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策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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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策划的吗？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


聂元梓等人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 毛泽东不仅在6月1日指示全文广播这份大字报，而且在8月5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2，第12卷，90页]

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使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据此，进一步推论，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奉命造反”。发文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包括1966年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彭佩云[3]，曾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王效挺[4]，曾担任北大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黄文一等人。[5][6][7]

一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大字报的写作确实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康生、曹轶欧的鼓励和支持，但不能说是“策划”和“指使”，大字报主要是由署名的7位作者自发写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印红标[8][9]、穆青[10]、朗冠英[11]等人。

一、历史回顾

康生、曹轶欧究竟在聂元梓大字报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先来看当事人聂元梓怎么说。

大约在1966年5月20日前后一两天，聂元梓曾就写大字报的事情到曹轶欧居住的西颐宾馆请示过曹。聂的叙述是：

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客，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她还说了些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的话。我们是从组织原则请示她可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后，我们几个人共同来讨论的。[12，23页]

聂元梓在自己的回忆中特别强调：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最后一段和三个口号还是临抄写时我提议加写的。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也不了解高层的激烈斗争。……大字报的内容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的只是能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当时以为她是“五一六通知”宣布重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请示大字报能不能写，能不能在校园里贴，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着写的，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康生、曾轶欧的指使和按照他们的授意才写这张大字报的。[12，26页]

尽管一些人对聂元梓的说法表示怀疑，存在不同的猜测，但迄今尚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推翻聂元梓的叙述。相反，包括大字报起草者、署名者和其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从不同角度支持了聂元梓的叙述。

例如，《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另一起草人是关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老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记，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记，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13，394页]

又如，当时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14，第三部分第六章第2节《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曹轶欧带领调查组进驻北大是1966年5月14日。但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1964年7月。那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带领一个调查组进驻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写作，实际上从那时已经启动。

让我们一道走进这段历史。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1963年5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一改称为“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工作队下乡，“扎根串连”，展开“夺权斗争”。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刘少奇，运动中最著名的成功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创造的“桃园经验”。

1964年7月张磐石带领调查组进驻北大，其主要任务是为把“社教”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探路，摸索经验。直接派遣张磐石到北大的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

张磐石的调查组在北大调查之后，于8月29日写出了第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北大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资产阶级的进攻非常猖獗。这份调查报告，至少在中央书记处传阅和讨论过。10月21日，调查组提出了《关于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的初步计划》，计划“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随后，人数多达260人的强大的工作队进驻北大，工作队实力雄厚，队员大多是厅局级干部。工作队吸收了一些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做法，发动群众，扎根串连。在工作队的鼓励和引导下，北大涌现了一批大胆批评以党委书记、校长陆平为首的北大校领导的左派教师。后来在“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7个人，都属于“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964年底，毛泽东注意到农村“社教”中存在的扩大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打击面过大，唯成分论，对农村基层政权沦陷的估计过于严重，将原来的党组织置于工作队的对立面，等等。于是，毛开始着手纠正前期“社教”中的过左偏向。经过与前期主持“社教”的刘少奇的思想磨合，最终于1965年1月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23条”），进行纠偏，并开始由邓（X）平取代刘主持“四清”工作。在“23条”中，第一次明确写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将“四清”运动的重点集中于“党内”，集中于“当权派”，而不再是那些早已经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了许多只脚的地主、富农和有历史问题的人员。

由于“23条”的公布，使张磐石主导的北大“社教”局面出现了逆转。张磐石做出的“北大领导权基本沦陷”的判断被推翻，邓（X）平将陆平定性为“犯了一些错误的好人”。[3，6页] 最终，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被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许立群所取代。为了在北大纠偏，65年3月9-19日和7月29日召开了两次国际饭店会议。第2次国际饭店会议从65年7月一直开到66年1月。在这次会议上，64年夏秋“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受到了批评，感到很大的压力。这些北大前期“社教”中的“左派”面临被打成“反党右派”的危险。在1966年6月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中，指责第二次国际会议，说“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７个月之久。这是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经过1964年下半年张磐石主导的“社教”和1965年秋冬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北大校内外已经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陆平派”，包括陆定一、张磐石、戈华（北大党委副书记）、周培源（北大副校长）、聂元梓、张恩慈等人；一派是“保陆平派”，包括邓（X）平，彭真等人。

虽然体现为对陆平的态度，实际上其中交织了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包括：

1、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

2、党内干部与党外教师之间的矛盾；

3、党内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之间的矛盾；

4、“唯成分论”与“重在表现”之间的矛盾；

5、红与专之间的矛盾；

6、一些与政治基本无关的个人恩怨，等等。

这些矛盾的叠加，使两派很难调和，隔阂日深。

二、最重要的“反陆平派”成员

在聂元梓的回忆录中讲到，她曾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12，第20页，指陆定一整陆平。] 实际上，最重要的“反陆平派”并非陆定一，而是毛泽东。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从杭州指示立即广播聂元梓大字报。毛的指示写在了陈伯达报送的大字报底稿之上，这份底稿刊登在《光明日报》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毛泽东的批示说：“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2，62页]

为什么毛泽东用了“反动堡垒”这样重的词语来指责北大？是一时轻信或一时激动吗？不是。实际上，毛泽东早就了解北大的情况。

《聂元梓回忆》中说，她曾在1965年10月份给毛、刘少奇、彭真写过信，反映北大“社教”中的问题。聂元梓“写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信是由田家英转交的。[12，17页] 信交给田后，渺无音讯。毛是否看到了这封信？这是未来需要继续考证的问题。至少，毛有可能看到了聂元梓的这封信。

即使毛没有看到聂元梓的这封信，毛也有渠道获得关于北大内部矛盾的比较详细的信息。

在“第一张大字报”的形成过程中，张恩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张恩慈50年代初期就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对北大哲学系的情况非常熟悉。1964年的“社教”中，他非常积极活跃，因此，较深地卷入了北大的内部斗争。在局面逆转之后，为了躲避打击报复，主动离开了北大，调到中央党校，后来又调到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1966年5月5日，他就北大社教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信。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14，第3部分第6章第2节《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5日，他（张恩慈）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戚本禹所讲，有据可查。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2，第12册第57页]

这并非毛泽东第一次对张恩慈的文章进行批注。在1963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张恩慈曾以笔名“章凡”发表了《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一文。毛读了此文，并于8月19日批转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说“这篇文章可以一阅。”[2，第10册第349页]

由于毛泽东5月11日将张恩慈5月5日关于北大“社教”问题的信批转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康生就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进驻北京大学，组长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副组长是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张恩慈被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抽调到调查组，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进驻北大。

毛泽东不仅了解北大的内部斗争，而且对沿袭西方和苏联的中国教育体制早已非常不满。1966年4月14日，毛在一份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上批示说：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篇批语的结论是：

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2，第12册第34页]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写道：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将北大称为“反动堡垒”，并非一时激动，而是在心中酝酿已久。

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聂元梓1960年被陆平调入北大的。陆平与聂元梓的哥哥聂真（人民大学副校长）有工作关系，多有交往。调入北大后，从工作到生活，陆平都对聂元梓关照有加。聂元梓被提升为北大党委委员，参加党委会议。陆平甚至曾向聂真表示了未来继续培养聂元梓的意思。对此，聂元梓一直心怀感激。尽管如此，在张磐石的启发引导下，她最终“忘恩负义”，仍然大胆地批评了陆平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对此，我是理解的。

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从1963年到1964年，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先后发表了9篇批判苏共的重头理论文章，即“一评”到“九评”。苏共演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现实对毛的震动是明显的。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概念，给苏联贴了一个标签：社会帝国主义。毛用这个标签将苏联区别于“西方帝国主义”。这是60年代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中，既反映了毛对于百余年来国际乌托邦运动的反思，也包含了毛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看法。

曾经通过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为什么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呢？这是60年代初毛泽东苦心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x）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5，293页]

怎样避免重蹈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覆辙？怎样避免中共像苏共一样演变为“特权阶层”和“社会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

关于自己的思考，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外宾时曾有一段非常清楚地表达：“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12卷，220页。正式公布于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积极参加文革的许多人，包括北大哲学系写大字报的那些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等人，包括清华附中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那些中学生，其实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毛的忧虑。

1958年，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出版了当代题材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61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中文版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知识分子争相传阅，议论纷纷。在人们的交谈中，经常会谈到“阿尔连采夫式的人物”（小说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我大约是在1962年、11岁时赶时髦看了这本小说。实事求是地讲，我最初朦胧的“继续革命”思想确实不是来自学毛著，而是来自这本小说。

1964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音日高，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不断，在《叶尔绍夫兄弟》造成“洛阳纸贵”的氛围中，本来就对小资情调浓厚的北大感到不适应的聂元梓，对陆平等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第2次国际会议期间，聂元梓、张恩慈、杨克明等北大前期“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甚至批判。这次会议，是根据彭真的指示召开的。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是工作队队长许立群，副组长是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聂元梓等人本来就对此倍感委屈，心存怨气。1966年初开始公开批判“三家村”以后，邓拓已经被打倒。邓拓的倒台，给聂元梓等人带来一些希望。当他们听到传达《516通知》，知道彭真也已经倒台后，他们产生申诉、伸冤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他们写大字报的重要原因。

就我个人讲，我相信聂元梓的话：大字报的写作与康、曹并没有直接关系。我知道，在大字报的写作过程中，很可能通过张恩慈而受到康、曹的鼓励。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3，9页]。这里，康生的用语是“促动”。我认为，康生的这个表述是比较准确的。

我在阅读有关这段历史的相关资料时发现，毛泽东已经对北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支持这张大字报，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果断地抓住了一个机会实现自己进行一次“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想法。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将《人民日报》6月1日刊出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2，第12卷，93页] 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对以往“下级服从上级”的行为种准则进行了一个修订和限定，提出了“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一种新的行为准则。

四、争论将长期继续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说“第一张大字报”的写作是由于康生、曹轶欧策划和指使，很勉强，难以服人。但是，坚持“策划指使说”的论者，也并非没有道理。

“第一张大字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多位当事人的回忆，经过历史研究者们的挖掘和整理，事情的整个过程已经基本清晰。当然，还有一些有待挖掘和发现的事实。例如，毛泽东是否看过65年10月聂元梓写给他的那封申诉信。“策划”还是“支持”？持有不同看法的双方在“事实”方面的分歧不是很大，但是，在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方面，看法则相去甚远。经过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双方可能此达成共识吗？不可能。许多人仍然会坚持自己看法。

缺乏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习惯于“大批判思维”的人，会将“策划”与“支持”的分歧视为“真理”与“谬误”的分歧，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别人的“谬误”。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从小接受的“科学崇拜”教育有关，与他们在基础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维范式有关，与深受前苏联影响的“传授科学真理”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

那些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首先要以事实为依据，评价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之上，必须澄清那些虚假的传言。在历史研究方面，应该反对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应该倡导扎实的文献调研和严肃的实证研究，应该尊重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

他们理解，仅仅“事实（data，fact，evidence）”不足以成为支持一个命题（claim）的理据（warrant）。只有当事实基于一系列必要条件的支撑（backing）之上时。才能作为理据来论证一个命题。[16][17]

他们理解，论证必须符合形式逻辑，论证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论证必须是合理的。

他们理解，在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和个人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会存在多种可能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之间的区别不是对（right or correct）错的区别，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reasonable）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plausible）一项。在一部分人看来属于普乐好的看法，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并不属于普乐好的看法。

他们理解：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的论证，不是一个可以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也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我相信，关于康生、曹轶欧在“第一张大字报”中所起作用的争论会长期争论下去。对于事实，人们将穷追不舍，力求揭示历史的真相。对于关于事实的解释和评价，则需要“包容异见”，勇敢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也理解别人的看法。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他们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

审辩式思维的要义是：对自己的真理要真诚，陈述自己的真理要旗帜鲜明，坚持自己的真理要勇敢；对别人的真理要包容，攻击别人的真理要谨慎。对于历史真相，他们会“不懈追问”；对于价值判断，他们会“适时闭嘴”。他们不仅擅于进行有意义的审辩和论证（argument），而且知道何时“闭嘴”。对于一些价值分歧，他们只“秀（show）”不“说（say）”。

今天，国际教育界的共识是：审辩式思维不仅是一种认知技能，更是一种人格气质。审辩式思维不仅是最基本的探索工具。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更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这一共识清晰地体现在美国哲学学会关于审辩式思维的《德尔菲报告》中。（关于《德尔菲报告》，可以参看本公众号的第90、91、103和287期）

发展青少年的审辩式思维，不仅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国民素质。依靠那些不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依靠那些对自己的真理不真诚、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不敢坦承、不敢坚持的人，依靠那些对别人的真理不包容、开口脑残、闭口沙比、拍砖抡棒、杀气腾腾的人，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那些不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既不可能推动民主进程。没有国民审辩式思维水平的提高，即使中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也很可能会像埃及、泰国那样最终由于社会撕裂而诉诸军管，甚至可能像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陷入动乱。不是成为国际强权的“棋子”，而是成为国际强权互相角力的“棋盘”。


参考文献：

[1] 红旗杂志编辑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红旗，1967年第3期，1967年1月31日出版

[2]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 彭珮云：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百年潮，2006年第2期，4-10页

[4] 王效挺、黄文一：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世纪，2003年第1期，14-18页

[5] 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百年潮，2001年第9期，32-38页

[6] 李海文：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66-70页

[7] 李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7期，35-40页

[8] 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35-40页

[9] 印红标：曹轶欧与“ 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51-63页

[10] 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研究，第75辑，2002年，166-173页

[11] 郎冠英：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百年潮，1999年第10期，77页

[12]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2017年修订版），2017年

[13]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

[14]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2016年

[15] 邓：邓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

[16] 谢小庆：审辩式思维，学林出版社，2016年45-60页

[17] 谢小庆：创新学习新思维——21世纪核心职业胜任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9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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