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名岗：山西文革简述

fuqiangqiang

一、概述
山西在地理上距北京很近，但历史上却是搞割据和独立王国的好地方，盖因为山多的缘故。山西的人文地理构成山西文革的特点。
距离北京近，能够使山西直接收到中央的指示和北京文革的影响。
山多，一是使得山西干部派系的山头特别多，山西本省就有抗战时期形成的四个战略区（晋冀鲁豫的太行、太岳区，晋察冀区及晋绥区）的干部，还有外来干部和军队，至少有六股势力在山西文革舞台上进行表演；二是山区信息闭塞，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山大王的意识强，并有悠久的革命割据传统，容易形成各自独立王国。
这些特点造成了山西文革开始早、结束晚，武斗时间长而激烈的现象。
山西文革概括为四个阶段，可分别以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来标记，这就是卫恒、刘格平、谢振华、王谦时期，而陈永贵贯穿其中。
卫恒时期是文革的发起阶段，大约从1966年6月到12月。卫恒系1965年新任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太岳派干部，与在太岳工作过的安子文、薄一波等关系密切；
刘格平时期是文革群众运动阶段，大约从1967年1月到1969年8月。刘格平，回族，曾任国家民委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等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地方民族主义问题，被贬到山西省任副省长。由于曾在山东渤海区工作，与康生有一定关系。夺权后任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
谢振华时期是“反文革”（“复辟”）阶段，大约从1969年8月到1974年中。谢振华曾任21军军长，69军副军长。出身红三军团，华东野战军。1970年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王谦时期是文革后期和清查阶段，大约从1974年中到1979年。王谦系文革前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太行派干部。1975年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和大寨在山西文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时左右着各派势力的消长和局面的优劣。陈永贵以劳模和造反派两种身份贯穿了后三个阶段。
这些阶段既反映了全国的大形势，也体现了山西自身的特点。
二、卫恒时期
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以后，天下未乱晋先乱。
1、文革从省委内部开始
5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之时，华北局随即召开了由华北各省省委常委以上人员参加的华北局扩大会议，意图按中央批彭真的办法，在华北局找出批判对象来。会议从5月一直开到7月，收获颇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还有天津（当时还不是直辖市）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都受到揭发批判，不久即被撤销职务，加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揪出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华北局省市中有四个被反党集团所掌握。显然，山西省的领导们受到了特殊“照顾”。当时各中央局都在开会，华北局是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中央局，可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紧跟中央的心情之迫切！
李雪峰抗战时期曾在山西工作，参与和领导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山西省委的领导大多是其老部下，也是其在华北局的基本力量。但山西省委常委也非“铁板一块”，外来干部袁振在会上猛烈炮轰了山西省委。
袁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原为鞍钢党委第一书记、经理，著名的《鞍钢宪法》出自其手，1964年为加强山西省的工业领导调至山西。袁振其人很有政治敏感性，抓住省委的弱点猛烈炮轰，要治省委于死地。其意见有三条：一是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翻版，必须收回；二是山西省委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布置不力，用发放马列著作冲击学习毛泽东著作；三是山西省委按陆定一的旨意支持出版宣扬明清封建大儒傅山的《傅山画集》，并且请“三家村”头目邓拓撰写前言。袁振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傅山展览的三十多位官员、学者、专家名单，并对他们予以批判。应该说袁振首先拉开了山西文革的序幕。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也对袁振的发言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指责袁振“诬陷省委”，是“野心家”、“伸手派”。袁振没有顶住华北局会议对他的严厉批判，在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
1966年7月18日，山西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着重指出：“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此报告显然表明了省委对“袁振集团”穷追猛打的坚决态度，与文革的主流大相径庭。
也是7月18日，太原市委在新建路市府礼堂召开了同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袁振在动员报告中声称“太原市还有些重大问题没有揭发出来，我的问题就没有揭发出来。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我的问题是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出来的”；“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的检查是被迫的，但这次检查的态度却是“诚恳”的，有“向我开炮”和“永不翻案”的意思。可以说袁振进得快，也退得快，反映了其性格的二重性。
另外，袁振还写了自我检讨的大字报，号召市委干部揭批自己的问题，在大字报的结尾，他还号召揭批与他有同样错误思想的其他四位市领导，即市长李学敏、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胡亦仁、市委宣传部长彭少林。就这样，袁振把其他四位市领导硬拉进了他的“五人反党集团”，无辜受到群众的批判。其他四位市领导并没有“反党”，所以对袁振的做法很不满意。后来的接任袁振市委第一书记贾俊还专门代表省委与胡亦仁、李学敏谈话说，省委并不认为他们与袁振一起反党，他们的情绪才有所平息，但其他四位市领导与袁振的矛盾的种子已经种下。
其实，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从当时的观点分析，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的动员报告、他的自我批判却脱离了文革的大方向，使市委、市人委的干部思想产生了极大混乱。会后，按省委的部署，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袁振遂被免职，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由贾俊代理。
山西省委的另一个动作则是完全主动的。在华北局会议上，山西省委摆出了积极搞文革的架势，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王中青系太岳干部，性格耿直、敢说真话，又有些才华，他成为山西的“邓拓”有一定的必然性。强加给王中青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强加给赵树理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等；给李束为强加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撤销其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的职务。王、赵、李俨然成为了山西的“三家村”。
2、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崛起
1966年6月1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把北京公社宣言（即毛泽东所说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传播到太原时，各大中学校立时就沸腾起来，爆发了大字报的高潮。
值得一提是6月6日，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当时省政府的名称）古式牌楼门口旁边的西墙上，贴出了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现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革命造反派（即后来的冶校东方红公社）炮轰山西省委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该大字报要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这是山西省第一张炮轰省委的大字报，对于山西省委来说，这张大字报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省委把这张大字报的出现看作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派人拍照存档并把大字报刮掉，消除影响。
山西省委确实与北京市委一样，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采取了与北京市委一样的办法和措施来应付即将（或已经）到来的这场风暴。
6月上旬，山西省委指示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或联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
6月10日，卫恒又从北京打电话回省，指示各校成立大字报编委会以控制大字报的内容。
7月2日，卫恒指示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要摸一摸各类人，包括教授、讲师、各级领导干部、高中以上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的思想动向、重点问题，要把问题多的单位的底子搞清楚，要排排队。”对于领导干部中“有的同志有问题，历史地看还是好的。要及时提醒，使他们有个精神准备。”对于贴大字报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捣乱的，情况异常复杂。”
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达卫恒指示时，要求在大中学校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限令“抓紧时间完成”。一时间，不但许多贴大字报的教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许多平时被看作“落后”、“不听话”及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当时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一之多）。
8月8日，《十六条》发布后，各校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逐步开始形成，当时比较著名有：
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李青山）、太原工学院瑞金战斗队（负责人宋捷）、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李大纲）、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段立生）、太原五中井冈山战斗队（负责人刘灏）、太原六中32111战斗队（负责人李金渭）、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负责人田仿余）、冶校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苏全仁）等
8月13日，太原重机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到省委提出给“划为右派的师生平反、罢相关院领导官”等八项要求，希望省委给予重院造反派以支持。应该说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找省委解决问题，还是信任省委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粗暴地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指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窦凯组织了许多机关干部，对重院学生进行围攻推搡。之后，还把革命造反小组的学生扣押到晚上才放回。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八一三”事件。
9月初某日下午，太原工学院学生赵日昌、宋捷，太原五中学生刘灏等几十人，冲击了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批判袁振大会，接着到省委找第一书记卫恒就袁振等问题辩论到晚上十一点多。
9月10日，在造反派的支持下，袁振贴出了题为《我的自辩书》的大字报为自己翻案。
9月11日，太原第五中学高三学生刘灏贴出了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多少年后，刘灏承认，这张大字报得到袁振同志的指导。刘灏作为一个中学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省委的内幕，由于他与袁振的儿子是同学，其行动得到了袁振的“指导”。
9月间，各校学生造反派在两个问题上与省委发生了对峙。
一个是批判资反路线，要求给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平反，并交出黑材料；
另一个是袁振问题，造反派学生认为，袁振在华北局会议的观点是正确的，批袁振是“干扰斗争大方向”，必须予以平反。
在省委方面，实际上早开始筹集自己的御林军。
8月20日，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呼“8.18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在大会上成立了跨校的红五类组成的山西红卫兵团。以后没几天又仿效北京成立了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类似北京的“西纠”、“东纠”和“海纠”）。这些组织成为了省委的御林军。红卫兵的总领袖是山大历史系学生刘普德。
另一支御林军劲旅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于1966年10月份，工联的领袖张志安是山西机床厂的一名年轻工人，也是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
面对对立面的联合，造反派也实现自己的联合。10月至11月之间省城太原基本上形成了四大造反派组织。
10月2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由太工红旗牵头，太工永红、 党校东方红,、太院机械学院红旗,、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山西农学院火炬、冶校东方红、太原十中七一等发起，成立了以大专院校为主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总勤务员为太工红旗的杨保明。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批资反路线。
10月26日，在省第一招待所由太原五中井冈山牵头，六中32111、七中115师、十二中红旗、太工瑞金等发起，成立了以中学生为主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司令为太原五中井冈山的刘灏。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为袁振平反。
10月至11月，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成立，这是一支冶金部第十三建设公司（简称十三冶）和太原钢铁公司工人为主的队伍。总指挥为十三冶的青年焊工杨承孝。
11月8日，山西当时最大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成立，该组织主要由太原市的大型企业如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纺织厂、太原化工厂、化工部建工局第二建设公司等的革命造反派组成，其领袖是太重的工人张建国、李宝顺。随后，工人兵团在山西各地县发展了下属组织，如工人兵团的大同军团、长治军团、忻县军团、中条山军团及介休军团等。在其全盛时期号称有五十多万人。
到1966年底，山西省委与造反派的对抗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演员已经化妆，背景已经布好，道具已经齐备，灯光已经打出，帷幕已经拉开，观众已经坐满，这场“革命”的大剧想不演都不行了！！！
三、刘格平时期
刘格平时期是革命的时期，动荡的时期。两派群众在各自导演的指挥下，从文斗到武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革高潮。刘格平时期是从一月革命开始的。
1、一月革命风暴
一月革命风暴的爆发点是在上海，第一个省级夺权点却在山西。
1966年12月下旬的太原政局处于一种诡异的权力真空状态。
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从11月开始多次被兵团、决死纵队、红联站、工人兵团等组织，挟持到太原五一广场辩论、批斗，到1967年1月初，家属全部被省委大院居住，自己则避难在太原南郊一座省直的仓库里，只有听候批斗的份了。
省委机关已经被造反派进驻，几位外来的副省级领导和市级领导如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主动邀请造反派进驻其家保护，显然省委发生了分裂。
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王力反思录》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说的：
山西，毛主席很重视，因为山西是老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晋冀鲁豫，中央大量干部是晋冀鲁豫的，晋冀鲁豫以山西为中心。邓小平暂时成为被打倒对象，而山西是邓小平的基地。十二月份，薄一波已被打倒，毛主席、总理都说薄一波手伸得长，他们在山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时已经宣布安子文是反党分子，安子文与山西的关系很密切。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是安子文同志培养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很早就决定请刘格平到北京来。毛主席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同他讲过刘格平的好话，刘格平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狱，出狱时刘格平没有签字，没有发表反共启事，他宁可坐满刑期也没签字。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执行。”
《王力反思录》在山西问题的结尾时说：
当时山西毛主席要刘格平回去，还有一个条件，山西出了个张日清，是山西军区第二政委，他支持造反派，受到攻击。
当时山西的情况具备了夺权的条件，这是中央之所以首选山西夺权的原因。这个条件是已经确定卫恒是敌人，刘格平是自己人，并有军队的支持。
    卫恒是敌人，因为他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茄）线上的人；刘格平是自己人，因为他是当年北平军人反省院唯一没有签自首书出狱的人，是利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打击刘少奇的活证据。因之，中央选择了刘格平，刘格平也选择了中央，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巧合。
1966年１１月２３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10日，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９个常委中，只有他１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
刘格平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１９２３年加入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 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陈守中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朱卫华，省委常委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遂于１月８日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
据刘贯一在《关于刘格平１９６７年１月６、７日开会的情况》（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１日）中回忆：
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
据陈守中在《张日清和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关系》（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２日）中说：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1967年1月9日，刘格平、刘贯一正式亮相，公开树起反旗，在省委、省人委门口和五一广场贴出了反省委的第一张省级干部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请》，矛头直指卫恒和王谦，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们与彭、薄、安、陶这条“黑线”连了起来。大字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
1月10日，刘格平、刘贯一（新四军出身，曾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因右倾言论，1964年被贬山西任副省长）、袁振、何英才（山西省政协）、陈守中等五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出现在省委、省人委门口（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并打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北京赴晋串联点火的学生造反派都表态支持五人大字报。
另一方面，刘格平在积极与各大造反派组织联系，组织夺权的基本队伍。四大组织中的三大组织兵团、决死纵队、工人兵团表示愿意予以支持。另外，山大八八红旗，首都红卫兵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由首都三司成员组成）及北航、北农机等校串联学生也表示支持。
但刘格平寻找红联站及其骨干组织太工红旗时遭到了拒绝。太工红旗的大五学生左右了太工红旗的红联站的走向。他们自诩为山西第一造反派，夺权应该由他们领导。他们对刘格平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刘“亮相”不够。实际上，他们在认识上也有保守的成分，认为省委是一个“资反路线”问题，不是“走资派”的问题，一直在等待中央夺权的号令。
在红联站还在摆谱的时候，1月12日晚，刘格平在其住宅召集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陈守中夫人，原左权夫人，时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何英才等干部，决死纵队、兵团、工人兵团、赴晋大队、山大八八红旗等组织的负责人或联络员，商量重要行动，后来张日清（55年少将，山西省军区政委）也到场。当时刘格平住宅周围由解放军把守，住宅内由山大八八红旗体育系的学生保护，可谓戒备森严。
会议由刘贯一主持。刘格平首先发言。在发言中刘格平传达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央精神，重申了五人大字报的观点。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张日清也在会上讲，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为总指挥，朱永庚、宋捷、张建国为副总指挥。随后，有人开始召集队伍，有人开始汇报领导。山大八八红旗的负责人李大纲、侯光天等得到驻省委负责人方培泉的汇报后，决定不参加夺权，撤出了队伍。当晚参加夺权的主要有决死纵队、工人兵团的工人和赴晋大队、兵团十二中红旗的学生。
13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起草第一号《通告》，邀请参加单位。
刘格平再次邀请红联站参加总指挥部，并许诺第一副总指挥位置，再次被红联站拒绝。红联站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允许下属组织参加总指挥部。
工人兵团虽然参加了夺权，但在夺权宣布退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他们认为领导干部在夺权前“亮相”不够，总指挥部混进不少保守组织，也于1月13日宣布退出山西至此，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造反组织和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山西最有影响的两个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组织都与刘格平和总指挥部结下了不解之怨。
在革命的另一端，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也在商量如何应对夺权问题。他们立即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在会上批斗了卫王王等山西省委领导。会后联动的队伍进行了大游行。这次大会被总指挥部和红联站、工人兵团等造反派看作是“假批判真保皇”的大会。但是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给予了报道，并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下午，太工红旗发布《告全省人民书》（俗称“一告”）反对夺权，认为：是否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只能由中央决定,中央任命,群众参加,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一告》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
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１０００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
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称“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签署《通告》有二十五个组织，其中有决死纵队、兵团等社会大组织，也有几十人的小组织。拒绝参加的红联站有两个下属组织（太工永红和捕猎大队）参加了夺权并签署了《通告》。
之后几天，三方，即夺权方、观望方（主要是红联站）、反夺权方（太工红旗、工人兵团和其对立面联动）开始了焦急等待和行动。红联站和联动都派人赴京汇报山西的情况，刘格平则力争拉拢包括红联站在内的各大组织。而太工红旗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二告”），至20日又连续发表《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继续深化论述《一告》的观点，对刘格平等人提出怀疑。
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及《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表明中央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和鼓励。
1月26日  山西省军区和２１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同日，工人兵团及下属组织太原纺织厂红卫兵因炮打关锋被打成“反动组织”，负责人张建国（太原重型机器厂工人，工人兵团总指挥）、李宝顺（太重工人，副总指挥）、张锦绣（副总指挥，太纺红卫兵负责人）等一百多人被军队抓捕。
保皇组织工人联合会和红卫兵团的负责人张志安、刘普德也被抓捕。
1月28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陈守中担任革委会主任。当时毛主席还未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堪称是“全国第一革”。
到1月底，各地市也纷纷夺权完毕，其中忻县、晋中、晋东南为核心小组或军分区策划的夺权。而晋南及大同是群众组织自行夺得权，后来出现了反复。
1月底，第一书记卫恒在决死纵队关押中去世。其他省委主要领导王谦、王大任等后被关进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的大牢。
2月份，总指挥部一下子成了香饽饽。红联站为加入总指挥部进行内部整风，并开除了红联站的发起单位太工红旗。
２月23日  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名单共９人。分工是：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忻县地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守中、胡炜（驻晋部队21军军长）、陈永贵、刘志兰。
26日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替代公检法，由张日清任主任。
３月１２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开幕。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谢振华（69军副军长）、焦国鼐（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陈永贵任副主任。革委会共有245名委员，27名常委。群众组织的常委只有四名，分别是杨承孝（决死纵队总指挥）、吴春久（太原市委市委红旗负责人）、宋捷（兵团副司令、太工瑞金负责人）及段立生（红联站负责人、党校东方红总勤务员）。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山西的“三结合”的夺权为后来“三结合”革委会趟出了一条道路。其实一开始中央并未明确指示怎样夺权，只是说“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抓起来”，由此产生全国第一个省级核心小组，成为夺权的实际领导机构。这个小组由很高级的革命干部（一个三级、一个五级、一个六级、一个八级）组成，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而张日清由此成为全国“支左的一面旗”。
2、从文斗到武斗
四一四：红色政权的分裂
夺权后，尤其是革委会成立后，由于权力分配和对形势的看法不同，红色政权开始分裂。
刘格平生于1904年，张日清生于1916年，张日清显然年富力强。刘格平也许是年事已高，也许是能力不足，不太多管事。核心小组的具体事务多由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负责，这样一来，张日清实际上掌握了三大权力，即党权（行政权）、军权（支左权）及司法权。
袁振原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也算一方诸侯。夺权后陈守中成为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委主任。袁振在省革委负责抓工业，地位变化不大，也不一定太满意。
在对形势的看法上，张日清、刘贯一认为，夺权以后文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应该进入斗批改阶段了。3月26日，刘贯一在太原湖滨会堂作报告时指出，山西的文革已进入斗批改阶段，拟在三个月内完成斗批改，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的生日献礼。而刘格平、袁振认为文革远未结束，还需要深挖旧省委的黑二三线。
由此，核心小组内刘格平、袁振、徐志远成为一派，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成为一派，形成了山西文革军地干部对立的雏形。为了解决核心小组内部的矛盾，中央在4月上旬召集核心小组主要成员到北京开会，会上批评了张日清、刘贯一等人。
刘格平觉得时机已到，在北京打电话给其夫人丁磊，通报了北京四月会议的情况，授意丁磊组织队伍对对方发动第一波攻击。
1967年4月14日晚，一夜间太原的主要街道贴满了“万炮齐轰刘志兰”。标语的内容出奇的一致：如“炮轰刘志兰”、“刘志兰是山西的谭震林”、“刘志兰是埋在山西核心小组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显然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电业系统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省歌舞团11.28等组织参加了这一行动。
刘格平、丁磊之所以选择刘志兰作为突破口，是因为刘志兰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刘志兰的左权夫人，与彭德怀、浦安修关系密切，左权与刘志兰之女在刘志兰再婚后，成为彭德怀养女；二是刘志兰在3月间曾派人到天津炮轰李雪峰，被关锋在四月会议上批评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另外首先炮轰刘志兰或许还有丁磊的女人的嫉妒心。
1967年4月27日，丁磊组织的“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成立并发表宣言，发起组织有34个，其中有参加夺权的太机四野、电业兵团、省级机关的东风兵团及原红联站太工永红等组织，总指挥为电业兵团的郝廷云。红总站是一个很大的跨行业组织，红联站攻击红总站是“以同意炮轰刘志兰为条件，而大量收罗保守组织”。红总站的成立使刘格平、丁磊有了自己的御林军，不用再看决死纵队或兵团的脸色行事了。
之后，红总站、兵团及决死纵队把炮火延伸至陈守中、刘贯一，成为“炮轰刘陈刘”，而红联站再次选择了与刘格平对立的立场。4月下旬红联站采取了反击的行动，在太原市的主要街道贴出了“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标语，矛头指向了刘格平夫人丁磊。与红联站站在同一战壕的是由陈守中组建的工人组织“市工代会（筹）”（即太原市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要骨干是在一月革命风暴中被镇压的工人兵团的下属组织）。至此山西两大派终于形成，实际上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对立。曾经的老造反派红联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保守的道路。
另外，由晋中军分区支持夺权的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4月下旬开始炮轰晋中核心小组的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任王张是四清时被整的干部，当时任井夫是平遥县委书记，王振国是晋中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是文水县委书记，1964年10月被晋中地委打成反党集团，俗称“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一月革命后作为被旧省委迫害的干部，被刘格平派往晋中执政，与军分区领导和晋中总司产生矛盾。由于张怀英任昔阳县委书记时，曽帮助陈永贵瞒产，且陈永贵也算是“十月事件的受害者”，由此影响极大的陈永贵终于站在了刘格平一边。
文斗最高潮：《论“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从太工红旗被迫离开红联站后，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开始挑起红联站的大梁，替代太工红旗担负起红联站的领头作用。党校东方红是一个人才云集的地方，既有理论家，又有秀才，故而他们计划采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方式，九论“‘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5月6日，党校东方红发表第一论，即《“四一四”事件是一个政治大阴谋》。太原五一广场成为了一个非常热烈的场所，聚集了大量的群众，倾听党校东方红宣传车上的播音员慷慨激昂地播送《“四一四”事件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广播。《一论》的主要论点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炮轰刘志兰，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正如有的革命领导干部说：我们山西批判刘、邓的大方向，几乎奄奄一息”
5月18日，党校东方红发表了《“四一四”事件的要害是篡权——再论“四一四”事件是一个政治大阴谋》，即《二论》。这篇文章深化了《一论》的观点，说炮轰刘陈刘是“对张日清同志采取先孤立后打倒的办法”。
6月1日，党校东方红发表了《究竟谁在反夺权——三论“四一四”事件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文章对红联站未参加“一·一二”夺权进行了巧言辩护，说“没有参加‘一·一二’夺权的组织不一定不是革命组织，如太纺红卫队、大寨红卫兵；参加了‘一·一二’夺权的组织不一定是革命组织，如山西反修兵团、山西农民造反兵团（这两个组织在“一·一二”夺权时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分别排名第22和第24位，后不知为何被摧垮和取缔）”。
6月15日党校东方红发表了《横扫以杨承孝为代表的牛鬼蛇神——四论“四一四”事件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攻击了杨承孝的“反动”出身及“反军”、组织和指挥打、砸、抢的“罪行”。
拙口笨舌的工人阶级和中学生讲理讲不过理论家们，只好采取动拳头的方法。6月20日，兵团六中32111、五中井冈山及决死纵队袭击了党校东方红，对党校办公楼、学生宿舍进行了打砸，并抓走了副校长葛莱及正好在党校的原红联站总勤务员、太工红旗（此时太工红旗已回归红联站）的杨保明。同日，红联站为了救杨保明，组织十五中红旗、十中七一等中学生组织，由太工红旗配合，突袭了太原副食大楼决死纵队某部，抓走杨承孝为人质，并扬言要交付专政委员会审判。后来杨保明自行逃走，杨承孝被释放。
6月下旬，红总站、兵团、决死纵队开始炮轰张日清，开始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
后来党校东方红又发表了《五论》、《六论》，但在武斗的阴云下作用明显下降，当准备《七论》的时候，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群众组织的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参会人员和会议资料上了。
七月会议
从1967年7月4日到8月5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山西省委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32天。会议由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有关人员、山西省委核心小组成员、相关军队人员、红总司（山西从来没出现过的组织，可能是由红总站、兵团、决死纵队为参加会议临时组成的组织，名称是“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代表60余人、红联站代表60余人、晋中核心小组人员及晋中群众组织代表。七月会议的大、中、小会有几十次，小会是中央文革有关人员与核心小组人员内部会议，中型会议是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大型会议有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重要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在小、中型会上已经解决，大型会议只是形式上让各组织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其中中型会议约有十一次，大型会议有五次。在会上，张日清、兰敏（专政委员会副主任）、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崔冰（晋中军分区政委）等人受到严厉批判。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67﹞263号文，转发了8月6日形成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有：              
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
“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张日清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双方八月三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应共同遵守执行，要停止打内战，要停止武斗，要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
  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群众组织。
    热兵器之前的武斗
七月会议之后，形势发生了陡然变化。张日清等军区领导被批斗，支左权由刘格平接管（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由于晋中军分区在会议上受到批判，晋中各县武装部普遍被打砸，部长、政委被批斗。本来七月会议是制止武斗，没想到大家都把毛主席及中央的话当作耳旁风。矛盾比较集中的太原、晋中、晋南、晋东南酝酿大规模武斗。
其实未等七月会议开完，红总站、决死纵队、兵团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剿灭”对方的战斗。
1967年7月26 日，第一场有长矛和抛石为武器的大型武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展开。
太原重型机器厂是国家的特大型企业之一，在太原市是排在太钢、西山矿务局之后的第三大企业，有一万多职工。重机厂很早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太重红旗，一派是太重东野（东风野战军），东野的前身是工人联合会的八一军团，自然是刘格平的对头
太重红旗和太重东野各占据一座楼，焊上钢门铁窗作为据点。随着拥刘派在七月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太重红旗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端掉太重东野的据点。太重红旗在平时武斗时就打不过东野，所以自觉力量不够，于是就联络了武斗最厉害的决死纵队、矿山烈火等组织数千人，于7月26日包围了东野大楼。
在发动宣传攻势无效后，决死纵队作为先锋，开始了进攻。不料，东野大楼中突出了由南京军区某侦察营集体退役的东野九九支队，展开反攻。决死纵队的武斗队员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双方一接战，决死纵队就败下阵来，出现了几百人追逐几千人的场面。有传说决死纵队死七人，太重东野无伤亡。
第二场大型武斗发生在平遥县。8月初，晋中总司观点的平遥总司与平遥联络站在集会时发生武斗，双方各死一人。8月3日，双方都进行了一定准备，组织队伍手持钢钎、棍棒、砖瓦等，在县城南门再次开战。战斗中，总司的一个武斗队员从屋顶掉下摔成重伤，次日死亡。这进一步加深了两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决心。
8月4日，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连一民调动各公社基干民兵进城参战。在平遥总司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中学生、市民居多的平遥联络站方面显然不敌，其据点多处失守。城内只剩下城隍庙和与之相连的平遥一中。“联络站”派人火速赶赴北京，控告县人武部及总司挑起武斗，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当“平遥告急”的消息传到了已近尾声的七月会议上后，晋中军分区和各人武部再次受到严厉批判。8月6日，七月会议刚刚结束，陈永贵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同军分区、中共晋中地区核心小组、晋中总站组成“三结合”小组，前往平遥处理武斗问题，表示支持联络站，结果被困于平遥一中。
中央指示69军搭救陈永贵，谢振华军长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将陈永贵护送出平遥城。为了解平遥之围，省革委杨承孝等人调动决死纵队、兵团、红总站三万多人从太原赴平遥摧毁了平遥总司和武装部。平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第三场大型武斗发生在太原第十中学（现山西省实验中学）。8月至9月间，红联站各校的据点都被攻占，大部分学生分散回家。各校骨干、赴晋大队和全联站（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晋革命造反联络站，以河南二七公社为主）近400人集中在了位于太原市解放路中段的太原十中七一大楼上。十中斜对面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十中“七一”广播台每天隔着马路与对面的东风兵团的“全无敌”广播台对骂，搞得刘格平、丁磊睡不安宁。9月4日，为了拔掉这颗顽固的钉子，省革委常委、省制止武斗办公室主任杨承孝调动决死纵队、红总站、兵团、太重红旗七万多人，围攻十中七一大楼。6日，经谈判七一的学生被69军战士护送下楼，主要骨干及外地学生被抓。战斗中，红联站方面死二人，均是被红总站体委射击队运动员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射杀，这是太原市武斗第一次使用热武器；决死纵队死二人，一人是车祸死亡，一人是外围警戒时被外围群众打死。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五”事件，当时省革委也把“九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兵团倒戈
9月18、19日兵团倒戈开始炮轰丁磊，贴出大标语“重炮猛轰丁磊！”“把分裂、陷害兵团的丁磊揪出来！”“批臭丁磊九一一报告！”从此，兵团脱离刘格平阵营。
兵团之所以倒戈，应该是下面的三个原因。
一是七月会议以后刘格平、丁磊太张扬，在大形势上随着王力、关锋倒台，反军开始不吃香。而丁磊在9月11日的报告会上说，要依靠025、027、8731，团结4642，斗争山西军区。政治敏感性很强的袁振紧跟形势，抓住机会，企图得到政治利益，策动兵团反戈。
二是袁振与刘格平、丁磊矛盾。七月会议以后刘格平、丁磊太张扬，在山西树立刘的个人崇拜，袁振很看不惯。11月8日，袁振主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制定了归口闹革命，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决议，刘格平通过丁磊指使红总站和决死纵队攻击11.8十条决议是“刘贯二的黑十条”，妄图排挤打击兵团，独吞山西大权。
三是兵团成分发生了变化。11月8日，正式成立了兵团职工总司令部（简称：“兵团工总司”）。以学生为主的兵团成为以工人为主的组织。而兵团工总司的大部分组织是七月会议以后垮掉的市工代会（筹）的下属单位，因此兵团随着工总司成立变为反刘格平的红联站观点。
兵团的倒戈使山西的两派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军派和反军派或是反刘派和拥刘派形成了力量平衡。在1968年到1969年近两年的内战中，学生组织基本退居次席，兵团工总司成为对抗红总站、决死纵队的主力。群众对山西各组织的特点进行了这样的总结“红联站的好文章，决死纵队（红总站）的打砸抢，兵团的大方向”。
3、武装割据
十二月会议与两个政权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仅仅过了五个月，又一次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于1967年11月28日至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山西问题确实真把中央折腾的够呛，这也说明了中央内部斗争对山西的影响。
十二月会议批评了刘格平搞个人迷信的问题，为“九五”事件平了反，其最关键的举措是成立了新的山西省军队的支左领导小组，指定69军军长谢振华为组长，69军政委曹中南为第一副组长，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为第二副组长。刘格平领导军队支左的权力也就维持了三个月，就被剥夺了。更要命的是，自此之后谢振华领导的省支左领导小组与张日清的观点一致，支持红联站和兵团，往往和刘格平领导的省革委意见相左，尤其是军宣队进入地方和大企业后，从上到下几乎都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政权。也就是说，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和省革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各有各的政权，各行各的令。在这种形式下，两个政权的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武装割据的特点
山西省的五个地区，出现了北静南乱的形势。相对而言，山西北部的忻县、雁北地区军、地矛盾不明显，政权比较稳固，虽有两派，但没有出现过大的武斗。而省城太原市军队与刘格平、丁磊的矛盾，晋中地区军分区与任王张的矛盾，晋东南地区军分区、李顺达（“联字号”）与程守创（革委会主任，“红字号”）、的矛盾，晋南地区军分区、027部队与69军107师驻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出现过很大的武斗，谁也吃不掉谁，结果就造成的武装割据的局面。
像省城太原这样的城市是革委会和69军军部及省军区所在地，且城市较大，整个城市已经不太可能允许被一派所占领。这种武装割据，如果用哲学名词形容，就是“一分为二”式的割据。一般以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为依托，先是一个单位分成“两半”，各占一座楼或几座楼，修成堡垒，成为各自的据点。大一点的单位，还有中立区，在中立区谁也不打谁；后一些时候，一个城市分成了“两半”，或三份，区域内的势力强的一方联合起来打走了弱的一方，弱的一方有投奔自己一方势力强的区域，这样就在城市内形成了区域割据。区域内的各单位形成了联防，防备对手的侵入。
各地县的武装割据有与太原市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大企业夺得地区所在市或县城和太原市一样，以大企业为依托实行武装割据县城的武装割据。大部分县城则是由一派占据，另一派以农村的乡镇为根据地进行游击。
后来，在农村游击的为了“打回老家去”，就跨县联合，如晋中任井夫就组织了八县联军，后扩展为十三县联军。再后来又实行了跨地区联合，如流落在外的晋东南“红字号”就参加了晋中的作战。再再后来又实行了跨省联合，如河南“二七公社”、河北“狂派”及陕北“红工机”都参加过山西武斗。
两条战线的斗争
“十二月会议”之后，中央集中两大派头头，举办了第一次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签订了大联合协议
1968年3月，中央举办第二次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再次签订了大联合协议。
但是两派群众组织似乎都学习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手段，形成成了“上谈下打、假谈真打、边谈边打”的局面。可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学会了“说了不算”的手段。
1968年5月16日，中央召开全国煤炭会议，8月15日中央召开冶金、军工工作会议，山西的大型煤炭、冶金、军工企业负责人及群众组织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加上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并督促各省落实。在这种情况下，8月24日，在京的太原市两大派负责人又签订了第三次大联合协议。协议分八条，再次强调了解散跨行跨业组织问题。到11月初，各大社会组织均已解散，各地县、大、中企业均已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共同掌权，条件成熟后，进而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的革委会与1967年的革委会有很大区别，那时的革委会以革命干部为主，1968年的革委会与其说是“三结合”，不如说是“五结合”。在新的革委会中，有两派的群众代表，两派的干部代表，再加上军代表，在两派代表平衡以后，军代表就成为决定因素，因之似乎过去的“执政党”红总站、决死纵队一下子成了“在野党”。
红总站观点的组织当然不能容忍“在野党”地位，在1968年底到1969年初再次拉出队伍，形成割据局面。各地出现了比1968年更激烈得武斗。尤其是1969年7月1日，318的南八县联军围攻临汾城内126派，结果造成地委大楼被炸的结果，据传318将于8月1日集中百门大炮总攻临汾城。在其它省造反派大多被抛弃的情况下，本来中央一直对刘格平、陈永贵的极左文革路线持保护态度，在这种局面下，中央不得不采用强硬手段解决山西问题。
四、谢振华时期
在中央1968年关于广西的“七三”布告发布一年后，1969年7月2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山西问题“七二三”布告。山西领导班子大换班，69军副军长谢振华任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不久成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省军区司令员，69军政委曹中南任核心小组副组长（不久成为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政委。上任前周恩来总理交给谢振华的任务是批极左、发展生产，这就必然走上一条反文革之路。
在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后，谢振华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的一个师，共二十多个团的部队，进入了山西省各地、各大单位进行军管，深入宣传“布告”精神。
谢振华在他的《难忘的回忆》中写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斗不仅被制止了，而且武斗队还自动向指定地点交出各类武器七万多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数千个。至此长达两年之久的大规模武斗得到了制止，社会正常秩序初步得到恢复。”
1、稳定局势的三板斧
干部“集中营”及下放
“七二三”布告以后，为了消除干部中的“派性”，山西省委、省革委全部机关干部男女老少八千多人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办学习班，加上此前到参加中办学习班两大派头头，山西中办学习班人数达到了近万人，负责人是军政大学副政委聂济峰。中办学习班先在北京，1970年由于战备原因移至石家庄。在学习班里，既消除“派性”，又清理阶级队伍，批判和自我批判折腾了近一年。
1970年干部们回来后，又得到了下放农村的待遇。山西的这种是效仿江苏许世友的作法，原因是省政府的干部已经被军人所替代，没有了原干部的位置，加上机构缩减了很多，这些干部似乎成了多余的人。中办学习班的万数干部，还有没有参加中办学习班的各大中专院校的干部和教师，再有太原市级机关的下放干部，另外同时被下放的干部的家属。下放人数应该近五万。许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49年从农村“进城赶考”，二十年后，又拖家带口返回农村“劳改”，成为月薪一、二百元的“老农民”，岂非命运在捉弄人？后来一两年后，又重新分配工作，岂非“劳民伤财”？
清理“有罪的派性头头”及“武斗人员”
1970年山西在下层开始大规模清理“武斗人员”，其时，死刑的审批权已下放省里，基本上要求是“一命抵一命”，但许多大规模武斗已无法判明人是谁打死的，只好由“派性头头”承担责任，因此许多基层的“派性头头”被执行死刑。中央要求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但由于“红总站、决死纵队的打砸抢”是出了名的，并且69军本身有“派性”，在实际执行中红总站、决死纵队方面还是多一些，有些地方要多很多。
中办学习班结束后，开始清理上层。其中三个主要人物被清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省革委常委、决死纵队总指挥杨承孝，经省革委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准，被判处死刑主要原因是审讯拷打致死一名调查杨承孝历史问题的民警李希哲。杨承孝的民愤和“官愤”比所犯的罪行大得多，他的死有舆论原因。
省革委委员、兵团“高参”汤建中被判无期徒刑。主要原因是“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汤建中被判刑是“平衡两派”的结果。
省革委常委、红总站总负责人郝庭云被判刑八年。主要原因是涉及“五一六”及反总理问题。
红联站由于都是太原市的学生，没参加大的武斗，并且有一条“议论不涉及中央”的规则，侥幸逃离了惩罚。
解放“走资派”
按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一上台，旧省委的领导王谦、王大任、贾俊、刘开基、贾冲之、朱卫华、武光汤、王中青等都被放出监狱，刘、陈、刘也出了狱，不久这些省级领导与仝云、王绣锦、赵力之、赵雨亭、王铭山等原地级领导，都被重新安排工作。王谦担任了阳曲县革委会主任，其他领导安排了不同地、市、县的副书记、革委主任。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较早较好的省份之一。
如果把上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山西是否定一月革命风暴成果较早的省份之一。谢振华在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上开始背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以至于后来在这条路线上越走越远。
2、陈永贵与谢振华的斗争
陈谢结怨
事情出现在山西省阳泉市的“清队”过程中，据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的周云涛（时任69军107师副政委、阳泉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回忆，1968年9月的一天，阳泉市商业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敏把一份档案材料，报给了阳泉市武装部副部长王牛孩，随后报给了周云涛。这份档案材料是1955年“肃反”时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昔阳县大寨乡武家坪村人）的交代材料。材料中交代：“自己在抗战期间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担当情报员。参加“兴亚会”担当情报员的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昔阳县大寨乡石坡村人），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人。”周云涛感到事关重大，当即指示：
1、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要向他们讲清楚，不准扩散；
2、命令公安局对李观海进行保护性关押；
3、立即向谢（振华）军长报告。
谢振华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派时任69军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支左”办公室主任甄连兴从太原赶到阳泉拿走了该档案材料。谢振华与时任69军政委的曹中南在看了档案材料后，马上召开了省“支左”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会议研究此事的处理方法。会议决定此事要保密，并责成当时也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保卫部的刘旭等三人复查此事。刘旭等三人复查的结论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谢振华、曹中南无法自作主张，决定以69军党委的名义写成书面报告上报中央。当时正值69军副军长李金时赴京参加全国军工会议，谢、曹便委托李金时副军长将陈永贵问题直接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即指示：“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谢、曹在1968年12月以69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问题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问题。周恩来指示：“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能当代表。”
陈永贵的“日伪特务”问题与刘少奇的“叛徒问题”相比，应该是更严重。问题在于大寨红旗不能倒，由此陈谢结怨。
“先公后私”，还是“大公无私”
1968年10月，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在大寨召开。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是发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的结果。谢振华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表扬一个热爱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关心集体财产的一个老羊倌时，提到了大寨的“先公后私”的精神。这种提法引起了陈永贵和大寨人的不满。谢振华的发言当场就受到郭风莲的批驳，在社会上挑起了一场论战 。
1968年10月31日，025总部及原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一些下属组织，在太原街头贴出了批判谢振华在现场会议上讲话的大字报。批判谢振华的讲话是“贩卖刘少奇‘公私溶化论’的黑货”，认为“在山西出现了一股大反大寨的黑风”，宣称要“保卫红大寨”。这是陈永贵与谢振华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197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为谢振华作了辩解：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在农业学大寨中，陈永贵提出一系列加速共产主义的政策，如：把基本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乃至公社，取消自留地，取缔自由市场等，也遭到谢、曹的反对。
资本主义煤炭小市场
谢振华的“复辟意识”还体现在他提拔的青年干部身上。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七一公社负责人李辅被分配到襄汾县任县委书记。晋南核心小组组长赵雨亭路经襄汾城边，看到许多卖炭的小平车，乘车去汾城的路上，也看到接二连三拉煤的小平车。凭此就说襄汾“重副轻农”“弃农经商”，资本主义十分严重，让狠批资本主义，组织大批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起高垫低，建设人造小平原。
李辅在卖煤的街边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又沿着去古城公社到乡宁台头的路上，向拉煤的群众寻访。那时常常看到一辆平车拉上千斤煤，一个大男人驾辕，前边有一个小毛驴，没有毛驴的就是一个帮拉的女人或小孩，后边还有一个女人或小孩跟着跑，上坡时推车，下坡时倒拉刹车。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满身煤灰，跑几十里路，受的是牛马苦。我再深入峪口，看那弯曲的山路，一道道‘瞪眼坡’，拉上一辆空车，两三个人也得费上吃奶的劲，才能爬上去。下坡时，向下的推力和惯性，催得人紧跑，车后的人紧拉硬拽也难放慢速度。这受的是什么苦，他们没有别的生路，有半分奈何，不会妻儿老小齐上阵去干这样的重活、脏活、险活。你一个个去问都是为了换斗红高粱，难道批资本主义就要断他们的生路吗？经过调查，李辅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社员们上山拉煤是为了换斗红高粱吃，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批。我们总得让老百姓活下去啊！李辅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民心。后来在襄汾传说李辅上山拉煤，体察民情，给李辅编了一个故事。后来李辅在平遥任县委书记的事迹，使他成为电视剧《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型。
“三包一奖”与《山西日报》的一封群众来信
另一青年干部山西省革委常委、红联站负责人段立生在清徐县平泉大队下放期间，经过对农村工作实践的总结，顶风推行了一项与刘少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及包产到户）政策类似的，叫作“三包一奖”（包工分、包产量、包土地，超产奖励）的经营模式和村内“小自由市场”，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农副业生产。
在此基础上，段立生先生写了一份给山西省委的《调研报告》，对当时流行的以大寨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政策上极“左”倾向，提出了异见。这份《调研报告》于1972年11月5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山西日报》的头版头条，《山西日报》加了编者按。
段立生认为：“农村经济政策上“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核算单位，自留地，农副业关系和粮食征购问题上。”其原因是“把将来可能做到的事情，硬要拉到现在来做。离开我国农村现阶段的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员群众的觉悟程度，主观地出点子，办事情。”段立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适合当时实际的农村政策；自留地应该返还农民自种；反对单打一，“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反对征过头粮，征购任务五年不变，“藏粮于民”。
谢振华亲自批示将段立生的《调研报告》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就走上了一条“反大寨”的不归路。
3、批谢风潮
    虽然在1970年山西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一百亿斤，创了建国后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谢振华的反大寨的行为无疑是与当时的文革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离下台就不远了。
批谢突破口：新编晋剧《三上桃峰》
1972年5月，山西省柳林县晋剧团为参加吕梁地区文艺调演，排练了一部剧名《三上桃峰》的晋剧。该剧是由1965年晋中青年晋剧团时一个晋剧本子《三下桃园》为蓝本改编的。《三下桃园》取材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匹马》。通讯说的故事是：河北省抚宁县渤海公社刘义庄大队桑园第二生产队，从相距二十里的榆关公社大刘庄大队第二生产队买来了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马。这匹马虽然看上去膘肥体壮，但它是一匹病马。卖马的生产队感到这样做损人利己，有失公德，便向对方提出退款，将马拉回。而桑园第二生产队风格更高，不仅不肯退马，而且还派人拉着牲口支援对方春耕。后来，那匹马果真死了，卖马的生产队执意要退款并另赔一匹马，而桑园第二生产队坚决不收受…… 两队之间就因这匹马你来我往展现了双方的共产主义风格。情节十分动人。所以，当时《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均对此作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
此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一时成为北方地区的“样板戏”。1974年1月，《三上桃峰》由山西省晋剧团排练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演出后一开始得到好评。
1974年2月1日，风云发生突变。江青指示于会泳：对于《三上桃峰》“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月7日晚，文化部突然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在西苑旅社的中楼会议室开会，于会泳代表中央文革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三上桃峰》与王光美四清时的“桃园经验”挂上了钩。会上还宣布了一条决定：立即停止公演，只在内部演出，作为反面教材供大家批判。山西代表团立遭到当头棒喝。
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署名“初澜”的重要文章，题目是《评晋剧〈三上桃峰〉》，拉开了全国“批桃”的大幕。
1974年3月8日晚，江青率领着八名政治局委员，身着绿军装，来到首都二七剧场，观看山西省晋剧团演出的《龙江颂》。她对在场领导和演员们讲话说：“听说谢振华自称是军队的人，言外之意，我们是老百姓，不能批判他。今天，我特意穿着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谢振华！”他还对演员们说：“你们也应该起来坚决与他斗争!”至此，谢振华已经被中央文革派的大炮的瞄准镜所框中，只待发炮炮轰了。
政治局批谢
1974年3月18日晚，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了山西省委常委的汇报会，真正开始炮轰谢振华。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有十一人，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邓小平（党的十大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2月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等。加上王洪文和因事请假晚到的周恩来共十四人。山西省委的十二位常委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可谓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参会的人都清楚，此会名为汇报会，实为批斗会，头号靶子就是谢振华。《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
会议一开始，王洪文就让纪登奎先讲，而纪登奎则让“炮手”陈永贵先讲。陈永贵便“当仁不让”地讲了起来，大家感到谢振华和曹中南的检讨不深刻，山西12个同志来京开会快一个月了，从目前看，只能到这个水平。再往深揭揭不开。回去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揭他们的问题。其他问题，还请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王洪文马上接着说：“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
谢振华立即顶了一句：“我没有后台。”
王洪文企图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压谢振华就范，没想到谢振华不买他的帐，大出他的意料，又狠狠地说：“你谢振华顽固到底，决没有出路。”
江青马上为王洪文打接应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
谢振华虚与委蛇地回答：“炮轰我实际上是对我很大的教育，而且还保护了演员。”
在这次会议上，谢振华也忒大胆了，竟敢和江青顶嘴。也许是军人性格所致，能在那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恶劣的环境下，不顾自身安危，死保他的“黑后台”周恩来。
省委扩大会议：“批林批孔批谢曹”
1974年3月下旬，谢振华回到山西后，实质上就被罢了官。由陈永贵主持，王谦极力协助，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和两大派头头（注：当时两大派组织已经解散，两大派头头是以各级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参会的）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注：即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与会者达1700余人。太原市各个宾馆、招待所都住满了。省委扩大会议有许多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的造反派参加。这是“拼刺刀”大会，要刺刀见红。会议主要议题是批判谢振华，并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后台是谁？三、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谢振华回忆：会议已进行了六十多天，尚无结果，我写信请毛主席批评指示，经毛主席亲自过问，在我写的信上亲笔批了四个字“到此为止”，并将他的批示转给了中央政治局。谢振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五、王谦时期
王谦具有双重性格，历史上左过（合作社的发起者）也右过（对公社无思想准备）。在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到极左路线错误之时，王谦却在1974年末随着陈永贵搭上了左的末班车。传说王谦在1965年与卫恒争过省委第一书记，到1975年终于如愿以偿。但是还没上任，就遇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1、两件大事
王洪文：“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事件”
1974年11月，山西省补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会议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参会的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各地市负责人约二百多人。在这些人中间，造反派出身的干部大约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山西省两大派组织都有，著名造反派领袖有段立生、刘灏、宋捷、李兆田、黄锐庵、吴春久等。另外的三分之二强是老干部、各系统劳模、著名人物及部队的负责人。
由于会议补选的就是三个代表名额，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王谦作为谢振华的替代者，中央指定的四届人大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是第一候选人。问题是选举的是王谦落选，另一省委书记、青年干部韩英当选。王谦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四届人大，王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后进行了激烈报复。
王洪文闻知此事后批示：“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事件”，事后专门召开省革委会议对始作俑者段（立生，省革委常委，红联站负责人）、刘（灏，省革委常委，兵团司令）、宋（捷，省革委常委，兵团副司令）进行批判。
江青：“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
1974年至1975年间，太原市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反革命集团大案，此案汇报到政治局后，江青具体批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要尽快查处，并追出黑后台！”
该集团为首的两人，一个是太原化肥厂汽车队机械技术员张珉（红联站总勤务员，文革前是太原重机学院学生），一个是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赵凤岐（省革委委员，红联站职工部负责人，文革前是太原化肥厂工人），因此，该集团被称为“张赵反革命集团”。
张赵集团自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的太原支部，所谓“中央二委”奉周恩来为主席，叶剑英为统帅。它没有独立的纲领，中共党章就是它的纲领，但对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当时统治中央的中央文革派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个区别体现在该集团理论家张耀明1974年所写的《论现状》文章中。
《论现状》认为：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目前我国的工农业水平、机械化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准还很低，但我们国家从人力到生产工具，自然资源潜在的能量是很大的，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呢，人民群众为什么不能真心诚意、拼命干活为国家富强、个人富裕而自觉奋斗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党的路线有错误，政策不明确造成的；把林彪订在党章上，实质上是承认英雄创造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天才论翻版；自批判物质刺激后，不愿承认物质奖励能激发生产积极性；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牛棚去改造灵魂。
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亲自抓了侦破，并于1975年中逮捕了张赵集团主要成员。
2、王谦的大动作
举国无双的批邓誓师大会
1976年4月，“四五”运动爆发，之后，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又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毛泽东与邓小平这场重大的路线斗争中，革命多年的王谦自觉自愿地甘当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排头兵了。
1976年5月11日，山西省委在太原市杏花岭体育场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参会人员都是党员，号称十万，实则七万。在会上，王谦、王扶之、黄志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讲话。王谦在讲话中把邓小平骂了个痛快，说邓小平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目”、“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中国的纳吉”、“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党内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对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手软，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表示：山西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的两个决议，要与邓小平斗争到底。讲话结束时，王谦带头高呼“坚决打倒邓小平”、“与邓小平血战到底”的口号。会后，王谦步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带领七万干部党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这样的大会，这样的游行成为了全国的唯一。
追查“四五”
“四五”运动后，王谦就亲自主持成立了“追查反革命谣言和活动办公室”，对凡是去过天安门广场和太原五一广场的人个个登记，一一审查。把对江青等人的不满言语和揭露江、张、姚的诗词都作为政治谣言和现行反革命活动。王谦在1976年5月中旬部署追查所谓反革命的会议上讲：“这次追查反革命和追查政治谣言是批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对毛主席对党负责的精神追查清楚。”“有些单位不认真追查，通知开会负责人不来，如果你不干就声明，干就要领导起来，这是对中央的态度和立场问题。”“公安部已打了几次电话，要求迅速搞清楚。”“初步统计反动诗词、政治谣言就有两千三百多份，来源有八十九条线索。五一广场明显反中央的诗词就有三十七首，是什么人搞的，查不清，你们是交不了账的。”“五一广场送花圈的问题，是谁组织的，谁发动的，谁支持的？要一一搞清楚。厂矿送花圈是有计划的、有领导的，是领导授意的，总有一个幕后操纵者、策划者，必须搞出来。”没几天在太原等地先后把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所谓组织者、策划者统统逮捕、拘留起来。被逮捕的有五十五人；被拘留的有一百一十八人；被隔离审查的十四人，共计一百八十七人。王谦把这些同志都作为现行反革命审理。受到牵连和追查的受害者竟达四万余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谦竟然还对被拘留的六位同志下令予以逮捕。
从理论上批倒批臭邓小平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省委宣传部长李慰按王谦的指示，策划编纂了两本书。
一本书的书名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1日出版，作者是李伦慧、李言实（估计是笔名），全书分五章：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认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文化大革命是亿万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实践；伟大的理论 指路的明灯。该书出版三十万册，在全国影响很大，各省纷纷效仿。
另一本书的书名是《反面教员邓小平》。这本书在1976年10月排印完毕，还未及出版，因“四人帮”被粉碎而死于胎中。
3、文革后的文革：倒清查
另立清查标准
之所以说是“倒清查”，因为山西是“四人帮”的人清查了反“四人帮”的人。山西的谢振华、曹中南及“张赵”集团是明显的反“四人帮”的，所以山西最大的“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莫过于批谢。为了实行“倒清查”，王谦另立了与中央不同的三条“清查”标准。
一是对大寨的态度问题，二是继续清查“四五”运动和张赵集团，三是继续揭批“谢曹问题”。
革命的结尾和革命的开头一样残酷而惨烈，一样的无法无天，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之规律，反正文革是这样的。
反“大寨”冤案比比
反“大寨”有两个典型案件。
一个是李顺达。运动一开始李顺达成为了清查“四人帮”的对象，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总代表”、“晋东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魁祸首”，还搞了一个“李顺达帮派体系”，牵连了数百人。在清查李顺达时，清查负责人对李顺达说：“只要你做个检查，就选你当代表（指党的‘十一大’代表）。”李顺达说：“代表可以不当，但我没做过的事，不能瞎说。我瞎说了，不就是欺骗党欺骗人民吗？！”此后，李顺达被免除了省委常委、晋东南地委书记等职务，并因此使他的“十一大”代表资格落选。
比李顺达还冤的是平定县广播站修理工的岳增寿。岳增寿从1974年5月到1976年底，连续给毛泽东、周总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有关单位写了十二封信，反映陈永贵和大寨的问题。1976年12月22日晚，一群公安人员突然闯进岳增寿的住处，把他强行拖到会场。在千人大会上被宣布为“‘四人帮’的黑手”、“反大寨的跳梁小丑”，经过一番激烈的批斗后，被五花大绑拖到了看守所关押。1977年4月12日，平定县人民法院判处岳增寿有期徒刑十八年。《光明日报》理论部、群工部原主任陈英茨曾经就此事，写过一篇长篇通讯报告，题目是《太行奇冤》，发表在《光明日报》理论部、。
张赵雪上加霜
1977年初，与张赵案一类性质的北京“第四国际”（曾与张赵有联系）案的人员被释放，但先前张赵集团没有入狱的重点人物“迎来”了新的厄运。原在省水利局学习班的李兆田副局长于1976年11月25日被逮捕；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平崇义1977年7月19日被逮捕；原红联站太原重机学院“联总”勤务组勤务员（张珉的同学）、太原锅炉厂技术员胡海清先驻学习班，后被逮捕。1977年清查“四人帮”运动开始之后，山西省委把张赵集团及与其相牵连的“四·五”运动人员列为了重点清查对象，在山西省和太原市的各级机关单位和大中型企业办了许多学习班。只要说过对毛泽东和“四人帮”不满的话的人，都当作了清查张赵集团的对象，原本只有二十人左右的“张赵”集团，因此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却达到两千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三百多人。
1977年11月19日上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十二名成员进行了宣判。“党支部书记”张珉、“党支部副书记”赵风歧、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罗建中被判处死刑；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张耀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人三至十五年不等，胡海清死于狱中。判决结果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被江华院长压下，1979年由于胡耀邦和江华的干预下，张赵集团得以平反。
谢曹系干部、群众大遭殃
粉碎“四人帮”不到一个月，王谦就以清查“四人帮”名义开始对他认为的持谢曹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大逮捕、大隔离、大揭批。其规模之大，乃建国以来所罕见，实在是不亚于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
先是1976年11月到1977年一季度，全省在每个县、每个地区、每个市都有许多人被捕。这些人被捕时没有理由、没有罪名、没有根据、没有手续。
1976年12月1日晚，在省城太原，太原市委对太原市的十二名重点人物进行了抓捕，其中有张华庭（太原市委副书记）、牛发和（太原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根兰（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段立生（清徐县委副书记）、王清英（太原市妇联副主任）、蒋守身（太原市委组织部干审组副组长）、卢引业（太原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孟甲喜（太原市民兵总指挥部负责人之一）、朱国政（太原市教育局局长）等。太原市委副书记仝云、太原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贾茂亭也被隔离交代问题。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山西省级机关也开始了抓捕行动，李瑞芳（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文亮（省人事局局长）、刘志英（省委组织部处长）、杨国和（省工会常委）等著名谢曹观点的干部，都在第一时间被捕。
1977年一季度开始，全省各级基层单位陆续开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帮”办公室，办起了清查学习班，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各单位持谢曹观点的县、科级干部大多住进了学习班。各级学习班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县处级单位、公社办的学习班整天关在屋子里，定时放风上厕所，如同监狱一般。开始时，这些学习班“学员”一般在白天被巡回批斗，晚上八、九点至次日凌晨两、三点被审讯，被整的很惨。机关科室和企业车间办的学习班，一般是白天交代问题，晚上可以回家。即便是在班组，每天下班后开会，也有重点的清查对象，交代跟随头头们“篡党夺权”的问题。
既然已经宣布文革结束，清查所用的手段就应该合理合法。而王谦、陈永贵在清查中所采用的手段像文革一样，判刑、逮捕、隔离审查（即长期囚禁）、批斗体罚、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次清查运动中被整的干部和群众，在十年文革中，绝大多数是刘格平、陈永贵、王谦的反对派，一直在抵制大寨的极左路线。这次王谦、陈永贵有了冠冕堂皇整体整他们的机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永贵、王谦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1980年，中央察觉到山西省委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的巨大偏差，决定由霍士廉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替代王谦，临行，邓小平嘱咐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谢曹系的干部才被释放出狱，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