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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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奉命到山东采访，自然要采访王效禹。他原是厅局级干部，和一般工人、学生“造反派”不同，他起来“造反”，有点不同一般。
　　电话打通，他欢迎面谈。王效禹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很善谈，谈起来滔滔不绝。
　　他不无得意地说，作为山东这样一个大省的第一把手，他的确非常之忙。但再忙，也要热情接待中央党报记者。
　　他谈到“文革”前遭到原山东省委（现称“主要走资派”）的排挤、迫害和折磨，他受到处分，下乡劳动改造（后来知道他是因渎职和生活作风问题而受到处分和下放劳动的）。他认为，山东省的“主要走资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有所抵制，反而遭到迫害。因此，“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不顾一切，坚决起来造反！他有一定的宣传、组织能力，又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底细，很快当上山东省“造反派”的总头头，成为山东省红色政权革委会的主任。
　　他大摆他的“造反功绩”：如何紧跟中央文革部署，帮助各地“造反派”，不到半年夺了全省10多个专区、100多个县“走资派”的权，相应地成立了各地革委会。工作量自然很大。他谈到各派“大联合”如何困难，“走资派”如何顽抗，当地驻军又不支持等等。
　　他谈到当前要紧跟中央部署，着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首先要成立各地、县的党的核心小组。他说，青岛市“造反派”的力量很强，作为试点，他已任命青岛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当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来抓恢复党的组织的工作。我顺口问了一句：“听说杨宝华是个工人，他是党员吗？”王效禹回答的有点尴尬：“大概不是。”我吃了一惊，忙问：“不是党员，怎么能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效禹脸不改色地说：“没问题，我可以让他突击入党。”我紧接着问：“怎么突击入党？杨宝华突击入党了吗？”王效禹没有想到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为难地说：“我了解一下。”他拿起电话，找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只听他大声问：“小杨吗，入党手续办了没有？”那边杨宝华大声回答：“实在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办。”王效禹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怒斥杨宝华：“小杨，你真糊涂，这是件大事，有关你的政治前途，怎么能拖着不办？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报到济南我批，赶紧办。”我又说：“入党申请要在党支部大会通过，然后再报上级审批吧。”王效禹哈哈一笑：“同志，现在不是还没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吗，如何让支部通过？只能特事特办，我批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很反感，这简直把恢复组织生活当儿戏嘛。一切都是“造反派”包办。非党员竟可以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可以突击入党！把党组织玩弄于股掌之中！我禁不住长叹一声。
　　王效禹的确很重视这次谈话，从上午到下午，谈了整整一天，中午只吃了一顿便餐。他自然希望我好好写他一篇。
　　我心中对他已很反感，为了更全面了解他的情况，我找了当时担任济南部队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1952年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时，我访问过他。
　　这次一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见了王效禹，印象如何？”我老老实实回答：“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心术不正，根本不像个老干部。他居然任命青岛造反派杨宝华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杨宝华还不是党员哩，他让杨突击入党。”杨得志抚掌大笑：“当真是《人民日报》记者，说话一针见血。”他历数了王效禹干的许多坏事：残酷迫害省委领导干部；残酷打击他的对立面，也是造反派的工人；放任造反派打砸抢，抄家抄了不少文物据为己有；玩弄女学生和女工等等。他还挑拨离间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和济南部队的关系，指使造反派抢解放军的武器，引起大规模武斗。
　　听了杨得志这些话，我进一步了解了王效禹，我决定一字不写。记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尽管王效禹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政治明星”，我认为他品质很坏，将来不会有好下场。
　　但山东不能白来。从新华社山东分社了解到，山东省大型煤矿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得不错，我立刻坐火车去了新汶。
　　新汶的煤矿生产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实属难得。我访问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工人和技术人员，访问了家属，又下井实地考察。
　　我写了山东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煤矿产量跃居全国煤矿前列的新闻。《人民日报》把它发在一版，还发了一篇短评。听说，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很高兴，让各地工业部门注意学习。江青则很不高兴，批评总理“抓生产压革命”。她还追查这条新闻是谁写的，鲁瑛告诉了她。她记下我的账。

上海见王洪文谈了半天，一字未写

　　1967年9月，我到上海采访。当时，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指示要搞好革命大联合，要解放一些干部。我到上海，找到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开了座谈会，给报社发去一个版的发言摘要。我单独访问了刚刚“解放”的原上海杨树浦区委书记张金标，写了一篇通讯，发在《人民日报》一版。
　　当时，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是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时，正逢“工总司”成立一周年。他们欢迎记者访问。我决定采访“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他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一名保卫干事，如今是上海响当当的“造反派”。
　　我找到外滩汇发银行，这里原是上海总工会所在地，现在是“工总司”司令部。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带我穿过曲曲折折的楼道，来到一个房间门口。奇怪的是，小廖不从房门进去，却带我从一个巨大的窗户钻进房间。这实在出人意料，有点故弄玄虚。
　　原来，这里是“工总司”核心组开会、学习的地方，一般人是轻易找不到的。房间很大，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两旁，坐了“工总司”核心组的十几个成员。王洪文三十出头，面容端正，看来文静，不大像杀气腾腾的“造反派”。他的助手陈阿大是个工人，长得膀大腰圆，是个打砸抢能手。
　　小廖到王洪文身边说了几句，王洪文站起来，表示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们。我们正在‘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这是雷打不动的每天必修课，请你坐下来参加吧。”
　　我想，真糟糕，我手提包中既没《毛选》，也没有语录，怎么学呢？谁知，他们根本不是学习，而是核心组每天的碰头会，正在商谈工作。我松了口气，否则会很尴尬。
　　他们东拉西扯，不知谈些什么。那个陈阿大好像提出，他看中一座花园洋房，希望能搬进去。核心组另一名成员王秀珍马上说，她住的房子太小，也想搬搬家。一下子，大家吵吵嚷嚷，都吵着要分房子，要搬家。王洪文看到有我在场，这样吵着要房子究竟太不像样，用手一摆大声说：“这事好办，回头你们开个单子，交给我看看就是，用不着在这里议论。我们还是好好议一议‘工总司’成立一周年，大会怎么开吧。”
　　他们拉拉杂杂谈了些意见。王洪文总结了一下，特别强调，要注意北京的动向，要紧跟中央文革的部署，坚决执行春桥同志的指示。
　　他说，春桥同志最近提出，现在是“造反派”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我们已彻底打垮了“走资派”，彻底打垮了我们的对立面“赤卫军”。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要得意忘形。他说，春桥同志特别要我们保持工人阶级本色，艰苦朴素，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希望大家好好议一下。
　　会场顿时沉默了，无人发言。我想，刚才大家纷纷吵着要瓜分资本家的花园洋房，这和张春桥的讲话，不是南辕北辙吗？王洪文对大家分房的要求不予驳斥，反而大包大揽下来，现在又提出要学习张春桥的讲话，这不是故意演戏吗？看来，王洪文和山东王效禹都是“一丘之貉”，造反起家，打打杀杀，争权夺利，简直和上海滩过去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嘛！不过，王洪文他们的能量可比杜月笙、黄金荣大多了。他们简直就直接推翻了上海原市委、市政府，夺了他们的权，现在俨然是上海市的统治者，要几座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一面想，一面冷眼旁观，他们如何表演。
　　果然，王洪文一讲完，他那班伙计纷纷献忠心，表决心，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春桥同志指示，不忘工人阶级本色……如此等等。总之，一片空话、假话、大话，说起来头头是道，毫不脸红。
　　快到中午，小廖和别的工作人员端来饭，王洪文和大家一起吃了，我也吃了。众人散去，我提醒王洪文，要和他单独谈谈。他看看表，说吃完就谈吧。
　　我们来到王洪文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介绍了他的简单经历。他家在黑龙江省，他在家种过地，后来参了军，学习了保密专业，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他得意地说：“我种过地，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工人干部，我是不折不扣的工农兵干部。”果然，伟大领袖也为他这个“工农兵”干部吸引，竟把他选为“接班人”，这是后话了。
　　王洪文继续得意地大谈他的“造反业绩”。由于他是保卫干部，接触不少厂里领导干部的档案材料。“文革”风暴一起，他摇身一变为“造反派”，抛出了厂领导的材料，当了工厂造反派的头头。接着，他联络上海许多工厂的造反派，成立了“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上海工人另一派造反派“工人赤卫军”势力很大，不同意他们动辄打砸抢和迫害老干部的行动。王洪文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到了距上海不远的安亭镇，火车不开了，他们挡住所有经过安亭的火车，造成火车停运，同时炮打上海市委，制造了著名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向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安亭处理。张春桥表态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上海市委垮了，“工总司”势力猛增。
　　接着，王洪文眉飞色舞地谈到他最得意的“血洗上柴”的“英勇战绩”。他说：“上海的走资派不甘心，保护他们的上海保守派工人赤卫军也不甘心，他们集结在上海柴油机总厂，要和我们拚死一搏。”
　　说到这里，王洪文那张相当端正文雅的脸忽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我们‘工总司’决不退让。我调来了十万工人民兵，进攻上柴，血洗上柴。据守上柴的赤卫军大约有一万人，怎禁得起我们十万大军的进攻？！可是，他们也十分顽强，和我们逐屋争斗，从上午打到下午。最后，他们死伤两千多人，我们也损失了几百人。我们拍了实况，你想看看吗？”
　　我连忙摇头：“不必看了。只是，我知道，你们和赤卫军原是一起造反的战友。你们苦守安亭时他们还支援过你们。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对付他们呢？”
　　王洪文冷笑一声：“喔唷，记者同志，我们决不当‘东郭先生’！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还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打酣。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本想开口问他，《毛选》四卷和《语录》里，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想，算了，何必和他较真？“造反派”一向善于打《语录》仗，假造《语录》也不足为奇。
　　但面前这位长相温文的“造反派”竟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下如此狠手，实在让我嫌恶。
　　王洪文足足和我谈了4个钟头，他当然希望我为他写篇文章。他还似乎谦虚地说：“不要写我，希望你写写我们‘工总司’，拥有上百万工人造反派的‘工总司’确实值得上一上《人民日报》啊!”
　　我含含糊糊地敷衍他：“等我回北京向报社领导汇报后再说吧。”
　　他大约有些失望，但还算有风度，站起身送我出了密室，让秘书小廖派车送我回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早已和分社合并，我就住在分社。
　　其实，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决不写王洪文，也不写“工总司”。我从内心对这些搞打砸抢、夺权乱党的“造反派”深深厌恶，怎么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呢！
　　回北京后，关于访问王洪文，一字也未向鲁瑛报告。有一天在走廊看到他，他问我：“在上海见到王洪文了吗？”他故作神秘地说：“他可是风云人物，听说还要往上走哩，你怎么不写写他？”我含含糊糊地说：“谈得不好，没法写。”搪塞过去了。
　　1973年6月，我从监牢出来。下半年开“十大”，王洪文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有人知道我采访过王洪文，怂恿我写一篇访问记。我摇摇头说：“事过境迁，不必写了。”有人还为我惋惜，说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和人物。
　　我可不这么想，我认定这种人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尽管他当时已攀到政治权力的顶峰。果然，不到三年，1976年10月，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完蛋了。
　　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凭记者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我早已学会了，决不赶浪头，决不吹捧崛起一时的“政治明星”，决不写事后让自己红脸的文章。有些时候，不写比写好！如果1967年我写了王洪文和王效禹，事实上是吹捧了不该吹捧的“政治流氓”，我心何安？！
　　记得“文革”前看了一篇作家周而复访问关向应的文章。关向应正在养病，桌上是一部《鲁迅全集》。关向应对周而复说，他最钦佩鲁迅先生的是，鲁迅决不会写他将来看了让自己脸红的文章。就是他决不写违心的文章，决不写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文章。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关向应的话我牢牢记下了，下决心这辈子不写让我以后脸红的文章。“文革”中不写王洪文和王效禹，只是向鲁迅学习而已。

http://www.yhcqw.com/34/1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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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04.26

〖26日晚四点至十一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大厅接见了山东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袁升平同志以及其他山东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肖华、杨成武等同志，其中周总理、康生、王力、关锋自始至终与山东代表团在一起，其他首长因工作忙，不能同时接见，中央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视的，专题接见，晚上和效禹同志一块吃饭，王效禹同志作了汇报，其他人作了补充，最后杨得志、袁升平也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

（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接着康老讲了话，大致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时效禹同志插话：只要统一认识，左派队伍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话的，叫干啥就干啥）这就好吗！北京就不行，我们说了他们还不听，主席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王竹泉插话：人家都说山东的造反派太温和了）这是你们的优点，不是你们的缺点。

（二）关于公安局。（省革命委员会同志做了汇报说：“造反派不敢动，一动就说反对解放军”）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吗！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这有一个教训，就是反罗瑞卿反的不彻底，（张春桥同志插话，黑字红卫兵有多少人？黄字红卫兵有多少人？王竹泉答：黑字兵有五、六千人，黄字红卫兵有几万人。张春桥继续讲：差的太悬殊了，这么少人，还是保字派！怎么能支持他呢？）（接着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汇报了黑字兵要抓王历波王路宾的问题）张春桥同志又说：让他抓，抓才好里，事情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火候，就好办了，一抓基本他们就垮台了。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肖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袁升平答：张仁初！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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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01.23；中发［67］27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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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04.06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