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天：风雪玫瑰——文革知青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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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南江主编的《知青的故事》中有作者黄振天的故事。


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24团（南通农场）的知青，在徐卅举行了第四届大聚会。本届聚会最大亮点，就是编辑出版了一本由130名知青以亲历的生活故事记录下了那段蹉跎岁月。《知青的故事》里230篇回顾文，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了这一段历史，这一代人在大时代背景下人生踪迹……
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魏南江女士为这本书作的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这段“知青”历史，纵观横述，深掏浅议，是一篇非常不错的导读。即使没有本书的读者，也可在她的文字中读出我们很想表达，却少有人表达清晰的东西 .......
附录：

《知青的故事》序

知青，是一个“前无古人”也必将“后无来者”的旷世之称谓。

知青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势浩大而又独特复杂的社会现象。
知青话题，是一个说也说不完的永恒命题。它关乎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意义，关乎命运的演变与人的觉醒，关乎对苦难的呈现与信仰的诘问，关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和解构，关乎对农村、农民、兵团干部与知青关系的释义和注解，关乎不同阶层在那特定年代的文化冲突……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代知青的心灵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的镜像互文。它的每一种言说，都牵动着1800万知青及其家人的情感，同时也影响着后来人对历史的认知和洞穿。
那么，当今具有话语权的文本是如何言说这段历史和知青的呢？

治史者，由于知青运动与文革的交叠重合而显得忌惮甚至讳莫如深，更加剧了这段历史的断裂化和扁平化，从而也拉长了人们与它的距离，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犹如秦朝、汉代一样隔膜与不可思议。

治文者，由于受创作主体、文艺思潮、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的影响和干预，知青小说、知青戏剧影视、知青歌舞不断加入了世情世态，促使知青形象愈来愈符号化：文革结束不久的1980年代，知青是伤痕累累的“受苦受难的控诉者”，怨怼而愤懑；市场经济席卷而来的1990年代，绝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又无一技之长的知青随同下岗大军重新遁入贫困，在猝不及防的新旧转型期，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长子们------“为国分忧”成了他们的精神慰藉和心灵疗伤的镇静剂，继而逐步被主旋律泼染上红色的“青春无悔”，再加上部分成功者的“劫后辉煌”，把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悄然胶粘成热气腾腾的“悲壮”；当2000年入世的钟声敲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道德滑坡，金钱至上和犬儒主义观念使得“理想”、“奉献”沦为大众的奢侈之物。于是，重返“激情燃烧的年代”，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具备了价值询唤和道德感召的社会功能。昔有一代知青在底层“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借助文艺的传播置换为年轻人的“创业楷模”、“平民英雄”并利用调整的焦点、人物站立的位置，给成像的知青生活打上了层层高光和柔光-----硬朗而温暖。

试问，这些在时代风云中不断“变脸”的“知青”还是真正的知青吗？其实，在现有文本叙事中的知青从来就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被主流社会一双无形大手塑造出来的“他者”。知青，无疑是当今话语场域中的“缺席者”！

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知青在未来还会被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审美时尚反复地编程编码而呈现别样的风景。嚯！哈！只可惜将来的这些编程编码者就更不是知青了。

当年的知青在农村到底是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
我们，当年的“亲历者”还在！思维在，记忆在！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要“自己写出自己”；我们，要为“自己代言”！

为此，五年前我就设想：如果条件成熟，一定要组织100、200、300乃至更多的普通知青写一本自己的“知青故事”。它的定位应该纯属“个人化叙事”，情节和细节着力表现个人真实的原汁原味的农村遭遇。它可以避开当时的宏观时代背景，但在微观日常生活中定要折射出历史的原来模样和饱含的春秋大义。

这一天终于来了：2016年梅雨季节的苏州会议上，我把这一创意交给了“江苏省第四届南通农场联谊会徐州组委会”负责人蔺菡。蔺菡作风干练、行事稳重，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与她合作，我有信心。于是，2016年的金秋十月，《知青的故事》发出宣传告示，2017年的3月正式启动。仅仅三个月，200多位知青，350多篇的稿件纷至沓来。

今天，案头的这本《知青的故事》即将付梓出版。它有别于黑土地北大荒知青的凛冽，也有别于红土地云南知青的火辣，它是江海平原上的知青在人生晚景中第一次发出的声音。声音虽然不是那么嘹亮，却另有一番景象和特色：

第一个特色 这本《知青的故事》是40多年后“不在场的我”对过往那个“在场的我”的一次深情回望。不同时空的第一次对接，不同年龄“我”的第一次双向对视。同是一个“我”，但遥远的距离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审美效果：“不在场的我”比起那些“在场的我”的“即时叙述”，少了一份偏激执拗而多了一份从容和冷静；而当年“在场的我”眼望今日“不在场的我”的“延后叙述”，少了一份装潢粉饰而多了一份真实和鲜活。

虽然“回望”不免带上一个过滤器而进行选择性地涂抹釉彩，这是人性使然。事实上，一个人的青春在哪儿度过，哪儿就是永远的“青春原乡”。但这本书的基调处理极为节制和克制，情节处理既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歌颂，也不是“怨妇怨夫式”的宣泄，因而语言描述不急不躁、不虚拟不夸张。例如，黄振天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日记纪实》，口语化地记录了知青庸常的日子，但背后却涌动着波谲云诡的政治症候。曹胜的《蹲点花絮》以一场情趣盎然的“螃蟹宴”戏谑了“批林批孔”的荒诞无聊。就连知青故事最为核心的对“苦难”的描写，也极为平静。知青的苦难实际上由“三重苦难”构成，亦即生活之苦、劳动之苦和精神之苦。黄东启《一件改良的体恤衫》以自嘲的方式反讽当年生活的窘迫不堪；叶剑铭《<白奴>丢了》，用“一夜一灯油，一夜一本书”暗夜排队偷看小说来表现当年的文化匮乏；顾克平、倪和平分别将目光聚焦在出身和疾病带来的人格歧视。蔺菡、郭运菊、黄莉等人以艰险的劳动场面和细节，客观描摹了女知青难以承受的劳动磨难。苦难的极致无疑是对死亡的抒写，周晓华笔下的“陈小妹”投河自杀、陆金昌战友“缪菊芳”的验靶应枪身亡，皆以平实的语言无声地控诉了那个历史氛围中生命的低贱。

第二个特色 在这本《知青的故事》里，“回家”是贯穿知青生活始终的主题，也是知青活下去的生命动力。当被逼中断学业、强行离开父母故乡奔赴农村时，那种无处申诉的憋屈和苦闷，那种巨大的城乡差异带来的失落和压抑，那种回家无望的焦灼和飘零，给每位知青留下了巨大的心灵阴影，终身无法消弥。在这本书的征稿过程中，几乎每位知青想到的第一个故事，都是“离家”的那一天。郑汉兴《悲凉的西门码头》，孙群英《生命的第一次告别》，集中代表了这一种不甘不情愿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情绪。人生有三样东西丢失了就找不回来了，那就是：故乡、青春、爱情。越找不回来越是要拼着命地寻找，在丢失中寻找，在寻找中丢失。从下乡的第一天就想“回家”，下乡每一天的最大念想也是“回家”，千方百计终止知青生涯的各种手段更是为了“回家”。裴道敏在《探亲假》中，记录了春节前后，知青们奔波在“农场——家乡——农场”探亲路上的凡人琐事，同时也用调侃的笔法讲述了知青用“拍假电报”、“装病”等手段以达到滞留城中的“伎俩”。即使离开农场数年，那曾经“买不到船票，赶不上车船回家的焦虑”，还一直萦绕梦境，久久无法散去（汪幼澜《回家的路》）。

对于那些至今留在农场的知青，这本书的作者寄予了极大地同情。王钧强把他们比作“如同因伤病而掉队的孤雁，无法跟上迁飞的雁群，只能孤单单地在农场上空哀鸣”。陈胜元也把关照的笔墨送给了留场知青朱宝根。

因为自小离家少有亲情抚摸，所以这一代知青更懂抱团取暖的含义，也更惜情惜缘。若干年后，当他们提笔回溯往事时，都有一个心愿：“永远也不要再走那段路，但永远也不要忘记那段路上搀扶过你的人”（魏南江《人生，从这儿起航》）。如谈工皎、王福生等人，都以细腻的笔法,深切怀念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人。这些充满人情人性的呼唤给本书带来了阵阵暖意。

第三个特色 细阅这本《知青的故事》，你会发现，和现有知青文艺中“为博眼球”大肆铺陈的知青“三角恋、一夜情、私生子”的婚恋模式不同。这本书中的婚恋爱情故事寥寥无几。其实，这才是知青的真实生活写照。知青们渴望爱-----（但）不敢爱也不能爱------（最后也就）不需要爱了。说其“渴望爱”，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何况爱情是对抗一切孤寂和苦痛的力量源泉。但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一切爱情小说都被定为黄色小说，一切爱情歌曲都沦为下流歌曲，一切情爱中的男女都必须藏匿和遮掩。女人的优雅和打扮被贬斥，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中性女子才得以推崇。我们“不敢爱”也“不能爱”！即使有“真爱”，也要自行了断，否则就真的扎根农村了。何况还有家长的干涉和政治身份的审核，自由恋爱在当时几乎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顾丛德的《农场初恋》和陈大厦的《新“孔雀东南飞”》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样本，也使我们沉痛地读到：热恋的情侣如何被家长生生拆散；政治身份如何使相爱的男女劳燕分飞而双双染病身亡。

当错过了最佳恋爱季节的知青们，返城后都已年近三十，有多少人还能为爱而婚配？为成家而成家，为传宗接代而结婚，成了这代知青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人啊，人！没有一段风花雪月的无功利爱情实际上是一个不圆满的人生。世上的朋友之爱、天伦之乐，都可以求到，惟有爱情可遇而不可求，否则哪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直达人心的词句呢？

人们都会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被遗弃的一代”。

然而，今天我要大声说：知青最大的悲哀莫过是“缺爱的一代”。

知青不如意的情爱演绎将是20世纪最不人道的一份档案，留存于世。

另外，这本书对知青题材的表达还多有突破：如孙茂生对当年瞒报功劳数据的“忏悔”；曹胜、陈苏民对知青与军队干部、贫下中农关系入木三分的刻画；王晓蕾对留守知青“闰土”式变化以及戏剧性死亡的哀叹，犹如“梦破他乡”的一记重锤，敲人猛醒。他们的笔走之处，均具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的色彩。

倾心这本书！因而暑假除了推托不掉的境内外讲学，时间几乎用在了这本书上。看着我为征稿改错别字、标点符号、调整章节结构，甚而动笔加添文字以统一全文基调。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不止一次地问：“导师，值吗？”

“值！”说这个字的时候，我正推开南师大随园工作室的窗户。窗外，鸟语花香，雕梁画栋式的古典建筑正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殊不知，就在我的窗下，拨开百年老树覆盖下的墙面，50年前的标语还斑斑驳驳地留着痕迹——无人问津。可我知道：它总有风吹雨打去的一天。此时，没来由地想起了渐行渐远的知青身影，像这时代的痕迹，10年、20年、30年也将随风飘去。

但这本书的文字还在，它会继续向人们讲述着：一代被强制着不让学习知识的“知识青年”，那过往的一段段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

魏南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0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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