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挺、黄文一：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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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作者：王效挺　黄文一

《文史精华》 2005年 第12期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１９９９年７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
       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据，这是一般的常识。印先生要否定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定论，但是，一不了解定论的根据，二不了解在审查康生期间，有关党员向党组织写的证明和汇报材料；仅仅根据２０年后自己对部分人员的访谈，就匆忙地、草率地得出“自发论”的结论，来否定中央文件的定论。一些老校友对印先生的文章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北大加以澄清。我们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理应接受此项任务。
       ２００１年９月，我们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内部刊物）和《百年潮》上发表了《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根据中央审查康生时所留存的档案材料，对印先生等文章进行商榷。
       我们文章发表后，印先生曾通过他的老师、王效挺的好友约王交谈。王把我们了解的材料都给印先生看了，而印先生却一个材料也未带给我们看，也未提出什么问题交谈，他把主要时间用在看我们的材料上。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会，看到印先生刊登在《文史精华》去年（２００４年）１月份的《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一文，看后感到：①印先生仍然坚持“自发论”的观点；②印文中对我们提供的材料，没有任何当事人对其本人曾写给本单位党组织的材料内容有直接的否认；③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印先生对我们引证的多项材料，作了自已的“解读”，有些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有的是假设前提，质询对方，甚至有奇特、荒唐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对印先生的“再考订”一文进行再商榷。
       一、假造前提，质问对方
       印先生提出：１９７８年北大校刊上关于大字报的一篇文章强调的是“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这次则说：“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连杨克明等人写成。”印先生振振有词地质问：“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为什么１９７８年“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印先生说他“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又说，如果接受这种解释，这就不是“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这些质问，只要印先生动动脑子，稍加思考，排个时间表，自己就会作出回答的。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有关部门在清查工作中，发现发生在北大而影响全国的三件大事（北大社教、“第一张大字报”、“六一八”事件），都与康生有关。北大党委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给党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校内揭发批判康生（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集团成员面目尚未被揭露）。１２月初，中央常委批示：可以在北大揭发批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党委召开了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康生、聂元梓，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就以“某顾问”代表康生。聂元梓已是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党委决定在三个事件中涉及的其他干部和教师一律不提名。印先生听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其他同志”，是有此意。党委区分不同性质，“保护其他教师”有什么不对？印先生质问：“当时为什么不讲明已经掌握的张恩慈和杨克明的线索？”这是假造前提来质问。第一，当时并没有完全掌握张、杨的具体情况，刘仰峤、白处长等人的材料都是１９７９年写的，印先生根据什么说当时都“已经掌握”？第二，即使已了解个别教师写的一些情况，也不宜在揭批“某顾问”和聂元梓的会上一块端。康生的专案组，何时成立？党委当时不得而知；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康生如何策划大字报，也是１９７９年以后的事；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以后，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才逐级下发、传达；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向全党公布康生反革命罪行”已是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了，离北大揭批康生、聂元梓大会已过了将近两年。这时，有关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的材料比北大原来掌握得丰富多了。我们２００１年文章中所引证的材料都是从头了解、调查的，许多是过去不知道的。如果说我们的文章与校刊２０多年前登的内容有些不同，那是因为情况多了自然就有所深入、有所“调整”，这有什么奇怪？
       二、对两个材料的解读和分析
       １．对“康生自白”的解读。我们文章说：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和２９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１９６６年５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印文说：康生“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可是“促动”为什么只能解读为“促进和推动”呢？“促”也可解释为“催促”、“督促”，“动”也可解释为“发动”、“动员”，“促动”，解读为“督促和发动”有何不可呢？“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印文为了适应他的观点将“促动”“解读”为“促进和推动”。但印先生所谓的“推动支持”是有条件的，印先生在其“三步曲”中明确讲：是在“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才“给予了推动和支持”。从康生的“自白”中能看出这种“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吗？
       ２．印文说：在“五一六通知”前曹轶欧在北大找聂谈话，曹对聂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谈没有响应，随后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印文说：“曹轶欧对聂元梓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首先，聂元梓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印先生把这段重要的话删掉了。
       聂元梓还说：“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
       聂元梓真的是对曹轶欧的“动员”、挑动，那么消极吗？不。
       印文说：“要为北大社教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而聂元梓是北大社教的“大左派”，对社教耿耿于怀，时刻想翻案，怎么在曹轶欧“动员她继续和陆平斗争”、翻社教的案时，她却“消极”起来了。这时即使“五一六通知”尚未传达，《北京日报》和“三家村”早已被公开批判了，身为社教大积极分子的聂元梓怎么倒“消极”了。
       聂元梓从曹处回来后，并没有到农村参加四清，她到农村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她把白副处长约到她宿舍谈话，要白给她准备材料，她要向中央写信“揭发陆平”。聂元梓在２００３年回忆中说：“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存在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也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找聂元梓谈话时间，聂说是在北大专家招待所。据刘仰峤讲，他和曹５月１４日到北大，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颐宾馆”，这样曹找聂谈话当在５月１４日。又据陈守一谈，曹轶欧第二次找他谈话是５月１５日左右，在西颐宾馆，曹轶欧动员他：“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如果聂元梓真如印文所说的那样“心灰意冷”，对曹“态度冷淡”，曹轶欧能提出让陈“领头和聂元梓共同来搞”吗？而聂元梓找白处长谈话，要准备材料上告陆平，能说曹轶欧和聂的谈话“没有结果”“没有响应”吗？
       三、大字报是怎么提起的，谁先提出的？
       曹轶欧调查组进北大时，中心任务是揭发陆平党委和北京市委，“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的方式，也没有具体规定，所以曹轶欧谈过话的人，有的给中央写报告，有的在常委会上盛气凌人、无限上纲地揭批陆平。调查组除张恩慈重点在北大活动外，每天派二三人到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写清楚交给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调查组成员的话）。康生对调查组摘抄的大字报很重视，曾予以表扬。这在调查组里是都知道的。张恩慈重视大字报不是无根据的。聂元梓、杨克明等开始都只是想写材料上报中央，后来改为写大字报，这中间与康生和调查组对大字报方式的肯定有直接关系。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杨克明写给党组织的材料说：“我（自科学院）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边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成，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杨克明１９７８年６月写的材料中还讲：我找张恩慈，“是想让张恩慈来参加领头的，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也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意思不大。他说北京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１９７８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从四清被调查组调回来的一位党员讲“……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张恩慈讲：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
       印先生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说：“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一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印先生这段话实际上已否定了“自发论”，但他却仍转弯抹角地坚持“自发论”。
       四、奇特的“解读”
       １．１９７９年，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给党委写的材料中讲：他第二天又到西颐宾馆见张恩慈时，“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调查组副组长刘仰峤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６日讲：“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他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以上这两位干部写的证明，是被印先生认为“真正有些分量的”材料，两人都是直接听张恩慈讲的。印先生对这两个重要材料的解读是：“张恩慈坚决否认”、“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因而“不能再核实”，“十分遗憾”。至此而已！
       刘仰峤是调查组的副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原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副队长，白副处长曾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与张恩慈都是社教中的大“左派”，是无话不谈的“战友”。印先生是善于思考、怀疑的，难道这两位干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听到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讲话，就能够因一人否认而否定吗？两人已故，档案犹存，岂能以“遗憾”了结。
       ２．还有１９６７年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江青的信中，有该作者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这也是印文认为“有些分量的资料”。报告内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孔×等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带领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对于大字报主要作者在信中的明确表述，印先生作了奇特的解读，他说：１９６７年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把大字报主要作者的这封信，说成“为派性利益”“争功”“攀附”，如果这也是印先生的“解读”，那不但是对事实的严重曲解，而且是对写信人的极不礼貌、极不尊重的表现。
       印先生说他在王效挺处看材料时，杨克明给江青信附的“报告”中还有一句讲“支持”的话，而且说，信中又讲“指示”，又讲“支持”，他质问说：那么那份“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这次我把“少引”的一句话引出了，即上段引文中最后的一句：“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里讲的“支持”就是指的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的“指示”，和印先生三步曲中所说的“事后支持”是两码事，怎么能作为“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
       印先生又说了：“１９６７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的，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３．大字报内容问题：印先生已不得已承认了“写大字报”这种形式是康、曹通过张恩慈“指示”的，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自发论”。然而却提出了大字报内容问题。可是具体内容还需要具体指示吗？譬如曹轶欧曾恶狠狠地指示北大党委某常委：“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该常委给中央写了“揭发”材料，更激昂慷慨、火力很足地对陆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如果该常委说：我写的揭发报告内容没有给曹轶欧看过，我批判陆平的发言内容也没有报批过，曹轶欧并没有指使我如何揭盖子、如何连锅端，因而我的行为不能算受曹的指示。如果他要这样回答，谁都会感到这是十分荒唐的。但该常委毫不含糊地承认了曹的指示。聂元梓在１９７９年７月一次交代中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轶欧）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大字报“具体写什么内容，曹也没有指示。学校有什么问题，曹心中有数。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２００３年聂元梓在回忆中说：“曹轶欧说：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以及给陆平提意见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还有调查小组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我们“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
       曹轶欧等人知道：他们所谈话、发动的对象是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师，不是幼儿园、小学生，不用把着手教他们怎么说、怎么写。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揭发陆平、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揭什么，他们“心中有数”，心照不宣，或不言自明。因此，以曹轶欧等没有指示具体内容来否定康、曹的指使，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对大字报内容也不是没有引导的。据刘仰峤１９７９年７月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按：即５月１４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前边引的１９７８年６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中说：“我找张恩慈，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会少？意思不大。他还说及现在北京旧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回到北大我又与赵正义、高云鹏一起，讲到张恩慈的想法，我们三人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
       再如，印先生讲到宋××、高××和张恩慈的谈话：“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
       这不都是引导大字报作者要抓现实问题吗？而且“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攻击法律系调查海瑞平冤狱是“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印先生编出一个“种瓜得豆”的说法，说张恩慈与杨克明只谈了社教问题，没谈现实问题。实际上张恩慈在５月５号已向毛主席写了对北大社教的意见，５月１３号，中央已批发政治局扩大会各同志。所以，张恩慈说再写社教材料“意思不大”，“启发”他们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这里没有什么“种瓜得豆”，而是种了豆印先生视而不见，或假装看不见。
       这里顺便说一下：印先生讲到张恩慈这次谈话时，说是“宋××、高××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张主动去找宋、高。并想以此证明张恩慈很“谨慎”，没有主动在哲学系搞活动。事实恰恰相反。请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宋××写的情况：“五月二十一日（？）晚在一院十七号（注：北大一院是调查组成员住处之一），张恩慈找了赵××高××和我。他说中央理论调查组来北大了解文化革命的情况……”高××１９８１年８月写的情况是：“大约５月２０日，张恩慈找赵××宋××和我到一院一楼谈话。”二人所讲一样，是张恩慈找他们三人去的，不是他们自己找去的。而且宋××还讲：“我先后写过文字材料（还保留有底稿），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写的材料基本事实都是一致的。”我相信宋、高的说法，不会经过印先生一“访谈”，说法就变了。
       五、张恩慈的“功劳”不可低估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讲师，１９６５年７月由康生点名调出去的，有关部门到北大党委和哲学系了解情况后，就通过高等教育部于７月７日正式来调函：调张恩慈去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７月份张即到院报到。不是有人所说的张是北大社教后因为不满自己要求调离北大的。张恩慈是康生、曹轶欧充分信任的，在调查组是被称为“曹轶欧的助手”。曹轶欧找陈守一、白处长等人谈话，张恩慈都参加的。调查组除两位组长，一位保管文件值班外，其他三人经常到市委大楼摘抄大字报。只有张恩慈一人重点在北大活动。再看一下和曹轶欧、张恩慈关系密切的某常委在文革初期讲的一段话：“曹轶欧原来准备一个一个串联社教积极分子来发动群众，但太慢了，就决定写大字报，具体是由张恩慈负责的。”从以上所引材料，特别是刘仰峤、杨克明、白处长、孔×等写给各级各单位党组织的材料，都可证明张恩慈在北大这一段所起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引一段聂元梓在２００３年写的一个回忆：“１９６６年的８月份，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好。”这次接见生动地反映了大字报出笼的重要人物的场面：康生、曹轶欧是策划、指使者，张恩慈是串联者，杨克明是主要执笔者，聂元梓是领衔人。和刘仰峤说的十分吻合。
       如果像有人所说：“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或者像印先生所说：“是几个教员提出、曹轶欧表示认可”，张恩慈只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甚至也没有“主动去找”哲学系教师，“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康生提名要毛主席接见之人中有张恩慈岂不荒唐？在当时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是最高的荣誉，张恩慈如果在大字报问题上无大作为，享受最高荣誉，岂不是贪功受奖吗？这中间的奥秘不值得深思吗？印先生对杨克明１９６７年的信，可以怀疑是“为派性利益”“争功”，甚至怀疑有“隐瞒真相”之处。那么有人在诸多证据面前拒绝承认，印先生就不怀疑，个别人为了摆脱与康、曹的关系而“隐瞒真相”吗？对有利于印先生“自发论”的说法是一种“解读”，对不利于“自发论”的证据，是另一种“解读”，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印文所讲张恩慈的“谨慎”，我们认为这是用词不当。曹轶欧到北大，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说：不干预党委工作，暗地里却到处找人煽动他们“揭陆平的盖子”，“与陆平斗争”，“连锅端”……真正的“谨慎”应是言行一致，防止自己的行为干扰了北大党委的工作，而曹轶欧找人谈话煽动后，要人“严格保密”、“绝对保密”，这是搞阴谋，不是什么“谨慎”。曹轶欧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曾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就是说怕露马脚，怕阴谋暴露，怕“造成被动”，亦即张恩慈说的“怕担嫌疑”。这算什么“谨慎”?芽这是不干预党委工作吗？这段话是张恩慈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讲的，他的战友正式向党组织写的材料，否认不了吧?选
       六、回答印先生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具体问题，与大字报怎么出笼没有关系，是印先生断章摘句、节外生枝，必须回答。
       １．关于“学术问题”，和“文革思维模式”
       印先生说，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应“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我们赞成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尊重对方、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断章摘句、曲解原意，不要强词夺理、节外生枝。我们讨论的是名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三名骨干成员、罪大恶极的康生的一条罪行，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前文认为印先生在根据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否定康生的一项罪行，会“起到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的不良影响”。不是吗？有文章称道你的“自发论”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说过去的结论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测”、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这还不是“不良影响”吗？“不良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印先生主观意图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去猜测。而印先生摘了我们半句话：“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就曲解了原意，把客观影响变成了“主观意图”。这样断章摘句、摘半句的做法合适吗？印先生不会分不出客观影响和主观意图的区别，为什么要这样曲解呢？无非是想给我们加上一个“文革思维模式”（即印文所说过去时代所盛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但这是徒劳的。提起“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我们想多说几句。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可以举出许多，譬如：“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造反有理”、“打人越凶越革命”……还有什么，“红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等等谬论。但最主要的是两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谬论在文革中泛滥成灾，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对于这些乌七八糟的文革语言，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般说来，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等等的批斗对象，是要比造反派或其他派感受更深一些。
       ２．关于“权威结论”和“政治审查的资料”
       印先生说：“北文（指我们的文章）坚持２０年前权威的结论，主要依据７０年代政治审查的资料”。不错，我们是主要依据中央专案组审查康生时的资料，而印先生主要依据什么资料呢？依据２０年后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访谈。给人的印象是：印先生对个人的访谈十分相信，对康生专案审查期间的资料却从各个方面提出怀疑。这里需说明：不能笼统提“政治审查的资料”。当时中央立案审查的是康生、曹轶欧，北大党委配合北京市委立案审查的（有关大字报的）就是聂元梓一人，大字报的其他署名人和有关人都没有立案审查，他们写的材料或称揭发材料，或称汇报，都不能说是“政治审查的资料”。我们也从未称过是“交代”材料。譬如，我们文中说：“杨克明写的材料”、“杨克明写的情况……”而印文中引用我们文章时，却把“材料”和“情况”，都改为“交代”，这样做法合适吗？为什么要强加于人呢？
       还有，我们在文章中掌握一条，尽量少提名，只有在不提名不能说明问题时，才提了几个人的名。这是考虑许多人都是老年人了，他们需要平静的晚年生活，尽量不使这些陈年老账去干扰他们。但是，印先生年轻力壮，考虑不到这些，到王效挺处看材料时，材料上都有署名，印先生把我们不肯提名的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包括已谢世的，但老伴还在），都把名字提上了。这样做法也不太好吧！
       ３．所谓“稍加编辑多次发表”的问题
       笔者文章只有一个稿子，即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上发表的。《校友通讯》是校友们交流思想、信息的内部刊物，每半年出一次。印先生文章发表后，许多校友来电话要求北大撰文澄清事实，所以我们把文章首先送校友通讯以示答复并听取意见。与此同时，我们把稿子正式送给曾刊登印、穆两先生文章的《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这两家刊物都以高姿态、负责的态度先后登载此文，但都从不同角度有所压缩。校友通讯发出不久，即有一位不相识的老校友，打电话给王效挺说：他是１９４６年入北大（比王高一级）的校友，看到了我们的文章，他说了一些肯定、鼓励的话，然后提出：此文只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不够，他拟推荐给《炎黄春秋》。王对他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但告诉他该文《百年潮》刊物已将主要内容登了，不用再给《炎黄春秋》了。过了一段时间，《北京日报》理论版根据校友通讯上的稿子摘登了三分之一。这是好几天之后，有同志告诉我们，才看到的，更说不上是笔者“稍加编辑……”北京市委是“第一张大字报”攻击诬陷的主要对象之一，《北京日报》摘登此文自有道理。至于上海《世纪》刊物，也是有校友推荐。因为上海原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曾是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因抵制队党委书记、队长的错误做法，向总书记小平同志写信揭发，是个坚持党性原则被当地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在文革初期，聂元梓带人到上海造反，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伙同上海造反派颠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常溪萍被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被残酷迫害致死。常夫人被迫害折断７根肋骨，断骨将肺上戳了６个洞，终身致残。上海刊物登载此文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登载时，是把《百年潮》删掉的部分（如“第一张大字报”的恶劣影响及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委为北大党委、市委大学部和宋硕、陆平、彭珮云及全国各地受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摘录。）予以刊登。并对其他部分作了摘编。所以这些公开刊物上的压缩和摘编，都是编辑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无一是笔者“稍加编辑”发出去的。印先生列举这些不知何意。可以告诉印先生，你还未列全，《报刊文摘》还摘登了１８００字左右，这更不是笔者所编了。我们没有精力更无兴趣去了解哪些刊物摘登了印先生的文章。因为这与主题无关。
       ４．所谓“署名”问题
       这更是与大字报怎么出笼毫无关系的问题。
       我们不愿署本名，只愿用笔名，这自有我们的考虑。只有在《世纪》刊物摘登时，编辑部提出：他们杂志都用真名并注上职务，建议我们考虑。为尊重编辑部的意见，才改署本名。关于职务，我们说我们都早已离休，可写北大离休干部，若写职务只能是原来职务，请编辑部酌定。
       建议印先生：有关“大字报”出笼的事，你尽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与“大字报”出笼毫无关系的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而浪费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