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

fuqiangqiang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些研究超越了以往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常用的外来经验、理论或技术在中国传播以及被中国人接受与发展的框架，和这一框架背后的科学技术以自身为目标的线性进步论与技术中心主义，而跟随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的最新趋势，立足全球科学和比较史追问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社会性建构，借以透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的生成等更为宏大与普遍的议题（Elman， 2007：518）。尤为重要的是，有部分学者跳出现有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范畴，关注到今天很少被提起，但当时占据特殊地位的“群众科学”（mass science），从中考查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术在以上宏大议题中的角色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群众科学”？它与精英化、专业化和建制化的科学技术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能在多年后重新吸引研究者的兴趣？这些研究又是如何理解“群众科学”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地位及意义？对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有什么帮助？本文的重点并不完全在于介绍现有研究进展，还希望从技术政治（technological politics）的视角来审视相关研究提供的理论概念，以理解当下这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里围绕科学技术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斗争。

一重返“群众科学”

形式上，“群众科学”是指通过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普及，而这一形式本身又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主体及其性质的内在要求。根据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梳理，“群众科学”的基本理念萌芽于延安时期的“科学大众化”与“自然科学运动”，并与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在思想上同源，即强调科学技术要为人民服务，技术专家要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学习，与此同时，技术专家也需要为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其科学素养，清除迷信观念。（Schmalzer， 2008：115-128）例如，当时的代表性人物，主持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的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反对依赖外国教科书，主张让学生走向田间地头收集本地物种信息，学习农民经验。不过，“群众科学”真正的成型与普及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特别集中于“大跃进”和“文革”两个时期。典型的“群众科学”包括“农村科学实验运动”（Schmalzer， 2016；Eisenman， 2018），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Mullaney， 2017），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及赤脚医生制度（Gross， 2016；Wei， 2012：251-280），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王洪喆，2015：34-48；2016：279-310），农村气象学调查（Brock， 2013：41-117），地震“群测群防”（Fan， 2012a：127-154），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发掘与研究（Schmalzer， 2008）等。在当时的文件材料中，它们也被称为“群众科学研究”“群众性科学”“群众办科学”等（Schmalzer， 2008：114），并没有统一的命名，而今天亦有研究者称其为“草根科学”（grassroots science）（Gross， 2016）。

但是无论被冠以何种名称，这些运动的核心是一致的，即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普及过程中对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推翻社会等级制度这一革命允诺的坚持（Schmalzer，2008：115）。舒喜乐近期出版的《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Schmalzer， 2016）对此有深入讨论。

所谓“绿色革命”，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1968年用来指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支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农业技术革新。其基本内容包括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作物，大面积地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加强灌溉与管理，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事实上，这些活动属于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高德自己亦公开表明，充足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防止了共产主义“红色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反对现代农业本身，中国才对“绿色革命”提法本身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为它掩盖了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而将其装扮为绝对中立的力量，并试图利用这一力量来消灭意在改变结构性问题的社会革命。为了将科学技术和“红色革命”结合起来，与“绿色革命”几乎同时，中国开始了“农村科学实验运动”，以经验丰富的农民，受过现代教育、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和能够把握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还希望以技术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改变技术精英与所谓“走资派”的技术专家路线。对科学政治性及革命意义的强调，甚至直接表现在对“科学”这个词本身的界定上。一个由年轻女孩组成的“三八科学小组”用猪粪施肥就可以称为“科学种田”。此处的“科学”，不是指运用了现代农业技术，也不是农家肥体现了“环保”意识，而是因为这一行为本身推翻了女性不能从事特定生产劳动的陈腐观念与性别歧视，在政治上具有革命性。换句话说，“群众科学”让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试图抹去的政治性显形。

从科学行动的主体来说，“群众科学”不是科学共同体面向普通大众的科学普及，它反对将科学限制在专业研究者的小圈子内，强调普通大众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参与和贡献，并主张要建立制度来激励、保证这种参与和贡献的持续性。汤姆•马拉尼（Tom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机：一段历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Mullaney， 2017）中有关汉字拣字法、排字法改革的讨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大量信息的生产、复制、存储、检索、统计和传输的基础之上，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开始，电报、打字机等机械化的信息技术都是从字母语言出发。有限的字母或者自身构成编码系统，如印刷术的字模与排版，打字机的键盘，或者被转化为更简洁而易于统计和传输的编码系统，比如摩尔斯电码和早期电脑的穿孔卡片等。也正因如此，作为非字母语言的中文对机械化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显得尤为困难。为了使中文适宜于机械化的信息工具，以传教士、留学生为代表的专业人士逐渐探索出一套由“筛选常用字”、偏旁部首“拆字-组合”与代码替换法为主要逻辑的汉字输入、输出与检索方案，并设计出需要使用者在由2500多个汉字组成的字盘中选择的中文无键盘打字机。尽管字盘上的汉字是活动的，可以添加、删减以适应不同的领域，并根据笔画-部首顺序排列以方便查找，但是从如此多的字模中寻找目标汉字本身就很困难。所以，中文打字机的效率一直很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与政治运动，对传达正式、权威文件与学习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给基层单位打字员的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开封排字工人张继英以传统笔画-部首排字法为基础，以与今天数字计算机时代“联想输入法”同样的语言处理逻辑，将常用搭配中的汉字排列在相邻位置，比如“革命”“美帝”“新华社”等。他用这个方法在1952年创下了一小时排字4778字的纪录，并带动全国范围内的字盘排列法的改革和创新。随后，打字员沈蕴芬等人陆续创造了“连串字排列法”“放射式排字法”等基于打字员日常工作经验的字盘排列法。事实上，吸收语言搭配习惯的排字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仅限于字盘上一百多个字模，也没有根据打字员的个人习惯进行调整。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强调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灵活调整字盘，改变了技术精英、劳动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上，“群众科学”认为应当因地制宜，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以“科学方法”为基础，将历史传承下来的，或人民群众在劳动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地方性知识和其他非正式的知识纳入“科学”的范畴之内。这些做法在当时也被称为“土洋结合”。有些研究者认为，除社会改造的政治考量外，该路径也是在资本与技术双重缺乏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人力／劳动替代（林超超，2017：169-178；Schmalzer， 2016；Gross， 2016；王洪喆，2016）。舒喜乐（Schmalzer， 2016）在有关“科学种田”的研究中提到，这里的“科学”不单单指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也包括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因为很多经验即使在当地是常识，但对中国其他地方来说可能是新鲜的知识。换句话说，此处的“科学”超出了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范畴，而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经验纳入其中。所以，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整理、出版以农业谚语为代表的“农业遗产”，选择其中与现代农业科技相一致的部分以推广农业经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范发迪则在对地震“群测群防”的研究（Fan， 2012a：137-146）中提到，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为如此广泛的地震监测网提供足够的精密仪器与专业人士来关注地应力、地磁和地震波等微观现象，其监测活动普遍依赖于在现有条件下制作的简便工具，甚至需要普通人观察、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异常”的宏观现象，比如井水水质的突变、罕见的云层、不安的家畜以及反常的野生动物，特别是穴居动物行为。尽管目前的地震学理论体系，并不能验证“异常”的宏观现象与地震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普通人世代相传的经验被地震“群防群测”体系吸纳到国家建制化的地震学研究之内，并有来自权威专家的背书。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农业气象学调查（Brock， 2013：94-95）。到“文革”后期，中国已经在超过16000个公社中建立了气象与雨量监测点，构成了一张与专业的气象站紧密合作的全国性网络。很明显，这些监测点的工作人员只受过基础教育和相关专业知识的简单培训，但他们可以将农民日常经验与专业的气象学信息结合起来，在服务于地方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专业气象机构记录、搜集地方气象信息。更为著名的例子是“赤脚医生制度”（Gross， 2016；Wei，2012：251-280）。

在农村医疗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该制度为受过基础教育的青年人提供简单的医学培训，同时吸纳中医与中草药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为农村基层社会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侯丽有关大庆油田初创时的城市建设的研究亦说明了这一点（Hou， 2018）。因为国家对大庆油田迅速投产、增产的需求非常之高，压缩了城市建设的资金与时间，与此同时，工业人口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家属就业和生活供应问题更对大庆油田建设提出了进一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不得不放弃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设计方案，而吸收了东北当地传统民居的经验，普遍采用一种以夯土为基本材料，半地下的“干打垒”建筑。这种房屋虽然无法提供舒适的现代生活，却能在当时匮乏的物资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保证基本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干打垒”的房前屋后可以开垦为农田，为油田家属的就业与食品供应提供了条件。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大庆油田建设需求和现实物质、技术条件出发，导向工农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方案。

当然，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建制化科学之外多种类型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与殖民体系、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和治理技术之间的联系（Fan， 2012b）。例如，殖民帝国与殖民当局需要本土知识，尤其是植物和动物方面的本土知识来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统治（Schiebinger & Swain， 2005）；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以现代卫生观念和基础设施系统改造传统身体技术（Arnold， 1993）；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现代化，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通过大众媒介和国家机器来塑造“合格”的公民（Gregory & Miller， 1998）；对于龙卷风追踪、鸟类观测等需要大量人力在大范围铺开的项目，专业机构也积极鼓励、组织普通大众投身其中（Doswell， Moller，& Brooks 1999；Barrow， 1998）。但是，这些知识生产方式都没有像“群众科学”那样强调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尤其是阶级性，以及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
需要补充的是，因为以上特性，“群众科学”运动主要发生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工业和公共卫生领域而不是理论与基础研究中，但古生物特别是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是一个例外（Schmalzer， 2008）。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人类研究对进化问题的探讨回应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相关论述，在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科学普及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普通大众有很多机会接触此类信息，甚至在科普刊物上参与讨论；另一方面，相较于纯粹的理论或实验室科学，化石的发现与发掘需要大量的田野活动，在形式上也更接近于一般的体力劳动，更何况很多古人类生活遗址就是在工农业生产活动中偶然发现的，而化石的发掘活动本身又包含了大量由非专业人士完成的普通体力劳动。

二、“群众科学”的学术史

上文提及的研究基本是晚近十余年的产物。但是，根据布罗克（Darryl E. Brock）的梳理（Brock， 2012），“群众科学”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这一运动在自身历史中展开的巅峰时刻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早期的介绍主要依靠情报机构搜集的二手信息和中国自己的外宣出版物《北京评论》（Peking Review）。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科学交往逐渐恢复，由专业人士构成的代表团被邀请访问中国，权威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甚至设立专栏刊登他们的发现。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伊桑•赛纳（Ethan Signer）和耶鲁大学的阿瑟•W•高尔顿（Arthur W. Galston）成为二十年来首次访华的美国科学家，次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介绍中国科学进展的文章。1972年6月，美国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C. K. Jen）和12名华裔科学家来访，并且在1974年夏天再次到访。稍后的1973年，一支由“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运动积极参与者组成的美国科学家、媒体人考察团访问了中国，出版了《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Chin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同年，纽约现代中国研究会也造访了广东的人民公社。关于这一主题更详细的报告是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1975年派出的代表团在访华两年后出版的《向中国学习：中国农业和人民公社考察报告》（Learning from China：A Report on Agriculture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Communes）。此外，美国昆虫学会于1975年考察了中国农业的生物防治工作。三年后，昆虫学家罗伯特•范登博世（Robert van den Bosch）在其影响深远的《杀虫剂的阴谋》（Pesticide Conspiracy）一书中提及了这次考察，称赞了中国“以虫治虫”在环保方面的成就。不过，与今天主要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路径下展开的跨学科研究不同，当时投向“群众科学”的目光主要是来自各个建制化科学技术领域内部或为冷战服务的东亚研究等学科，关心的还是中国在这些具体领域的进展，以及群众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家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而很少由此出发在理论上探讨现有科学技术制度的社会、政治建构性，更谈不上借此透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的生成等更为宏大和普遍的议题。

这些与“群众科学”同时代的研究和报告也指出了“群众科学”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群众运动的形式本身造成了资源浪费，实际效果又可能有限，甚至产生反作用，比如清除“四废”运动将工业及城市生活废水用于灌溉污染了土壤；强调为生产服务影响了纯理论学科的发展；一味偏重大众化，关停专业刊物还阻碍了学术交流。但是，对之的总体判断是积极的。研究普遍承认，“群众科学”促进了农业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学习；鼓励大众参与技术创新提高了国民科学素养与劳动技能，甚至有文章认为政治宣传中打压专业人士的目的在于提升普通大众的信心（Brock， 2012）。
用舒喜乐的话来说，当时西方社会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中国“群众科学”（Schmalzer， 2007）。因为对现有政治解决方案的失望，西方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把理想寄托在社会主义中国身上，来自主流自由学术界的学者、左翼社会活动家和联合国官员纷纷到访中国。其中政治性最为明显的是“科学为人民”运动代表团。这一运动诞生于1969年美国国内反战及民权运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下，与国际“毛泽东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主体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科学家与工程师，也包括在校学生与社会活动家。他们反对传统的技术中立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有其固有的政治属性，比如进化心理学、生物社会学在意识形态上与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相通。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学术上与这些学科斗争，希望科学研究向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改变美国科学研究局限于实验室，高度专业化与人民大众隔离的现状。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界寄予“群众科学”的期待与其对科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而这一认识本身，又是全球范围内“革命的六十年代”的产物。

“文革”结束后，海内外学术界对“群众科学”的评价也发生了逆转。以往并不突出的批判声音成为主流，构建起一种“失败叙事”（Brock， 2012；Schmalzer， 2007）；甚至“群众科学”这一故事本身也很少被提起，即使提起也只是作为建制化科学与精英科学家命运的背景和注脚。在一项关于中国人工海带育种、养殖技术及海洋农业发展的研究中（Neushul & Wang， 2000），尽管研究者提及了海带养殖业的最终成功依赖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普通农民的紧密合作，但整篇文章依然围绕着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个人的职业生涯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展开，并强调“群众科学”在海洋农业方面的成就只是个案，整体上它依然是破坏性的。

这一逆转固然与世界革命的退潮相关，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国内政策和舆论的变化，其步调同中国对自身历史的叙述是一致的。舒喜乐关于蒲蛰龙和袁隆平的媒介再现中话语变迁的研究清晰地勾勒了这种变化（Schmalzer， 2016）。在今天的大众媒介上，蒲蛰龙很少被提起，但在“文革”时期，作为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昆虫学家，他被视为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土洋结合”，“又红又专”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中国杀虫剂严重匮乏的状况，蒲蛰龙力主“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利用产卵于其他昆虫幼虫体内的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文革”期间他又在广东四会的大沙人民公社进一步探索出水稻害虫综合防治方法。当时的宣传媒介着力突出的是他朴实的，难以和农民区分的外表，工作中与地方干部、当地农民的紧密合作，以及对科学政治性的坚持——比如蒲蛰龙从甘蔗、荔枝的虫害防治转向水稻，是受到了大寨“以粮为纲”的影响，将地方经验与全国模范结合的典范。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媒介日益倾向于塑造蒲蛰龙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他广为流传的照片从挽起裤脚在水田中与农民一起劳动变成了在优雅的书房内演奏小提琴。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今天拥有巨大声望的袁隆平。与蒲蛰龙不同，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袁隆平，最核心的研究成果是在“文革”期间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科网和“群众科学”的支撑下获得的，他自己也多次提到这一点。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媒体及宣传材料着重将其塑造为一个独立于政治运动之外，默默研究的专业人士和精英知识分子。不乏巧合的是，尽管和蒲蛰龙相比，袁隆平没有任何“洋”的成分，当时的媒体却也乐于刊载他演奏小提琴的照片。

不过，最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群众科学”的意义经历了一次“重新发现”。科学史学者艾尔曼（Elman， 2007：518）指出，“文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普遍将“群众科学”以及这一运动中有关科学技术和阶级斗争关系的论述都看成对权力斗争的掩护，现在的研究则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这既是因为时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让研究免于媒介和舆论的干扰，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本身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这段历史的意义（Brock & Wei， 2012；Sigurdson etal.， 2005）。当然，还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尽管“科学为人民”运动所代表的激进政治路径在实践中不复以往的影响力，但那个革命年代的遗产依然改变了有关科学技术中立性的一般认识，引导研究者去思考看似普适的科学观念与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从那个时候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思考专业知识和权威的社会性，追问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辨识知识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面向。1949年—1976年期间的中国科学史充满了类似的例子，可以追问该领域的核心问题”（Schmalzer， 2007：572）。可以说，这些研究之所以关注“群众科学”，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一条比建制化、专业化的科学技术更能明显地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及其政治面向的道路。

　这条道路，可以借美国政治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术语，称其为“技术政治”（technological politics）（Winner， 1980：123）。此处的“政治”，指的不是国家政治生活范围之内的狭义政治，而是“人类交往中权力和权威的安排，以及在这些安排中发生的活动”的广义政治。相应地，技术政治关注的是“大范围、系统性的技术趋势，技术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对技术的反应，以及人类对于技术手段的适应方式”。它反对诸种形式的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的物质性存在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关系。不过，对于有些技术来说，这种政治关系是内在固有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技术，则是在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安排及设计使用方式下，更加适宜于某种社会关系。后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很多支持者都认为相对于需要建立大型发电站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分散的太阳能发电更适用于去中心的、平等化的社会结构（Winner， 1980：130）。这并不是说太阳能会导向该种社会关系，而只是“更适宜”。

关键在于前者“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温纳以20世纪4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大学发明并改进的“自动番茄收割机”来说明（Winner， 1980：126）。相对于手工采摘番茄，机器在成本和效率上都有更大的优势。但是这台机器的价格高达5万美元，只有大型番茄农场才有能力购买，而中小农户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被淘汰。进入高度集中化、垄断化阶段，行业社会关系也被重组。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产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番茄种植者的数量只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七分之一。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案例。在此过程中，农业发展水平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提高了，因为机器需要培育、普及更结实、坚硬而不容易在粗暴的采摘过程中被破坏的番茄品种——当然这些品种的口味也大不如前。

不过，对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的强调，并不能被视为是“技术决定论”的另一种形态。行业的高度集中化并不是“自动番茄收割机”的必然后果。二者之间毋宁说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知识、技术和企业利益在已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下彼此强化（Winner， 1980：126）。所以，大型、昂贵的“自动番茄收割机”正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技术在历史中的展开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因此，温纳非常强调技术发展与普及过程中社会选择的重要性：为维护社会的平等正义，既要选择是否采用特定的技术或何种技术，也要选择如何具体地设计、安排现有的技术。他以纽约长岛高速公路立交桥为例来解释这一点（Winner， 1993：373）。这些由种族主义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设计的立交桥远低于标准高度，它们让主要由有色人种和其他低收入阶层乘坐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却不影响体积更小的私家车通行，从而有助于将长岛建设为更纯粹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

总之，在技术政治视野内，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是一个政治过程，是社会权力斗争的核心地带。它关心科学发展、技术创新推广同社会的关系，也关心这些由社会所塑造的科学技术如何反过来形构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结构，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由此出发，“技术中立论”本身即可理解为技术政治的一种表现：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正是通过将自身展示为“中立”的领域而掩盖社会权力与权威的运作。如上文“自动番茄收割机”的例子中，农业工人和社会团体曾提起诉讼要求停止相关技术的开发、推广，但加利福尼亚大学辩称如果因为技术可能的社会影响而禁止其发展那么大部分研究都会停止，并最终得到了法庭的支持（Winner， 1980：126）。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站在技术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技术中立”“技术无罪”的例子，为了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悬置有关其政治性的讨论。然而，“群众科学”的逻辑恰恰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展开，它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本身的政治性，特别是阶级政治属性，甚至主张科学技术本身也应该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

三“群众科学”的研究路径：社会主义政治主体与现代国家建构

从技术政治的视角来看，晚近十余年有关“群众科学”的研究主要在社会主义政治主体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两个层面上展开，探讨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技术创新如何形构以上两者，以及这个过程中权力和权威的重新分配问题。

（一）尊严政治
群众科学”在形式上是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的创新、普及，它对政治性和知识构成的强调也都围绕着科学行动的主体问题展开。这不仅是“依靠谁” “为了谁”的问题，还是关系到“由社会所塑造的技术的使用如何反过来形构社会权力和权威结构”的技术政治问题，其中居于核心的是知识生产和技术改进过程中阶级及阶级关系的改造。舒喜乐早年的《人民的北京人：二十世纪中国的通俗科学与人性》（The People’s Peking Man：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chmalzer， 2008）对此有简单涉及。她认为，“群众科学”的悖论在于，它一方面强调群众是科学行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背负了太多的迷信观念，需要专业人士的科普。然而，具体在古人类学，特别是人类起源这个特定领域中，该悖论可以部分消解在“劳动创造了人”的相关论述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普遍人性的讨论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严格的限制，自然科学的古人类研究却是例外。各种展览、教材、宣传画册和通俗读物，都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表现为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性要素。这实际上是将“劳动”塑造为普遍性人类活动的核心，赋予其涉及人类存在本质的道德性价值。而且，古人类研究所涉及的大量田野工作使它成为基础及理论学科中极少数群众能实质参与的领域。“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主办的杂志《化石》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科普读物，经常刊载普通大众讨论人类起源问题的文章。尽管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的理论出发，而非科学方法指导下的实证研究，但它们的确为普通群众参与科学研究，与专业人士探讨问题提供了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通过参与科学活动确立主体性，获得政治尊严。后来，舒喜乐在她关于农村科学实验运动的研究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Schmalzer， 2016）：投身其中的知识青年将“群众科学”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范发迪（Fan， 2012a：127-154）也认为地震“群测群防”运动的参与者从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主体地位。

更为深入探讨“群众科学”中社会主义主体尊严政治问题的是关于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群众运动的研究（王洪喆，2016；2015）。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的推动下，发展电子工业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该运动模仿了1968年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教育和技术革命，举办短期电子计算机学习班培训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普及电子技术，甚至鼓励、支持街道工厂与科研机构合作制造电子计算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人阶级通过“知识参与”获得“尊严政治”与对政党、国家的认同，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体现了“尊严政治赋予主体的可能性”。此外，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的参与者除了工人阶级外，还有工程师、学者等专业人士。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双向的“再教育”——工人从工程师那里获得专业知识与技术，工程师从工人身上获得政治素养。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包含了一种阶级身份转换的政治，也就是对个体而言的“解放感”的政治。它让现代劳动过程中高度分离的“概念”和“执行”被重新统合起来，是建立在不同劳动者政治认同、知识结合和机器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化统合。

（二）“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
“群众科学”中尊严政治与主体性的确立是以劳动者参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普及过程中所获得的“技能”为基础的。然而，它同样意味着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本身又会造成劳动者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马克思认为，在手工作坊中，大部分工作需要依靠技能丰富的工人完成，资本主义工厂分解了生产过程，降低了对技能的需求。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着眼于创造性的工作与工作本身的落实的渐进性分离，提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劳动退化”的观点。斯科特（James C. Scott）则将目光投向了工厂之外，思考后殖民时代小农、手工业者和土著居民的“去技能化”（斯科特，2019）。他认为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殖民地的行政长官等规划者所提出的现代化计划本身构成了对底层群体的剥夺。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艾约博（Jacob Eyferth）在关于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术及社群社会史的研究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能、知识和技术掌控的再分配，使得技术的掌控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转移到管理精英，从女性转移到男性。新生的政权一方面强调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与造纸技术，没有将手工业者划入工人阶级，压缩了其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强调农村社区粮食的自给自足，摧毁了农村社区手工业与农业多样发展的业态。这实际上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去技能化”（艾约博，2016）。在农业领域，舒喜乐指出，世界范围“绿色革命”普及的农药、化肥与改良种子，让传统农业的杀虫、积肥和育种技术不再有效，造成了农民普遍的“去技能化”，成为可替代性极高，依赖大企业生存的廉价劳动力（Schmalzer， 2016）。

按照艾约博的理论，“技能”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实际上是生产技术，以及附着在这些生产技术上的生产关系及一切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技能不能被简单地移植。夹江社会关系的改变也意味着植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手工造纸技能的消逝。问题在于，中国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些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革在带来无可避免的“去技能化”的同时引发普遍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Schmalzer， 2016）。这也是“群众科学”对科学行动主体和知识构成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农村科学实验运动”本身需要农民学习很多新的、复杂的技能，比如培养生物防治所需要的寄生虫，去海南学习三系杂交水稻的育种。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也要求工人习得电子计算机的相关技能，并将布雷弗曼所说的创造性工作和工作本身的落实再次结合起来，以克服大工业条件下的“劳动退化”。也正因为如此，排字工人在得知计算机科学家王选的汉字计算机激光排版系统的初步方案时，才会感到备受鼓舞，而不是认为自己即将“去技能化”和失业（王洪喆，2015）。事实上，每一项“群众科学”运动，都意味着对参加者的“再技能化”。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以预防为主要措施的早期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参与其中的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逐渐掌握了统计、表格、地图、模型、评估等科学计划的工具和基本的医疗常识。这些技能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社会层面最终解决血吸虫病问题打下了基础（Gross， 2016）。只是这种“再技能化”不一定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经济产出的方向上发生，因为“群众科学”本身有着社会改造的内在要求，甚至将其置于其他目标之上。

（三）身体规训
“群众科学”运动对社会主义主体的塑造也体现为身体规训。马拉尼在其有关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的研究中涉及了技术革新的物质性层面与标准化的革命身体生产之间的关系（Mullaney， 2017）。他认为，新生的人民政权鼓励排字工人和打字员参与技术革新，树立了一批劳动模范，并催生了与今天“联想输入法”共享同一语言处理逻辑的，基于自然语言使用习惯的新型字盘排列法。但是，国家权力和权威机构，特别是印刷与打字行业在开始并没有积极普及这种创新，更没有真正地欢迎每个排字工和打字员根据使用习惯自由地排列字盘。恰恰相反，整个行业追求的是字盘排列的标准化与集中化。1953年，全国打字机制造厂和打字员培训学校的代表在天津开会，商讨制定了“万能式打字机适用中文打字手册”，继续推广以“偏旁部首笔画”为基础的字盘排列法。不过，这些试图维护过去规范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越来越多的打字员仍然按照实际工作的需求来排列字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与去中心化，而是恰恰相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与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排字工人与打字员日常处理的主要是在话语体系上高度趋同的政治权力与权威的文件，由此出发的字盘排列也必然遵循同一逻辑。而使用这些字盘的打字员的身体，也被导向了这个日益标准化、同一化的政治话语体系。这些身体固然不是那种按照严格的工业规章制度塑造出来的标准化的身体，但也不是多样化的、自主的身体，而是通过个体对现有政治权力与权威的主动适应而规训成的一般性的、平均化的身体（Mullaney， 2017：304）。从这个角度来看，“群众科学”对科学行动主体广泛参与的要求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参与者身体的规训，塑造了革命化的身体。

（四）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支配
科学技术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本身就是科学史、科学技术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今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路径展开：科学技术在现代民族国家、帝国或殖民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冷战科学与国家合作、竞争和战争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特别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对科学的影响（Fan， 2012b：227-230）。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国家”去透视“科学”，而不是通过“科学”去透视“国家”，很少去追问：特定类型的科学知识与技术革新对于国家有什么意义？国家和科学如何相互建构？科学史的研究对于国家理论又有什么贡献？（Fan， 2012b：229）也正是怀着这些问题，范发迪在关于地震“群测群防”的研究中，探究了“群众科学”与中国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震观测与预防体系，是国防系统的一部分，对异常自然现象的密切监视，与对社会生活领域的阶级敌人和外来威胁的防备是同构的（Fan， 2012a：147）。

更明确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是格罗斯（Gross）有关防治血吸虫病运动的研究（Gross， 2016）。“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何深入地方社会”，“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和支配如何实现”是社会学视野下中国国家研究的核心之一。然而，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还是在韦伯的脉络下思考官僚制及理性化上展开。主流观点认为，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理性化支配方式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则主要是以卡里斯玛权威为基础的支配方式（周雪光，2013）。格罗斯则认为理性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只是这种理性化并不等同于官僚制。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她引入了“政治整合”（political consolidation）和“科学整合”（scientific consolidation）这对概念。所谓“科学整合”，指的是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在运用统计、地图、模型和标准化等“科学工具”的同时，就已经被同样由这些科学工具所支撑起来的技术化官僚系统和国家权力所吸纳。尽管他们在清除血吸虫病运动前期以预防为主的一系列实践中，因为不想影响常规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在缺乏即时性收益的填埋钉螺、排干积水等活动中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对这些科学工具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服从于推广这些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国家权威。可以说，使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技能化”的科学工具也控制了他们，构成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政治整合方式——科学整合。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尽管这些早期以预防措施为主的清除血吸虫病运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却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在这个案例中，“群众科学”帮助国家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支配。

四 对“群众科学”研究的反思和讨论

近十余年有关“群众科学”的研究，从技术政治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群众科学”对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平等主义的允诺，特别考查了它在科学行动的主体和知识构成两个方面的要求。研究者普遍认为，“群众科学”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说辞与权力斗争的隐蔽形式，而是怀着对科学技术内在的政治性的清醒意识，希望将知识生产、技术革新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在当时中国技术与资本双重匮乏的情况下，通过激发人的主体性来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激进的发展学范式和革命的现代化范式。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对“文革”结束以来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失败叙事”的简单翻案，它们对“群众科学”的负面效果有清醒的意识：大规模群众运动本身造成了资源浪费，很多情况下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比如以预防为主要措施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前期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发病率（Gross， 2016），“农村科学实验运动”中充满了挫折与失败（Schmalzer， 2016），地震“群测群防”的诸多措施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支持，对邢台地震预测的成功在唐山地震之后看起来像是出于巧合（Fan， 2012a），更不用提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广泛的群众参与还导向了“文革”之后对“野人”传说的痴迷（Schmalzer， 2008）。而且，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采用“群众科学”的方式，比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方式更能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然而，在承认这些失败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依然坚持“群众科学”探索的意义，认为它揭示了科学技术另类发展的可能性。的确，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以能否推进经济发展和保护专业主义来衡量科学进步的尺度，但对于“群众科学”时代的中国来说，更加重要的是科学普及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舒喜乐在解释自己研究材料的来源时就强调，她大量使用官方的政策文件、书籍、报刊文章和宣传海报，以及“文革”期间到访的外国人士的报告，不是因为相信这些材料记载了“群众科学”的“真实”运作方式，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国家希望如何改造科学的愿景（Schmalzer， 2016：24-28）。可以说，“群众科学”最核心的遗产之一，是它在实践中对技术中心主义和技术中立论的批判，以及在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关系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