆十周年前夕，党中央负责同志审查中国革命史陈列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列中缺少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红线。正是由于陈列中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此没有能够按原定计划在十月一日开馆迎接国庆。
二是“拾”。拾起赫鲁晓夫反对所谓“个人崇拜”的破烂，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改陈列工作还没开始，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向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说：“现在要把正确路线突出来，不是突出毛主席个人，不是多挂几个毛主席的象，而是突出毛主席的路线。”周扬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同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斯大林、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腔调，一样的黑货吗？
三是“砍”。大刀阔斧地“砍”毛泽东思想的红线。
一九六一年，陈列修改后，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红线，周扬看到后，一再叫嚷：“红线太多啦”，“红线太粗啦”，“毛主席的东西摆的太多，就不贵重了，到处都是，好象毛主席在给博物馆写标签。”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周扬又说：“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厚今薄古的方向是对的，但帅不能当兵用，到处都是帅就不稀奇了。”“红线是一条线，不是到处一片红，到处都是红，这条线就太粗了。”
周扬怕笼统地“砍”不保险，又针对关键地方，具体地“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开头陈列的毛主席雕象，他要“撤掉”；“遵义会议”的语录字，他要“缩小”；“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文件，他说：“有了语录字，文件就不要了。”看！周扬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到了如此疯狂的程度！
四是“挤”。扩大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陈列面积，“挤”掉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周扬说：“到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搞了八十一年，陈列面积却只占六分之一。”由于当时离“七·一”开馆很近，无法修改，周扬又把这一阴谋布置在开馆以后实现。
一个多月以后，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周扬又说：“我感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陈列面积少了些。整个中国民主革命是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者八十一年，后者二十八年。……可是现在陈列面积却是一比八，太少。”他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将来占一层楼。”周扬一再叫嚣扩大旧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面积，就是要排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面积，以达到他“挤”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
由于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和亲切关怀，由于广大革命干部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陈列经过反复修改，终于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红线。经过党中央的审查、批准，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党的四十周年诞辰这一天，正式开馆了。周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破产了。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是我们的命根子，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反革命，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周扬疯狂地、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对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清算！

周扬为什么吹捧《打金枝》？
　　文化部艺术局　刘英华
一九六○年以后，周扬到处鼓吹大编历史剧，鼓动作家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党中央和社会主义。
在他的鼓动下，孟超抛出了一支大毒箭《李慧娘》，田汉放出了一株大毒草《谢瑶环》。在此以前，周扬还亲自出马，布置创作《海瑞上疏》，借古人之口，对党的领导破口大骂。特别恶毒的是，周扬还在一次座谈历史剧的会上说：“……以为马列主义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地方，就只有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很不对的。……我们如果讲马列主义到中国是最后完成的，这是黑格尔思想。”周扬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多么恶毒！
周扬这个黑帮头子，不仅通过新编历史剧想方设法攻击党中央和社会主义，还通过传统剧目挖空心思地对党的领导进行污蔑和咒骂。山西梆子有一个传统剧目叫《打金枝》，故事写唐代郭子仪之子郭暧，因其妻升平公主不向郭子仪拜寿，发生冲突，升平进宫哭诉。子仪畏罪，绑子上殿。唐王对郭家父子不仅未加罪责，反而加封郭暧，叫小夫妻和好。对这样一出歌颂封建皇帝的传统戏，周扬、夏衍等人极力推崇。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在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上，把《打金枝》和其它一些传统剧目，作为戏曲的“样板戏”，向全国推荐。夏衍还到处鼓吹这出戏“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演”。他们为什么要把这出戏奉为至宝呢？原来这里边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周扬在文化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中国人民长期在封建社会里积累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君臣父子之道等，尽管都是封建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打金枝》，有人说不好，但是我认为它很好。我们可以从它里面学到东西，郭暧因为妻子不给自己的父亲拜寿，就不管她是公主而打了她，郭子仪就把儿子捆起来，送到皇帝面前请罪，郭子仪是有一套哲学的。皇帝对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所谓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我们是不是在发生了什么事故时，也可以去学一学这种政治家的风度呢？这种关系，就是责备自己，不责备别人，使别人心安，不心怀芥蒂。中国人很讲这一套，我看这一套东西是需要。”
周扬的这段黑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周扬对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批评他们三十年代的错误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他就借这出戏来发泄自己的刻骨仇恨。周扬说：“是不是在发生了什么事故时，也可以去学一学这种政治家的风度呢？”听一听周扬这弦外之音，是何等猖狂，何等恶毒！他竟敢利用一个封建皇帝，肆意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他说：“责备自己，不责备别人，使别人心安，不心怀芥蒂”，这不是诬蔑党中央对他们批评错了吗？这与他们《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大毒草中借海瑞之口咒骂党的领导，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绝不允许黑帮分子如此恶毒污蔑我们的伟大的党和党中央的领导，我们要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人民日报 19660716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向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
　　——大字报选——
编者按：今天本报又发表几篇揭露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丑恶面目的大字报。从这些大字报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周扬这个文艺界黑线的总头目，真是罪行累累，恶贯满盈。
周扬的魔爪伸得太长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到处放毒。他利用职权发号施令，不让群众文化工作馆、站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妄图霸占农村文化阵地，用演鬼戏，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坏戏，麻痹劳动农民的思想。他借口学“文化”、长“知识”，引诱青年农民脱离政治，不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周扬的魔爪长期抓住戏曲这个阵地不放。他猖狂反对戏曲改革，反对演革命现代戏，使神戏、鬼戏、洋戏、古戏等乌七八糟的东西，充满戏曲舞台，把我们的戏曲界搞得不象个样子。
周扬的魔爪伸到哪个艺术院校，那里的牛鬼蛇神就拍手称道，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
周扬在文化艺术界的活动最广，遗毒特多，为害非浅。我们现在把他抓住了，非把他彻底批垮、斗臭不可。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充分运用革命的大字报这个有力武器，横扫周扬一伙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革命师生
长期以来，窃取文艺界领导权的周扬等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和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九五六年，周扬在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扩大会议上，极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接着就抛出一个与无产阶级文艺相对抗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方案。他鼓吹要“放手自由竞赛”，说什么“不要把政治理解得太狭隘”，“不是只画工农兵才能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观点不但把艺术看得太狭隘，也把政治看得太狭隘。”
一九五九年，周扬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紧密地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向党发出了又一支毒箭。在这个报告里，重弹了他的修正主义老调，提出“全民文艺”的口号，进而要求我们的“剧目成为世界的共同剧目”。原来周扬提倡的“全民文艺”，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世界艺术”的翻版而已。
周扬还恬不知耻地与现代修正主义一唱一和，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的理想，并进一步提倡文艺要描写“爱和死”的主题，胡说这是“永恒的主题”。周扬把描写爱情至上、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茶花女》和《白蛇传》，吹捧为“坚贞不二，自我牺牲的精神”。反过来又诬蔑我们的文学是“虚伪”的，提出“写真实”的反动理论。
一九六二年，国际上出现了反华大合唱，国内刮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这时，周扬一伙黑帮也急急忙忙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极力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责备某些党员干部简单粗暴，独断独行，自以为是，妨碍了艺术的“自由探讨”。又说“对文化生活上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只要能“扩大人民的眼界”，“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都是为工农兵所需要，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在周扬等一伙提出了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之后，文艺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美术学院，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艺术大泛滥，过去不敢拿出来的毒草，统统奉为鲜花。在版画系画室中，公开贩卖马蒂斯、毕加索的野兽派艺术。在画室外又成立小沙龙，以二十世纪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为追求的榜样。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向，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在周扬等提出“稳定教学秩序”的指示下，一点也不能更改。他们对中央美术学院，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正是在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下，美术学院院务委员会集中了大批牛鬼蛇神。在版画系全面推行了画室制，在画室里完全由“专家、权威”说了算，上上下下都排除了党的领导，实现了右派分子所未能实现的教授治校。难怪有的资产阶级专家兴高采烈地欢呼：“好极了！应该立个碑，以后再不要变了！”现在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不管周扬这个变色龙多么阴险狡猾，也逃脱不了革命人民对你的审判。
周扬还企图使各协会变为裴多菲俱乐部，取消党的领导。他曾经倡议美协应该是排斥党的领导的“独立性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只能作为一个方面参加，非党人士必须超过半数。这是彻头彻尾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
我们一定要把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和文艺黑帮统统打倒，彻底清除周扬的修正主义黑线在文艺界的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斩断周扬伸到群众文化工作阵地的魔爪
　　——选自文化部群众文化办公室的大字报
周扬这个黑帮头子的手特别长，老早就把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手伸到了群众文化工作方面来，大肆进行阴谋活动。
周扬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所制订的关于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周扬亲笔修改、定稿，并以“周字”文号下达的。
文化馆、站的根本任务，是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辅导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和辅导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业余文艺活动，以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而周扬这个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阴谋家，在这个“指示”中，把文化馆、站这一根本任务给否定了，砍掉了，从头到尾，只字未提。
一九五三年，我们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颁布了，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高潮。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文化馆、站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及其优越性。但是周扬在这个“指示”中，却强调：“文化馆、站的一切活动，均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民间的固有传统。”
谁都知道，在“民族、民间的固有传统”中，有很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糟粕。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对民族民间的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周扬却要文化馆、站在“一切活动”中，尊重和继承这些糟粕，其目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地使文化馆、站变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在周扬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影响下，许多地方的文化馆、站不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宣传党的总路线，不去宣传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不去组织和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而热中于搞业余剧团，演古戏，不演革命现代戏；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演工农兵，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使那些反动的、淫秽的、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到处泛滥，毒害人民。这个祸根，就是周扬。
周扬还极力阻止和反对农村俱乐部组织和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三年三月，河北省文化局召开了农村俱乐部工作座谈会。这个时候，全国农村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俱乐部应该把组织和辅导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农村俱乐部的文艺活动，应当演革命现代戏，歌颂英雄人物，表扬好人好事。而周扬却极力反对和限制农村俱乐部这样做。他在这次座谈会上说：“毛主席著作怎么组织青年学，也要研究一下。”“学习毛著小组，人不一定很多。”在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好形势下，周扬对俱乐部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竟还“要研究一下”，还说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人“不一定很多”。看，周扬就是这样狡猾地阴险地反对和限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周扬一面反对和限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面射出资产阶级“读、写、算”的毒箭。他说：“读书是可以的，而且是基本的。文化基础是读、写、算，这是基本的能力，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所有的人都应该会读、会写、会算。”周扬就是用这种阴险的手法，来欺骗和毒害农村广大青年。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在遵化县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全体队员讲话时说：“所谓文化，主要是读书识字，知识多少主要是读书多少。工农分子知识化，基本上是书本知识化。”
第二天，他又在遵化县六区新店子公社周桥大队还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说：“所谓文化，主要是读书识字，学知识。大知识分子就是读书多，知识多；小知识分子就是读书少，知识少。”
周扬就是这样妄图用学文化、长知识的手段，反对和限制农村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
周扬的魔爪伸得太长了，我们做群众文化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斩断他的魔爪。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群众文化工作阵地上把周扬的黑线连根拔掉。

不准周扬压制革命现代戏
　　——选自文化部艺术局的大字报
十几年来，周扬在戏曲工作上，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他百般歪曲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一贯压制革命的现代戏，反对戏曲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每当戏曲革命的关键时刻，他都在所谓“多样化”和适应观众“各方面的需要”的幌子下，竭力维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把戏曲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一九五二年，文化部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演出了《小女婿》《罗汉钱》《女教师》《新事新办》等现代题材剧目。这是建国初期戏曲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初步成果，理应大加扶植。但是，周扬在会演的总结中，却攻击这些现代戏不“真实”，违反了“艺术的最高原则”。他并且进一步规定：“凡目前尚不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而只适合于表现历史和民间传说的题材的，就不要强求它立刻表现现代生活，以致损害它固有的优点和特色。”他用这样一条绳索，捆住戏曲工作者大搞革命现代戏的手脚，公开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唱反调。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大家知道，为广大工农兵观众所热爱的京剧《红灯记》，不就是打破了原来的京剧形式，而又加以发展和创造，才成为革命的现代戏的吗？正是由于周扬的压制，全国戏曲界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产生好的革命现代戏。相反，一些善于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种，例如沪剧、评剧、曲剧等等，都大演起才子佳人戏了。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全国兴起了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这时，周扬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耍了一个花招，在当年七月文化部召开的现代戏曲座谈会上，提出“一方面提倡戏曲反映现代生活，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鼓励创造新剧目，一方面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目”的“双管齐下”方针，为封建的传统戏曲剧目争地位，再一次把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压了下去。
一九六○年四月，当时戏曲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鼓干劲的基础上，又来了一个跃进，大演革命现代戏。当时的文化部为形势所迫，举行了小型现代戏曲会演。本来这次会演应该是大力提倡革命现代戏的，但是，周扬等一伙又把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双管齐下”方针加以发展，变成了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的“三者并举”的方针。其目的就是用新编历史剧和传统剧目，再一次把革命现代戏挤掉。周扬等一伙所谓的“三者并举”，实际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货色并举。所以这次会演后，现代戏越来越少。到一九六二年底，据全国二十六个重点戏曲剧团上演剧目的统计，现代戏只占全部上演剧目的千分之三，几乎都被挤光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又对文化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是，周扬对毛主席的这些批评，一直采取抗拒的态度。一九六三年九月，他在中宣部召开的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上说：“不能光演现代戏，不演历史剧和传统剧。”与此同时，文化部抛出六十出传统剧目的所谓“样板戏”推行全国，其中包括《强项令》《团圆之后》《打金枝》等这样一些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四十二出。
周扬之所以如此仇视革命现代戏，目的是反对戏曲去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生活；反对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为舞台的主人。
周扬反对革命现代戏，也就必然对封建时代的传统戏视为至宝。在这方面，他竭力主张全盘继承的方针。
如何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这个问题上，周扬是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的。
从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到一九五六年文化部第一届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周扬在他的两次讲话中，在戏曲剧目工作的具体方针上，公然提出一个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人民性”的修正主义的谬论。所谓“人民性”，概括起来有三：一是剥削阶级也有所谓的“好人”。他说：“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可以有相通的东西。”他认为“封建道德也有人民性。”胡说什么“封建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君臣父子之道，等等，与今天有共同点。”这不是赤裸裸地给剥削阶级涂脂抹粉吗？在他的谬论影响下，大批的帝王将相，牢固地保留在戏曲舞台上。二是鼓吹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他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简直可以说，他们的爱战胜了死”。在这个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使得形形色色的才子佳人充塞了舞台。三是宣扬封建迷信。他主张所谓“不肯屈服于命运的鬼神，如李慧娘、敫桂英等这些舞台上的鬼魂，都是应该肯定提倡的。”这个谬论，成了后来舞台上大批鬼戏的护身符。
由此可见，周扬所鼓吹的“人民性”，就是为了使大量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长期地占领戏曲舞台，以代替社会主义的新戏曲，向人民群众散布毒素，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周扬在舞蹈学校贩卖了什么黑货？
　　——选自中国舞蹈学校的大字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周扬却说：“我们的文艺不是少数人的文艺，是全民的文艺，我们的文化是全民的文化。”
这是公然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唱反调。
周扬的门徒狂热地宣扬周扬的“全民文艺”论，把它全盘地搬到了舞蹈学校。十二年来，把舞蹈学校办成了“天鹅王子”学校、“少爷小姐”学校。在“舞蹈是为一切人欣赏”的口号下，在所谓“遵守舞蹈规律”的幌子下，我校为所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开绿灯。十二年来，我校演出和创作了很多坏节目，如《天鹅湖》《鱼美人》《春江花月夜》等，这是被周扬一伙胡说成“间接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
周扬的“全民文艺”，就是这样以其最鲜明的反动阶级性，来向无产阶级文艺进行挑战和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
在我国经济遭受暂时困难时期，周扬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在他们的指挥下，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风，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恰恰在这三年里，我校被周扬一伙搞得乌烟瘴气。他们提出了“稳定教材”的口号，企图把整套资产阶级货色用文字稳定下来，在全国推广和放毒。他们扼杀了《刘胡兰》、《黄继光》等革命现代舞剧；他们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爱情至上”等反动思想；甚至还准备拍摄更加荒唐的舞剧《白娘子》和排演反动的鬼戏《李慧娘》。他们得意忘形，反党反社会主义猖狂到了极点！
周扬借“借鉴、继承”之名，行崇洋复古之实。他利用当时音乐舞蹈工作者中严重存在的“以洋为祖”的思想，说：“我们对外国的吸收还很不够，对外国遗产只要不是‘硬搬’就行。”面对“死人”统治着的舞台，周扬说：“哪个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中产生的，应当给封建文化一定的历史地位。”在周扬这一“大红伞”下，他的门徒跟着叫嚷要总结中国古典舞基本训练的十年经验，叫喊要大学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流派，大搞什么“敦煌派”、“规律派”等等，但是唯独不表现今天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周扬在一九六三年的文艺教育会议上说：“破是扫清道路，扫清基地，但是不能扫成一片荒凉，不能光破不立。”这是周扬的黑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旧事物的消灭，新事物的生长，都是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周扬却说“不能扫成一片荒凉”，“不能光破不立”，其目的就是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斗倒他们这些大黑帮。这也就是说，我校的这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大杂烩的教材不要破它，不要革它的命，而要稳定它，维护它，继续用这套反动教材来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使我们在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下逐渐地“和平过渡”，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人民日报 19660718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
　　——大字报选——
编者按：今天选登的几篇大字报，揭露了周扬黑帮毒害人们心灵、腐蚀青年一代的滔天罪行。他们通过艺术院校、出版机构等文化单位，散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毒素。他们以“借鉴”“继承”为名，行崇洋复古之实。他们以“名牌”为诱饵，钞票挂帅，推行“三名”主义（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三高”政策（高薪金、高稿酬、高奖金），用这一套资产阶级的办法，在青年中大搞“和平演变”，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还到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结成一伙黑帮，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又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十六年来，周扬黑帮正是按照他们那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毒害我们的文艺界和文艺队伍，妄图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斩断周扬黑帮的魔爪，彻底挖掉这条黑线，彻底清算他们的一切罪行，彻底批判他们的一切谬论，在文化艺术阵地上，牢固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肃清周扬在艺术院校的流毒
　　——选自文化部教育司的大字报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祖师爷”的原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周扬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手。为了培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他的魔爪也伸到了教育界，在艺术教育这块阵地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和艺术教育界中的牛鬼蛇神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抗拒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国经济遭受暂时困难的时期，黑帮头子周扬认为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到了，四处煽风点火，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他亲自出马，对党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恶意的歪曲、诬蔑和攻击。他怀着刻骨的仇恨，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说：“文艺理论教材中，毛主席的话不要引用太多”，公然主张要多引用中外古今的“名著”。周扬为艺术教育规定了一条与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文艺方针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针。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周扬却千方百计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对革命师生为配合当前政治斗争而编排的革命现代剧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指责这种作法“不正规”，是“文工团作风”，一再排斥和打击。他还胡说什么“学校搞政治运动太多，就要妨碍业务学习”，以此来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反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显然，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无产阶级的艺术院校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周扬对毛主席的教导极端仇视，公然违抗。他通过林默涵等黑帮分子，竭力反对艺术院校的学生参加劳动，明文规定：“有些专业的学生可以免除劳动”，甚至还胡说什么“搞舞蹈的跳一身汗就是劳动”。周扬还公然提出“艺术院校应该是培养专门人材，不是培养劳动者”的主张，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反对艺术院校师生革命化和劳动化。周扬这个反动主张的实质，就是要培养精神贵族，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社会基础。
三，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周扬却大力宣扬和鼓吹把十八、十九世纪洋人、古人、死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和三十年代的反动作品作为教学内容，他说什么“古比今要多，三比一是起码的”；他还叫嚷“要大量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十分仇视毛泽东思想——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他诬蔑毛主席的著作是“政治口号”、“政治号召”，反对艺术院校的师生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周扬这样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仇视毛泽东思想，颂古非今，就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要我们的下一代作洋人、古人、死人的奴才。
在周扬这伙黑帮的把持下，洋人、古人、死人、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在艺术院校里泛滥成灾。学生一进某些艺术院校的大门，简直象走进了十八、十九世纪洋人、古人、死人的“天国”，简直象走进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揭露、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帮头子周扬在艺术教育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坚决打倒周扬等黑帮分子，彻底清除艺术院校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中夺回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使艺术院校真正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阵地。

周扬要为古今中外的牛鬼蛇神续家谱
　　中央美术学院藏族学生　意希敦曾
周扬一直把持着高等艺术院校和文科院校教材编写工作的领导大权。他以编写教材为名，制造出一大批为古今中外牛鬼蛇神续家谱的毒草。妄图通过这些“教材”，为他们这伙黑帮传宗接代，把我们革命青年变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殉葬者。
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周扬赤膊上阵，猖狂到了极点。在《美学》和《艺术概论》编写组，他大放厥词，说什么：“美学不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有的。”妄图抹煞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顶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他颠倒黑白，吹捧几千年前的洋人，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比我们高”；他吹捧老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说“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贡献还没有人超过”，公然与毛主席的《讲话》对抗。他还公开反对我们青年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说“不要天天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看不出什么来。”“光看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不会出修正主义，但会出教条主义。”还叫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到旁边，当字典查查就行了。”周扬，你这不是公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是什么？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革命人民进攻是什么？这铁一般的事实，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我们与你誓不两立，有我们工农兵就没有你！周扬，你的狂叫，你的反扑，不但无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相反地，更加速了你们的末日的到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讲话》，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它提出了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我们工农兵对毛主席著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坚决打垮、砸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扬招的什么“兵”买的什么“马”？
　　——选自文化部出版局的大字报
周扬是文艺界黑帮的祖师爷，也是出版界黑帮的头子。
在以周扬为首的黑帮分子的把持下，文化部出版局和许多出版机关，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执行党的方针，却大肆宣扬外国死人和中国死人，宣扬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他们不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服务。他们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渴望得到《毛泽东选集》的要求，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用种种借口不准多印《毛泽东选集》，千方百计限制《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他们挥舞“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的棍子，压制出版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限制新华书店陈列毛主席著作，以“工农兵和学生看不了《毛泽东选集》”、
“印多了会造成积压”等等荒谬理由，来限制《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他们表面象人，实际是鬼。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就象猫头鹰害怕阳光一样。
相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需要，却是“要啥出啥”。周扬一再宣扬出版社是“学术机关”，应该以“提供知识”，以“研究者的需要为目的”，以“普及文化和提高学术水平为目的”。他们要把无产阶级的出版机关，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出版机关，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是，周扬所要的出版社，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荒谬地宣称“著作界是出版社直接服务的对象”，一再强调：“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周扬要把我国的出版事业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修正主义的道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周扬的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一九六○、六一年间，在许多出版社内掀起了一场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的争论，普及与提高的争论。周扬黑帮都反对直接服务而强调“间接服务”，反对普及而主张“提高”。他们的所谓“间接服务”，就是只为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服务，而不为工农兵服务；所谓“提高”，就是只出版供资产阶级欣赏的名、洋、古的图书，而不出版供工农兵阅读的图书。他们压制工农兵的著作，拒绝出版配合当前政治运动的书籍，不出版工农兵需要的通俗读物。在这股歪风的影响下，出版社脱离工农兵，脱离政治，热中于出版外国死人、中国死人的东西，以此来毒害人民，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周扬还把两个出版机关作为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前沿阵地，亲自为这两个出版社制订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出版路线，一个全盘继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方针。他只讲继承，反对批判。他荒谬地说：“批判是分析，不是打倒。”又说：
“学术有个继承问题，要继承就得让人家的东西出来。”他主张把胡适、陈独秀的书都拿来出版，要我们去“继承”这些反动分子的所谓“学术”。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公开打出“要赶紧挖掘遗产”、“抢救遗产”的反动口号。他甚至要一个书局在几年之内把诸子百家、牛鬼蛇神的书一起印出来。
周扬为了实现他蓄谋已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需要有一帮虾兵蟹将、牛鬼蛇神作为帮手。因此，制订了一个招降纳叛的计划。他指使这两个出版机关到全国各地、各大学去收罗右派分子，重金礼聘，高价收买，把他们当作
“衣食父母”供养起来。在周扬的指使下，右派、特务、汉奸、反革命一起涌进了国家出版机关，得到了特殊的优厚待遇。这些牛鬼蛇神在周扬这顶“大红伞”的保护下，拒绝思想改造，胡作非为，拿国家的钱，干反革命的勾当。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们白天开“神仙会”、“出气会”，公开咒骂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党中央，出版社的领导人竟然听之任之。晚上搞业余翻译，大捞稿费；还以预支稿费为名，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一次可以预支几百、几千元，甚至一万多元，而稿子可以一个字也不交。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有的人积极钻营，大发横财，银行存款达数万元，有的人买了私人住宅，有的人生活糜烂不堪。
周扬处心积虑网罗牛鬼蛇神，到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在这年春天，周扬拟订了一个建立“国家编译馆”的方案，企图更加大规模地招降纳叛，安插党羽，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
周扬公开承认这个编译馆是一个“非马恩列斯编译局”，这是一个专门翻译、编辑外国死人与中国死人反动书籍的出版机构，是一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反革命出版阵地。在这个方案还没有送出之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一份网罗牛鬼蛇神的名单。
周扬在招什么样的“兵”，买什么样的“马”，还不明显吗？这是一支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队伍。在他们把持下的几个出版社，搞得乌烟瘴气，人鬼不分，黑话连篇，毒草丛生。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照出了他们的丑恶面目，露出了真相。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出版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控诉声讨他们的罪行，揭掉他们的画皮，打掉他们的威风，把霸占出版阵地的黑帮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统统打倒。我们一定要夺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到底！


控诉周扬黑帮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
　　中央乐团　殷承宗
我要控诉和揭发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及他们的爪牙，怎样把我从一个十二岁的少先队员“培养”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十二岁那年，我被厦门文化局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在党的教育下，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要求，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我的业务好，被黑帮们看中了。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以搞大、洋、古和出国比赛做诱饵，把我引上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邪路，以达到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目的。
在我进附中时，反党黑帮分子贺绿汀就多次跟我说：“要好好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将来才会有成就。”一九六二年我得奖回国，黑帮分子林默涵亲自对我说：“你把业务学习好就行了。”他还宣扬他在青年时代如何好学习，一天看三个美国电影，等等。
几年来，他们是怎样毒害我的呢？
请来大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阶级调和论和满脑子钞票挂帅，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外国专家“培养”我。他们专门给我一间琴房、一架钢琴，并借照顾演奏家的手为名，长期不给我下乡与工农兵接触的机会。把我关在“象牙之塔”里，形成一个变相的隔离，使我根本没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
从十四岁开始，我就不得不经常每天练琴八至十小时，整天泡在琴房里，泡在大、洋、古里，去钻研、体会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少爷小姐的感情。当然对一个生活在新社会的青少年来讲，是很难体会这些东西的。因此，他们就要求我大量地去阅读西欧古典小说，欣赏洋唱片，欣赏大自然。我经常为着表现不出这种感情而苦恼。白天是大、洋、古，夜里做梦还是大、洋、古，把我搞得象个傻子，脑袋都麻木了。
开始觉得很苦，但一想到练好了他们要派我出国比赛，有名有利，就又心甘情愿了。在那时，我脑子里哪有无产阶级政治和国家大事呀！
十八岁，我在中学毕业了，黑帮们迫不及待地把我送到国外去“深造”，让我进一步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熏染。
周扬黑帮为了毒害我，大搞物质刺激，说穿了，也就是钞票挂帅。中学时代，除开伙食费外，我每月只有零用金六元。可是一九六二年得奖回国后，在周扬的指示下，夏衍要我住民族饭店
（我不愿去），后来又发给我每天五元的生活费，要我去吃高级饭馆。到上海、广州演出，都叫我住最高级的饭店，还要我去疗养。两次给我上千元的唱片税。一个学生，从一个月六元到一天五元、到上千元的收入，头脑一定要起变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定要滋长。
在艺术思想上，我受毒更深。周扬借什么“一切外国艺术，只要是好的都要学到手”为名，要我大演外国曲目，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
几年来，我学习、演出、比赛的曲目，百分之九十九是大、洋、古的，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什么死、梦、爱情的。仅有的一点中国作品，象《鱼美人》等，也都是修正主义的变种。
一九六四年，文化革命形势逼人，可是周扬这个“祖师爷”，耍出各种花招，要我坚守大、洋、古阵地。
林默涵等一伙说：“大、洋、古你们要首先搞好，以后再批判”，“搞大、洋、古是翻译工作，要多搞”。
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我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与贫下中农“三同”，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了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创作了《农村新歌》等小品。黑帮们就暴跳如雷，说我不务正业，百般刁难。
一九六四年初，在音乐舞蹈会议期间，贺绿汀把我叫到民族饭店，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探讨钢琴三化问题，搞创作。”他却大加指责说：“你别和人乱搞什么大跃进、革命化的作品，这都是大齐奏，简单化！你还是练你的琴（指大、洋、古）吧！”
林默涵听了我的演奏后说：“你别总弹那些紧张的，要多弹些抒情的东西。”
周扬，你这个黑帮头子在后台大耍指挥棒，让你的爪牙、走狗的黑手伸向全国各地。你指使着你的追随者林默涵、夏衍、贺绿汀等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今天是和你清算的时候了，我要控诉你们的反党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要求我们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成长。
可是，你们却从你们反党集团的利益出发，不管亿万中国人民的死活，拿人民的钱大肆挥霍，来培养你们的接班人，让我充当你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十几年来，你们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
今天，毛主席把我从修正主义泥坑里救了出来，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我的心，使我觉悟了过来，我看透了你们这帮反党分子的黑心。
我要紧紧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周扬这个文艺黑帮头子，揪出来斗臭、斗倒。一定要把你们那个“阎王殿”彻底砸烂，把你们在全国各个角落、在我们乐团、在我身上放的毒，坚决彻底清除干净！




人民日报 1966-08-04

周扬以攻为守破坏文化大革命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编者按：今天选登的揭发周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象周扬这类混进党内的老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实现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美梦，必然要用一套随机应变的反革命策略。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指出的：“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毛主席还着重指出：“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周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正是这种反革命策略。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号召，并且多次严厉地批评文艺界不执行党的政策之后，周扬黑帮自知形势对他们不利，便采取了一系列以攻为守的策略，千方百计地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大搞假整风，大搞假批判，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步步为营，不断反扑，力图保存自己，伺机“东山再起”。但是，这一回，他们这套策略失灵了，连周扬这个老奸巨猾的黑帮总头目也被一起揪出来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了并且创造着丰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将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之“道”，坚持不懈地同一切牛鬼蛇神之“魔”斗争到底！不灭群魔，誓不罢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盖子，把文艺界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把周扬这个文艺黑帮总头目揪了出来。
在此以前，周扬一直阴谋破坏这场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主席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指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同年十一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首先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这棵大毒草的批判。因此，作为“海瑞精神”的鼓吹者、另一棵大毒草《海瑞上疏》的炮制者和策划者的周扬，不能不心惊胆颤，闻风丧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出来，周扬和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就把这篇文章视为洪水猛兽，并且互相密谋，组成了抵制和反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合唱队。
第一步，他们千方百计抵制和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散播各种谬论，抗拒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周扬文艺黑帮的二号头目林默涵仍然在一次文艺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上扬言，说要不要批评《海瑞罢官》还没有决定，如果要批评，也是属于历史方面的问题。林默涵还为吴晗开脱罪责说：《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影射现实的，吴晗的主观动机怎样，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二步，由周扬和“三家村”黑帮的掌柜邓拓分别组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对抗文化大革命。
周扬充分发挥了他的反革命积极性，和黑帮分子邓拓、李琪密谋协商，抛出一篇又一篇名为批判，实为包庇的文章。周扬还亲自主持撰写了署名方求的文章，玩弄折衷主义的手法，大谈清官问题。其目的是要把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斗争，引入到不谈政治问题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中去。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非常得意，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起了一股贬低姚文元同志文章，抬高方求文章的阴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因病进了医院。但他的反革命积极性却有增无减，还整天和黑帮分子李琪密谋，商议如何把假批判的文章搞得更巧妙一些。
周扬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由来已久的。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对文化革命问题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但周扬拒不执行，反而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或不传达，或阳奉阴违，或大唱反调，猖狂地进行反对和破坏的活动。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对文艺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周扬正是反党小说的吹捧者和支持者。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周扬拒不接受，竭力为自己的反党言行开脱，辩解，对反党作品更不加批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对毛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周扬竟然公开唱反调。他继续到处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甚至提出所谓封建主义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即鬼戏、坏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等等）、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对于坚持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积极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的同志，则横加打击，百般刁难。一九六四年一月，华东区举行现代戏会演，周扬和林默涵一起大加抵制，大泼冷水。一九六四年六月，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他们根本不管会演的筹备工作。林默涵还在会演的前夕，对中宣部文艺处同志说，京剧的音乐、舞蹈，不适宜于演现代戏。
解放以来，周扬黑帮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文艺界变成他们反党的独立王国。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这些现象早有所觉察，并且不断地进行过批评和斗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再一次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主席的指示，是给周扬这些人敲的又一次警钟。可是，周扬这个黑帮头子执迷不悟，死不回头。他不仅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检查自己的罪行，反而玩弄了一个新的阴谋，就是抓起文化革命和整风的旗帜，来反对文化革命和整风。其手法有二：一是在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搞假整风，一是在报刊上搞假批判。目的是舍车保帅，掩盖文艺黑线的根子，保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七月，周扬在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搞的假整风的丑剧刚刚开始，周扬便把揭发的问题限制在几个忍痛牺牲的车马上。凡是涉及到其他人的问题，不管是开会也好，还是反映情况也好，一概封口。在一次整风会上，有人批评周扬、林默涵制定的一个文件的“整个精神是右的”；有人要求他们“自我批评要多一点”。周扬听了，惊恐万分，说提意见的人是埋下了“定时炸弹”，威胁不准向外泄露这种意见。在周扬的种种压制下，文联各协会的整风最后草草收场。文艺黑线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对几个忍痛“批判”一下的车马，周扬更是抚慰备至：凡调动了工作的，一律按原职务待遇；没有罢官的，更是生怕冷落委屈了他们。最后，周扬作了一个所谓整风总结报告，大肆吹嘘自己的功劳，把他自己打扮成为整风的“英雄”。在另一次讲话中，周扬甚至吹嘘说这次假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的第二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周扬这个小丑，简直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假整风开始不久，周扬在报刊上搞的假批判也鸣锣开场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毒草，都是周扬的命根子，当然不得批判，不得铲除。对那些已经暴露，无法掩盖的大毒草，周扬玩弄了假批判的花样，走走过场，遮人耳目。为了达到假批判真包庇的目的，周扬给报刊制定了几条清规戒律：不经过有关领导机构（即周扬、林默涵等人）批准，不得批判；只许批判文艺思想问题，不许批判政治问题；只许批判作品本身，不许批判影射现实的问题；只许批判公开的文章，不许批判各种活动和讲话；只许少数“权威”写一两篇文章，不许工农兵参加大批判，等等。这些清规戒律，都是为了束缚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的手脚，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广开生路。一句话，周扬就是要设置重重障碍，只准牛鬼蛇神猖狂进攻，不许革命群众反击。
自此以后，文艺批判几乎完全停顿了。因为周扬在三十年代就是《赛金花》的吹捧者，穆欣同志批判夏衍的《赛金花》的文章，被压下不准发表。田汉的《谢瑶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九六四年初，中央负责同志便指出应当批判，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发表一篇批判文章。
周扬以为通过各种各样阴谋活动，可以一手遮天，破坏文化大革命，掩盖住文艺黑线的根子。但事与愿违，他进行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正好暴露了他文艺黑帮头子的真面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都成了批评家，一切牛鬼蛇神，都无藏身之地，周扬这些历史的渣滓，也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人民日报 196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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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群魔有藏身之地
——选自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字报

在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控制下，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和许多文艺刊物，长期以来拒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拒不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相反，它们却狂热地宣扬资产阶级文艺、修正主义文艺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宣传阵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扬对这些刊物控制得更紧，百般保护毒草，给批判定范围、定调子，抗拒文化大革命。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发表了一篇《为谁写挽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是疯狂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现实的两棵大毒草。《文艺报》的这篇批判文章，远远没有击中要害，没有接触到两棵毒草的反动实质。但是，就连这样一篇仅仅涉及一点政治问题的批判文章，周扬也不放过。在一次会上，他竭力为小说作者开脱罪责，说他不是有意攻击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封建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如果“说他就是要反党”，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如果批判反动历史小说的“影射问题”，就“很容易产生推测，罗织（罪名）”。周扬不仅挖空心思为小说作者开脱，还指示他在《文艺报》的代理人，组织了一篇所谓“实事求是”、“平等态度”的“批评”文章，甚至准备发表一篇对《为谁写挽歌？》的反批评文章，为小说作者洗刷反党罪名。这个阴谋后来因故未能得逞。但是，周扬仍然念念不忘，四月份又打电话给《文艺报》，催促刊登这篇文章。
周扬这个反党老手，狡猾得很。他懂得《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如果被点名批判为影射现实，那么他大力支持和炮制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就更无处藏身了；如果《陶渊明写〈挽歌〉》的作者被揪出来，那么他这个大肆放毒、大肆支持和保护毒草的反党头目更逃不过人民的审判了。因此，他千方百计压制和阻挠对这两棵毒草的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奋起反击。周扬黑帮害怕群众起来革命，他们利用职权，利用他们控制的文艺刊物，百般压制工农兵的批判，并对工农兵的批判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为了阻挠批判，周扬想方设法订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他指示《文艺报》在批判文章中，不要扣“政治帽子”，“学术问题要与政治问题严格分开”，“完全凭学术本身讲道理”，“或者根本不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等等。他妄想用这些清规戒律，束缚住广大革命群众的手脚，取消无产阶级对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所进行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一些批判文章，《文艺报》迫于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压力，不得不发表几篇伤皮不伤肉的“批判”文章；同时开辟了“读者论坛”这个栏目，装潢门面，选一些批判不十分尖锐的来稿，删削之后发表。周扬的反革命阶级嗅觉十分灵敏，他惧怕工农兵群众有朝一日会挖到他这条大毒根上来，因此亲自出马干涉报刊发表工农兵的批判文章。他公开叫嚷：对工农兵的评论“要防止片面性”。他对工农兵群众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极为不满，说什么认为萧涧秋根本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是武断的批评；又说林老板是小资本家，不能说林老板受剥削、受压迫不是事实。林默涵接着补充说：工农兵评论有“局限性”，评论工作“不能躺在工农兵身上”。甚至恶狠狠地骂道：重视工农兵评论，就要犯“贫雇农路线”的“错误”。他们的这些黑话，说穿了，就是反对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对工农兵群众起来革他们的命，简直怕得要死。
由于周扬黑帮的百般压制，《文艺报》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开始，突然来了一个大“刹车”。大批地退掉批判稿件，疯狂地压制和打击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正确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把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帮统统打倒！




砸碎周扬的黑线专政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周扬要推行他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一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他和林默涵等人结成一伙，利用职权，竭力排斥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安插自己的亲信，把持了许多文艺部门，实行反革命的黑线专政。
周扬是怎样实行他的黑线专政的呢？
一，大量起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篡夺党的领导权。建国以来，周扬以“团结老作家、加强文艺工作领导”为名，把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安插在文化部、文联各协会的领导岗位，让他们把持党的大权。周扬明知道田汉、阳翰笙不适合做党的领导工作，就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瞒上欺下，私自封官，盗用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叫田汉和阳翰笙担任剧协和文联党组书记的职务。剧协和文联，就由这两个“黑书记”专了十几年政，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周扬所依靠、所重用的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这批人，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他们挂着“老党员”、“老左翼”的金字招牌，实际上是一群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丑恶历史且不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们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不但自己不前进，还企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都遭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无比的仇恨。一九五七年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进攻，就是周扬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兴妖作怪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当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时候，周扬感到如果不舍几个车马，以他为代表的黑线根子就要败露了，他这个黑线总头目就要自身难保了。于是，他施展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文艺界搞了一个假整风。在会上，周扬装模作样地对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进行“批判”，会后又暗中给他们许多抚慰。在报上公开批判时，周扬制定许多清规戒律，束缚左派手脚，想方设法让这些黑帮大将伺机重新上台。周扬这番“用心”，在他召集的非党作家艺术家的会议上，曾经公开表露过。他说：“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还是可以再管文艺工作的。”这就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完全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集团；同时，也说明他们是不甘心退出文艺阵地的，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的领导权是夺不过来的。
二，网罗对党不满分子，充当反党的走卒。周扬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于那些在党内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常常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收买他们，拉拢他们，作为自己的党羽。这里只举两例：
袁文殊，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因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受到批评。周扬和林默涵却对他表示关怀和信任，把他调到北京来，安插在电影工作者协会，同夏衍、陈荒煤一起，把持着电影协会，积极鼓吹和执行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电影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一九六四年以后，袁文殊又在周扬百般庇护下，代替夏衍、陈荒煤，实际上主持电影协会的工作，继续控制电影工作的宣传阵地。
又如湖北的一个作家，一九五九年因为写反党作品和鼓吹修正主义文艺理论而受到批判。但是，由于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大刮“翻案风”的急先锋，受到周扬和林默涵的“赏识”，从湖北调到北京来，升了官，担负领导工作，同田汉结合在一起，在剧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三，招降纳叛，庇护汉奸、流氓。周扬为了扩大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队伍，还积极在汉奸、流氓、右派等反动文人中，进行招降纳叛的活动，凡是投靠他的，就在政治上加以庇护，工作上给予安排，生活上百般照顾。
周作人是臭名昭著的汉奸文人，他当过日伪的“华北教育总监”，当过汪精卫伪政权的“国府委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他痛加斥责：“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但是，周扬却无耻地美化这个汉奸文人，说他“从来不曾反对过共产主义”。周作人听了之后，立即写信给周扬说：“闻之甚为幸慰”，以示感恩。不仅如此，周扬还在生活上给他特殊的照顾，用预支高稿酬的办法让劳动人民供养他。周扬甚至还滥用职权，让文联派干部陪同周作人外出旅行，并将一叠盖上周扬私章的信笺交给周作人，由周作人随意填写，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些事实说明，周扬已经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帮敌人讲话、替敌人服务的反革命分子。
孔厥是周扬的得意门生，因为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屡教不改，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广大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于人民政府的这一英明决定，无不拍手称快。周扬对这个流氓成性的人却宠爱备至，一九五八年，想方设法帮他捞到提前释放，到一九六三年，又私自把他安插在农村读物出版社当编辑。
这些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汉奸、流氓等等，就是周扬这个反革命黑帮的主要成员和走卒。他们是文艺界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是代表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他们盘踞在文艺界的时间很长，散布的谬论很多，流毒甚广。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这个黑帮，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他们霸占的一切文艺阵地！

人民日报 19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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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郑季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文艺界所以被搅得黑浪翻滚，十几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因为这条黑线不断兴妖作怪。而这条黑线所以能够不断兴妖作怪，又是因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里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有一个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是谁？就是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利用职权，把持着许多文艺部门，垄断了许多出版阵地，既可以调动组织力量，又可以制造文坛舆论。这样，他们的活动，就产生很大的影响，造成极大的危害。
有人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周扬不是多年来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吗？不是曾经组织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等右派分子的斗争吗？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黑线的总根子呢？其实，这统统是周扬及其同伙编造的神话，是一个大骗局。
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历次斗争，例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丁玲、陈企霞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等，都是由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而周扬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或明或暗，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立论设据，煽风点火，积极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周扬是一个典型的阴险狡诈的伪君子和两面派。
他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拥护毛泽东思想，背地里诋毁毛泽东思想；大会上拥护毛泽东思想，小会上攻击毛泽东思想。
他惯于使用折中主义的语言，是一个作“但书”文章的专家。他的文章、讲话，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来一段抽象的似乎正确的议论，紧接着便在“但是”后面大作反面文章。他论述问题的方法，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模棱两可，亦此亦彼，把一些本质上对立的概念弄得混乱不堪，从而混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贩运了修正主义黑货。
他惯于看风转舵，如同蜥蜴一样，随时改变其颜色。右派猖獗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煽风打气，一同向党进攻；而当反击右派开始时，他就伪装左派，作报告，写文章，装潢自己，贪天之功；当斗争深入发展，快要触及到他的时候，他就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办法来解脱自己。
所以，对于周扬的认识，万不可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现在，这个混在党内几十年的文艺界黑线的头子，已经被揪出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周扬在近些年来所干的罪恶勾当。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唯一正确的指针，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革命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而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不仅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提倡文艺作品努力表现毛泽东思想，反而公然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一九四二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著作，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文艺路线，解决了美学的根本问题。而周扬却狂妄地企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美学体系。他在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大学作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报告，并计划要和他的同伙林默涵和邵荃麟等人，陆续进行讲演，鼓吹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来和毛主席的伟大学说相对抗。
周扬是一贯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他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干涉”，是“包办”。他要我们同党外人士共同领导文艺，他在一九六一年中宣部召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员艺术干部座谈会上说：“你同党外人士合作，不是共同领导？……千万不要发展到蛮干，你通过党内外的专家去领导，就是领导嘛。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具体的部门是要共同领导吧！”他觉得党员艺术干部多了倒是个祸害，因此提出：“你们（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干部中非党人士太少，也是个缺点，是不是从上海调几个去到你们那里担任副职，调剂调剂，我真是这样想。”一九六二年，他在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挑拨说：“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说，应该锻炼这么一种能力，就是能在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也能在不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在特别不好的领导下做好工作，要锻炼这种本领。”这里，他所说的“不好的”领导，就是指着党委的领导说的。不久以后，他和辽宁文艺界谈话时又说：“艺术创作也同医生开刀一样，领导的责任是挑好医生，开死开活都交给他，由他负责。”他反对文艺创作上领导、作家和群众的结合，恶意地把这种“三结合”歪曲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他自己这样丑化了“三结合”之后，又对“三结合”加以嘲讽，他说：“作家那么容易做呀，还要作家干什么？那训练一大批秘书，都会写，你讲出来，我就会写，写了以后群众来补充生活，那还要作家干什么。作家还有什么可贵！”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扬煽动文艺工作者脱离和反对党的领导，是费尽心机的。
不仅如此。他还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发泄内心对各级党委的仇视情绪。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几百年以后的人看我们党员要那么服从组织纪律，正象我们看岳飞那么服从皇帝一样，为什么几块金牌就把他调回去了，他们会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开会斗争那么辛苦，为什么那么胆小，怕什么‘边缘地带’。”他又煽动说：“同志们用‘边缘’二字，有深意存焉！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一下跌入，万劫不复。”显然，这是污蔑我们的党，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知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了国家的主人，个个扬眉吐气，胸怀坦荡。试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什么人怕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和修正主义深渊？只能是地富反坏右，只能是那些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两面派。至于文艺事业，它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周扬用尽心机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暴露的十分清楚吗？
二、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承认阶级存在，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是马克思主义者最起码的条件。同样，承认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即承认文学艺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并自觉地使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家的一个起码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本来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周扬却说“人类的美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他就否定了“美”的阶级性。不仅如此，周扬还胡说我们现在的文学，是“全民文艺”。赫鲁晓夫抛出的是“全民党”、“全民国家”，周扬抛出的是“全民文艺”，显然，周扬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头。
周扬极端仇恨阶级观点，竭力抹煞文学艺术的阶级性。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在人性论的争论上，我们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标签主义是把什么都贴上一张阶级标签，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好象人就是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他这里所说的“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虚晃的一枪，他实际攻击的就是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这看看他在这个发言里的另一段话就可明白：“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只是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的阶级看的，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至于它引不引得起来，那是另一回事。所以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接着又说：“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这里，他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发生共鸣，要无产阶级欣赏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不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人性吗？他没有丝毫批判人性论，相反，正是狂热地宣扬了人性论，反对了阶级论。
周扬对“人道主义”的吹捧也是很卖劲的。就在上述在北京大学的那次讲演中，他说“我们的人道主义是最彻底的”。他经常把“人民性”挂在嘴上。这种所谓人民性，就是人道主义的别名。他在一九五六年全国剧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戏曲里的人民性是很丰富的，不要用狭隘的观点去看它，而认为统治者就没有人民性。统治者也有有人民性的。如况钟、包拯等人，他们是统治阶级，而且包拯的官很大，但他对人民好，人民对他寄托了很多理想，因此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表现人民愿望的东西。中国戏曲的好处，是它比其他文学作品更有人民性。”周扬把无产阶级的文艺，说成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文艺，把封建统治者说成具有人民性，这就是公然地抹煞阶级矛盾，宣扬阶级调和论。
周扬散播的这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共同”的政治伦理，“共同”的人性，“共同”的情感，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的谰言，还散见于他的好多报告与讲话中。他宣称“人总是倾向正义，倾向公道”，凡是大作家都“要使他的作品为人类服务”，等等。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对人性论作了最彻底的批判，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而周扬却在大谈敌对阶级之间的“共性”，大谈“为人类服务”，这不明明是对抗毛泽东思想吗！
三、为现代修正主义辩护，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点，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得一清二楚，并在党中央接连发表的反修文章中继续得到阐明。而周扬，竟然在一九六○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说：“修正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还不是主要的，……因为：一、我们反对了胡风，批判了右派，修正主义不容易抬头；二、中国的修正主义比外国差得多……；三、修正主义刚在露头，未得机会大发展，因为它刚露头就容易把它消灭，所以要想在现在批判修正主义还要临时培植修正主义咧！真正的修正主义还要有一套理论嘛！”这里周扬特别吹捧修正主义有一套所谓“理论”，并认为我们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还必须“临时培植修正主义”，这真是极其荒谬的奇谈怪论！周扬还竭尽心思地为苏联修正主义辩护。他在一九六三年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修正主义拚命讲人情，我们就同他唱对台戏，偏不讲人情，你讲平等，我偏不讲平等，你讲和平，我偏不讲和平，你讲劳动，我偏不讲劳动，对立起来。我们不要干这种傻事。”在这里，周扬故意制造混乱，混淆是非。修正主义什么时候真正地强调过“劳动”？我们在什么时候有过“偏不讲劳动”的事情？周扬维护修正主义，竟然恶毒到这样一种地步！
更为严重的是，在我们已经连续发表了八篇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的一九六四年五月，周扬在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还在叫嚷，对于反修问题“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要太急，因为它究竟不是现实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修正主义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用修正主义思想来腐蚀干部和群众，实行和平演变，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周扬说反修不是现实问题，就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要我们对“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失去警惕，就是叫我们听任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以便于资本主义复辟。
周扬对修正主义是这样意厚情深，但对所谓“教条主义”却是切齿痛恨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高嚷着反教条主义。他说：“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起来，给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损害。”而在一九六二年关于《文学概论大纲》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假惺惺地说了一句“观点中要贯彻反修正主义”之后，接着就讲：“另一方面，虽然不一定公开提反教条主义，但实际要反，反它的取消艺术特点。”这里，周扬所反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周扬就是这样倒行逆施的！
四、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某些讲话中，有时也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装点，一种掩护。实际上，周扬正是以最集中的火力、最系统的理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
他以反“题材决定”论反对作家描写工农兵，反对表现社会主义。周扬说，重大的题材“不一定”是
“政治上的重大事件”，而是“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和兴趣的题材，又是对大家有益的题材”；又说，“不要领导提倡什么就写什么”；又说，“现代题材还是从‘五四’算起”。这些主张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作家可以写工农兵，也可以写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帝王将相；可以写重大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身边琐事、风花雪月、儿女私情；可以写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写荒古趣闻、旧国遗事、外域风光。大家知道，题材问题关系到谁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人公的问题，关系到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题的问题。以工农兵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和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作品，绝不可同日而语；以风雷激荡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为主题的作品和以个人身边琐事为主题的作品，绝不能等量齐观。把这些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开路，反对表现工农兵，反对歌颂社会主义，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周扬提出了一个“间接配合”论。他在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大学的讲课《文艺与政治》中说：“我们讲文艺服从政治的时候，要防止、克服、纠正另外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简单地理解为为每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每一个具体的政策作宣传。”他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直接配合与间接配合，都是为政治服务。”应该指出，政治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无产阶级的政治，一定要体现为具体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具体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文艺不给具体政策和具体政治运动作宣传，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周扬提倡“间接配合”论，就是要引导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为什么文艺不能给具体政策和政治运动作宣传呢？周扬假借了时代不同的说法。他在一九五六年全国剧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人民文化的需要，与革命战争时期有所不同。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要用戏剧去宣传鼓动，为了配合任务，就有《动员参军》、《送公粮》、《瓦解敌军》等节目，作为政治鼓动。现在我们处于和平建设的时代，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人民需要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情况就不同了。过去宣传鼓动的戏，在野外演，大家来看，看完了就上前线；现在则是在大剧场演戏，观众都要花钱买票，并且要排队买票，戏如果不好，他们就不来，所以我们必须有些本领才行。因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剧目要好，要多样，要符合群众的需要。”他这里把《动员参军》之类的反映当时政治要求的戏和所谓“好戏”对立起来，又把戏的好坏归结到票房价值！与此相应，他又提出“四好电影”的主张，那就是“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就是不要好政治、好思想。大家看，在周扬的心目中，在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倒不需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这样，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和“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活动，倒是不合乎时代要求了。这不是荒谬透顶吗！
周扬以研究中外古典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为名，宣传“为艺术而艺术不一定都是反动”的理论。这也是为了引导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此，周扬还提倡大搞滑稽影片。他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生活已经很紧张了，不要看戏的时候也搞得那么紧张……要搞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可以大搞喜剧影片，大搞滑稽影片。”一九六一年以后，出现了象《球迷》、《大李小李和老李》等庸俗不堪的坏影片，就是周扬这个理论的恶果。
和上述理论相适应，周扬又创造了一个“无害”文艺论。周扬把文艺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所谓无害，就是政治上没有害处，而在生活上还有点益处的。比如戏曲《游园惊梦》、山水画就属于这一类”。世界上真有这种政治上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第三种文艺吗？就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游园惊梦》难道不是宣传封建迷信、才子佳人的鬼戏吗？难道是“无害”的吗？周扬到底是三十年代文艺的一个头目，他竟然把那时某些人们宣传的所谓第三种文艺的黑货给贩来了！
五、煽动文艺工作者拒绝思想改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根本的道路，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世界观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正无产阶级化，并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条道路，毛主席早已指示得明明白白。但是，对于这样一条革命化的道路，周扬是反对的，仇视的。在他的报告和讲话中，不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提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偶而提及，也只是把深入生活当作搜集创作素材的手段。相反，周扬实际上是反对作家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他要人们不要“经常把世界观挂在嘴上”，他认为“什么都是政治，什么都是世界观”，就是“把世界观庸俗化”。他主张“不表现时代、不反革命也允许。”他号召：“现代题材历史题材都可以写。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把握的题材。”他的这种主张，是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翻版。
一九六二年，是我国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修正主义背信弃义而遭到暂时困难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周扬一伙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放出了大量的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毒箭。在这个会上，周扬煽动作家和党的方针政策对立，鼓吹了所谓“写真实”论。他说：“看法和党有距离，可以暂时不写。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是一段恶毒的反党黑话！革命的作家有时候会产生跟不上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但这和周扬所宣扬的绝不是一回事。周扬把党的方针政策和“生活”、“真理”、“客观事物”对立起来，这就是说，他们那一伙作家的看法，是符合生活实际，符合于真理的；而党的方针政策倒是错误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周扬所以这样主张，实际上是煽动作家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在这个会议上，还抛出了“写中间人物”论及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周扬得意洋洋地要他们写暴露我国所谓“阴暗面”的作品，他说这种小说“把矛盾都展开了，我看能很有味道！”周扬及其黑帮所鼓吹的“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到底是什么货色，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关于指导作家创作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一般叫作创作方法，实际上这应该说是作家创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又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贯注着鼓舞人们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积极奋斗的理想，从而使广大读者受到教育，使文艺真正成为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有力的武器。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新创造。每一个革命的作家都应毫不犹豫地贯彻这个写作方针。但是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者的周扬是怎样对待这个方针的呢？他在一九六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怎样体现？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的章程里都没有规定，随便你们好了，高兴体现就体现，不高兴体现就不体现。”这里，周扬及其一伙，竟然狂妄到这种地步，把他所操纵的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组织，置于党之上，置于毛泽东同志之上，公然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周扬为了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提供阵地，还主张开辟“文艺的自由市场”。他说：“我看可出内部刊物，还要‘五不’，随便写，可能还出好作品呢。……这内部刊物一是作品，二是争论问题，包括对党的政策的不同意的，报上不能公开发表的，文艺的自由市场。”十分明显，这种所谓“文艺的自由市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下刊物，是黑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必然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的冷枪暗箭。这种刊物就是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所以想要办这样一个刊物，就是企图把那些拒绝思想改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聚集在他的黑旗之下，以便积蓄力量，磨拭武器，进行有组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六、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级政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十多年来，周扬几乎逢会必谈“双百”，但几乎也无一例外，每次都把这个方针说成是没有条件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说：“应该是先百花齐放，所有民族传统的东西都发展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说，不管作品的政治内容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可以自由地放。他指责说：“现在虽然没有人公开主张‘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可是他实质上采取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从表面上看起来，他这个快。排斥所有的，只要是非社会主义的，他都排斥，他使社会主义文化很快地占领了阵地。表面上看起来很快，可是实际上效果却很慢。因为他排斥那些旧的东西，他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得不到营养；没有人跟他竞赛，他就不能从旧专家、老前辈那里吸收东西，就把自己弄得枯了”（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周扬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不是广大革命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是旧文化、旧专家、旧艺人，他公然主张在文化领域里实行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
周扬埋怨别人不推行他的所谓“双百”。他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修正主义的文章要检讨，犯了‘双百’就不检讨……也没有人让他去检讨。”这样，他既责备了没有人让检讨违犯“双百”的事，也用对比的方式，为写了修正主义文章而检讨了的人呼冤叫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扬心灵深处包藏着什么，很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
周扬这样热中于他的这种所谓“双百”，其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在一九六三年四月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表白：“意识形态的市场里，要估计到不但有现代艺术家的创作，还有古人留下的东西。精神食粮，包括一是我们的新的，一是古代的，一是外来的，十八、九世纪的东西，这些都在文化市场中流通。”原来，除了搞“黑市”以外，周扬还要在文化领域公开开放自由市场，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变成我们和“外国”、“死人”共存的“三三制”。
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制订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衡量香花、毒草的根据。党的领导，就是要扶植香花，铲掉毒草，扶植新生事物，反对腐朽事物。而周扬却从不强调党的领导，不强调六条标准，大肆宣扬“在我们文艺园地里，开放的都是花”；并且提出一个奇怪的主张，说“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自由要保证，保证这些就是保证党的领导”。这就是说，让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自由泛滥，就是“保证党的领导”。这样，他就根本否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争和党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扬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和在政治上标榜自由化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在文化上，周扬鼓吹自由化，实际上所实行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他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只准资产阶级放，不准无产阶级放，只准修正主义鸣，不准马克思主义鸣，只准许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准许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有反击的自由。这些年来，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李慧娘》、《谢瑶环》等等，周扬不仅给以鼓励和支持，有的并且是在他自己的策动和指挥下制造出来的。而对无产阶级左派批判这些毒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却利用职权，一再扣压，不予发表。在这里，周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十分清楚的！
七、崇洋颂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扬多年来一直在宣扬一种“文化传统永恒”论，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革命学说。
我们先看一看周扬对于戏曲问题的主张吧。这个周扬，反对戏剧为政策宣传，欢呼人们接受宣传封建意识的戏剧。他说：“刚解放，由于人们有一种‘革命情绪’，连《梁山伯与祝英台》、《贵妃醉酒》都接受不了。但过了一两年，就能接受了，这里面反映着时代的变化。所以关于艺术，我觉得应当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看，应当考虑到满足人民美感的需要与教育人民的两个方面。”周扬为什么对于人们的那种“革命情绪”加以讥讽，而对于人们能接受《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戏曲而感觉欣慰呢？因为他感到这些东西
“美”。他说：“我感觉戏曲里面有一种永久的美丽，一种永远的魅力，使人看了舒服愉快。有人问：戏曲是否能合乎我们的具体时代？现在我们的戏曲，就已合乎具体时代了。这一点，我们不要动摇。我们的戏曲，要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永久……。”正因为这样，周扬就不管什么内容，主张把旧戏曲都保留下来。他说：“有些老艺人的艺术满好，本来可以继承，因为要强调内容，就把那个节目丢了，因此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宝藏里边就损失掉一部分东西，这是很可惜的。总之，我们要想一切办法，使许多旧戏保留下来。”他甚至吹捧鬼戏，他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说：“如《活捉王魁》，王魁是一个陈世美型的人物，他考中状元做了官，就抛弃了原来的爱人。结果她死了以后变成鬼去活捉王魁。……变成鬼也要报仇，这表现了人民对旧制度的愤懑，过去认为戏里出鬼是宣扬迷信，其实出鬼的戏有很多是好的。”原来，鬼戏泛滥的根子，也在周扬这里。
周扬对于戏曲的这种态度，是和他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封建文化的主张相联系的。在他看来，“在封建社会里积累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君臣父子之道等，尽管都是封建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的”。
周扬不仅用尽一切办法维护封建文化，而且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崇拜，也是五体投地的。他胡说“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改造文学，后来这个任务就落在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他自己声称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吹捧“托尔斯泰和歌德这两个人是代表文化的高峰”。他主张“大量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人物，他认为是碰不得的。他说：“搞戏剧得有个很重要的‘斯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是一个很大的‘斯基’。有人说‘打倒斯基’，这是很不对的了。这要学，人家有很重要的成就，是在世界戏剧史上唯一有体系的，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为什么要打倒？”他要求：“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很显然，周扬是地主、资产阶级旧文化的忠实奴才！
为了推行他的这种主张，周扬疯狂地攻击我们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展开的批判和斗争。他手中经常挥舞着两根大棒，一根是所谓反对“反历史主义”或“公式主义”；另一根是反对“粗暴”。他大声疾呼，“不能一棍子打死古人”，不要“大杀大砍”。为了保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周扬还提出一个“破易立难”论。他说：“破比较容易，立就比较困难了。不是每一个破同时都等于立。”他攻击我们批判毒草，是“靠人多势众”来压人。真是一个阶级的人说着一个阶级的话，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所用的话，周扬在过去就讲过了。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因此，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我们必须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对于外国进步的文化，我们也要批判地吸取，以为借鉴。然而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创造。而周扬却崇洋颂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明明是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吗！
八、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反对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项原则指示。这就是说，在文化上我们要坚决彻底地走群众路线，使工农兵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彻底打破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可是建国以来，周扬却一直在宣扬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完全不把广大群众放在眼里。一九五八年，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了一个文化高潮，而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周扬就出来给这个运动泼冷水。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什么叫作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就很难叫文化高潮。”在周扬的心目中，只有那些所谓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正因他有这种观点，他就在影剧界实际上提倡了明星主义。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他又在一九六二年七月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说：“剧种在群众中的流传，必须有自己的艺术家。剧种的代表人物，象赵丹、金山等人，这有如一个政党要有一个领袖一样，要有一个代表。”对于学校，他也是这样的看法。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教材工作会议上说：“学校好不好的标准，要看有没有名教授，就象剧团好不好要看有无名演员一样。”这样，他就把名人专家路线和单纯技术观点发展到极度，不要政治挂帅了，也不要红专结合了。他的理论是：“艺术好才能政治第一，艺术不好，怎么实现政治第一？象军队一样，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但队伍不好，不能打仗，怎么政治第一呀”。这样，他就把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宣扬了白专道路。
由于醉心于“名人”和“专家”，周扬就采用高工薪、高稿酬、高待遇这种“三高政策”，极力造就一些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这些人是碰不得的。如果触犯了他们，他就勒令对之进行“精神退赔”和“物质退赔”。周扬还公开地包庇右派，为右派开脱，替右派翻案。他说：“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右派，在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可能是左派，所以我们既要批判他们，又要发表他们的文章，不要使他们感到垮台了，完了。”周扬就是这样积极推行“专家”路线，为右派分子打掩护，给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社会支柱的！
九、篡改历史，鼓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路线
多年以来，周扬一直在宣扬他的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攻击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攻击毛主席关于新文化的运动的论断。
早在一九四二年，周扬就提出要把他的三十年代的文艺路线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他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特别是左翼十年中的革命文艺的历史传统，我们必须继承，离开它，我们便失去了立足点。”一九五八年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讲演中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和说明文艺现象，指导文艺运动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就成了无产阶级思想战线上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从我们打出无产阶级文学旗帜的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努力这样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包括创作、理论和运动的经验，在总结经验、整理和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看出，周扬等人一直自诩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建立者，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硬把三十年代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说成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周扬这个三十年代黑线主帅的带头鼓吹下，其麾下战将，群起响应。开会讲演，出书立传，摄制电影，进行自我吹嘘。一九六○年三月，在周扬的指示下，由《文学评论》和《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就是一次集中地宣扬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集会；而《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电影发展史》等著作，则都是吹捧三十年代的所谓“祖师爷”和“老头子”的。
周扬不仅积极鼓吹他们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而且篡改历史，颠倒黑白。在一九五七年，他利用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批判，以后又利用《鲁迅全集》的出版，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污蔑鲁迅，诋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在周扬及其一伙的鼓吹下，许多大专院校的现代文学教材，都把“国防文学”这个错误的口号说成是正确的，而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说成是错误的。周扬等人的这种狂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关于这个问题，《红旗》杂志第九期已经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同志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和穆欣同志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我就不详细叙述了。十、宣扬“形象思维”论，
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
为了把文艺领域划为不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管辖的独立王国，多年来，周扬一直在宣扬着所谓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形象思维论之后，周扬对形象思维论的鼓吹就更起劲了。在一九五九年全军二届文艺汇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特别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突出地强调了这个所谓形象思维。他说：“如果我们讲文艺特殊规律的话，恐怕就是一个形象思维的问题。不注意形象思维，就要引导到概念化。”什么是形象思维呢，周扬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两种东西……搞理论靠概念，搞概念的人，就容易搞逻辑思维；搞艺术的人就容易搞形象思维。”这就是说，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这样就给那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一些文艺家，提供了理论的武器。而周扬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时期特别提倡形象思维论的。在一九六一年以后，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发动了进攻。形象思维论的提倡，对这种进攻起了鼓动作用。
周扬从外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里，搬运来一些所谓理论。他认为文艺这件事，只是“一个形象、一个情感”的问题，他说“这个情感”，“它比理论还真”。这就是说，情感是超越理性的。作家有了这种“情感”就可以搞好创作。他反对作家创作先有主题思想，他说：“不要一写先就搞一个主题思想，不要开始就想到要写一个什么战略思想。”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在创作中不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理性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周扬所提倡的形象思维论是一种排斥理性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理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这种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他却蛮横地宣称：“形象思维，谁也推翻不了。”由于他是文艺领域的“最高权威”，所以这种反动理论，竟然流行在所有大学的文学教科书中，流行在广大的文艺界人士中，并列入新出版的《辞海》，被认为是真理。对于形象思维论的详细批判，我已经发表了《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见《红旗》第五期）。这篇文章，就是反对周扬所提倡的形象思维论的。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直接点出周扬的名字。就这样，这篇文章于一九六三年二月送到他们那里以后，还被他们扣押了两年又八个月。
以上就是根据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归纳出来的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十大罪状”，这里他在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还未算在内。从此可以看出：周扬是钻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文艺界黑线的主帅，是死心塌地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文化工作领域中的一个大恶霸。
事情是偶然的吗？不！周扬从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前期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期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思想。这就是对三十年代的周扬的历史总结。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扬顽固地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为此，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批评。建国以来，他表面上表示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反对毛泽东思想，仍然坚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我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不同的是，他又接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就更具有时代特色。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周扬是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文艺界，扶植亲信，排斥异己，造成了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在他的周围，纠集了一批“参谋”和“战将”，而在各个地方文艺组织中，又安插着他们的一些“督军”和“镇守使”。这样，在全国文艺界，就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系统。周扬这个主帅，便可登高一呼，八方响应，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今天，他们在文艺上贯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殷鉴不远，对这种危险，我们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艺领域，粉碎以周扬为首的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是这场革命不容稍缓的一个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周扬这个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头号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剥掉他身上的画皮，彻底打垮这一伙黑帮，扫清他们所散播的毒雾，把我们的文艺工作真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人民日报  19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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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东北放了些什么毒？

巩卫东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毛泽东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把周扬这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统治着文化战线的黑帮总头目揪出来，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解放后十多年来，周扬从来没有到过东北。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正当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刮“单干风”、“翻案风”之际，周扬突然借“休假”之名，先到长春，后到沈阳、鞍山、大连等地活动。他口口声声自我表白：
“来东北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只是想“多看一点”，“多听一点”；但仅仅在这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就聚集作家、演员、艺术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开了九次之多的座谈会，大肆放毒，替右派翻案，并在“以灵魂相见”，
“讲真心话”的幌子下，煽动一切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非常明显，周扬选择这个时候到东北进行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和当时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联合反华高潮紧密配合，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的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煽动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周扬对这一伟大的现实却极端仇视，进行了极其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他在沈阳同辽宁文艺界的谈话中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碰到很多困难”，又说：“究竟我们是不是对，是不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还要“看它五十年、一百年”。在长影艺术干部会上，他更露骨地说：“没有取得胜利嘛！（胜利）是虚假的嘛！”等等。
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七亿人民意气风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而周扬却把党和人民的胜利诬蔑成为“虚假的”，这是颠倒黑白。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几年里，我国经济确曾遇到过一些暂时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主要是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行为和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而周扬却把一些暂时性困难硬同总路线联系起来，提出“是不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的问题。周扬之流这样含沙射影的嗡嗡叫声，丝毫也没有动摇我国广大人民和干部对总路线的坚定信念。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同心同德，积极向困难作斗争，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战胜了各种困难，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周扬隐瞒事实真象，别有用心地夸大“困难”，歪曲造成“困难”的原因，来为被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招魂，煽动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完全是白费心机。
周扬胡说什么要用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看我们是不是对，是不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是，贯彻执行总路线以来七八年的事实，已经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嘴巴。工业农业战线上涌现出的许多大庆式、大寨式的先进典型，连续爆炸的两颗原子弹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以及我们东北地区各条战线上的辉煌成就，都雄辩地向人们说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更令人愤慨的是，周扬在长春作者座谈会上竟恶毒地说：“隋炀帝就是建设搞的太多……所以亡国了。”谁都知道，所谓隋炀帝“搞建设”，就是盖宫殿、挖运河、造龙舟，极端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满足他个人的穷奢极欲。我们搞建设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的一穷二白面貌，使我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摧毁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周扬把隋炀帝搬出来借古讽今，说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造成亡国的危险，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党的总路线，又是什么呢？
周扬在大连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又讲，建设社会主义“光搞群众运动不行，蛮干不行”。这是地地道道的胡说！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大搞革命的群众运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历来就反对那种“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并且教导我们：“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周扬却公然和毛主席唱反调，反对群众运动，把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积极性诬蔑为“蛮干”，这就完全暴露了他的害怕群众运动，仇视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
污蔑延安文化的革命传统，叫嚷要“打开”修正主义文艺的道路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周扬公然提出“全民文艺”的口号，肆无忌惮地与毛主席制定的文艺方向相对抗。他在东北的几次讲话中，竭力鼓吹文艺要“表现一切人”，“为各种人服务”，大肆贩卖他的“全民文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货。
在沈阳，周扬在同文艺界一些人的谈话中说：“你们在座的有好传统，都是延安传统，但只是这个传统还不够”，延安“文化也不多”。又说：“我最不满意的是新歌剧把路子搞的窄了”。他希望“把整个创作路子搞宽一些”，“把路子打开，眼界打开”。
延安文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延安传统，就是毛主席所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传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一条为工农兵服务、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最宽广的道路。但是，周扬却诬蔑我们无产阶级文艺为“文化不多”，“传统不够”，“路子太窄”，而大叫大嚷要“打开眼界”，“搞宽道路”。
究竟要打开一条什么样的“宽广道路”呢？周扬在大连创作会议上交了底。他要求作家去反映“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总共一百零八年”的民主革命阶段，去歌颂“没有党的领导的自发斗争”，“旅顺的万忠墓、甲午战争”，去描写“伪满时代的生活”，等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却说：“写这个阶段是否往长点看，看二十五年的时间”，“不要今天有个政策、明天有个政策都去写”。这真是不打自招！周扬竭力要打开的“宽广道路”，就是要文艺工作者写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要从创作题材中挤掉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内容，挤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总之，想挤掉无产阶级的政治内容，扭转文艺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在鞍山这个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周扬却提出了文艺“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口号，给他的“全民文艺”开拓一条新的“路子”。他在鞍山文艺界座谈会上要求作家“要熟悉各种人，为各种人服务，只要他不是反革命”；他号召文艺工作者“与科学技术界结成姐妹关系”，并“希望不久就能创造出表现工程技术人员的作品”。在周扬的直接鼓吹和支持下，鞍山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果然同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结成了“姐妹”，不久就编出和上演了毒草话剧《风华正茂》，竭力地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特别恶毒的是，周扬在这次座谈会上还鼓励作家努力创造出
“别的剧团创造不出来的作品”，说什么“工人阶级是不那么狭隘的，是没有成见的，不是只看工人戏，是什么戏都愿意看的”。他说这些黑话的真实目的，就是要作家创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毒草，并且把这些毒草搬上戏剧舞台，强加到工人阶级头上。周扬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愿意看这样的戏，简直是对伟大工人阶级的恶毒诬蔑。这是周扬推销和散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的一种毒辣手段。十分清楚，周扬提出“为知识分子服务”，并不是要表现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打着这个幌子，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篡改成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服务的方向，为地富反坏右服务的方向，也就是他的“全民文艺”的方向。
给资产阶级文艺大开绿灯，对无产阶级文艺横加限制
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无产阶级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周扬却把这个方针肆意歪曲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大泛滥鸣锣开道。
周扬在沈阳同辽宁文艺界一些人的谈话中说：“所谓搞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要有不同意见，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自由讨论”，并要求“保证创作自由”和“文化自由交流”。
周扬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的“自由”，其实质是什么呢？他在大连小说创作会议上说：作家写东西，应
“有所见、有所感，如果所见、所感和党的思想、政策有距离”，那就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自由”地“写自己相信的东西”。他还提倡要搞个“内部刊物，文艺的自由市场”，在这个刊物上要“随便写，包括对党的政策的不同意”和“有毒的香花”。并且说，这样的作品“我看能很有味道”。他在沈阳同文艺界谈话中，再一次号召作家写这样的作品，还声嘶力竭地叫喊：“不要感到压力，不是提倡的也可以写得好。”
周扬鼓动作家“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是周扬一贯贩卖的“写真实”论的具体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作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自由”地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对周扬的这种“写真实”论，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给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尖锐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今天，周扬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又打起这面“写真实”的黑旗，号召作家“不要感到压力”，并竭力鼓动地说，不是党提倡的“也可以写得好”，而且“能很有味道”，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文艺工作者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吗？
周扬一方面给资产阶级文艺大开绿灯，给了那么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却极端仇视，横加限制。他在沈阳同文艺界谈话中说：“人家看戏不是读社论嘛！……你能引起兴趣，我就想受这个教育。你引不起兴趣，我就不受你这个教育”。能“引起”周扬的“兴趣”，使周扬感到“很有味道”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象《海瑞上疏》、《兵临城下》、《风华正茂》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在沈阳看了《兵临城下》，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叫好：“很有味道，情节很紧张，出其不意，合情合理。”周扬这个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充满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爱劳动人民之所恨，恨劳动人民之所爱。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周扬在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竟然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歌颂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作品，说什么：“不是天天讲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思想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他们热切地希望通过文艺作品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鼓舞。而周扬却坚决反对我们的文艺作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就再一次暴露了周扬是个假革命、反革命，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疯狂地要党交权让位，
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推行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把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使它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周扬则把党对文艺的领导，诬蔑为“行政干涉”、“简单粗暴”和“垄断”，提出以所谓“共同领导”来代替党的领导。
周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干部会上说：“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具体部门是要共同领导”，“在具体问题上通过专家领导”。在沈阳同辽宁文艺界谈话中又说：“领导工作者，教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要共同努力贯彻这个方针，谁在学术上垄断，简单化，谁要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大家就起来反对和纠正这种倾向。”在这里，周扬竟然赤膊上阵，公开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了。周扬这样起劲的反对党的领导，提出所谓
“共同领导”，无非是资产阶级右派章罗联盟在一九五七年提出来的“政治设计院”在文艺界的翻版，也就是叫党退位，叫党把领导权交出来，让资产阶级“专家”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不仅如此，周扬还提出了“保证自由”的口号，什么“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自由要保证，保证这些就是保证党的领导”；什么“研究题目，创作题材不加限制，不采取行政命令办法，我们最多是提出一些要求、希望，给予一些条件，吸引他们注意这些方面”，等等。这样还嫌不够，周扬到了鞍山，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又提出了所谓“群众路线”，他说：“建设上的群众路线，是要与科学技术人员相结合的，这个群众路线，是要有科学家指导下的路线”。请看，周扬这个“文霸”权力多大！在这里，竟给党的领导规定了具体任务，又规定了在“专家”指导下的具体工作路线。试问，党的领导如果成为周扬所设计的那样，还叫什么领导呢？这种只能“保证自由”、“给予一些条件”的领导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然，有了这样的“领导”，周扬所诬蔑的“行政干涉”呀，“简单粗暴”呀，统统都不存在了，而党的领导也就没有了。
也就在这个时期，周扬为了实现这样的“领导”，依仗着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权势，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炮制出了一个“样板”。他一方面诬蔑前长春电影制片厂党的领导“只讲霸道”，“把党内问题当做敌我问题”；另一方面却积极支持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抗中共吉林省委的正确领导，煽动右派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向省委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在他的直接操纵下，改换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革命的左派被排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杉等人上台专了政，从而使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了周扬等反党黑帮在东北开设的一个分店。《兵临城下》、《两家人》、《‘独立’大队》等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就是在林杉等人的把持下，相继出笼，流毒全国的。
从周扬炮制出的这个“样板”说明，所谓“共同领导”，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领导，右派分子和牛鬼蛇神当政；就是向党夺权，建立资产阶级霸权，来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也就是周扬从三十年代“国防文学”起就一直奉行的打击左派、扶植右派的王明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他的罪恶目的，是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煽动文艺工作者抗拒思想改造，鼓吹青年成名成家，为资产阶级传宗接代
培养和造就一支什么样的文学艺术队伍，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重大问题。毛主席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同工农兵结合，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化、劳动化的正确道路。周扬则反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一条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道路，并在争夺革命文艺接班人的问题上，同无产阶级进行着拚死的斗争。
在同辽宁文艺界一些人的谈话中，周扬扬言：“有道而无艺，有道于心、不能有道于手是不行的”。在旅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又说：评级的时候“就是要看技术，不要附加什么其他条件”。
党和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突出政治，又红又专。周扬在这里说什么“有道而无艺”不行，评级只讲技术，不能附加其他条件，这就是反对用人要问政治；他强调的“有道于手”，就是要人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周扬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强调技术第一，就是在煽动文艺工作者、技术人员、青年知识分子拒绝思想改造，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
周扬还到处向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灌输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长春话剧演员座谈会上，他说：“在旧社会，许多人靠个人主义奋斗才在事业上获得成就的。”在沈阳同辽宁文艺界的谈话中又说：“应该承认世界上有与众不同的人”，
“出现些作家、作曲家，东北文化就‘万岁’了”。
党号召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要成为革命者、普通劳动者，密切与工农兵相结合，周扬则要他们成名成家，与众不同。所谓“与众不同”，就是要按照周扬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去造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和精神贵族，为资产阶级传宗接代。不管周扬怎么为他们狂呼“万岁”，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普遍深入人心的时代，他的梦想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
周扬在同辽宁文艺界的谈话中还歇斯底里地叫嚷：“我们看的太窄，看书就是那么几本，……究竟把后一代培养成头脑简单，还是较为复杂的人？我主张还是头脑复杂一些，能对待复杂的事物。”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向，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而周扬却把广大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为“就是那么几本”，“看的太窄”。把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最科学最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真理，不断改造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诬蔑为“头脑简单”，不能“对待复杂的事物”；而只有那些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培养出来的什么“学者权威”、“头脑复杂的人”，才能“对待复杂的事物”。这真是活见鬼！事实已经证明：被周扬捧为“头脑复杂的人”，他们是最仇视毛泽东思想的，是最反革命的。被周扬所诬蔑为“头脑简单”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他们最热爱毛泽东思想，是最革命的。
周扬之流企图用“简单”、“复杂”的字眼，来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所有这些鬼话，都要彻底批判。我们绝不允许周扬打着“求学问”、“长知识”的幌子，混水摸鱼，把广大青年引入歧途！
周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充分地说明这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个王明路线的忠实走卒，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是多么的仇恨，进行了多么全面的攻击；而这一切恶毒的攻击，又都是集中地针对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揪出了周扬和其它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对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再一次最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伟大。
东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和全国一样，不断地取得胜利。在文艺领域内，也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他们都是在周扬的支持、庇护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我们同以周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斗争，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兴无灭资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现在，周扬等一伙丑类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一定要乘胜猛追，彻底清算周扬之流的一切反党罪恶活动，彻底肃清他们在东北和其他各地散布的一切恶劣影响，全部夺回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党的领导权，使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领域中永远高高飘扬！

人民日报 19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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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选

　　延安“鲁艺”时期的反党老手

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于一九三八年春天创办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的艺术工作者。鲁艺的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前半段都是这样做的。学习三个月左右，便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工作。
一九四○年春天，周扬到了鲁艺，窃踞了副院长的职务。他一到鲁艺，就按照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鲁艺。他擅自篡改党中央、毛主席所制订的方针，否定鲁艺的理论联系实际，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改变鲁艺的方向，竖起了资产阶级教育的黑旗，来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教导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主席还告诫我们，吸收一切外国的东西要排除糟粕，吸取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而周扬是怎么做的呢？他在“研究第一”“学习第一”的口号下，把鲁艺引向了关门提高的歧途。他大力提倡大、洋、古，号召向外国古典名著和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大师”学习，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理论奉为至宝；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及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看成典范。在创作上提倡批判现实主义，提倡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实际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周扬的把持下，鲁艺的艺术教育生搬硬套地全面继承西洋资产阶级文化。比如音乐教育，在全部课程里，强调课堂教学，书本知识，技术课压倒一切；同时，把资产阶级艺术家当成偶像，欣赏什么《在阴暗的坟墓里》、《胡桃夹子》等等。在排练和演出时，男女合唱队员分别穿着黑色的乌克兰式的衬衫和圣母式的黑色长裙，高唱宗教赞美诗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歌曲《花非花》《玫瑰三愿》等等。这哪里还有什么抗战的气氛呢？这哪儿还像在革命圣地延安呢？
鲁艺所在地桥儿沟是农村，然而周扬把工农忘得干干净净。在他的把持下，鲁艺师生在那两年中几乎没有下过乡，只有一九四一年下去过一次。这次带去的是什么《卡豪夫卡》呵，什么《猎人合唱》呵，什么《海滨渔夫》等等，都是一些脱离工农兵的节目。群众非常不满意，可是回来总结时，却反而污蔑群众听不懂是“水平低”。
周扬在鲁艺吹起的这股黑风，在鲁艺及其他文艺团体和学校，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有些人整天想的是如何写大作品，写交响乐，就是不搞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刻，多么需要用革命的文艺作品去提高广大军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呵！而周扬却把鲁艺与伟大的抗日战争隔绝，与广大工农兵群众隔绝。
一九四二年，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毛主席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煞住了周扬的这股黑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毛主席亲自来到桥儿沟，向鲁艺全体师生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毛主席鼓励鲁艺的师生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工农兵群众生活）里去。毛主席的教导，给了全院师生莫大的启发和鼓舞。鲁艺的方向端正了，前进的道路找到了。然而，周扬对毛主席的批评却怀恨在心，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坚持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
毛主席指示说：整风运动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对于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周扬竭力抵制。他不组织鲁艺师生深入地、细致地学习《讲话》和毛主席在鲁艺所作的指示，也不发扬民主，放手让全院师生进行批评。为了不使自己的狐狸尾巴被抓住，他只用几天时间，草率地讨论了一下，对中央耍了一套假整风、真抗拒的手法。最后，他作了一个假检讨，把他篡改毛主席的工农兵方向的严重罪行，说成仅仅是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
周扬从三十年代起便打着“国防文学”的旗子进行反党活动，到了四十年代，他又以延安鲁艺为据点，妄图培养一支资产阶级文艺黑军，以待全国解放后占领文学艺术阵地，伺机为复辟资本主义开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周扬滑过去，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他的罪恶！

（选自文化部的大字报）




　　砍倒“四好”电影的黑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一伙在北京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公开叫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周扬在会上叫嚷：“我们的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在所谓“好演员”方面，周扬更是大放厥词。他说什么“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他竭力鼓吹什么“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的片子非去看不可。应该培养那些有强烈吸引力的演员，导演应该发现这种演员。”他给电影界下令，“每年要检查一次，看看培养了几个德才兼备的演员。”他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的教导，说什么
“德是虚的，有了才，才是具体的东西。红专结合，要强调专，红虽是第一，但要通过专才能发挥作用，没有‘才’就不具体，不落实。”周扬还鼓吹向什么“新浪潮”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电影学习；要搞什么全景电影等一套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电影。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鼓吹“四好”电影的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电影变成为资产阶级而创作、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修正主义电影。
周扬打出“四好”电影这面黑旗之后，他的麾下大将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等，便召开各种座谈会，利用他们所把持的《电影艺术》等刊物，卖力兜售，制造舆论，刮起了一股大黑风，有指挥、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电影事业推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四年中，就拍摄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红日》、《抓壮丁》、《桃花扇》等一大批坏影片。特别是大毒草《兵临城下》，周扬竟指定列在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上演，在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时候，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射毒箭。有些制片厂一年拍摄的影片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是坏影片。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年只拍了一部影片，这部精心制作的影片就是大毒草《桃花扇》。
上面举出来的一大批毒草，只是已经出笼的坏影片。而按照周扬的“四好”电影的毒方，准备酝酿炮制的影片，则更是乌七八糟。如《谢瑶环》、《宦娘曲》、《忠王李秀成》、《名优之死》、《阮玲玉》、《心防》等等。所有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只要“有个情节”、“能吸引人”——吸引周扬等黑帮分子，就都是“好故事”，都准备抛出来。
在周扬的号召下，夏衍、陈荒煤等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文化部，通令全国大小电影院到处张挂“明星”大照片，鼓动文化商店和街头摊贩大量出售
“明星”照片，宣扬早已腐朽了的资产阶级的“明星主义”。周扬遮遮掩掩地说“好演员”需要有“才”，陈荒煤索性撕掉这块遮羞布，赤裸裸地说出了周扬心里的话：“好演员”就是要“漂亮”。电影界有些人把周扬的“好演员”，归纳为两句话：“有德不如有才，有才不如有貌”。真是一语道破，揭穿了周扬的“好演员”的实质。
周扬鼓吹的“好镜头”，就是离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去搞“创新”。在他们看来，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都不是
“好镜头”；反之，丑化工农兵，美化地主资产阶级的，都是“好镜头”。大毒草《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兵临城下》……就是这伙黑帮分子竭力推崇的“好镜头”的代表作。反党急先锋瞿白音亲手培植的大毒草《红日》，更是“出色”地贯彻了周扬的“好镜头”的主张。他们做报告宣传这些“好镜头”，写文章也宣传这些“好镜头”。
周扬倡导的“好音乐”，在电影中也大大奏效了。黄色的、粉色的、黑色的音乐充斥在许多影片中。例如曾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尖锐批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黄色歌曲，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竟获得一九六三年影片音乐奖；大毒草《桃花扇》、《舞台姐妹》的音乐，也被捧为“民族化了”的“好音乐”。
周扬黑帮为了树立“四好”电影的标兵，还把三十年代电影的破烂拣出来，组织电影界学习观摩；“钦定”出版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全面吹捧三十年代电影，竭力推行三十年代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反对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肃清“四好”电影的流毒，把以周扬为首的牛鬼蛇神揭深、批透、斗倒、搞臭，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选自文化部电影局的大字报）




　　周扬不准喜儿反抗

新歌剧《白毛女》刚在延安演出时，周扬就跳出来大放厥词。
他不准喜儿反抗，不许喜儿有坚强的阶级性格。他胡说什么“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应当幻想与黄世仁结婚嘛！”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污蔑！
他不准在《白毛女》里枪毙罪大恶极的地主黄世仁。桥儿沟的贫农、鲁艺的革命师生、炊事员，都主张枪毙。可是周扬却以当时是统一战线、减租减息为借口，不准枪毙黄世仁。他保护黄世仁，是和保护他地主分子母亲的立场一脉相通的！
周扬就是这样把大量阶级投降主义和奴才思想的毒汁，灌进《白毛女》里去的。

（选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大字报）




　　周扬在“鲁艺”旧址陈列中玩了些什么花招
　　延安革命纪念馆

近几年来，到延安来访问的我国各族人民和外国朋友，年年都在成倍增加。他们把延安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从这里学习延安的革命传统，学习我国的革命经验。一九六三年，中共陕西省委及延安地委根据这种情况，建议在延安再开辟几处革命旧址陈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这项筹备工作中，周扬一手把持了鲁艺旧址陈列室的筹备工作。由他派人主持筹备；由他修改陈列方案，亲自调整陈列内容。在这一系列活动里，周扬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
一、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妄图贬低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
中共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在筹备工作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整个陈列必须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突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线。但是周扬等人根本不听。最初拟定的陈列方案，是按时期分单元的，周扬看到这样分对他不利，就别有用心地说：“不一定按阶段分，那样不好说明问题”，“要按问题分”。在他的授意下，方案经过两次修改，确定前三个单元都是表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表现《讲话》及《讲话》以后活动的，只有第四单元这一部分。周扬企图通过这样的陈列，抹煞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意义，突出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是“一贯正确”的。
修改方案订出以后，在北京、西安、延安等地征求意见时，许多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陈列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红线。但是周扬黑帮顽固地拒绝采纳这些意见，他们只用少量的陈列品，表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文艺整风，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等内容，而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大量文艺作品，塞进了座谈会以后的陈列部分。
二、夸大鲁艺“成绩”，抹煞党的领导，突出自己。
在他们精心制作的陈列总说明中，狂妄地写道：鲁艺“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明目张胆地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妄图贬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所起的伟大奠基作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扬在看预展时，又亲自动手，大砍能突出体现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陈列品。他看到鲁艺“创立缘起”（节录）屏上所列的发起人中，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等的名字，就说：“缘起上的发起人不要写。”看到“鲁艺教育方针”的落款写着“经中共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经中央书记处正式通过”时，又说要去掉落款。陈列中有一张毛主席给鲁艺上课的大照片，周扬也企图借口抽掉。
与此同时，周扬却千方百计地在陈列中突出表现他自己。他送来他在鲁艺上课的照片，甚至连他孩子在鲁艺时的照片也送来了。他看到发表他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的报纸照片时，说：“还可以放大些。”整个陈列中，有关周扬的陈列品共十四件之多，有周扬出现的照片和他写的文章的照片，都放得大大的，陈列在显著部位。去年五月，周扬又要把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陈列出来，妄图推销他在这篇文章里所鼓吹的一大堆修正主义黑货。
三、篡改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历史，否认工农兵是文化的主人。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扬就为陈列定下了调子，说什么反映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要“少一点”。因此在最初几个方案中，都极少表现群众文艺活动。
周扬看了预展以后，先向歌颂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东方红》下毒手，说《东方红》“位置放得不合适”，要把《东方红》放在鲁艺的音乐创作部分。以后，周扬又说群众文艺部分“太单薄”，要把群众秧歌合并在鲁艺秧歌里，民歌放在鲁艺音乐部分，剪纸放在鲁艺美术部分。他胡说什么这样可以“表现鲁艺向群众学习，又推动了群众，可以体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周扬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边区文艺运动的历史，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群众文艺运动，恬不知耻地说成是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否认工农兵是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主人。
延安人民无限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周扬黑帮把黑手伸向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是瞎了狗眼！



　　搜集什么？推广什么？

周扬一伙给民间文学规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的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政治，不提毛泽东思想。当同志们提出意见时，周扬还辩驳说：“没有政治挂帅，也不是什么错误，那是民间文艺嘛！”
这十六字方针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纲领。所谓“全面搜集”，就是大量搜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所谓“重点整理”，就是完全保存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糟粕；所谓“加强研究”，就是为他们保护和宣扬这些毒草制造理论上的根据；所谓“大力推广”，就是把搜集来的、整理好的毒品推销给广大工农兵。
周扬是个地地道道洋人的奴才，封建古人的孝子贤孙。他要民间文学工作者“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他只准搞古的，不准搞今的。他说“厚今薄古”不适于民间文学遗产，而要求全面搜集，“凡是今天还在活人中流传的民间文艺，包括各种形式，全部把它搜集起来。即使那些不是好的，带有宗教迷信的东西也可以搜集起来”。他认为外国反动的也要搜集。大量全面地搜集之后，周扬又说“能印的就印出来”。这样一来，他给毒草大开通行证，将大量的毒草贩卖给读者，毒害了许多人。
必须斩断周扬伸到民间文学阵地的黑手！

（选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大字报）



　　周扬的“取消”政策

周扬当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几年中，凡是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搞文化普及和群众文化工作的机构和单位，都被他下令取消了。
一、取消有革命传统的文工团，改为大型剧院，搞剧场艺术。
二、取消科学普及局。这是取消对工农兵群众的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三、取消中国幻灯公司。幻灯是为工农兵服务最简便有力的工具。
四、取消中央群众艺术馆。这是个辅导工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机构。
五、取消通俗读物出版社。
六、取消群众文化局。由于一些省市文化局负责人和群众文化局干部反对，没有立即取消，但名存实亡。一九六四年周扬到文化部搞假整风时，正式取消。
请看，周扬这个反党黑帮头目，疯狂地取消了那么多的群众文化机构，这不是公开地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罪证吗？

（选自文化部的大字报）



　　反动的《知识丛书》

周扬一伙反党的手伸得非常长。一九六一年，由六个出版单位联合出版的一套《知识丛书》，就是周扬精心策划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日，周扬在《知识丛书》编委扩大会上，肆无忌惮地污蔑我们党“轻视文化知识，只是片面强调政治”。他疯狂地叫嚣：“现在迫切需要知识，同需要粮食和副食品一样。”他别有用心地说：“我们要掌握党的路线，政策，但没有知识，也很难掌握。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没有文化，民主生活也很难保证。被领导者没有文化，很难充分发表意见，领导者没有文化，很容易简单粗暴。”不打自招，这段话充分地暴露了周扬的丑恶嘴脸。原来他是以强调“知识”为借口，恶毒地攻击和污蔑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我们党的广大干部。
周扬说什么这套《知识丛书》是专门给“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干部”读的。那么，他要给我们的广大干部灌输什么“知识”呢？
周扬策划的这套《知识丛书》，宣扬的都是奴隶时代、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例如在哲学方面，从孔子到戴震，从《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哲学思想》到《克罗齐》，各家各派，无所不包。在历史方面，从《秦始皇》到《袁世凯》，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到《克伦威尔》，各色人等，都占有一席地位。在政治部分中，什么《拿破仑法典》、《美国政党制度》等等，乌七八糟，应有尽有。另外还有花鸟虫鱼、名山大川、中国印章、盆景等等选题。可是，在这套庞大的计划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题目。显然这是周扬一伙为了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玩弄的一个大阴谋。
周扬还大肆吹捧反革命分子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要人们以它为样板来编辑《知识丛书》。他说，对《知识丛书》的要求，“只要材料充实”，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他甚至说：“一本《知识丛书》，其中有八分正确的，二分错误的，就是好的；就是其中有六分是正确的，四分是错误的，也还是有益的部分多些。”很明显，他们所贩卖的这些“文化知识”，就是要使我们的干部在不知不觉中和平演变，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选自人民出版社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 196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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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为什么拚命贬低和攻击鲁迅

编者按：三十年来，周扬利用一切机会，使出各种手段，“大布围剿阵”，大耍流氓术，拚命贬低和攻击鲁迅，扮演了一个篡改历史的可耻角色。
这是周扬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中，对鲁迅作了正确的、全面的、高度的评价；对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严肃、深刻的批判。周扬对于毛主席的批评一直怀恨在心。他所以处心积虑地篡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贬低鲁迅的正确方向和伟大的战斗作用，正是要推翻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历史的正确结论和对鲁迅的正确评价，以奠定自己三十年代“祖师爷”的地位，继续盘踞文艺领导的“宝座”，把整个文艺界纳入现代修正主义的轨道，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鲁迅在三十年前的一封信里，就针对周扬这伙人的恶劣行径说，“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鲁迅的话说中了。周扬在革命队伍里混了三十年，作恶多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终于“露出本相”。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周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肃清周扬文艺黑线的流毒！



　　冷枪毒箭三十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　纪东

一九六一年，正当牛鬼蛇神大刮“翻案风”的时候，周扬亲自出马，从三月十七日到十九日，在杭州同电影《鲁迅传》摄制创作人员作了三次谈话，接二连三地向鲁迅射出连珠毒箭。
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竭力从政治上贬低鲁迅。他说：“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没有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他下令“不要把鲁迅写成与政治斗争太密切了，好象一直在斗争漩涡之中，把他过分陷在斗争漩涡之中，不好。”
这是彻头彻尾的污蔑。鲁迅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敌人的文化“围剿”中，对形形色色的敌人作了最无情的揭露和最坚决的斗争。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学”——遵工农劳苦大众和革命先驱之命。他把自己的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勇猛地投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胸膛。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鲁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杀他；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对他恨之入骨，造谣、诽谤、中伤，使用了人间最卑鄙的手段。而正是周扬等一伙人，那时候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放冷枪、射暗箭，围攻鲁迅……，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了鲁迅是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么？
周扬污蔑鲁迅的道路是“个人奋斗”“个人摸索”的道路，否定鲁迅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联系。周扬给《鲁迅传》的摄制，套上几个“紧箍咒”：不准把鲁迅与党的领导同志和革命运动的联系写得太密切，不准把鲁迅写得“过分革命化”，而只准写鲁迅“自己那种奋斗精神”和“孤独”“寂寞之感”等等。
这同样是恶毒的诽谤。鲁迅和党有着血肉的联系。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中写道：“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见面，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倾心拥护，诚恳接受的。”又说：鲁迅“自己说愿意在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兵’。”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正是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跟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斗争中，鲁迅成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周扬在谈话中，还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肆意歪曲为“是鲁迅偏听偏信受了骗，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说什么：“国民党也知道，公开不能抓他，因而包围他，挑拨离间，进行分化也有这种可能。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当时是年少气盛，缺乏经验，只要来挑战，我就应战。如果是现在，任你们怎么来挑，我沉住气不理，也就没事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周扬在这里漫天撒谎，把这场严肃的斗争，归之于鲁迅受“骗”，和自己的“年少气盛”。他企图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两条路线的斗争掩盖起来，并且把宗派主义的帽子绑在暗箭上射向鲁迅，从而公开抗拒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文化战线斗争的历史总结。
现在，是彻底清算周扬三十年来放冷枪、射毒箭的罪行的时候了！



　　周扬颠倒历史的又一罪证

一九六○年一月十八日，周扬以中宣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讨论理论批评工作”的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扬含含混混说了一阵什么“总结经验”啦，什么“总结遗产”啦，等等。接着，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他的所谓“总结经验”，“总结遗产”，就是要集中力量去总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经验，为他这伙黑帮掩盖罪行和立传树碑。
主子一声令下，《文艺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立即责令编辑部四出组织文章，不久，就收到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斗传统》这篇文章。《文艺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欣喜若狂，决定刊登头条，并一再嘱咐要送给周扬看。周扬接到这篇东西，如获至宝，亲自动手修改，最后定稿，打着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幌子，在一九六○年第四期《文艺报》上抛出来了。
这支毒箭，露骨地颠倒了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把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周扬根据王明路线制定的“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说成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甚至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等等，在三十年代已经很好地解决了。
这篇文章为周扬一伙大吹大捧，无耻地伪造历史。文章说：“一九三六年在‘左联’解散前后展开的‘国防文学’运动，更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的“一个广泛而有力的文学运动”，“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的”。但是，这样说未免太露骨了，太没“策略性”了，于是，老奸巨滑的周扬挥笔一改，把“‘国防文学’运动”改成“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这样，既可遮人耳目，又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把“国防文学”这个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变成“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以对抗毛主席对周扬一伙的严正批判。
为了替自己找论据，周扬还在文章的后面添上了一段。他说什么“在当时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发动和联合各派文艺作家共同向国民党展开一个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是完全需要的。”意思就是说，那时他主张“发动和联合各派文艺作家”，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需要的”，而鲁迅提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却是错误的，毛主席对周扬一伙的批评，也是不正确的。请看，周扬的用心是多么的狠毒！
历史是篡改不了的。不管周扬采取什么手段反对毛泽东思想，都一定要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选自《文艺报》编辑部的大字报）




　　鲁迅的信揭了周扬的底

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卷中所选辑的《书信》，在周扬等人的控制下，竟将鲁迅有关批评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许多重要书信，一概删除，妄图掩盖真相，瞒天过海，抗拒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和对周扬的批评。
在这部《鲁迅全集》的“第九卷说明”中，编者诡称从一千多封鲁迅书简中“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三三四封。”这是当面撒谎！其实被删除的八百余封所谓“一般来往信件”，其中很多是触及周扬一伙要害的东西，是揭周扬一伙老底的重要史料。现在选摘几封，请大家评判一下，究竟是大“有意义”的，还是所谓“一般来往信件”之类：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纠纠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这些信件里，鲁迅怀着满腔的激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周扬之流“伏在大纛荫下”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径，所以这帮假革命的“英雄们”对鲁迅这些义正辞严的信件一向害怕得要死，终至趁《鲁迅全集》的出版下了毒手，想消灭罪证，伪造历史。

（选自文化部的大字报）



　　“见了影子都害怕的鬼魅”

文物出版社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鲁迅手稿》的出版说明，是在周扬及其追随者的合谋下，精心制作成的。这个出版说明的初稿写成以后，在周扬及其同伙的刀砍斧削之下，改得面目全非，砍得不像样子。原稿中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给抹掉了；原稿中提到鲁迅的手稿是珍贵的革命文献、丰富的文化遗产，被砍掉了；原稿中谈到准备影印鲁迅的文学创作和书信的手稿，被改成只影印《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的手稿了。周扬及其追随者在出版说明中大砍大删，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对三十年代的文艺斗争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崇高评价。
周扬一伙不准影印《鲁迅手稿》全集，也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鲁迅手稿》全集，原定计划出版二十册，从一九六三年起到一九六六年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时出齐。可是，正当《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在印制的时候，周扬及其追随者突然决定，停止《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工作，《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改作单行本印行。鬼在哪里？原来周扬一伙作贼心虚，他们知道，紧随《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之后，就要出版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集》手稿以及其他书信手稿。在这些杂文和书信的手稿中，鲁迅高举起文化革命的大旗，不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对当时文坛上的鬼魅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其中有些就是针对周扬一伙开火的。如果这些手稿发表，岂不是把周扬一伙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一伙对许广平同志为《鲁迅手稿》全集写的序言，先是百般刁难，继而横加删改，最后竟擅自抽掉。因为序言指出：“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见了影子都害怕的见不得阳光的鬼魅，除了这一些东西之外，大家都能体会到保存鲁迅手稿的意义的。”周扬等人，正是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鬼魅，他们非常害怕鲁迅手稿的出版，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和扼杀。

（选自文物出版社的大字报）



　　鲁迅墨迹犹在，周扬罪责难逃

鲁迅手稿：“……倒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后的道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一部分）
一九五六年九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这封信，是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写的。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出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个是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另一个是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代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这两个口号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封信里，鲁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周扬的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九月三十日，周扬来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大概他觉得这样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一句：“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最后，他还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厚颜无耻地说：“是我们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团结好鲁迅”。就在周扬这样“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连声命令下，鲁迅这篇光辉的战斗论文，在我们馆里一直没有陈列出来。
但周扬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五七年底，周扬又通过《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大肆污蔑鲁迅，硬说这封信是右派分子冯雪峰执笔拟稿的。
许广平同志在九月二十九日来审查陈列的时候，曾经对我们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共十五页，其中有四页为鲁迅亲笔，其他十一页为鲁迅口述，并有鲁迅亲手校订的笔迹，其中有几个整页，还是鲁迅亲笔补写的。信写好了，经我重抄一遍，送《作家》杂志发表前，鲁迅又仔细看了抄稿，还在上面改动了几个字。”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写这封信，是费了很多心力的。周扬在一九五七年特地从馆里把这封信的原稿调去看了几天，并且伙同林默涵等一起篡改历史，编造谎言，可见周扬的品质多么恶劣。
周扬所以害怕展出这封信，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路线和丑恶面目，妄图推翻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所作的结论。

鲁迅博物馆


人民日报 196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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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扬的“全民文艺”

黎帆

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扬，长期窃踞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坚持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从三十年代一直贯串到六十年代。开头的标志是“国防文学”，送终的旗号是“全民文艺”。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指明了方向，革命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但是，二十四年来，周扬一伙一直阳奉阴违，顽固地抵制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趁火打劫，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把我们暂时的困难看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良机”。周扬这个反党老手，也冒出来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全面地端出了他的反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全民文艺”纲领。不破不立。只有大破周扬的修正主义“全民文艺”方向，才能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驳“过时”论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地主阶级的文艺是封建文艺，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是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主席制定的这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周扬的“全民文艺”的旗号，是在一九五九年抛出来的。一九五九年，他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文化呢？就是全民的文化。”一九六一年，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提出了“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的口号，并解释道：“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周扬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在由他直接授意并修改定稿的一篇文章里，清楚明白地注解了他的所谓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全民”牌文艺。他叫嚷：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等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同年七月，他在鞍山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主张：“要熟悉各种人，为各种人服务，只要他不是反革命。”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的时候，周扬一伙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仍旧拚命地在宣传“全民文艺”的反动纲领，力图维护住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阵地。周扬胆大妄为地继续鼓吹：全国解放后，革命文艺所服务的对象已经扩大了许多，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各阶层各方面的群众都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
周扬一伙把进攻的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恶毒地诬蔑《讲话》已经“过时”了。他们为了用“全民”牌文艺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摆出了两条所谓“根据”：
第一，说什么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情况不同”了，他还大肆鼓吹社会主义革命也“已胜利地完成了”。
第二，由于“情况不同”，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完成”，文艺服务的对象也就更“广泛”了。一切阶级已经“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在“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了万众一心的和谐的统一体，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只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样，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就太狭窄了，服务范围必须扩大，扩大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全体人民。他认为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等等，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周扬的这些黑话，是肆无忌惮地和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唱对台戏，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决议。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深刻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在解放后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最近几年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更充分地表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还占据着优势，和无产阶级进行着拚死的斗争。周扬一伙竟然完全不顾事实，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编造出一套社会主义革命“已胜利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都在“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类的鬼话。甚至当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公布以后，他们还妄图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把在农村尖锐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仅仅归结为集体经济同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勾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以便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野心。
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坚定不移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仍然必须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离开了这个方向，它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周扬的所谓“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分明是对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篡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劳动群众，本来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是，周扬却还嫌不够“广泛”。要“广泛”到什么范围呢？他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也“广泛”进来，作为我们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周扬的这套“广泛”论，说穿了，就是要为一小撮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争夺“人民”的席位。就是要我们的文艺为反动阶级服务。
为工农兵的社会主义文艺，怎么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服务呢？周扬的“全民文艺”是名，为反动阶级服务是实。周扬打出“全民文艺”旗号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它来代替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篡改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
一条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即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
一条是资产阶级文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的黑线，即周扬的“全民”牌的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的反动文艺方向。
这就是解放以来，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驳能引起各个阶级“共鸣”的文艺

周扬为了推销他的“全民”牌的文艺，不遗余力地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他恶毒地污蔑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什么“阶级标签主义”。他放肆地叫嚷：必须“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标签主义是把什么都贴上一张阶级标签，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好像人就是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吃饭也是阶级性，吐痰也是阶级性，那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性。”看，周扬对阶级斗争是何等地切齿痛恨，又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歪曲！但是，阶级斗争，包括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周扬是抹煞不了的。此路不通，他只好另想花招，胡诌出一个“共鸣说”来。说什么“文艺首先把本阶级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然后再影响其他阶级，把其他阶级也团结起来”，而且还“要把不同的去掉，以共同的思想感情团结起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周扬说，这就要靠文艺所唤起的“与阶级性关系不大”的“共鸣”。就这样，周扬像变戏法一样，把阶级的文艺，一变而为具有“人类共性”的文艺。所谓“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之类的谬论，都公然流传开来了。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何时何地存在过这种超阶级的“共鸣”呢？“共鸣”必须以共同的思想感情为基础。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决不会感染资产阶级，引起共鸣；反之，资产阶级的作品也决不会感染无产阶级，产生共鸣。正如毛主席所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试想，像《白毛女》这样强烈地控诉地主阶级罪恶的戏剧，又怎么能引起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所有人的共鸣”呢？怎么会使地主阶级感到舒服，从而和喜儿、大春以及广大贫雇农搞“团结”呢？身受地主阶级血淋淋的摧残压榨的喜儿、大春以及广大贫雇农，又怎么会在斗争中“去掉不同的东西”，与地主阶级握手言欢，大搞团结？鲁迅说得好：“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其实，周扬的“共鸣”说，也不过是“文抄公”的杰作。请看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实秋一九二八年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的“名言”：“文学作品创造出来之后，既不属于某一阶级，亦不属于某一个人，这是人类共有的珍宝，人人得而欣赏之，人人得而批判之，人人得而领受之……”。两相对照，这难道不像是一个口腔里吐出来的污水吗？可见周扬自鸣得意地给“全民文艺”找到的理论根据，并不是什么新创造，他无非是重复了资产阶级一直在念念有词的滥调罢了。周扬在社会主义时代贩卖这种破烂货，不正是暴露了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吗？

驳“没有政治内容”、“无害有益”的文艺

与鼓吹超阶级的“共鸣”说相联系，周扬为了给他的“全民文艺”开路，还狂热地鼓吹可以写“间接配合”“没有政治内容”“无害有益”的文艺作品，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恶毒地攻击政治挂帅。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实践证明，离开无产阶级政治的艺术，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能深刻表现无产阶级政治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所以获得国内外观众的热烈赞扬，就在于它深刻地概括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小说《欧阳海之歌》所以获得广大革命读者的喜爱，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我们时代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的不断加工修改，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关键也在于如何更深刻地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们的成功，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结果。
周扬把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视为洪水猛兽，恨之入骨。他在一系列的讲话里，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的政治。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说：“政治挂帅，政治就不能太多，太多，就削弱了政治，政治不是帅，就变成兵了。帅不能搞得事情太多，必要时可以出来讲讲话。政治是灵魂，灵魂要依附在肉体上。业务、艺术就是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就无所依附了，不知道它到底在那里。”
周扬制造这些鬼话的目的，无非是千方百计地把文艺工作者诱离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他不只一次含沙射影地攻击：“有的领导人只要政治，不要艺术，以政治代替艺术，把政治庸俗化”，叫嚷一定“要打破所有东西都加上政治观点的情况”。
在周扬看来，“所有东西都加上政治观点的情况”是都要“打破”的。怎么打破呢？他恶狠狠地举起了三根棍子。
其一曰：“直接配合和间接配合”论。周扬鼓吹说：“我们所需要的创作，可以是反映当前的，也可以是反映历史的，可以马上配合和反映政治，也可以不马上配合和反映政治”，“我们反对把文艺配合政治简单化”；时代“变化”了，光靠“革命情绪”不行了，必须改变把文艺当成“宣传队”的“错误”。
其二曰：“可以有政治内容，也可以没有政治内容”论。周扬鼓吹说：“我们的作品应当是既有反映当前现实的，又有概括时代的；可以有政治内容，也可以没有政治内容。”
其三曰：“无害”即是“有益”论。周扬鼓吹说：“所谓无害，就是政治上没有害处，而在生活上还有点益处的。比如戏曲《游园惊梦》、山水画就属于这一类”。
剥去他那些折衷主义的词句，归结到一点，就是鼓吹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可以没有政治，可以拒绝为政治服务。
但是，世界上真有这种连革命情绪都没有，却能间接配合政治的革命文艺吗？真有这种无害反而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中间文艺吗？这是地道的谎言。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中间状态的文艺。鲁迅曾经把旧中国文艺分成“帮忙”，“帮闲”，“扯淡”三类，其实无非是两种，前一种包括“帮忙”和“帮闲”，后面这一种虽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还是要“扯淡”，也还是离不开服务或从属于反动的政治。
一切文艺，都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在今天，不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既不可能有第三种文艺，也不会有介乎两种政治之间的真空地带。周扬制造“没有政治内容”、“无害有益”的文艺等奇谈怪论，就是在做“政治”的争夺战，即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政治，挤掉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正确轨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高举突出政治的伟大旗帜，作党的驯服工具，为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为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服务，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驳能“为各种人接受”的“多样化”文艺

周扬一边公然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取消文艺的无产阶级政治内容，为他的“全民文艺”开路，一边竭力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他的“全民文艺”作挡箭牌。他疯狂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消党的领导，以达到大放牛鬼蛇神出笼的目的。他们大肆宣扬题材自由化或题材无限制论，说什么作家完全有自由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限制是不对的；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号令，一九六二年北京的文艺黑帮分子和他们的一些追随者，才敢于那样放肆地反对柯庆施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者大写“十三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题材）的号召。看，他们的攻击的目标是多么明确！他们鼓吹这种题材无限制论，就是反对描写革命斗争的重大题材，就是反对表现工农兵，反对歌颂社会主义。
周扬在一九五九年第一次抛出他的“全民文艺”的理论时，公开叫嚷反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叫嚷“你只是搞一朵花，只搞社会主义，限制得很死，其他的都不要，反而你这个花发展不起来。”“排斥了旧的东西，他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得不到营养；没有人跟他竞赛，他就不能从旧专家、老前辈那里吸收东西，就把自己弄得枯了”。周扬这样卖劲地诽谤“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不正是反对社会主义之花、无产阶级这家吗？说穿了，他所要求的“百花齐放”，根本不是放社会主义百花，而是放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所谓“竞赛”，其实就是让毒草“自由泛滥”，让牛鬼蛇神一齐出笼。在一九六○年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把这个大放牛鬼蛇神的方针和“全民文艺”的方向从理论上融成一体。他说：
……由于人们的需要、兴趣和爱好不同，品种是越多越好。只有多样化的艺术才能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才能使各个作家、艺术家的不同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甚么题材和采取甚么表现形式。
在这里，文学艺术的题材无限制论，已经被戴上了一顶“人们的需要、兴趣和爱好”的多样化的“王冠”，这“人们”可以直译为“全民”。所谓“满足需要、兴趣和爱好”的多样化，也正是产生在各阶级的全民都是服务对象的基础上。要文艺作品为各种人接受，为各阶级服务，那自然必须“多样化”。这个多样化，即牛鬼蛇神之多多益善也。
这是周扬向毛泽东文艺路线全面进攻的信号。从此，以题材无限制论为中心卷起了一股大妖风。在周扬直接指挥下写出来的一九六一年第三期《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是号召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宣言书。
周扬直接指挥的《题材问题》专论刚刚出笼，他的三十年代的哼哈二将夏衍和田汉也立即出来响应。在《文艺报》上，他们异口同声地鼓吹创作“自由化”。夏衍公开叫嚷，在题材问题上，“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选择的自由。任何片面，都有流弊”。田汉则大力鼓吹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平起平坐。“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久以后，他就抛出了大毒草《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也同时出笼，再加上“带头”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北京的戏曲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厉鬼清官的大同盟。正是在题材无限制论的“号召”下，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得到了自由泛滥的机会，无论在文学、戏剧和电影创作中，都出现了成批的毒草和坏作品。所有这些，都紧密地配合了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紧密地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从来没有那种完全“自由的文学”，也当然不会存在没有阶级斗争内容的“多样化”的需要、兴趣和爱好。特别是题材问题，在文艺思想斗争史上，历来就体现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作家艺术家关注什么题材，对什么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这绝不只是他个人的个性、风格问题，归根结底，它仍然取决于他们代表哪一阶级的利益，反映哪一阶级的需要。周扬所谓的题材无限制论的“全民文艺”，他所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文艺界的欺骗作用最大，危害作用也最大。我们必须把这面黑旗连根拔掉，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大放光彩。

“全民文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三位一体的自由市场

排斥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内容，开辟了“为各种人接受”的道路，把牛鬼蛇神都放出笼来，这还不能使周扬放心，他生怕这种资产阶级专政不够巩固、不够有力。于是，他又乞灵于僵尸，即所谓“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要使希腊罗马和两千年的中国文化，都能为中国人民所享受”。这就是说，仅仅创造一个现实的“全民”牌文艺还不够，周扬还要把中外文学遗产甚至当代资产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新浪潮”、“现代主义”，都拉来作为他的“全民文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有文化高潮”。周扬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不能一棍子打死古人”，封建戏曲“有一种永久的美丽，一种永远的魅力”，“不只已经合乎我们具体的时代，而且可以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永久”；因而，要反对所谓对遗产的“大杀大砍”；要把已搜集到的五万多个传统剧目的本子全部印出来。同时，他还狂热鼓吹欧洲资产阶级十九世纪的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峰”。无耻地叫嚷，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很大的斯基”，是“打不倒的。”外国资产阶级的东西，即使群众接受不了，也必须“今天搬一点，明天搬一点，使群众逐渐能接受”，要把《茶花女》等剧目统统搬上中国舞台，“很快地在中国普及”，使“中西合流”，而且说这种“合流”，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趋势”。
这一切就是周扬勾划出来的“全民文艺”的自由市场。
十几年来，文艺界正是在周扬这种崇洋复古的狂热鼓吹下，让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艺专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政。他在“全民文艺”的自由市场里，大量地、狂热地贩毒放毒，毒害工农兵群众，毒害青年一代，毒害文艺队伍。周扬这个用软刀子杀人的刽子手，完全充当了地主、资产阶级文化的反动卫士。他这一套全面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的理论，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以超阶级的、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或文化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也不拒绝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但是，继承和借鉴，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需要为基础，既不能代替新文化的创造，也不能盲目照搬，更不允许“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而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待文化遗产“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周扬这一套以文化遗产为“基础”论或“完全保留”论，很明显，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取代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争夺永恒的席位，让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继续毒害、腐蚀革命的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摧毁这个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三位一体的自由市场，彻底肃清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周扬的“全民文艺”，就是要集合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占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挤掉无产阶级的文艺，使文艺为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一小撮人服务，为这一小撮人的反革命复辟服务。
周扬的“全民文艺”理论，是一套复辟剥削阶级文艺的理论，是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全民文艺”，集中地体现了以周扬为代表的这条文艺黑线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反革命的本质。
周扬在“全民文艺”旗号下，放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它是国内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翼。它密切配合了地富反坏的猖狂进攻，配合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翻案活动。它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革命政治逆流的一个支脉。苏共二十二大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在一九六一年抛出来的。赫鲁晓夫集团打出这两个旗号，就是为了篡改苏联党和苏联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苏联实行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周扬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全民文艺”就是“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变种。正当赫鲁晓夫集团喋喋不休地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时候，也是周扬贩卖他的“全民文艺”的最猖狂的时期。赫鲁晓夫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口号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周扬则用“全民文艺”的口号取消无产阶级文艺最根本的东西——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周扬这个资产阶级老右派，显然是梦想追随赫鲁晓夫集团，公开打出这面大黑旗，在文艺上首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为全面的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准备。
在三十年代，是一个蒋介石牌的“国防文学”的发明者；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是一个假左派，真右派；在六十年代，是一个赫鲁晓夫牌的“全民文艺”的鼓吹者。这就是周扬三十多年来在阶级斗争中一脉相承的反革命生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越吹越响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领导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闯将们已经奋起参加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以周扬为代表的这条文艺黑线，这个反革命文艺黑帮，已经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冒充左派，蒙混过关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周扬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彻底肃清周扬反动文艺思想的恶劣影响，撕毁他的“全民文艺”的破烂旗子，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革命文艺的一切阵地上。

人民日报 196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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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全民”
四川成都营门口公社抚琴大队团总支书记 冯永贵

周扬开口人民，闭口人民，说什么文艺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俨然是一副代表“人民”讲话的样子。但是，他这一套鬼把戏，骗不了我们贫下中农。周扬恶毒地诽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他叫嚷：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而且公然要我们的文艺去反映他们的“兴趣”，迎合他们的“爱好”，满足他们的“需要”。试问，这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文艺？还能给工农兵带来什么教育？
前几年，在周扬“全民文艺”的“指导”下，大批鬼戏纷纷出笼。戏台上的鬼一出现，戏台下的“鬼”也就活跃起来。我们大队有几个地主分子，趁机谈鬼、闹鬼、搞鬼，妄图破坏人民公社。十分清楚，周扬所说的“人民”，根本不是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地富反坏右。



一“喜”一“气”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　徐秀稳

几年来，我们坚持了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凡是贫下中农喜欢的东西，凡是党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大写而特写。我们写的作品，贫下中农看了喜，地富反坏右看了气。记得有一次，我们根据本村富农李老赢陷害贫农李铁头的罪恶事实，编写了个故事《李老赢偷鸡》。一天，故事员在街上讲这个故事，贫下中农社员围了个风雨不透，一个富农分子却悄悄地溜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你睁开眼睛看一看，难道文艺能为各种人所接受吗？这一事实，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周扬鼓吹的“全民文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



“鸣”而不“共”
四川内江纺织厂青年车工　吴玉彬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既歌颂无产阶级，又歌颂资产阶级，同时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拍掌叫好的文艺，决不可能存在。《红灯记》歌颂了无产阶级，暴露了敌人的残暴和欺骗，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阶级敌人溅着唾沫星子大加反对；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为资产阶级贴金，给工农兵抹黑，革命人民口诛笔伐，资产阶级点头称好。周扬却胡说什么文艺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为各种人所接受”。当然，“鸣”是一定要引起的，这就是一个阶级点头，一个阶级摇头，一个阶级说好，一个阶级说糟，“鸣”而不“共”，各不相同。



剥开周扬的“人”皮
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五好战士　程继尧

周扬一伙打着“全民文艺”的黑旗，口里念念有词，什么“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什么文艺作品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
周扬满口说的所谓“人”，指的是什么人？周扬代表的究竟是什么人？
必须剥开周扬的画皮，把他拿出来示众。
肖洛霍夫在回答他为什么要竭力歌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葛利高里时，无耻地说：“因为他是人”。
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恶毒地咒骂一个“一切按原则办事”的学生“不像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人”。周扬恶狠狠地说：他不是人！
他们两人，一个是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一个是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的“祖师爷”；一个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吹鼓手，一个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马前卒。两个丑怪，一路货色，一吹一唱，“中西合流”，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
在他们眼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叛徒、财迷、色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所以，“皇帝也有好的”，“资产阶级也有先进的一面”，连灭绝人性的美帝国主义也是“明智”的。在他们眼里，坚持革命，一心为公，毫不利己的工农兵英雄人物，都不是人。因为他们“不通情达理”，没有“人性”……。
这真是荒谬绝伦，反动透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无产阶级文艺应该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塑造同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的高大形象，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
可是周扬却打出“人性论”的黑旗，要革命的文艺作品去“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
这个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不妨以影片《兵临城下》为例，来一番解剖。
请看：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军官，在编导者笔下变成了“品质高尚，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爱民如子”，宁愿挨饿，也不动老百姓一颗粮食；他们“官兵一致”，士兵心甘情愿地背团长太太过河；他们“临危不惧”，在我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中镇定自如，照常举行舞会。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是“人”。
请看：我军高级干部姜部长，在编导者笔下变成了鼠目獐脑、低三下四的说客！他认敌为友，与刽子手握手言欢；他对敌人仁慈亲爱，为匪团长亲人团聚，不惜冒险送子上门；在敌人面前，他只会献媚陪笑。这一切，也都是为了说明：这样才有“人性”。
《兵临城下》这株大毒草完全中了周扬的“意”。他一得“意”，就忘了“形”，泄露了“天机”。怪不得他对这株毒草赞不绝口，连呼：“好戏，好戏！很有味道，合情合理。”原来，他苦心孤诣追求的“有人性的真人”，就是被美化了的阶级敌人，被丑化了的革命人民。
周扬卖的什么药，岂不是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吗！
按照周扬立下的“人”的标准，凡是敌人，都要大写特写，为他们树碑立传，非但不得“任意丑化”，还要给他们裹上“人”皮，往他们脸上贴金，写他们“先进的一面”，表现他们身上“美好的东西”；凡是工农兵英雄形象，都要大砍大杀，要塑造也得“一半对一半”，往他们的脸上抹黑，写他们的“苦恼”“矛盾”“缺点”“错误”之类的东西。谁要是写了个“完美无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就要定下“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没有生命的稻草人”等等罪名，一棒子打死。
十六年来，周扬这个披着“人”皮的反革命黑帮头子，就是用这个标准在文艺界专了我们的政。在他这面黑旗下，厉鬼李慧娘、妖女李香君、刽子手张灵甫、资本家林老板……都成了“真人”。而真正的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或被赶到了台下，或被丑化成了“财迷”“酒迷”“球迷”……。真是黑白颠倒！
写人是为了教育人。无产阶级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资产阶级文艺则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周扬一伙写人是为了变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周扬一伙的黑笔杆给你开列了许多标本：他要你学习反革命分子、学习资本家、学习叛徒、学习财迷、学习色鬼，把你变成一个他们所欢迎的“有人性的真人”；而唯独不让你成为一心为公、毫不利己的革命人。狼子野心好恶毒！他们打出“人性论”这面黑旗，就是要变无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的人。
变人可以变天。苏联修正主义文学鼻祖肖洛霍夫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摇着黑笔杆，写了一部又一部像《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那样反动透顶的作品，树起了一个又一个像葛利高里、索科洛夫那样灵魂糜烂、臭气冲天的“人”的标本，变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把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天，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和他的喽罗爪牙们，也在舞着“全民文艺”的黑旗，做着变人变天的黑梦，妄想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臭泥坑。
决不能让周扬之流的阴谋得逞！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千千万万个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刘英俊式的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成长，让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保社会主义的江山！



在周扬的“三丰富”背后
解放军某部　徐芝祥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在全中国、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理想。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趣味？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改天换地闹革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革命乐趣。
这些，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最丰富的思想，最丰富的感情，最丰富的趣味。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却恶毒地咒骂我们这是“头脑简单、感情简单、趣味简单”，提出了他那套所谓“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具有丰富的思想、丰富的感情、丰富的趣味”的谬论。
周扬竭力鼓吹的“三丰富”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周扬到处鼓吹的“丰富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谁要是离开了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周扬就捧他是“有思想的作家”，“很有头脑的人”；谁要是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去创作，周扬就骂他是“头脑简单”，“自己没有思想”。如果按照周扬的“丰富思想”去“丰富”头脑，那么思想越“丰富”，头脑就越反动，最后会变成至死不悟的花岗岩脑袋！
周扬所说的“丰富的感情”，就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的人情。影片《北国江南》中的“共产党员”银花，就是这么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物。眼泪成了银花的感情特征。她不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改造人、改造世界，而是用眼泪，用“贤惠”和“母爱”去“感动”人、“教育”人、“改造”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情，而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感情。利用流着眼泪的银花贩卖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就是周扬黑帮对《北国江南》那样有“感情”的原因。
“丰富的趣味”，这是在周扬“丰富的思想”支配下的又一个“产物”。这种趣味，是低级、庸俗的趣味。影片《球迷》就是周扬所赞赏的，有“丰富趣味”的“杰作”。影片中的“正面人物”王立德，对工作毫无兴趣，他唯一的“丰富趣味”是看球、踢球。为了一张球票，他疯疯癫癫，耍尽流氓手段，哪里还像个工人！整个影片中的人也都是一群利己主义者，为了一张球票，他们欺闹斗骂、尔虞我诈。在周扬看来，下流对话，猜拳夺物，奇装异服，文明棍勾头……，都是“丰富的趣味”。这是什么趣味？完全是流氓阿飞的趣味！
不难看出，周扬所鼓吹的“三丰富”，就是资产阶级的“丰富思想”，资产阶级的“丰富感情”，资产阶级的“丰富趣味”。这种思想、感情、趣味越是“丰富”，灵魂就越是肮脏。
周扬本人也正是“三丰富”的活标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周扬对当时的延安就极为不满，大发牢骚。说延安的生活“千篇一律”、“单调”、“不舒服”。大家知道，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大家向往它、热爱它，因为那里充满了新鲜的政治空气和丰富的战斗生活。而周扬到了那里却感到“刺目”，“痛苦”，“失望”。那么，他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丰富”的“思想、感情、趣味”，难道还不明白吗？
周扬的反动思想、腐朽感情、低级趣味，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真是一天比一天“丰富”！
周扬在文艺上的“丰富”，就是崇洋复古。他成天吹捧车尔尼雪夫斯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们是“改造文学的马克思”、“很大的斯基”。他到处推荐《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瓦岗寨》《桃花扇》等作品，要让这些货色来“丰富”我们的文艺舞台！周扬的黑脑袋可算是“丰富”极了！
周扬的“感情”也很“丰富”，他对工农兵冷若冰霜，对地富反坏右则是情长意深。他对恶贯满盈的地主家庭关怀备至，对他的老友林伯森（右派分子）、得意门生孔厥（坏分子）、汉奸周作人百般照顾，又是“安慰”，又是吹捧，多深的“感情”呀！这是地地道道的地主感情、资产阶级感情。周扬如此多情，其目的是拉拢地富反坏右，扩大阵容，妄想卷土重来。
周扬的“趣味”更是“丰富”，除了对《抓壮丁》《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等一堆反动的低级庸俗的影片大加赞赏外，对“妓女、少奶奶的生活方式和举止动作”，对“天上的神仙，地下的动物”，对“甩水袖、梅花指”，也津津乐道，很感兴趣，苦心研究。
周扬的思想、感情、趣味不能不说是“丰富多彩”，周扬的的确确是一个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三丰富”的活标本！
周扬搞的这一套“三丰富”，说穿了，就是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变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色大染缸，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的趣味来腐蚀人们的心灵，以达到他“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周扬不是叫嚷要“通情达理”吗？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通的是无产阶级之情，达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理，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趣味，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厌恶它，批判它，抛弃它。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彻底砸烂周扬“三丰富”的黑染缸，彻底清除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渣滓。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锻炼成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高尚趣味的共产主义新人！



是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

一九五九年，正当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文艺界也刮起一阵黑风：大做海瑞文章，大演海瑞戏。吴晗“破门而出”，最先抛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各地的牛鬼蛇神紧相呼应，一时鼓吹“海瑞精神”的海瑞戏，甚嚣尘上。现在查明，海瑞精神的鼓吹者，制造海瑞戏的总指挥，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当时周扬感到时机已到，便亲自出马，南北奔跑，上下串联，指挥各地牛鬼蛇神精心制造毒草——海瑞戏。

到上海面授机宜导演《海瑞上疏》

一九五九年春，周扬一到上海，便在住所“召见”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周信芳，面授机宜。他说：“海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要编个戏演演。”还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他特地给了周信芳两本书：《海刚峰奇案》和《丘海两公合集》，作为制造毒草的“原料”。
与此同时，周扬到处吹捧海瑞，为海瑞戏出笼制造舆论。他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封建时代也有忠心耿耿富有正义感的高尚的人物。海瑞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煽动说：“现在有些人胆子小，批评只限于科长一级干部，再上去就不敢了。……不要怕，该憎就憎，该讲就讲。”
正当全国欢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海瑞上疏》出笼了。这出黑戏疯狂地咒骂党中央“无道”，“有头如同无头”；大肆叫嚷“要将他们拉下马”，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在上海看了《海瑞上疏》，连声称赞“写得好，演得好”。他要出版社和报纸刊物出版和发表《海瑞上疏》的剧本。以后，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周扬又大叫大嚷“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壮胆。
奔海南精选原料《海瑞回朝》出笼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万里迢迢赶到海南岛，从一大堆《琼州府志》里，专门精心挑选记载海瑞的资料。当他找到这些向党进攻的新弹药之后，简直如获至宝。从海口一直看到榆林，他一再向人吹捧海瑞，说：“海瑞不畏权贵，敢骂皇帝，了不起。”他又别有用心地煽动说：“海南了不起，出了个海瑞。”
在周扬的策划和煽动下，到这年八、九月间，琼剧《海瑞回朝》出笼了。这出戏捏造了一个海瑞晚年“回朝除奸”的情节，让海瑞打着“逢龙截角，遇虎敲牙”的旗号，“下定死心”，要把“大好头颅”“同奸佞们拼过”。这个海瑞，是右倾机会主义“阴魂”的化身，他鼓动反动阶级起来搞“宫廷政变”，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出戏特别在“回朝”上做文章，实际上就是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起来反攻倒算。

去天津亲自指点《五彩轿》越改越毒

河北梆子《五彩轿》，是根据京剧《大红袍》改编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扬等人到天津，“非看这个戏不可”。看戏的时候，他们边议边笑，高兴得很。周扬在看戏以后接见编导人员时，特别夸奖戏中极恶毒的“游街”一场戏，说：“处理得很深刻。”他还鼓动剧团到北京来演出。
《五彩轿》里的海瑞，是以一个被贬官到淳安的七品县令的面貌出现的。他改换了斗争方式，不再像当年那样气势汹汹地赤膊上阵、大叫大骂了。这个新“海瑞”，劝戒那些牛鬼蛇神们藏匿起疯狂的反党真面目，伪装出一副笑脸，以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手法继续同我们党斗争。
周扬等人十分“赏识”这出戏，在他们的指挥下，剧本作了重要的修改，加强了它的反动主题思想。全剧以海瑞大获“全胜”而告终，以海瑞的“胜利”，来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失败了再干”。
周扬鼓吹反革命的“海瑞精神”，亲自部署大搞海瑞戏的目的，是要借三百年前海瑞这具腐烂的死尸，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根据《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天津日报》摘编）

人民日报 196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