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念王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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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念王若水

郭罗基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王若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种，占据霸权地位的是“官方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是王若水最先提出的，指的是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是压制异议的“独断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官方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变得“神圣”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不是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了。

那么，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叫做什么？对应于“官方”的概念是“民间”，能不能叫“民间马克思主义”？王若水生前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离休以后仍是副部级干部待遇。周扬、于光远、胡绩伟等人的地位比他更高。他们都是官方人士分化出来的异类，以他们为代表的理论如冠之为“民间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合适。对我倒是合适的，我早就离开官场，已经当了几十年民间人士，但我不能代表别人。有一位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其理由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旁门左道”。王若水不赞成，因为强调“正统”似有固守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嫌。有人认为可以称为“真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但是真和假是对理论的判断，不能用做理论的名称。何况并没有人自命为“假马克思主义”，所以“真马克思主义”也不算是恰当的名称。

我曾想过以“非法马克思主义”为名。俄国有过“合法马克思主义”，宣扬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还有好处可得。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更合法，它还可以为社会立法，为政府执法，设置禁区，下达判决，俨然是思想霸权。反对这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出版，已经发表、已经出版的则受批判，作者本人遭迫害，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失去工作、监视行动、发配外地以至流放国外等等不一而足。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禁绝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非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的确是非法的，但自我标榜为“非法马克思主义”，弄不好会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还是不叫为好。

也许，根本不需要另外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那种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才需要特别的名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基本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前联结；另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向后延伸。

1.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

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资产阶级理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1]，即启蒙学者的学说。恩格斯说得更清楚：现代社会主义就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2] 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等18世纪提出的资产阶级理性的原则；相反，他们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相似的逻辑。“五四运动”的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他在发刊词中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 他特别注重法兰西的人权学说[4]，这就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说。后来他又说，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5] 但当时“科学与人权”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科学与民主”却成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大概在中国人看来，民主具有实用性、功利性，更能满足救国之急需。“科学与民主”这一口号中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当时的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随著“五四运动”的发展，他才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新青年》杂志的转变，以及“五四运动”的进程，都证明了中国人是从启蒙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资产阶级理性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提。“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故的许德珩先生说过，“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至于后来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立起来，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兴无灭资”，那纯属过河拆桥。

2. 马克思主义的变形

中共成立后，大体上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前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时候，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纲领，以实行自由、民主为承诺。但是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所建立的却不是联合政府，而是一党专权的政府。民主的承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承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加上批判人性论、反对人道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结果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偏狭、顽固的学说。最终共产党自身也从革命的政党变成一个高度腐败的利益集团。

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由于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前人思想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严重地变形、走样了。恩格斯写了一本书，说明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书名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北大的时候朱光潜先生对我说：此书名译成“终结”不合适，因为该词的德文是ausgang，其英文对应于两个词，end和outcome，有“结尾”、“结果”的意思，也有“出口”、“出路”的意思，恩格斯的书名应当译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由此我豁然开朗，如此点题才能把握全书的精神；也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出路。这是个典型事例。在中共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中，非但德国古典哲学，所有的文化传统到马克思那里就都“终结”了，于是马克思主义被理解成是异军突起。

3. 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思潮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远离这个出发点去另起炉灶，而是指出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出发点的人，流于虚幻和抽象，应当以现实、具体的人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表达新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 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讲阶级，不能讲人，一讲人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异化；克服异化就是人的复归。《资本论》的一个注解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才能理解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7] 当然，研究人的一般性要从特殊的人入手；阶级性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性，时间上、空间上所有的人还有人的一般性，人的一般性就是人性。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人的名义来谴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非正义性。无产阶级之所以产生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那种否定人类本性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矛盾。马克思在研究“异化的人”之后认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可消灭阶级，克服异化，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以“最人道的方式”来进行。此言听起来真象是毛时代竭力批判的“修正主义”。

4.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特殊性对抗人的一般性，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而且特别钟情“阶级斗争”学说，唯恐阶级消失了，共产党会失去斗争对象。酷好斗争的毛泽东就一再提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也不是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以此作为控制社会、打击政敌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毛泽东“抓”出来的。既然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就不能讲人道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去掉了“最人道的方式”，就会变成暴政；反对人道主义，只落得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对领袖的神道主义和对人民的兽道主义大行其道。“文化大革命”以后，好像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突然觉醒的西方人一样，中国人发出对“人”的呼唤。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联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83年3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周扬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部份是他和王若水讨论后由王若水起草的。60年代周扬在第3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曾大批人道主义，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文化大革命”后他在公开场合就自己的左倾思想多次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周扬和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宣扬人道主义，遭到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和严厉压制，并由此引发了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等几个反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点名，作为运动的重点人物受到整肃。王若水被撤职后仍然奋笔应战，反驳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人道主义辩护。他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两篇特别重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同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理解和解释，结果会完全不同。

5.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变异？

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也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从西欧传播到俄国，再由俄国传播到中国，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异。最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成了对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异？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社会条件低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水平，中国人总是从传统思想出发去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有句名言概括得非常形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是从秦始皇的专制传统这一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当然这是进了中南海坐上“龙廷”的毛泽东的说法，住在井冈山的茅屋里或延安的窑洞里的毛泽东就不会这样说了，可能会说“陈胜、吴广加马克思”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热衷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是从陈胜、吴广的传统去理解的。实际上革命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小部份。当取得全国政权后，本来需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但在现实中“陈胜、吴广”却转化成了“秦始皇”。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以1949年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段，一言以蔽之，无非是“陈胜、吴广加马克思”和“秦始皇加马克思”。“陈胜、吴广加马克思”，虽然时代不同，都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尚能勉强携手；“秦始皇加马克思”则分别是压迫阶级的代表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即使不打架也只能貌合神离，实质是“秦始皇”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从秦始皇到马克思，中间抽去了资产阶级理性。

我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中说过：“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极其发达。如果不通过资产阶级理性这个中间环节，企图从传统思想直接跳跃到马克思主义，是办不到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优秀成果还没有理解、没有掌握，就去‘灭资兴无’，只能是移马克思主义之花接封建的意识形态之木。灭‘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兴专制、特权、恐怖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步彻底发展；而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却是反对这些原则本身。马克思主义因为被割断了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联系而与封建传统嫁接，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首要的工作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重新联结。

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

1. 19世纪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清理

19世纪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的名义存在的。这些主义、思想、理论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官方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这正好与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南辕北辙。因为要界定它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来评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主义、思想、理论。

列宁本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和第二国际的争论各自使马克思主义片面化。列宁关于政党和专政的理论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的共产党都是列宁主义的党（中国国民党也是列宁主义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列宁最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后来又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再后来他又改口说，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不是暴力。他最后几年所作的反思被斯大林封锁，长期不为人所知。斯大林所坚持的是列宁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列宁生前并没有自称为列宁主义；相反，“列宁主义”是反对列宁的人对他的思想的贬称。后来流行的列宁主义是斯大林加工制作的成品，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而且斯大林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焊接”在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斯大林的“手艺”。斯大林主义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萨特说：“毁灭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我在这里作一点补充：再加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但却被他本人抛弃了。何谓新民主主义？概括来说，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发展资本主义，区别于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发展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埋葬资产阶级。毛泽东的理论是，在中国无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联合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地方，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才能通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结盟，这是马克思主义向落后国家推广的创见。但是，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非但没有实行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坚持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竟被指责为“右倾”。毛迫不及待地要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起初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话音未落，仅仅过了3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再过了两年，毛居然要带着中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标题下提出的一套极左的理论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至于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根本就谈不上是理论。邓小平本人到底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说年轻的时候读过《共产党宣言》，但是否读懂了也很难说。

正是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想、理论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危机”，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国际上有一种强烈的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已经不可能，即使回到马克思，19世纪原版的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当代的问题。新时代必须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才能延伸马克思主义。

2. 马克思主义面临新时代的挑战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洲广为传播，在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扩大到俄国和东方，发展迅速，推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思想能象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地掌握群众。但马克思主义被过份推崇了，似乎一切济世良方尽在其中。本来，马克思主义是破除了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体系而产生的，而后来它却被人们当作绝对真理的体系。时代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却僵化了，于是厄运来临，六十年代以后它走向了低潮。

20世纪下半叶，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深层变革，提出了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回答了19世纪的问题，但回答不了20世纪的新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崩溃、在中国的变质，确实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困境。从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想方设法与马克思主义联姻，虚构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现在又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时髦，越是不读马克思的书、读了也不懂的人，批判马克思主义越勇敢。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断定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偏见，批来批去其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几上句、赶一赶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这正从反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3. 马克思主义并未被证伪

20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是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在自然科学中，按照某种理论设计的实验若成功了，理论就被证实；如果失败了，理论就被证伪，但还要检查实验的设计是否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设计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实验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导致失败，只能证明设计的错误，不能证明理论的错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就是这样。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要求社会主义建立在经过资本主义的充份发展而达到的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之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进行的。斯大林说：“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8] 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为在“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展开了竞赛，一个比一个性急。落后的俄国从取得政权到“建成社会主义”花了19年；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但只花了7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柬埔寨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为落后，却在取得政权的第二天就“创造”出社会主义来了。斯大林把在“空地上创造”当作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在我看来，这种凭空“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缺乏根据，正是其不能持久存在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在“空地上创造”出来的。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在她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9]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脱胎的母体。但中国的“理论家们”却认为，中国（以及运用“中国经验”的许多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想要超越资本主义一步登天，结果掉了下来还是落在原地重新开始。苏联的崩溃、中国的变质证明了不讲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破产。马克思的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而且至少几个先进国家的联合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但俄国人却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以此取代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虽然在一国首先“胜利”，然后又一国接一国地“胜利”了；然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非但没能联合起来，相反还相互发动战争，最终都归于失败。社会主义试验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失败，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证实。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果然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那里穷人和失业工人享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远远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下岗工人”。西欧和北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在成长，而且国家之间正在走向联合。欧洲联盟的一体化正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当年马克思作出预言时，谁能相信因边界纠纷和彼此战争不断而结为世仇的欧洲国家会联成一体？19世纪的穷光蛋马克思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将使几个世纪的人们受用不尽。20世纪在落后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结束了，21世纪在发达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必将重新开始。

苏联和中国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说得通吗？非但说得通，而且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物理学所揭示的规律不是只对物理学家有效，不懂物理学、反对物理学的人同样也受到物理学规律的支配，所以它才成为科学。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情符合马克思主义，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揭示了任何人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规律。

4. 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

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困境，又没有被证伪，结论自然是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王若水1996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确实，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因为哲学是最高的抽象，能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国的先秦哲学，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作为全部理论延伸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与现实接近的部份则显然过时了。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解释现代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创造的价值显然不是决定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王若水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但官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修正主义是离经叛道。

王若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我虽赞成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在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我和若水的意见有所不同。1994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时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创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必去修正了，让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态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某些原理的变化，不是局部的补充或修正，而是理论的全面创新，应当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可以从物理学史得到启示。牛顿物理学统治了几个世纪。到了19世纪，人们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最后完成，此后的工作只是内部装修了。但是镭的发现似乎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发现电子后，似乎质量守恒原理又被推翻了。牛顿物理学解释不了新发现的物理现象，于是出现了“物理学危机”，人们以为物理学大厦行将坍塌，会成为“物理学废墟”。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却解除了“物理学危机”。相对论包含了牛顿物理学，又超越了牛顿物理学，结果物理学并未成为一堆“废墟”。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物理学的局限，又为原先被认为无所不能的牛顿物理学规定了边界，证明牛顿物理学在它适用的范围内依然是有效的，现在测算日蚀、月蚀仍然还是应用牛顿定律。所谓的“物理学危机”实际上是科学发展史上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危机。

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也有类似的情形。就以常为人诟病的“劳动价值论”为例，来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创新，而不是修正。“劳动价值论”并不是根本上错了，而是过于简单，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不够用了；但在有限的范围内它依然是有效的，超出它的有效边界就不免发生错误；而违反“劳动价值论”也是错误。新的价值理论应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已经说明过的经济现象，还应当说明“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的复杂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新的价值理论必须包含“劳动价值论”作为它的初级真理而达到高一级的真理。

有人断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是绝对错误，必须修正。这反映出思维能力的差距，是人们对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和绝对出现了理解上的困难。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相对和绝对是不能割裂的，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假如资本家的财富是1万，工人的财富是100，100:1是相对贫困；当资本家的财富增长到100万，工人的财富增长到1万，还是100:1的相对贫困；如果事实上工人的财富不到1万，而只有9千或8千，那么从100:1变成100:0.9或0.8，这就是“相对贫困化”中的“绝对贫困化”。这个理论说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虽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有份，但占有的份额不成比例；如果没有绝对贫困，随着全部社会财富的增长，水涨船高，工人的相对贫困就可能变成相对富裕。人们理解的“绝对贫困化”是工人的财富从100降到90或80，这是脱离了相对的绝对，也不符合现实。所以错误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理论的解释。

“贫困化”的理论不需要修正，但它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试用量化的概念（不是精确统计）来说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社会两极化，几乎没有中间阶级；20%的人掌握着资本，80%的人陷于贫困。20世纪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却发生了大变化，资本集中在10%的人手里，另一极是20%的人陷于贫困化，但在两极之间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占了人口的70%。在19世纪显得很重要的“贫困化理论”，在20世纪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历史超出了马克思理论的有效范围。适应新时代的新理论只能把“贫困化理论”当作一个有限的局部，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

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自有它相应的历史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历史条件变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没有发生变化。克服危机的途径是创立新的理论形态，满足新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形态应当包含古典的形态又超越古典的形态。当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有新意，但还不成其为新的理论形态。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牛顿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创造相当于相对论的马克思主义，走出“牛顿时代”。我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但毕竟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做，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注释】
[1]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3]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
[4]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出处同上，第10页。
[5]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出处同上，第243页。
[6]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7] 我在这里特别指明这段话的出处，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7卷第593页。
[8]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本文原为2002年5月16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的“纪念王若水学术讨论会”而作。现予发表，以资交流。）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