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一凡：留在北京

fuqiangqiang · 发表于 2020-3-12 07:57:32

一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被分到北京西城碳素厂当工人，差不多是最后一拨儿离开四中的老三届学生。多年后，我岳母惊奇地问我，你怎么就没上山下乡，留下来了？她老人家是老清华，周围那些大学附中留下来的本来就少，更甭提像我这样“泡病号”留下的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一些人带头儿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四中有李南飞、刘力前等七人响应。此后上山下乡的浪潮接踵而至。最初红代会去内蒙古插队时还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芒照亮内蒙古草原、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到了一九七〇年，内蒙古军垦兵团招工的口号已沦为：住砖房、吃白面、发工资了。
　　四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黑龙江农场（当时还未改称“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募。老初三的牛硕儒（牛耕），高三（四）的老驴头（吕斌轩）属于这意气风发的第一批。可死水微澜，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口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振开和我自小学二年级起就没分开过，但本人出身旧官吏，碰到这等危险事，我退避三舍。
　　一九六八年一月，兰州军区军马场招工；北京外文印刷厂招工；北海舰队招兵。二月中旬，青海乐都铸造厂招工，那可是杜甫“兵车行”的地界，初三的王祖荣和高三的周琨报名，他们是我三不老胡同一号的邻居。京郊招中小学教师。七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招募；陕西汽车制造厂等企业招工。九月，京西矿务局招煤矿工人；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十二月，北海舰队第二次招兵；动员六七届毕业生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插队。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要求每人表态，校园到处张贴着同学们响应的大字报。在校长室西边大字报主墙上，高一（六）班班主任刘永章贴出“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值此时，张育海在教研组小院对我说：“我被漏划了。”带着一丝仓皇的苦笑。公布的下乡名单没有他，等着他的却是传闻中隔离审查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一月，北京电机厂招工。二月，到陕北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的六八届毕业生动身。三月，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招工；去吉林白城大安县插队。四月，内蒙古军垦兵团动身。五月，云南瑞丽军垦兵团动身。八月，黑龙江兵团的六九届毕业生动身。
　　风卷残云，校园里没剩什么人了。大规模动员转成由学校街道与父母单位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剩下的学生上山下乡。

二
　　一九六八年末，大潮滚滚而来，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史康成、徐金波和我决定结伴而行。我们仨去拜访师大女附中李燕翎，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传闻是张育海的女友。她暂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叔叔家。李燕翎个儿不高，大眼睛，身材结实，脚蹬皮靴，头戴羊剪绒皮帽。没聊几句就说到张育海，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〇一中的贾平在赴阿荣旗行前作诗，第一句“壮辞名园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草原本来就诱人，听说工分值高，能养活自己，我们决定一起去阿荣旗。
　　西单商场设有“知青”专卖店，除了被面、大衣、皮帽、棉帽，还有木箱和手提包，上面印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跟着排长队。
　　我母亲单位的局长听说我要下乡，叫我去她家一趟。她和我母亲正在京郊南口农场改造，关在同一个牛棚，两个月可回家一次。局长的丈夫李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著有《矛盾论浅说》而闻名。文革前顶撞江青，文革初为保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而自杀。我走进万明路的偏僻院落中的一间低矮厢房，屋子很冷，局长盖被坐在床上，头戴北方妇女那种方格头巾，她话不多，除了勉励，还叮嘱我下乡要注意身体。她送我一床被面和三十块钱。那紫红色的被面光泽像缎子，但结实耐洗。想到她还要抚养四个孩子，心情甚是沉重。
　　正当我们整装待发之际，工宣队把史康成抓起来，关在音乐教室小院。史康成要我们先走，他以后再加入。可他身陷囹圄，情况不明，怎能在此时此刻弃友而去？担任看守的都是就近入学的新生，对我们很客气，只要“军训团”和工宣队的人不在，我们可随时探视聊天。
　　灾难使友情升华，我们赋诗应和。我写下“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掷处血斑斑”，徐金波在绝句中信誓旦旦：“天涯海角陪小东”（小东是史康成的乳名）。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去内蒙古扎鲁特插队。我去找她的朋友，一个叫刘钢，一个叫鲍婉婉。刘钢拿出保嘉的诗词给我们看，冰雪聪明，令人神往。
　　史康成隔壁关的是赵京兴，就在前不久，在同学们纷纷表态下乡的大字报中，赵京兴贴了张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光这题目就够吓人的。他还有理有据，引用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下乡的三种形式：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和下乡落户。而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留在城里读书。
　　阿荣旗之行就这样被搅黄了，徐金波和同班的朱之鑫、张友筑、罗超、赵岳伦、曹侠洲和周之穗去了吉林白城地区插队。

三
　　史康成被放了出来，我们俩又改了主意，不想去插队了。眼看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凭什么我们非得插队？史康成留下一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每个人都有上山下乡吃苦的义务，也都有留城进工厂的权利”，一时间成了我们自我激励的箴言。
　　可要想留下来也要有点本事，工宣队毫不留情。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宣队的师傅苗小发管分配，颐指气使。高三（四）班的徐文连是海军大将徐海东之子，几次下乡都没走，苗小发专要拿这号人物开刀，顺便到大将家里喽一眼。他自知四中工宣队级别不高，特地先去开出指挥部的介绍信。徐海东家住东城，大门上有小门，小门上有小窗。苗小发按响门铃，小窗打开，解放军战士露头询问，苗小发要见徐海东，被回绝，他递上介绍信，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当兵的不为所动，最后留下句话：“实在要见，到总参换介绍信去！”把小窗哐地关上。苗小发回校破口大骂：妈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总参领导一切！他把气撒在学生身上。高一（二）班姓白的同学被分到云南军垦兵团，但他患有严重的过敏症，申请能否去个不毛之地，代替那鲜花盛开的云南。苗小发破口大骂：“什么？青草过敏！我还窝头过敏呢！少废话！”那同学只好勉强去了云南瑞丽。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去井冈山和韶山步行串联，回来住在冰窖似的四中十三斋，曾得过风湿热，恰好用来作借口。一个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三天风湿病假条，逃过一劫。这大夫后来成了我姐夫。史康成曾患肺门淋巴结核，吃中药短时间内转氨酶增高。他把化验单往学校一交，工宣队拿他没办法。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比如蹬腿攥拳头血压准上去。我们班杨晓云赶上体检，照此办理怎么也不灵验，溜出来在新街口力生药店买了麻黄素，这药管用，忽悠一下升得太高了，医生直安慰他别紧张，坐了一个钟头看没危险才让他走。有人装肾炎，躲在厕所往尿里掺蛋清，这招我不看好，人体蛋白和鸡蛋白到底不一样。
　　天不灭曹，我偶然获得重大发现：尿糖检验，各种医书化验书都讲比色法，用试纸、试剂，不同颜色对应着一到四个加号，到底这加号多少与糖的数量关系，没有哪个化验室的医生知道。全世界这核心机密被我探知！如果能对应着加号配制尿糖浓度颜色已无意义。而配制尿糖浓度用的滴管，连婴儿用品的柜台也能买到，每十四滴是一毫升。药店卖的葡萄糖注射液有两种浓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你要再知道了加号对应的浓度，怎么干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装糖尿病的朋友们，欢迎带着试管和葡萄糖找我，本人乐于效劳：很简单，往试管的尿中滴葡萄糖，四个加号滴多少，一个加号滴多少。那年头儿医院设备少，一般只化验尿常规，够开假条就得了。如果大医院验血糖，甚至做糖耐量试验，本人均有对策。至于这浓度到底是多少，血糖化验怎样应对？在此不便泄露。
　　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北海公园聚会，有个同学的妹妹嚷嚷：“糖尿病的照一张！”呼啦啦，因糖尿病留京或返城的竟有七八个，我都傻了。我被“糖尿病患者”幸福地簇拥在中间，一起合影。

四
　　等分配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我们多用来学习。北京图书馆的琉璃瓦殿堂自然是最佳去处，不过进门要凭单位介绍信，我等无业游民均被拒之门外。好在赵振开总有办法搞到介绍信，单位五花八门，包括六建公司和他父亲所在的“民进中央”。介绍信有时限，这就要看涂改技术了，比如把有效期从十天改成九十天，甚至改了又改。调制涂改液的配方，前人之述备矣，无非草酸、漂白粉之类，反正不是氧化就是还原。幸亏流行用钢笔，介绍信纸又好，修改比较容易，但赶上粗糙淡黄的信纸、外加渗入纸纤维深处的圆珠笔油，不留痕迹还真不易。有一天去北图，介绍信又换了单位，管理员老太太从眼镜片后面抬起眼睛，满脸狐疑，让我怦然心动。好在她研究了好半天，也没看出破绽。
　　北图大阅览室快成同学聚会的场所了，多达十几号人，包括高一的潘鲁全（外号大狗）和高二的施以政。潘鲁全的姐姐专攻化学，开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化肥厂介绍信。施以政从我闻所未闻的嘌呤、嘧啶概念开讲，听得我云山雾罩。
　　赵振开、史康成和我友情甚笃，人称“三剑客”。每人一门外语：振开学英语，史康成学德语，我学日语。人家二位一度靠外语为生，我日语上手最快，终未成气候。我在北图开始翻译一本日文书《可怕的公害》，由岩波书店出版。最初尚有一一〇中高三的张树人参与。日本人根据切肤之痛，提出“公害”的概念。谈到污染严重处，甚至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我和张树人每天早上来到北图，借出此书，査词典翻资料，直到关门。有次递进书单，紧盯着来自书库的绳拉小车，等了大半个钟头，被告之借走了，吓出一身冷汗。等了三天，那小车终于把《可怕的公害》拉了出来。后来张树人回了山西，我独自译完。
　　外文资料只许在科技目类中借阅。要是谁煞费苦心，淘到可读的擦边踩线的书报，就成了大家的财富。有本杂志《科学技術の広場》逃过审查，这是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办的刊物，有文章披露中朝两国边界纠纷：文革中金日成倒向苏联，中朝交恶，高音喇叭互骂，甚至筑起堤坝拦水冲击对方河岸。其中有段文字涉及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归属争议。
　　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的夫人在四川时是我母亲的同事，两家熟稔。我有时到钱先生家小坐，谈起这杂志和中朝边界。钱先生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又是大杂家，对中朝边界问题门儿清。“知识分子就是讨厌，地图都有好几本。”他自言自语，取出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一九五〇年版，天池和主峰明显都在中国境内；五十年代中期版，分界线把长白山一分为二。钱先生很生气：“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连政府都没有权力！”他不敢再深说，怕我生事。对我翻译《可怕的公害》，他倒是很鼓励，介绍给来访的旅英女作家韩素音，后来又推荐到科学出版社争取出版。

五
　　那时节我收集不少好书，甚至成套的经典，请楼下小京刻了个随形章“一凡藏书”，盖在书扉页上，得意地称之“用印”。很多书是在旧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或是向收破烂儿的小贩争来的，这方面不乏好手，黄其煦、郎放均是也。
　　有一次，在西单商场旧书店，一个高贵美丽的阿姨提着篮子卖书。书店按斤收购，每斤一毛三，跟烂纸价差不离。她摇摇头，倒空篮子，把书都送给我。算我走运，那些精装的好书中有《侯外庐选集》和《别林斯基选集》。还没来得及“用印”，高二（二）刘捷一伙来家串门，我正在里屋洗照片，出来时那几本书不翼而飞，不知哪位卷走了。当年这种书的流动方式很正常，到别人家看到如意的，顺手牵羊，没有偷与被偷的概念。
　　我还有过几本世界美术全集，日文版，是同班的“狒狒”（大名张永和）从图书馆“顺”来送给我的。狒狒比我们早一年进四中，某校金质奖章保送生，结果进四中头一年就留了级，成了我的同班。自一九六八年起，北京打群架成风，狒狒是财政部红楼宿舍的头头儿。他平素骑锰钢车，套头帽翘得很高，军挎包装着菜刀。他常有些来历不明的物件：一个帆布行李箱卖我五块钱，正好我妹妹去黑龙江兵团用上了，还有件军用雨衣也五块钱，内襟有白漆手写的“总字129部队”。凡是书自然都是“顺”的，源源不断，且有时批量出货，有一本关于阐释《资本论》的“论著”，同学几乎人手一册，但没人看，都堆在宿舍床上。
　　经过我手的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王云五编的《万有文库》，还有一本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培训教材，纸黄字糙，内容包括跟踪与反跟踪、偷拆信件（或称“邮检”），其中又分熏蒸、信封角卷出、透亮等方式，以及购置常用信封信纸以备替代。读过此书，让我神情紧张，后落下毛病，收信先端详四角，再对亮照照。
　　当时中学“红代会”作战部由“四三派”金坚掌控，办公室设在四中，主任是高三（四）秘增凯。他们派人去西单某地检查某“联动”分子的信件。据说为了保证邮检，所有本市信件一律四天以上才投递。“红代会”作战部还去搜查“联动”分子，我跟着去过女一中“联动”分子的家查抄。那家的妹妹叫李明冬，姐姐叫李小石，是北大学生。那是个不大的院落，有车房、锅炉房。其父是纺织部副部长。我没进正房，站在东厢房门口张望，那是她姐姐的房间，有个纸盒里除了叠得整齐的军装和皮带，还有一封信，姐姐执意不许看，说是她男朋友的信，检查者非看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最后说撤就撤了。
　　在地下流传的内部书籍分几类：文学类的黄皮书，比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卡夫卡的《变形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政治类的白皮书，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回忆录》；还有科技类的蓝皮书，比如关于美国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格罗夫斯将军的《现在可以说了》以及泰勒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
　　我在文学上开窍晚。记得“红八月”，在音乐学院“对联”辩论会上，我们班季如讯居然抱着《安娜·卡列尼娜》，还边看边议论，音乐学院红卫兵大为不满，把我们赶了出来。大家几乎都是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扫盲，进而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大师挺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有九十一部长篇，据说女附中姚宇红家有全套。有一天听她在电话中跟同学聊《驴皮记》，这书我没读过。跟她讨论尚可，要是想借书，没戏。
　　史康成是个爱读书有思想的人，他也看小说，但不痴迷。特别喜欢的是杰克·伦敦，既喜欢带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野性进取的力量，也喜欢坦诚的狡猾和注重手段的人生态度。杰克·伦敦说过：“当名誉和金钱一起来的时候，我选择名誉；当两者分别到来时，我选择金钱。”这句话被史康成推崇备至。他最崇拜的还是卓别林，电影看不到，他读了传记《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其中把卓别林描述成“一个晃来晃去的人”，让他触动很深，他本人外号也跟着改成“老晃”，直到今天。
　　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斯宾塞的《进化论》，他不吃不睡，几乎到了发痴的程度。我俩痛感世道艰辛，一天议论时政：假如毛主席不在林彪接位，是抓经济还是对外出兵？记得天渐黑下来，没开灯，我俩坐在黑暗中说。他还讲了个当时要杀头的政治笑话。我一听不禁慌了，赶紧摸黑走人。
　　有一次，高二（二）班陈捷牵头，把大家带到北大的郑昕家听他谈哲学。郑昕是第一个到德国攻读康德的中国学者，自一九三三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国内研究康德的学者，或直接出自其门下，或间接受其教益。一九五七年“反右”，自然在其列。郑夫人与陈捷母亲是西南联大同学，闻孩子们好学，于是安排这次见面，我和史康成也混在其中。郑先生很谨慎，显然做了准备，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以署名唐晓文的《要读一点哲学》一文开场，让大家朗读，给讲课添点正统色彩。任志和蒋效愚发问，认识论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老实说，这类问题着实让郑先生为难。话题一转，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认识过程，从感觉、直觉、表象到概念、判断和推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到表象为止还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此后就是理性认识阶段，大家刨根问底儿，非要把感性怎么就变成理性说清楚不可。尽管郑先生谨慎，涉及真理时也正色说：由于思维的非直观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科学尚未彻底揭示思维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史康成不吐不快：“既然唯物主义者解释不了这种转化，我看还不如唯心主义。”郑夫人略显惊恐，招呼大家喝茶，把话岔开。

六
　　史康成有个四中初中同学，叫于友泽（后笔名“江河”），也属待分配之列。有一天，他读辛弃疾有感，与我共享：“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既写诗又画画。他画的月票足以乱真。月票底板和照片上盖“骑缝章”，每月更换的是底板下半部印有月份的彩图。仔细对比，还是能辨别真伪，可装在皮夹里上下车一晃，轻松地蒙混过关。
　　有一天，于友泽来找我，神色慌张：“赵京兴被抓起来了！”“那怎么了？”“进局子身上还拿着我画的月票呢！”我安慰他说，赵京兴犯的是谋反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警察才顾不上鉴定那月票真假呢！
　　对我们来说，赵京兴可算得奇人了。他读古典哲学的速度跟我们读小说差不多。他住平安里，离我家不算远，有时来借报纸，有时访问振开顺便来坐坐。我很少主动打扰，怕影响他的时间。
　　赵京兴思想的边际和轨迹，我是在批判会上才大致知道的。我曾试读哲学，怎么也看不懂。我问赵京兴，我怎么看不懂，甚至到弄不懂这段话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用手指数着：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赵京兴并不笑我，但也没教给我什么“绝招”，他只说凭感觉，“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就像看小说”。
　　我参加过三次赵京兴批判会。第一次在一斋宿舍，校方没什么准备，喊喊口号、平平淡淡过去了。第二次在生物实验室，由高一（一）班高中主持，他是“校革委会”委员，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他一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赵京兴押上来”，赵京兴低头弯腰，眼镜掉下来。他把眼镜戴好，直起腰，嘟囔了一句，“摘了眼镜看不清东西。”惹得工宣队的师傅勃然大怒：这屋里是人，不是东西。紧跟着一串脏字。然后是一篇接一篇大批判稿，原来赵京兴还说过“批判毛泽东思想”，我都替他着急。可他振振有词：“批判并不是简单否定，这是普通的常识。”他还引经据典：马恩两卷集某页某行，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就是继承，总之批判就是革命。朋友们暗暗叫好。主持人高中质问他：狼子野心，你还敢说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你说说你到底怎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赵京兴还真的阐明他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如今我只记得有哲学、农业和货币这三方面。私下见面时我从未和他谈过理论，倒是在批判会上听到了。赵京兴被押了下去，主持人高中做最后总结：革命师生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表面他不认输，按他自己日记里的一句话，这叫“硬着头皮，高唱凯歌”。这时押到门口的赵京兴，挣着脖子喊了一句：“那是鲁迅先生说的！”全场哗然。
　　第三次是斗争大会了。他戴着脚镣。由市公安局的警察从监狱押来的，在大操场举行。他的样子很憔悴，但依然镇定。会场旁还堆着轮胎。多年后赵京兴告诉我，白洋淀老乡托他从北京带的旧轮胎，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赵京兴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直到今天，他是真心的。

七
　　四中待分配队伍中又添了新人。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六九届、七〇届新生分别就近入校，四中开始有了女生。而六九届和七〇届分配待遇不同。六九届全锅端去军垦兵团，七〇届有不少进了工厂和服务业，下乡也只限于郊区。
　　六九届的男生张文新，长得英俊，待人热情，遗憾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残疾，孩子们起了个很刻薄的外号“瘸美丽”，他并不介意。他借给我两本日汉字典，每本都有十多厘米厚。当时市场无货，有货我也买不起。这字典居然是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家的。杨勇的小儿子杨北北和张文新同班，离京托他看家。杨勇为贺龙的死党，因所谓“二月兵变”身陷囹圄多年，所谓家，不过是我家隔壁正觉胡同的小平房，堆放些东西，字典是杨北北哥哥的财物。几年后张文新找我要字典，原来杨家要回京了。听说杨勇病重无子女能出面，张文新挺身而出闯中南海，把材料交到周总理手上，才救了杨勇一命。他从不居功自傲，后来杨勇当新疆军区司令，小舅子是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张文新在那儿找了个烧茶炉的差事，他告诉我轻省。他在京城高干圈儿里名声极好，万里外派去安徽，北京家也交他看管。我曾去北京邮局办事，把他找的推荐信递上，那局长看了诚惶诚恐：“是边涛推荐的，是边涛推荐的！”后来才知道边涛是万里夫人。他最熟的还是杨勇和胡耀邦这两家，他俩表兄弟，都是湖南文家市人。有一回，张文新坐着杨勇的“大红旗”来找我借五块钱，原来胡耀邦病了，他在看望途中发现钱不够，临时向我求助。这就是跟我一起等待分配的小兄弟。
　　开科技先河的首属老初三“玛瑙”，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玛瑙”在家搞科学实验，用空气（准确说是二氧化碳）和水变成葡萄糖，我赶紧去学习。他家在四中对过儿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大，满地桃核，烧得黑糊糊的。“玛瑙”介绍说这是活性炭，作为催化剂，物理特性越硬效果越好。实在让我佩服，相信他一定能成功。以后我设计过化肥厂，合成塔内压力三百二十公斤，于是想起“玛瑙”。把氮和氢合成氨，再撒在地上长庄稼多麻烦，既然氮和氢能合成，那么二氧化碳和水将来也一定能合成。
　　大家时兴做万用表、攒半导体。连语文老师黄庆发都下场装了个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着得意。做万用表，离不开波段开关和表头。我虽毫不入门，也跟着他们凑热闹。高二（五）班高光宇又拉提琴，又攒电视，但给他介绍女友时，这些特长好像还提不上。
　　我们常去高三（四）班陆天育家。文革前，他在北海少年科技馆无线电组，他弟弟在少年宫车工组，哥儿俩动手能力极强，我们玩的相机、气枪、唱机、收音机、乐器几乎都是委托店的便宜货，时不时得送到他家修理。陆家有各种小机器：洗相片的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机；弄来个轧面机，配上齿轮，哥儿俩轮流上阵还轧出面条来。连自行车座都是自制的，比摩托车座还舒服。陆天育在朝阳门专买旧货的小市看中块电流表，顺手牵羊时被发现了，扭送派出所，警察哭笑不得：“拿什么不好，拿这破玩意儿。走！”
　　陆天育住东城，街面高过院子，进院下台阶，家小，仅一间。他母亲是河北北京中学的英语老师，见我们来总是很高兴。那年头儿，人们去干校下乡，家具电器半卖半送处理掉。那天伯母碰上架小尺寸钢琴。他们那间小屋并排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而这琴长度窄，刚好塞在两床中间。她兴奋地比画着，琴凳转过来，两头接上椅子就能睡在上面，用不着俩孩子挤一张床了。可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我们都没问过。大家嘻嘻哈哈拆卸气枪，伯母坐在一旁默默看着，脸上浮出微笑，一种隐忍的微笑。
　　我们常到各家委托店“淘宝”，东单的那家叫三洋，西单路南的叫中昌，护国寺的叫益民，隆福寺那家是委托店第三门市部，索性叫“当三门”。黄其煦亲眼所见，有人只花了三百块就从东单委托店，前呼后拥推走一架三角钢琴。
　　留在北京，相当于驻京留守人员，尤其冬天，接待任务繁忙。一到农闲，插队的同学云集北京，开春再带足挂面和酱油膏回乡下。而军垦的同学每两年才能回京探亲，每次也只有十二天假，远不如插队自在。同学相聚，嘻嘻哈哈，争先恐后说话，我不禁诧异，看来插队生活挺有意思的。一个插队的同学回答：“有意思？一年里有意思的事一个钟头都跟你说了！”
　　一九六九年底，以高二（二）班同学为主，在四中教室追悼张育海，我家离得近，用自行车搬去电子管收音机，接上唱机怎么都不响，十分狼狈。没有灵堂，没有鲜花，由蒋效愚和任志主持，最后大家低沉地合唱阿尔巴尼亚的《献给游击队的战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和你生活战斗在一起，唱起战歌冲锋杀敌，我们的歌声就是武器，唱起那游击队之歌，就想起你啊亲爱的战友，在暴风雨中唱一首歌曲，献给你啊亲爱的兄弟！”这是一首大家喜爱的歌，谁想到竟成了悼亡曲。

八
　　音乐是文革中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同学们私下流传唱片，自学乐器，早就突破了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最流行的是《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歌曲集，简谱袖珍本，被大家奉为经典。第一首是国际歌。依照《外国名歌二百首》，史康成咿咿呀呀地学唱，一板一眼，比如印度的电影插曲《拉兹之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学唱此歌的过程想必很痛苦，切分、符点、连线、装饰音俱全，有的音符下画三道横线，还有可怕的升降号。
　　史康成的音准，赵振开的小钢声，郎放的纯正音色，还有徐金波和刘志鹏的假高音（被戏称“鸡婆”）。我不唱歌——走调，别人走调听得出来，自己走调却浑然不知。是张育海救我于水火之中。有一天，他带黄其煦来找我，育海胳肢窝下夹着提琴盒，黄其煦规规矩矩提着黑管盒。黄其煦现身说法，指出吹笛子的害处及改吹黑管的好处。还告诉我个秘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北京管乐器厂出了不少处理品，新的黑管才二十八块。于是我改学吹黑管。哥们儿中吹黑管的还有杨百朋。
　　在学校混过政治学习，结伴而行，到某人家听唱片去。骑车到叶林宗家，两个弟弟叶林江和叶林辉，都上四中，其父是师大教授，文革中改住筒子楼，楼道堆满杂物，不侧身过不去。叶林宗捧出唱片，七十八转，《天鹅湖》的“拿波里舞曲”最吸引人，那小号清澈流畅，听了一遍又一遍，如醉如痴。
　　叶林辉很活跃，他和孙沛蹭火车去广州玩，事先配好列车员用的三角钥匙，回程时钻进火车厕所的阁楼，睡到终点没下车，在车库被发现，一顿臭揍。一起听唱片时，他脸上还带着伤。
　　文艺宣传队出了不少人才，高一（四）班小提琴手刘克希，先分到六建，后考上中央广播文工团。高二（二）班赵颐庚拉手风琴近乎痴迷，不知疲倦地练习指法，一个指头动时另几个指头闲着，左手和右手配合得像两个杂技演员，甚妙。有一次在东单委托商店见到牟志京，他在等着买一台意大利手风琴，在身上不停地做分指练习，好像在寻找穴位。那天，北边柜台地上立着一架电子琴，上面用红漆写着“马国光”的繁体字。马国光受迫害，前不久被抓，他的琴竟流落此处。
　　我手上有不少唱片，都是四处“淘”来的，更多的是赵振开家劫后余生的。除了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四十五转、三十三转密纹的。七十八转多是古典，密纹的往往比较新。史康成父母有文化，他家的唱片有陈刚、何占豪的提琴曲《烈士日记》和《红旗颂》。振开从中央乐团的姑父那儿，借来一张帕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三十三转密纹唱片，我们如获至宝。另一个圈子干部子女也有这么一张，后来丢了，认定是史康成偷走（有人听说他家有），于是打上门来，被警察拘留，写了检查才放人。
　　像我这种不下乡且交往杂的人，早就被四中和街道盯上了，尤其我夜里开红灯冲洗胶卷照片，被当成从事特务活动。一天下午，先是街道积极分子敲门查卫生，紧接着警察就冲进来，把抽屉柜子翻了个遍。抽屉里有个大牛皮纸公文信封，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字样，警察眼睛都亮了，可惜不是军事机密，而是一张人腿骨的X光片。警察宣布没收全部唱片。我拿出《烈士日记》求情，警察怒喝道：少废话！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唱片，把我押送到厂桥派出所。审讯者有“片儿警”也有西城分局的。问不出所以然，最后要我写检查。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校事先知情。第二天我回校汇报，分配组黄立环老师脱口而出：“他们已经去了？真快。”

九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没辙，我和母亲拉着手，来到学校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她一路安慰我，只要妈还有工资，一定会支援你。内蒙古兵团负责招工的头头儿，拖长声调打官腔：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走，愿不愿去啊？“不愿意”，我坦言道。他一下愣住了：你不愿意，我们还不愿收你呢！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第一天上班怕迟到，进了厂门猛跑，被工人师傅拽回来。原来厂门口立着毛主席画像，必须先鞠躬，敬祝万寿无疆。仓库也按军事编制，开工前对着仓库里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轧钢某连某排向您请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在说给毛主席的同时，我们也就听见了。晚上下班时“晚汇报”，表扬谁批评谁都是冲着毛主席说的。
　　一旦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工人们当晚就得赶到工厂，连夜敲锣打鼓上街庆贺，我们没跟着去。第二天“早请示”，每个人背诵最新指示，轮到我们四中同学，张口结舌。
　　第二次是到朝阳区汽缸垫厂干活。工序很简单，两层铜箔夹着石棉，下片套上片，用木槌砸扁就成。这是个典型的街道工厂，一个小院三间平房，远比不上“三轧钢”，人家号称产业工人，毛主席还送了芒果，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而这里静悄悄的，只有女工们聊天，家长里短。
　　最后一次是发配到北京灯泡厂，佟玉馥老师负责，带队是高（六）班吴泽林，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六九届“泡”下来不走的孩子们。北京灯泡厂在关东店，满街的京字牌灯泡就出自这里。有个吹高压汞灯泡车间，大火喷燃，师傅手持一人多高的金属管，蘸上玻璃熔料，对着火边吹边转，像吹泡泡糖，再放在模子里边转边吹，最后成型。师傅们不停行走，交错站位，数根金属管一边旋转一边随着身体摆动，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白炽灯车间最壮观，每条生产线都有几十米长，灯头密密排列，很像纺织厂。排列的灯头在火焰中旋转，远远看去是一排排火球，再加煤气、压缩空气和氧气发出啸声，令人震惊。
　　我和几个六九届的孩子被分到设备维修车间，我当上了管工，很得意。第一课就是锯管子，从六分、一英才开始，张师傅示范，上锯条，拧紧，两三下就把钢管锯开。我刚上手锯条就断了，张师傅说：“再来！”在他充满信任的目光下，我拉开弓箭步，把身体重量转移在锯上，双手前后移动划出弧线，终于成功了。接着学套扣，就是在管口套上螺纹。再往下是缠麻刀、抹油灰、接管子。我学得用心，张师傅对我很满意，连接煤气管这样的活也放手让我干。有时，我爬到大车间房顶维修，四下张望，黄色是氮气，蓝色是氧气，红色是煤气，还有压缩空气和惰性气体，各种颜色的巨龙般粗管子到处延伸，加上火球飞舞的绵延不绝的灯泡生产线，蔚为壮观。手上是沉甸甸的管钳，不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很久很久没这么痛快舒畅了。
　　好景不长，我惹了麻烦。有一天学《毛选》，有几个六九届的孩子打瞌睡，我替他们辩护了两句，说管工在户外干活儿冷，进屋暖和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结果被汇报到学校，上纲上线说我扬言学《毛选》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还有一次闯祸与波兰有关。瓦文萨闹罢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意是苏联坦克压不垮波兰人民，我就顺着为波兰人民说了两句，又犯大忌。批判会在维修车间举行，带队的同学立场坚定，佟玉馥老师也来参加，工人师傅们坐在另一边观看。学生逐一发言，我曾为之打抱不平的男孩是贫民子弟，为人仗义，死活就是不发言。我越是解释，就有越多的质问，而沉默又是对抗。只见张师傅突然起身，走向锻床，用大钳子夹住烧红的生铁，用气锤狂打，伴着一声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大声吼道：“干活了，干活了……”

十
　　张幼声的母亲在新华社工作，总能带点内部材料与大家分享。那阵子党中央开“九大”，严格保密，张幼声居然搞到会议抄件。比如中央委员会选举，江青缺了几票，引起我们的极度兴奋。更甭提选政治局，由周总理主持，统一计票时，总理问：这张选票是谁的？是空白票！后面一人慌忙举手站起来，“是我的，我弄错了”。于是补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自然是全票。这材料传到工宣队手上，追查到我这里。我信口开河，那时碰上追查“反革命谣言”，就说要么公共汽车上听的，要么厕所蹲坑听的，信口胡编。工宣队追查了一阵不得要领，就捂住不敢再追了，这事太邪乎，弄不好自身难保。
　　四中经常组织“老泡”们学习，没固定地点，有时在教研室，有时端小凳坐在院子里。交流病情，议论时事。老初二的刘学煌见多识广，他知道NBA，说那球打得像杂技，过半场一扔球准进。高二（五）班王伟擅长丹青，在生物实验室随便画两笔，就是虾米，一抹一挑，青蛙跃然纸上。
　　李宝臣是个人物，祖上是清朝提督，人家不说满族，在那时代坦然说“在旗”。宝臣潜心清史，为了研究清朝宫廷礼仪，热衷于参加“首都革命人民砸烂旧颐和园联络站”的活动。他常坐十二路郊区车去颐和园。蹭车的都知道，到终点站查票最难办，不像中途，临关车门皮夹一晃跳下，心理压力最小。有一次，售票员一路喊着“查票”过来，宝臣纹丝不动，“你的票呢？”“月票”，他坦然答道。“拿出来。”宝臣掏出皮夹给她看，“打开！”售票员失去耐心。宝臣沉着地打开皮夹，里面是个购货本，其实根本没有月票，可还没等抬头，售票员已经走远了。那年头儿，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容龄公主还在世，门前冷落车马稀，家人都唯恐躲之不及，宝臣却上门嘘寒问暖。老人作古后，宝臣的脑袋也就成了孤本。
　　一日，听说李宝臣和分配组长罗炳康顶嘴，互相揪着脖领子找工宣队评理去了。我赶紧跑到教研组小院东边的工宣队办公室门口观望。少顷，宝臣出来，气定神闲地说：“我不吃亏，国家给他发工资，让他管学生，管不了还找工宣队，无能，干吗吃的？！”他补充道：“我没揪他脖领子，我从不干这等事儿……不怕，到时候他还得给我分工作，气死他！”
　　这事真还让宝臣说中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北京四中紧急召集我们开会，在大阶梯教室。果然出了大事：美国派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做准备。首先要铲除所有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一条就是安置我等闲杂人员。
　　我们的命运和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连在一起。真快，一个月后，韦振邦、徐宝平、沈龙飞、王焱和我被分到西城碳素厂（又称“展览路电碳厂”），史康成、张幼声去了拔丝厂。最后只剩下住宿舍的老初三的王文光。他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艰难，坚持练小提琴，自强不息。我们走了，他的分配还没着落。行前去告别，我说，“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以后我可就不是四中人了，可别不认识我这烧火工啊。他强忍眼泪，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离开宿舍，身后传来王文光的提琴声，那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主题曲，乐曲起伏激越，应和着我们的迷惘与惆怅。头上阴霾聚散，忽明忽暗，回望那进出六年的校门，显得分外肃穆，古色苍然。
　　别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别了，北京四中。

　　本文选自《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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