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庆：革命与逍遥的日子—我的中学生活回忆（61.9—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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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逍遥的日子—我的中学生活回忆（61.9—68.11）

陈贤庆


（一）


1966年3、4月间，当黎康乔、杨正平、李爱伦、谢美婷等高三年级的同学正在紧张地复习，准备报考大专院校时，社会形势出现了很不寻常的变化。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评论评论也是很正常的事，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而已，尽管文章的语气并不友善，矛头还指向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或许从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会悟出点什么，但是，对于普通的高中学生，实在是不会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似乎有点紧张，报上那种“批判性”的文章多起来，字里行间都含有浓重的火药味。由于当时的中国经常搞政治运动，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见惯，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一时之间，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章所指，并非三个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人，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此三人，被指“合股开了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共产党内也不时有大人物倒台，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但当我们听到邓、吴、廖三人也是“坏人”时，依旧是感到很震惊的。


5月16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当年，中共中央也不时会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党员，何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再看那通知的内容，原来不是一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右倾”等小打小闹，而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的这些文化领域到底怎么啦？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却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艺界，也无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说；《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风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刘胡兰》《江姐》《年轻的一代》《红色娘子军》等戏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史诗，正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谁能想到，文化部是“阎王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我们中小学生，并没有“应试教育”的束缚，反而有许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的“农忙假”，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锻炼；“学雷锋，做好事”，是我们自觉的行动，不会象现在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当时的教育部，怎么会被“资产阶级掌了权”？总之，我们看不出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经领袖一点拨，我们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坏人”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虽然有了一个“通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谁也不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运动的策划者会教你们怎么搞。通知发出了几天，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有资料说，清华附中是在5月29日在北京圆明园废墟成立，还弄得颇有神秘感的。这批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从内部渠道看到毛泽东和王海容的一系列批评教育系统的言论，于是，这批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当然，那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场革命最终整到自己老子的头上。这是后话。

既然这“红卫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荣，当然不能只是你们当而我们不当吧，于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也纷纷组织了“红卫兵”。你北京的学生可以当“红卫兵”，我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哈尔滨的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当？6月初，广州的干部子弟比较多的中学，如八一中学、华师附中等，便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于是，一夜至几夜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行全国！不仅中学有，大学有，工厂、农村也有……既然学生们都当“兵”了，要想他们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何况还是读资产阶级的书！）也难！当时，我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之中，脑子里尽是想着怎样“紧跟……”如何“捍卫……”，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绿军装，一只红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长和主任，不知该不该批评那些忽然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还有那些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知该不该去教室。

社会无序，学校无序总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组”以维持秩序。这是共产党管理群众、控制局面历来都行之有效的一招。运动初期，我校也进驻了工作组，记得有位工作组的组长（或组员）的名字叫“谭冠”。这名字不能说不好，但广东人把“痰盂”唤做“痰罐”，那么，“谭冠”这名字就变得不雅了。刘、邓指令派出的工作组，想不到，这次是短命的，为何？且看下面所写到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也就是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内，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的总支书记、一位不知所谓的女人聂元梓，签名的还有六人。宋、陆、彭是何许人？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的校领导人，如果下级可以公开贴大字报质问和“揭发”上级，那么，社会必然乱了套。偏偏，这大字报受到了领袖的肯定和赞许，称为“革命的大字报”。那时，领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指挥棒。5月27日，广州华师附中造反学生的大字报就出现了。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出来了。一时间，全国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洛阳纸贵，一股贴大字报、批揪党委领导的“革命之风”开始风行全国。我们当学生的，不管平时对学校对校长对老师有怨无怨，也紧跟潮流，一显身手，平时学到的“作文技巧”派上了用场；平时没有认真学习其实也没有安排学习的书法，现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还是几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意图已很清楚了，就是要另找一帮人，去凌驾于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等机构，如同过去的皇帝遇到难题时，选派钦差大臣一样。这几个人，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其时已取消军衔）外，都是些有点怪异的人，奸相已毕露于脸，如陈、康、张；而那第一夫人江青，不知怎么忽地大红大紫起来，文艺界出身的她居然穿起了一套军装，真的说不出什么怪味。阅历丰富，精通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国将不国，但我们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想得那么深透？恨不得“阿姨”“旗手”，喊得亲切！还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有提到，现在不可不提，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国元帅，有不少传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和电影新闻中，国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时，他忽然被提拔为副统帅。当得上“副统帅”。一位威名远播的战将、元帅，总该高大威武吧，然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脸病态。但是，平型关、平津、辽沈战役大捷的光环，仍在笼罩着他的秃头，大家还坚信，英明领袖选拔的接班人，肯定没错！（如今看来，林彪也可能只是毛泽东利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可能也和刘少奇一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派往各地的工作组被撤回了，全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二）

6、7两个月，该是中学生期末考试以及中考、高考、放暑假的时间吧，可是，1966年的6月和7月，我们正经历着“疯狂的日夜”。

先说废除高考的事。1966年6月1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信。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倡议书。尽管“考试制度”已饱受批判，如“把学生当做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使学生“只钻书堆，不问政治”等罪名，但是，武断地荒唐地废除了高考，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那些学生们是不会考虑到的。然而，如此荒唐的提议，居然了得到最高领袖的同意，于是，眼看着就要到来的当年的高考就被取消了，此后的高考制度也被废除了，当然，连带着的中考，以及一切考试，也废除了。其实，也就是学校也停课了，青年人可以不用上学了，不可思议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整个中国大地发生了。

本来，那些事已过去很久，现在再提起，还要涉及到一些当事人，还是不写为好；但是，我这篇文章已写到这里，似乎已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我相信，文中涉及到某些人和事，都已成历史，只要不是恶意抹黑，大家是可以谅解的。

由于是“文化革命”，当然就得破除旧的东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何为“四旧”，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种东西确实不好呀，破之有何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要破的，是文革领导者认为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些东西。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所指的是什么，尤其什么叫“修正主义”，我们在当年也没有弄清楚，现在就更无法弄明白了。这么说吧，现在你觉得是好的、美的事物，如书籍，如电影，如名画，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鸟鱼虫，甚至皮鞋连衣裙，再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当年都要扫除、毁灭，如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为。不同的是，去扫除、毁灭那些“四旧”的，都是受过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虔诚地、满腔热情地去做着比秦始皇更大的文化破坏，因为他们相信，“破四旧”之后，就会“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杜同学等女同学记得，她们曾被人带到仰忠街的一户人家，那主人据说过去是个“资本家”，她们把他的家具和物品从楼上搬下，弄到卡车运走，至于运到哪里，她们并不关心。随后，她们又到了一个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为什么偏偏当尼姑？肯定不会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她们在她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里，还是扫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怜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滞，恐怕这事件之后，她会不久于人世。想想这些平时多么温柔可爱的女学生，如今穿上半旧的草绿军装，系上粗阔的军用皮带，说话的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不时还蹦出一两句“他妈的”骂人的话，让善良的人们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果仅仅是“破四旧”，毁灭一些甚至很多中外文化遗产，那还不算很大的破坏，可以算作闹剧一场吧，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者，其意不在此，而在于政坛的争斗。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显然已经不是仅仅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类小鱼虾米，保过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彭真，反对林彪在军队搞个人崇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扣压过批判吴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位中共高级干部、开国元勋，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他们的部属，也被牵连一大片。“彭罗陆杨”也是反革命，你广东省委广州市委那些领导人又算老几？于是，我们全校学生参与了声讨北京旧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领导人赵紫阳、尹林平、林李明、区梦觉、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我们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号，又步行回瘦狗岭学校。而在全国各省市，大概没有几位领导人日子会好过。

被点燃和煽动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学校会是一片净土？学生们也要寻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对男学生耍流氓的历史教师，于是，那上了年纪的流氓男教师被全校共讨之。这样的教师毕竟很少，学校的领导和其他老师能幸免吗？祝校长是位老革命，当年是海南琼崖纵队的领导人之一，我已记不清他有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颜副校长的遭遇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她被学生揪至礼堂批斗，罪名是什么就记不清了，但肯定都是“欲加之”的。批斗期间，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包括我跟着挥动手臂呼喊，不跟着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会后，一副女学者风度的她被学生剃了个光头！原来，一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脑袋是这么的小！我实在不忍看到她那光头的样子，但又能怎样？我想，当时如果有谁敢于站出来保护她，那英雄气概真的要写进共和国的史册上！可惜，当时全国找不出几个清醒的人，除了张志新、遇罗克……我们的语文老师骆某某，白净清瘦，仙风道骨，不要以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他会玩乐器，会打排球，而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没得说了，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起码是我敬佩的人。文革开始后，怎么他也被揪斗？我想，罪名恐怕是“反动学术权威”之类，于是，他也被剃了个光头！他的头本来就小，没有了头发的装饰，显得更小，甚至比颜校长的还要小！那年，不知为什么有一餐要吃“忆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难咽下。郎同学等奉命捧着一大碗“忆苦餐”到被监管的骆老师处，要他吃下，感受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以为，骆老师必然无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脸不改色，泰然自若。学生问：“好吃吗？”骆答：“好吃，好吃！”学生们无言以对。不要以为只有象骆老师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会被揪斗，年轻的教师也会“着了道儿”，如年轻的女教师梁老师，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也被剃光了一头秀发，诸位可以想象，那有多痛苦！

某天早晨，我们宿舍忽然轰动起来，传闻有老师自杀死了！我是个好事之人，即与同学们到了教师宿舍，上了一幢楼的不知是二层还是三层，见到门口有一位拿着棍子的同学，我们问：“怎么啦？”他斜眼示意。我们看到那屋门半掩，便大胆地蹑足而前，轻推屋门，见地上直挺挺地躺着教语文的方老师。他也和骆老师一样，已被监控，罪名说不清。这位方老师，事后我才知道，还是很有来头的，他家是海（陆）丰地区的富户，彭湃领导农民闹革命时，他父亲捐献全部家产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想不到，现在被批斗，被批光头发及眉毛，他不甘受辱，与老舍、傅雷等首批殉节。这是我在文革中亲眼看到的第一个枉死的人，当时感到很震惊，以后见多了，也就见惯不怪。如今想想，如果骆老师如方老师一样，以自杀弃世或抗争，早在37年前就“自绝于人民”，就不会今天仍能到公园漫步了。

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青年学生们为能遇上了一个类似“五四”的时代、造就英雄好汉的时代而兴奋不已，有“革命者”就必然会有“反革命”，有“英雄”就必然有“混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且不说它象不象对联，光是那内容，就可知是一群被“革命烈火”烧得晕了头的青年人的狂妄之作。当然，他们还有些清醒之处，那横批用了“基本”二字而不是用“绝对”二字。这副“红对联”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形成了两大派。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代表，陈伯达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陈伯达毕竟是文人，比那些中学生强多了，这么一改，也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样，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便很自然分成了两大派，这为日后的武斗埋下伏笔。

事情还没有完。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有位学生叫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谭的父亲谭政文原是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公安部副部长，已病逝，不会沦为“反党分子”，他高叫要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认为，老子革命儿就是好汉，老子反动儿就是混蛋，象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这理论并不新奇，封建时代就有人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一点科学的成分；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又是绝顶形而上学的，是十分荒诞的！然而，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居然又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认同者谁？是那些出身于“红五类”的同学！

面对谭力夫之流的言论，也有勇敢的反驳者，这就是遇罗克。1966年10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那犀利的、惊世骇俗的言论，马上博得善良的人们的赞叹和认同。1967年1月，首期《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使之更流传全国。但是，这正直天才的遇罗克，不久就受到迫害，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将《出身论》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时年28岁……

“血统论”和《出身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红五类”和“黑七类”。 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何为“红五类”何为”黑七类“？由于时代久远，手头上又缺少资料，我也说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出身于纯正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再加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这五类，就叫“红五类”成分吧。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什么叫“出身”，什么叫“成分”，这荒唐的事，我不得不稍作解释，望同学们谅解。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分”的，它和现在的身份、职称又不同，身份、职称是可以变的，而“成分”是不能变的。而成分又是如何定的？是解放初“土地改革”运动时定的，这里有一条政策界限：以解放前三年为依据，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干什么的，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什么。举个例说，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个贫农，一无所有，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贫农”，可能阿Q也能评得上这个成分。又如果解放前四年你是个贫农，过了一两年你买了一点田地，那么，你就变成“地主”或“富农”了。如果解放前多年，你是个资本家，在解放前三年间你破产了，如吴荪甫，那么，你可以获得一个或“职员”或“小商”的“成分”。为了说明得清楚些，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个贫农的女儿，解放前三年间被一位地主看中，当了地主的小老婆，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地主（婆）”，你不能填写“贫农”。如果喜儿不是逃到山中，她也可能要填这个“成分”。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成分”有何用？我说，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将人分了阶级，也随之定了人的思想觉悟。如果你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的简称）以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成分（还找不出“五类”），那么你就是可靠的，革命的，包括你的子女，也是可靠的，革命的；如果你是地主和富农成分，你就是反革命的，要被专政的，而你的子女，虽不被专政，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会被重用的。解放前后又产生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的地位和“地富”一样，形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种反动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产生了“反党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类，合成七类，再冠以一个“黑”字，称为“黑七类”。青年朋友可能会问，这“黑七类”的罪名会不会“世袭”的？我说，罪名不会“世袭”，但影响依然存在。如某“地主”死了，他的儿子仍称“地主仔”；某“富农”死了，他女儿仍叫“富农女”。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么，不是工农兵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坏右等，那算什么？那就有一些中性的成分了，这类人，半红不黑，被认为是不至于很进步很革命，但也不算很落后很反动。青年朋友可能又会问，这种以某三年的经济状况定终生的做法不是太荒谬了吗？问得好，共产党虽然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理论武器的，但在划分成分，纯粹以经济状况判定国民思想境界的做法，是领袖于二十年代在农村调查分析后所制定的，一直用到六七十年代，的确幼稚得惊人，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

还有，这种“以穷富论思想”理论，还推广到分析世界形势、指导外交政策和领导世界革命。于是，便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富裕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是反动势力；中等发达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等，是可以争取的伙伴；穷困的国家，如古巴、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刚果、黎巴嫩等，是革命的力量，是我们的朋友。当然，那些反政府的共产党游击队，如波尔布特集团等，也得到我们大力的支持。这方面的内容太复杂，顺便提及，不作展开了。

这“血统论”和“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了人们的分裂。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认为只有他们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认为马克思有“主义”，列宁有“主义”，毛泽东不能只有“思想”，也应称“主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认为，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主义兵”，而能加入“主义兵”，就意味着是革命的。我的好友梁同学，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于是，经审批，成为“主义兵”的一员。我班有幸加入“主义兵”的，计有彭、黄、司徒、梁、李、高、曾、麦、梁、唐、吴等，不过就11人。而我，某一天从学校回家，发现父亲被工厂的“革命群众”揭发是隐藏的“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因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军衔还是少校，尽管那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工厂被斗争之后，被“革命群众”押着，沿着史巷、小北路、仓边路，转入越华路，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在越华路小东营那巷口处，目睹了父亲戴着一顶高帽，手执一面铜锣边走边敲打，那情景，我在别的文章已写过，这里就不详写了。我只是想说明，我和好友梁同学，因为阶级出身的差异，注定了我们要分道扬镳。

有些同学，不象我那么倒霉，沦为“黑七类”，他们也是“红”的呀。如蔡同学，班干、团干，父亲是铁路工人，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吧，但他从小跟着爷爷生活，他爷爷是干什么的？是一位老中医。中医本来不错的，但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家给人看病，成分应属“自由职业者”吧，这就不够加入“主义兵”的资格了。又如何同学，一位多好的女孩，思想好学习好，父亲是被迫害回国的“难侨”，但他是位教师，教师不算革命呀，还是“臭老九”呢，于是，何同学也无缘加入“主义兵”。这些半红不黑的同学，如何给他们定位？幸好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汉语又博大精深，居然让某些人想出了一个恰当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名称：“红外围”！这已经让蔡同学、何同学们暂时感到安慰了，毕竟已站在外围了。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也不会满足的，他们也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是后话了。

我在这一节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成分”这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文章对此作过解释，如果没有，我的这一段文字就将填补了社会学中的一项空白。


（三）

进入了8月，又有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此时召开。8月5日，党的主席毛泽东突然写了一张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大字报原文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把这段文字誊写在纸上，毛泽东在誊写稿上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够多的！大字报这种表达言论的形式，到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鼓励，在此之前未有定论，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就把它合法化了；副标题中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字样，这说明他还有第二张、第三张，变相鼓励“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去写；当时正在开着党的代表大会，有什么事都应该在会议上谈，然而，毛泽东自己破坏了这纪律，采用“大字报”这一形式，给人以“突然袭击”，这给后来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做出了榜样；正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标题以及文中的内容，很清楚地告诉国人，中央有另一个“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肯定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更感到心头震惊。

就是这份东西，两天之后，即8月7日，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毛泽东写大字报的消息“不翼而飞”，全国各地已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红卫兵”赶往北京，如同封建时代的“勤王”一样。此时的北京，除了聚集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还有不少，是来上访，向毛泽东、向中央文革小组“诉苦”——诉说地方领导“压制运动”的。

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陈伯达对外地师生到北京上访表示支持，并鼓励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8月1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这“中央文件”被“红卫兵”们辗转传抄，很快就传遍全国。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要领导我们去炮打了。

更爆炸性的消息则是，8月18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居然聚集了上百万红卫兵！广场成了一片绿色和红色的海洋！毛泽东身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和他一起出现在城楼上的，还有副统帅林彪，“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当然，中央第三、四把手周恩来、陶铸也出现，其他的开国元勋、老帅们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出现在城楼上，但很自然地站到了另一边；从他们尴尬茫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矫揉造作的江青讲话了，让人们见识了她演员的功底犹存；干瘦矮小的林彪讲话了，让人们明显感到他中气的不足。但是，这一切，都让那光辉的太阳给笼罩着，人们已忽略了他俩的表演，而把目光始终落在那魁梧的身躯，以及充满红光的脸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时，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宋任穷是解放军的上将，他可能希望女儿不必过那种戎马生涯，文质彬彬读书可也，于是，给女儿起个名字叫“彬彬”。宋彬彬登上城楼干什么？原来，她是代表百万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毛泽东伸出左手臂，欣然接受，并问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泽东显然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便得了一个“御赐”名字，从此改名“宋要武”（40多年后，我看过她的自述，说“御赐”之名实有，但她并没有改名）。

顺便接着谈谈“改名”之事。自从“宋彬彬”被赐名“宋要武”，在红卫兵及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甚至“换姓”的热潮。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就可以郑重宣布自己改为什么什么名字，不须经过派出所或公安局备案。在我们的同学中，“美玲”改“志红”，“美珊”改“红兵”，“美雅”改“卫东”等。我班漂亮娇弱的华侨女生朱金莲，也忽然“飒爽英姿”，取“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意，改“金莲”为“奇志”，成了“朱奇志”。这名字虽避免了与武大郎的夫人同名，读来也顺口，但总缺少些女人味。有位姓“原”的男同学，干脆连“姓”也改了，改为“天下第一姓”——毛，取名“毛为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某天我回到家，在17中读初二级的妹妹郑重其事地对我宣布：“三哥，我改名了！”我吃了一惊，问：“改什么名？”“陈志方。”此名中的“方”，与她原来的“芳”，音同而意不同矣！整个名字，读来还算顺口，但同样缺少女人味。她就把这名字带到海南岛，不知什么时候才还原。如果问有没有改得好的，有位外校的女生将“李婉玲”改“李红征”，取红军长征之意，但“红征”与女性化的“红贞”二字谐音，我认为是我所知道的改得最好的一个名字了。

岂止人要改名？马路学校工厂等亦要改名！永汉路硬是改成北京路；太平路硬是改成人民路；维新路硬是改成广州起义路……并沿用至今。“红卫商店”“卫东学校”“工农兵饭店”遍地皆是；轮船也统一称“东方红”多少号；我父母的工厂也改名为“东升包装厂”。财政厅前有间“太平馆冰室”，不知被何人改成“燎原冰室”，冰室而冠以“燎原之火”，真是妙绝！

有了毛泽东“八.一八”的检阅和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沸腾了，他们也要得到领袖的检阅和接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下一次的检阅和接见。当时，还算有一点组织和秩序，并非人人都可以赴京，要正宗的红卫兵才有此殊荣，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主义兵”才可以分到名额，不知我的好友梁同学，有没有晋京“朝拜”的幸福。那时的列车，都是“幸福的列车”，满载着“幸福的人儿”，星夜赶往那“幸福的广场”……至于那些“红外围”，只能有羡慕的分儿，“黑七类”，那就想也别想了，所以，很遗憾，我现在无法很形象生动地把接见的情景描写出来。当然，也有些勇敢的“半红不黑”者冲破罗网，也赶到了天安门的。据杜同学后来回忆，她和腿有残疾的表弟也爬上了北上的列车，车上人挤得寸步难行，在两天一夜之中，她们没有吃过饭，两位大个子男同学背着她残疾的表弟艰难地跨越人丛去厕所……又据黄同学回忆，他们在广场上见到了“领袖”站在车上检阅而过，但领袖过后，他们见到不少劳累加激动而休克或接近休克的女生，他们自己也差点被踩死……

继“八.一八”之后，是“八.三一”，是“九.一五”……从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广东作家安文江，文革时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也可以再弥补我的缺陷：“我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连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多字。我要让同学、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在领袖频繁的接见检阅的推动下，红卫兵组织更加壮大。在此，我要顺便介绍一下当年名震全国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一就是那聂元梓。聂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曾到延安学习。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1963年调到北京大学，曾任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等。文革开始后，她以一张“革命的大字报”闻名，很快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其后，她积极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急先锋，大搞“揪叛徒”，先后诬陷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刘仁等为叛徒。又诬陷朱德委员长，炮打邓小平总书记，迫害邓朴方……文革后，聂被判刑入狱；1994年，73岁的聂元梓死去。

二是蒯大富。蒯1945年出生于江苏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63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开始后，他因提出赶走工作组而出名。不久，他成立“清华井岗山兵团”，出任“司令”。1967年1月，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绑架并批斗王光美，迫害刘少奇。同年5月到7月，他又挑动“清华百日大武斗”，制止工宣队进校，死伤近千人……文革后，蒯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满释放；现在，蒯在山东省一家实业总公司当总工程师。

三是韩爱晶。韩1946年出生于江苏涟水县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前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后，他到国防科委“请愿”静坐28个昼夜，因而一举成名。后当上了“北航红旗”的“总司令”。韩爱晶的得意之作是成立“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揪斗刘少奇；协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诬陷武汉军区，制造武汉的大武斗；以及私自到西南强行揪回彭德怀，进行残酷的批斗迫害；揪斗迫害张闻天、徐向前、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1983年，韩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北京的红卫兵曾分化为“天派”和“地派”，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领袖，而“地派”的领袖则是谭厚兰和王大宾。

四是谭厚兰。谭1937年出生于湖南望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政教系学习。文革开始后，她当上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她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各高校，掀起一场又一场武斗。她的“得意”之作是：1966年底，她秉承康生的指令，率领“井岗山兵团”200多人，到山东省的曲阜孔庙“造反”，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文革后，谭被判刑入狱，1981年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在老家病死，死时45岁，没有结过婚。

五是王大宾。王出生于四川凉山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文革开始后，王积极投身运动，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出任“政委兼司令”。该组织经常在首都高校以及全社会活动，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充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打手。不久，他又任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等。文革后，他被捕入狱；1983年刑满出狱；现任四川一家钎具公司的总经理。

这“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莫非陈胜、吴广的基因遗传至今？


（四）

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8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应是史无前例的事，与北京“朝拜”同时，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也发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联”！

前面讲过，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就鼓动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北京学生自认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深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时期北京的学生一样。于是，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乱”起来的省市，去煽风，去点火，而中央文革小组又给各地下了指令，学生坐车不要票，各地还要组织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学生，看到北京的学生可以四处点燃革命的火种，觉得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于是，天津的，上海的，济南的，武汉的，广州的，重庆的……学生们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陈伯达等趁着这个势头，更把这事合法化，称为“革命大串联”，只要是造反派、红卫兵，都可以免费乘坐车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对于无知的学生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课，可以到处去“串联”，在“煽风点火”的同时，还可以游山玩水，试问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在“串联”这一事上，也体现了“血统论”，红卫兵们赶往北京“朝拜”，京广线的列车是他们的专列；“红外围”只能到别的地方；至于“黑七类”，本来是不准乱说乱动的。但是，在动荡而无序的时候，红卫兵们也无法监视和限制他人的活动，致使象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弟也蠢蠢欲动，就不要说属“红外围”的蔡同学等人了。但是，那比起“民工潮”还要巨大的串联浪潮，使得全国的车船都不胜负荷，车车船船都严重超载，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文革发动者，苦的是总理周恩来，他成了“交通部长”和“后勤部长”，明知这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事，但也要努力去安排好…

大概是66年11月份，我班除了“主义兵”以外的同学，经过抗争和努力，终于也联系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天早晨，我班大约二十余人，男男女女，在越秀南路的汽车站上了车。因那是卡车，并无座位，大家都是站在车厢，扶着两边的挡板。如果是较短的路途，那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远在粤西的湛江！如果是走现在的广佛、佛开、开阳等高速公路，辛苦半天也还是可以忍受吧，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公路，遇河而不见桥，要等渡船方能过去，从广州到湛江，没有12到14个小时，你能去得到？！那一路上的辛苦，不说也能想象得到，幸而那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且好不容易才获得“串联”的机会，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一路上又能饱览异地风情，大家都兴奋异常。唯一最不幸的，则是吴同学，车行不久即开始呕吐，而且一路上吐个不止，还吐到一些女同学的衣服上。到了高州时（汽车是绕高州、化州去的），他实在忍受不了，大喊：“我不行了，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大家劝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下去了，怎么办？”终于把昏昏迷迷的他安抚住。就是这个吴同学，后来上山下乡时又到了比湛江更远的徐闻，莫非他经此一炼，已炼得不晕车了？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一行人才到达了湛江的赤坎区。如果在平时，住店也难，但在当时，不知怎么很容易便在盐务局接待站安下身来，有吃的，有睡的！湛江有什么可以“革命”的？辛亥革命到来时，“假洋鬼子”们还可以到静修庵去“革”一块写有“皇帝”的匾，顺手偷走一个宣德炉（见鲁迅《阿Q正传》），但我们什么也没有“革”，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游览湛江市容，尤其是在海滨漫步……由于年代久远，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我真的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处叫“麻斜”的地方，郎同学在不该洒尿处洒了一泡尿，被詹同学等发现了这不文明的行为，因而获得一个“麻斜”的绰号。此外，还发现了湛江话中的“无有”，不知是“无”还是“有”。

在湛江玩了多少天，已记不得了。女生谢同学因事要赶回广州，结果由男生蔡同学护送回去，在江门晚上乘船时，两人紧挨着睡，中间只隔着一块矮矮的挡板，据蔡同学三十年后说，即使那样，也没有萌发“性”的意识，只有“同志”和“战友”的情谊。他俩的事我们不管了。某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霞山火车站，等待着开往广西南宁的列车。秋夜已颇有凉意，车站上已人山人海，却感到热气腾腾，要想挤上车去恐怕很难。这时，男同学忽然知道了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职责，要保护女同学平安上车。当列车进入月台后，无数的青年学生，便从各个车门往里钻；钻了进去的，即打开车窗门，把同伴从窗口拉进去，比现在春节期间回乡的民工更狼狈！但狼狈之中又带有乐趣，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们终于都上了火车，火车往南宁方向飞奔。次日上午，我们到达了南宁。南宁是一座美丽安静的城市，树木很多，三十年前，就让我们广州来的人也赞叹，现在恐怕更美吧。同样是由于年代久远，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也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回，我们游览市容走累了，梁同学说：“坐车回去吧！”于是，他站到了那公共汽车站。但大家认为等车是划不来的，半个钟头都不会有一辆来，于是走路。结果，我们回到住地很久，梁才回来，说是走回来的！

在南宁住了多少天，也忘记了。本来，从南宁也可以坐火车一直北上，但显然不容易，我们只有想办法回家。我们似乎是分开行动的，詹同学有位大姐在贵县，于是，我们几人先到了贵县；然后，听说桂平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于是，我们又转到桂平，却看不到一点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遗迹；于是，又直到梧州。梧州我有些印象了，它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江边，可以看到层层的灯火，虽不算灿烂，但也有特色。在梧州大概住了两天，我们便坐船沿西江而下，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那“大串联”方兴未艾，正如火如荼，年轻人如何能安坐家中？几乎所有学生又在寻找路线，准备出发了。蔡为霖、秦新仁、梁成绍、马绍斯等人，居然被他们挤上了北上的列车，直到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遍游东三省，再归来；杜小钰、林雪莲和高二（3）班的两位男生，也挤车上了北京；黄丽芳和唐兆瑜，更大胆，是两人结伴而行，也同样挤车到了北京；詹康年和蓝铁运，却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专找杜甫草堂等名胜；我手头上有多张照片，可知初三级的区德谋等七八位男女同学，到了万里长城之上。最虔诚的，恐怕是高二（1）班的胡念祖等同学，远赴陕北，朝拜革命圣地延安。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附近，还有一处更神圣的地方，那就是黄帝陵。三十多年后，久居美利坚的他，才专程回国去拜谒黄陵，并装上一袋黄土带走……

“革命大串联”，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来的数十万数百万“旅客”，使得车船都不胜其负荷。于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步行串联”！既可以达到串联的目的，又可以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学生们乐意接受，于是，一支支步行串联的队伍，扛着红旗出发了。张昌育、李鹤鸣、梁成绍、秦新仁、何江宁、何江平、朱金莲、温妮等，扛着一支不知什么“战斗队”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离开广州，步行去领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们也整装待发，我问：“你们去哪里？”她们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岗山！”事后，我问过她：“你们中途有没有坐过车？”她答：“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完全是走着去走着回的！”我可没有那种吃苦精神，但是，我也进行了“步行长征”。某日，我和詹康年、梁慧生等六人（忘记了其他人是谁），第一天步行至顺德大良；第二天步行至中山小榄；第三天步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两天，我们又步行至江门；在江门玩了两天，然后坐船回广州。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发誓，除了从江门坐船回广州，其余的路程，都是步行的，尽管珠三角的三级公路比不上井岗山的路崎岖！

在那些日子里，最苦的是学生们的父母！他们无法阻止儿女去挤车挤船风餐露宿，只有日夜牵肠挂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为体谅父母，才没有跟随同学们远去东北、四川，孝心是尽了，但我的人生史册也少了浓重的一笔。幸而，当时社会治安很好，未闻有哪位男生被抢劫女生被拐卖的事。


（五）

别以为“革命大串联”就是游山玩水，许多“职业革命者”是在真正“干革命”的！4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那天是“中国青年节”，羊城晚报在“晚会”栏目发表了叶曙明先生的文章《1966年暴风雨来了》。5月11日又发表了《1966年的血色八月》。两文的内容弥补了我当年视野见闻的不足，我忍不住将两文整合放在此处（叶先生曾主动与我邮件联系，交换文革信息）。

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大造其反。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了校园。在某些学校中，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了。

在狂热的斗争会上，有的学生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有些学生不以为然，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

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到8月初，暴力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从北方来的学生，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广州。从此广州不复平静。

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以大串连名义，分五批共65人来到广州，好像水银泻地一样，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8月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向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绍了三条经验：一、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北京大学附中有几个红卫兵，跑到广州市委，勒令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名单交出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分子几十人，广州打死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个红卫兵到广州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传授打人经验：“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十个、二十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全市的大中小学，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抄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被剃阴阳头，满脸涂墨，在校内游行批斗。广州六中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初，全校70多位教师，有40多人被红卫兵打过，20多人伤势较重，有些被打到吐血。红卫兵还逼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红卫兵对关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 月28日晚，一伙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学校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乱捅乱戳、毒打、鞭打，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黑五类”同学更是被打的对象，被打伤了还不准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

很难想象，这些才十几岁的中学生，本应是青春无邪的少年，何以如此凶残冷血，毫无人性，以至于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觉得百思不解，不断地试图从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甚至从古代巫术、图腾禁忌去分析，但都无法解释得清。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后来把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被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无从揭发，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群众纷纷求情，说工人早上6点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才宣布散会。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书文，逼得他们几乎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广州在12月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胃镜怎么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六）

上一节从第二段开始，是引述叶署明先生的文章。以下还是本人的再追忆。

随着1966年的过去，“革命大串联”也结束了，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接踵而来，那就是“夺权”。


1967年的元旦刚过，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了权，揭开了“一月风暴”的序幕。《文汇报》是一份党报，共产党何以容忍“造反派”夺了它的权？原来，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那“党报”已被“走资派”控制掌握了，当然要把权夺回来。所以，就变得“造反有理”“夺权有理”了。党报的权可以夺，其他的权就不能夺？！果然，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王洪文何许人也？原来不过是一家工厂的保卫干事，如果处于太平盛世，他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寿终正寝；可是，他适逢乱世，又不甘寂寞，以他农民出身，当过兵，又在工厂里干，集工农兵于一身（其实这类人多的是！），于是，当上了“造反派司令”。应该承认，能领导指挥数十万的上海市产业工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但他后来被提拔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是“向忠发”第二，滑天下之大稽了。王洪文的“夺权”，显然受到某些人的指使，不但没有被指责或镇压，反而成了“榜样”。2月5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不伦不类的名字，大概是学“巴黎公社”的，总之，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成了一个“公社”了，令外国人士目瞪口呆。上海做出了榜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当然不甘寂寞，于是，夺省、夺市、夺厂、夺校……热闹非凡。每有一省夺了权，报上即庆贺一番，让国人感到，1949年10月并非解放，现在才是解放！

谈到夺权，我要插入另一个内容了。那就是群众组织的建立。前面说过，正统的红卫兵称“主义兵”，其他的人只有望“兵”兴叹。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的学生已不甘心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他们也要成立组织，也要参与运动甚至主宰运动，而这个时候，“主义兵”已无法一统天下了，于是，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或者说如秦末、如汉末、如唐末、如元末、如明末……乱世英雄起四方！

远的我无从去说了，单说我班吧。我班的男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别人的名称大多是“卫红”“继红”“卫东”“卫红彪”之类，我们的这战斗队的名称有点特别，叫“308”，即“308战斗队”！不要以为象“007”那样的别动队，所谓“308”，其实就是我所住的那个宿舍的编号！这实在不够意思，但已无从考究，到底是谁起的名，但肯定不会是我吧！战斗队的队员都有谁，我已说不清了，因那是较松散的组织。我以“黑七类”的身份也钻进了该组织，但底气不足，时会惊怕。数十年后的今天，忽然从邻班黄同学处得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侨中红旗308战斗队”的合影！真的是太珍贵了！从照片中，我看到了熟悉的老同学！为了录以备忘，我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前排蹲下伴着队旗的，是郎仲光、张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鹤鸣、黄培灿、区荣新、蔡为霖、杜森成、刘象潜、梁慧生。其实，在李鹤鸣与黄培灿之间，尚有一位探头探脑、似现若隐的家伙，那就是本人！提起这事，不过是有相为证，证明我的确曾经混入了该组织，起码是早期成员，如同共产党的李达（说笑而已）！

我班的女生杜、何、谢、吴、周、何等则不同，她们成立了一支“鲁迅战斗队”。鲁迅是文革中硕果仅存的作家，毛泽东又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战斗队，是很保险的。高二（1）班的陈、郑、潘、曾等，即成立了一支“五四战斗队”。“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即使什么都反的文革也反不了，所以，是很得体的。毕竟是女孩子，想得周到，不象“308”那样，始终有点“特务组织”的嫌疑。

有一支“1031战斗队”，可能也有来历吧。原来真有。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地红卫兵，使得红卫兵们感到无上光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拥有这份荣耀和幸福，所以，别的学生想要北上，则受到他们的阻拦。我校就有黄同学等人，于10月31日那天偷偷钻到广九车站侯车的人群中。但是，被我校红卫兵发现，黄同学等被武力赶出车站，他们只得在现在的白云路马路边睡了一夜。黄同学越想越气愤，于是回校，和红卫兵展开辩论，论点是：我们不是“黑七类”，我们也有权利也有责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后来，10月31日，便成了他们战斗队的名称。

由于已经不用上课，“班级”这概念也模糊了，成立战斗队，也不一定要同一个班的。所以，我班的黄、何、林等女生，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似有和“主义兵”抗衡的意思。何、林两位女同学，现在都在香港当少奶奶吧，想不到当年竟是“兵”！我班的女生温同学，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井岗山战斗队”。这名字起得不错，以山为名，革命性与诗意兼备。有几位初一级的小女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说她们是“小女生”实不为过，那殷、曾、赵等同学，当年只得15岁吧，从她们给自己的战斗队起的名就可知，她们尚还幼稚可爱。她们的战斗队的名字叫什么？叫“大喊大叫”，也就是“大喊大叫战斗队”！这名字 似乎缺少“革命性”，反而有点象现在的什么歌唱组合或街头三人篮球队，如“霹雳旋风”“后街男孩”等。其实，当年，“大喊大叫”也是一个“政治术语”，某篇社论说到：“我们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喊大叫……”

上述组织和战斗队，又归属于广州地区的一个大组织，叫“红旗”的（不知全名是什么了），简称“旗派”，总司令，恐怕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武传斌吧。当然，某组织或某战斗队的成员，时有分化重组，这总比不上入团入党，要宣誓什么的。我就是中途脱离“革命队伍”的，在后面再老实交代吧。

1967年的不知是2月还是3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夺权”行动！那天，也不知是谁领的头，要我们一起去夺学校的权。我被委以重任，造反派头头（很遗憾我记不起是谁）叫我起草并书写一份《夺权宣言》，大概他知道我的语文学得比较好。我开始不愿意，怕被“主义兵”知道，以“黑七类”子弟夺权为由攻击我们。但头头并没有太多的顾虑，我只好参照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以及街头的一些大字报，完成任务，与詹同学等“战友们”，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

那时，正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全都被打倒或靠边站，那办公室内只有一位总务主任在。我们涌进室内，头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革命群众要把学校的权夺过来，要管理学校……”那总务主任很无奈地看着我们，但仍很冷静地问：“那你们要怎么做？”我们都看过电影《夺印》，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印把子夺过来。头头说：“我们要掌管学校的印！”总务主任犹豫了半分钟，终于用有点颤抖的手捏着钥匙打开了一个抽屉，拿出了学校的印。我们都很兴奋，仿佛这是蒋介石总统的大印。就在头头想拿过印章时，总务主任忽然说：“我想你们写一张字条，说明印章的下落。”这一要求，是我们预先想不到的！但是，看着有点可怜的这位男人，我们又觉得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头头又叫我来写，大概只有我的胸前还别着一支钢笔！

在这种形势下，我已很难推辞了，不然，“革命战友”会怪罪于我，是我令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夺权行动功败垂成！于是，我写了一张类似于“借条”的东西，其实是很不得体的，但是，谁又教过我，夺了人家的东西，再写一张字条作证明，该如何写？！

夺权之后，我并不感到兴奋，反而很是担心，怕主义兵知道“狗崽子”参与夺权会于我于组织都不利。但是，过了多天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事。更可笑的是，我们夺了那“印”，也不知用来干什么，也没有谁组织“内阁”管理学校，因为学校已不成为学校了。

面对这样乱糟糟的、不知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局面，我们无所适从。这时，“来了亲人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大概受了中央军委林彪副统帅的命令，派出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这里又多了一个“三支两军”的名堂，需要解释一下。“三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两军”指: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一支解放军开进了我们学校，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叫“军训团”。老实说，当时谁是“左派”，那些军人也是很难判断的，学校中都是些“可爱的娃娃”，你能说谁“左”谁“右”？但是，既然分了派别，他们似乎也有些思想倾向，那就是倾向于“红旗派”。那军宣队的政委，和我班的女生们特好。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她们和政委还有来往！进驻我校的军宣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已想不起了，但是，他们曾公开宣布：“308战斗队”是革命组织，这实在让我们兴奋了好一会！还有一事，是不会忘记的。一天，为开大会而布置会场，解放军战士延光辉为了修理礼堂屋顶漏水的石棉瓦，从高处摔下，头部伤重而牺牲。当时，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封他一个“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并送他的遗体到银河公墓安葬。有的同学还提议，要将学校改名为“延光辉中学”……但是，不久，军宣队又撤离，似乎上面说，他们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那年春节后，我就不再回学校，我和刘象潜，在广州学拉小提琴，反而觉得有了精神寄托，但是，詹同学等“战友”就不满意了，说我甘当“观潮派”！中国的语言真是丰富多彩，不参与“主义兵”，又不参与“旗派”的，叫做“观潮派”，又或者叫做“逍遥派”。老实说，象我们这样的“黑七类”子弟，如何能“逍遥”得起来？说“观潮”倒有几分恰当，我从“旗派”沦落为“观潮派”，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己那“黑七类”的身份，还是安分守己的好，最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后来，“观潮”还成了我的另一个绰号；甚至我如今写文章，还用它来作笔名呢。而我的妹妹，就和我不一样了，她和“司令”王希哲等，转战于中山医等旗派的据点，过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而王希哲司令，日后更成了大名鼎鼎的“不同政见”者。


（七）

由于一般人都可以夺某单位某机关某学校某工厂某公社的权，“革命群众”可以夺市委的权，夺省委的权，那些省市领导人，都是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幸存者、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如今，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或走资派或叛徒或反革命，被“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辱骂、脚踢、鞭打、吐唾沫、掌耳光……而那些“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则完全没有细想，自己何以胆大包天地可以对那些平时尊敬的老革命老首长肆意辱骂折磨！经过十多年的政治洗脑，在“革命造反”的口号蛊惑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理智，更何况，那年头，没有“人权”的基本教育，所以，大家都觉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4月22日至29日，公交系统的“造反派”斗争广东省计委副主任云广英，目的是直指省委书记尹林平；4月26日，教育线的“造反派”斗争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5月2日，公认和红卫兵造反派捣毁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搜走大批有关刘少奇的历史资料；5月5日，广钢“造反派”斗争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5月7日，郊区农民“造反派”也在省体育场召开打到刘少奇的的大会，当场烧毁全总旧址的牌子，5月8日，工人造反派又召开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的大会；5月13日，广船造反派批斗原广州市委书记梁湘大会……那些省市领导人也是够惨的，省委书记刘田夫后来回忆：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逼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队伍穿街过巷……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或许当年斗地主富农时，他们折磨过别人，想不到如今，自己也要戴高帽提鞋子游街！

5月5日，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致电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实际就是要军人将他们保护起来。于是，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数当权派被分别监禁在各自机关的暗室、储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来觉得还是不安全，通通集中到天河区的梅花园兵营里。其中，就有尹林平、雍文涛、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张云、张根生、金明等。但林锵云不久就得重病，1970年死去。还有饶彰风、周楠等，则远赴粤北，关押在乐昌。

这些领导人虽然被保护起来，但是，却不能阻止“革命群众”的揪斗。进入6月以后，批斗会继续升温，两派造反组织都声言要砸烂陶铸的独立王国，要砸烂黑省委、黑市委。被监护的领导干部，时时被造反派提取出去，押到会场批斗。这派都完了，另一派又要斗；你开万人大会，我也要开万人大会；斗争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残酷。

广州人虽属“南蛮子”，但相比起邻省广西，以及北方省份的人，还是温文尔雅一些的，尚且“革命造反”起来不遗余力，可以想象，当年，1967年间，在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发生了多少恐怖的血腥的暴力的事件和惨案啊！有多少领导干部以及一般民众，遭受到无妄之灾啊！

当年，广东省的领导干部如何？是否有“走资派”？其实，过去共产党的干部们，连资本主义是怎样的，都搞不清楚，何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广东省的领导，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陶铸了。

陶铸其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广东人，没有不知道陶铸的，因为他在文革前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政治局委员。当年，我在广州的几次集会中也看过陶书记，只不过是远距离罢了。此外，他的散文《松树的风格》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他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更是青年修养的很好的教材。现在的青少年，也会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演讲《崇高的理想》也选入现代中学语文课本。

陶铸是湖南祈阳人，1908年生。他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新四军支队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后，他才主要担任党政职务，如果他仍留在军队，授衔上将是没有问题的。

文革前，陶铸在广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起码，他是一个廉洁的大干部，他每到一地，约法三章，规定下边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多少年了，他一直坚持这么做。三年困难时期，陶铸要求自己的伙食标准与老百姓一样，为此规定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的“三不”纪律。至于他有没有犯过错误，有没有整过别人，我想不可能没有，广东的土改，斗争“地主”“富农”，就有扩大化的错误，他不可能没有责任，只是那些“地富分子”，活着的已不敢乱说乱动；广东的一批干部，如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曾被打成“地方主义者”，他肯定也出过力，只是这个反“地方主义”对民众的影响不是很大，民众也没有记恨于他。1963至1966年，是广东、广州蓬勃发展的时期，我是有目共睹的，而当时的中南局，也应是发展得最好的中央局。陶铸的悲剧，在于文革开始后的突然升迁，而这事，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1966年，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陶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升任中宣部长。5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另一顾问是康生。当时，我们身为广东人的也为他高兴。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久，刘、邓失势，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排名一下子升至第四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这是陶铸在党内的最高排名。为什么他升迁得这么快？这与林彪不无关系。陶铸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在四野林彪手下工作的，可以说他属于林彪系统的人，如果他顺从毛泽东，跟随林彪的话，四巨头中势力之比就是3比1，然而，陶铸最可敬的一点，就是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他不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走资派”，不同意将他们置诸死地。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在为刘、邓辩护，说好话，劝红卫兵不要粗暴对待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就不符合毛泽东和林彪提升他的初衷，在毛泽东、林彪以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夹击之下，很快，他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并且把他和刘、邓一起对待，形成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继而，他还被诬陷为“叛徒”，被彻底打倒。

于是，我们也被迫要喊“打倒刘邓陶”；于是，陶铸象一现的昙花，在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消失，其后，只有听到他被斗的消息。至于他后来的情况如何，国人都不得而知。直到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召开前，报上忽然发表了陶铸女儿陶斯亮的长篇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我们才知道，陶铸已于9年前的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被迫害而死了，死时仅61岁！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带给陶铸有什么好处，我想就是他生前能与刘、邓连在一起，死后又能与彭德怀一起开追悼会获得平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没有这样的殊荣的。


（八）

“革命群众”尤其是“革命小将”们，在揪斗领导干部、迫害无辜民众的同时，也过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我用了“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这词组，并非危言耸听，文化大革命，谁也想不到，后来竟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大武斗”，这又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我已当了“观潮派”，整个人已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人的美妙的音乐，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巴尔扎克等笔下的情景之中，不管屋外两派对峙日久，磨擦渐深。上述那些国外的名曲名著，你不禁锢我们不一定懂得去欣赏，你说要禁锢要扫除，我们反而去追逐，随即发觉它们的精妙之处。至于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事后甚至数十年后从同学们的叙述中得知的。

学校中，早已分成“主义兵”和“红旗派”两大派，主义兵占据着教学大楼，作为总部。而红旗派则占据着男女生宿舍作为司令部。彼此经常骂战，大字报满校张贴，高音喇叭针锋相对，“坚决支持……”、“誓死捍卫……”、“严重抗议……”、“严正声明……”等语言、口号日夜可闻。

1967年6月1日，那天，红旗派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得知，主义兵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红旗派的战士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主义兵有没有整同学的“黑材料”，我实在不得而知，但是这次事件就是因抢“黑材料”而起的。

当一班红旗战士冲进大楼后，被主义兵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可能主义兵人数占多，又或者居高临下，红旗战士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这里要重笔写写我班的梁同学，曾在《英雄谱》中扮演过“匪军官”，审问过“刘胡兰”，而此时，他成了红旗派的干将，在战斗中，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他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主义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颈部，那情景，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墙时劫持人质的所为。那位女主义兵是谁呢，正是我班的女生曾同学！曾同学当时肯定花容失色，长到这么大，何曾被男人这么抱过，这么勒过？！还别说，这一招挺灵的，主义兵的战友们，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梁同学勒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至于他什么时候松手自己逃脱，至于曾同学有没有休克或落下什么后遗症，我就不大清楚了。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红旗派的战友！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主义兵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红旗派的人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红旗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红旗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原来我校对面的华侨补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黄同学莫属了。只见他跑到华侨补校，用印尼话说了一通，立即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那年头，当一位一呼百应的人也不会很难，人们很容易激于义愤，也很容易陷于盲从。这事，当年担任侨补红旗头头的三更罗先生仍然记得，最近还和我谈起。于是，傍晚时分，华侨中学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红旗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的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他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他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在穿梭鼓动着，那情景，我想，不会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他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红旗派的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可惜我当时不在场，不便乱写，但我想，那情景，绝对不比“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差！

7月20日，那天下午，我离开越华路，准备到同学刘象潜家拉小提琴，刚走到广仁路，即听到不远处的吉祥路有鼓噪声，又看到有群众在奔走。询问其故，都说那边打起来了。原来，一派在中山纪念堂开会，另一派去干扰，双方发生冲突，继而冲突升级，动用了枪支和手榴弹，造成了流血事件。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知是谁对谁错，总之就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这正是某些政治家所追求的局面，所谓形势越乱越好，这样，敌人就会乱了阵脚，走资派就会暴露！于是，广州市的武斗开始了！双方时有战斗，并开始占领地盘，如同战争时代。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经过中山五路，听路人说，吉祥路口又有冲突了，好事的我也走到那里去，只见一派的人马大旗招展要去游行还是什么的，另一派的人则在其他路口围堵，并鼓动路人声讨对方，于是，双方僵持着。我也混在人群中，胡里糊涂地跟着喊口号。忽然，一枚黑色的物体以抛物线的形式从天而降，就落在我前面3至5米处，发出了“轰隆”之声。原来，那是一枚手榴弹，是会炸死人的！我看到有两三人倒下，身上流着血，似乎血还飞溅到我的小腿上！某天晚上，我拉完小提琴，从刘家出来，往自己家里去。在黑暗的广仁路上，有一辆载满穿军装的人的大卡车飞驰而过，突然，从车上射出似乎是冲锋枪的枪弹，把我吓了一大跳，急忙藏身于一棵树后。那些枪弹可能并不是冲我而来，但把我射着了，打死了，又找谁去投诉？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沙河地区几乎被红旗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主义兵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某一天，红旗战士对沙河饭店发起总攻，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主义兵赶走，有无人员伤亡，我就不清楚了。本文并非记叙广州市的武斗情况，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之所以写到旗派攻打沙河饭店，是因为我校的红旗战士们，也参与了该战役！

话说战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铁路边凯旋回校。在路上，他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主义兵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主义兵，还有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他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主义兵为了防范对方攻打，已把大门封死。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们占据着大楼，如何生活？至少一日三餐如何解决？有机会见到参加过主义兵的同学，我一定要问清楚。大门紧闭，如何把它打开？这时，一个聪明的人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他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唉，这样一位能人，连地雷也会制造，为何不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说不定，可以和李向阳一样出名！说干就干，他们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他们要行动了。在此，要把他们的作战装备介绍一下：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胸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于是，整个人肯定和“刘罗锅”没有什么区别，这身“盔甲”，读者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别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有过的！而他们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那枚土制地雷了。当红旗战士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某同学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某同学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他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他们怎样攻进大楼？都怪我没有了解清楚，我想，大概是以某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结果，让他们攻了进去！但是，从来在战场上，都是易守难攻，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一战争的规律，攻进大楼后，他们遇到了主义兵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他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他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他们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他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谱写了文革中无数壮烈的篇章的其中也很感人的一节！跳楼的战士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没有作全面的调查，胸前背后装有“盔甲”的孔同学，当然大难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却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最近，我在同和镇明泉山庄见到从美国回来聚会的“张地产商”，他抚摸着残缺的盘骨，苦笑地说：“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

现在是有所醒悟了，但当时，能清醒吗？攻大楼一战失败，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当时的形势是，主义兵有枪，而红旗派没有枪或枪不多，广州的红旗派说是为了自保，要用枪弹武装，但那枪弹从何而来？或许有探子探知，广州市北郊的石井仓库，存有大量枪支弹药，于是，他们决定去强抢，而我校的红旗派战士也参与这一行动。

8月20日下午，我校红旗战士分乘两辆卡车，两支薄壳枪和两枚手榴弹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直驶向石井方向。到仓库抢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事；而事实上，那里的枪支弹药，又已经被主义兵抢先控制了，他们到了三元里火车北站时，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头和树丛中，早已埋伏着主义兵战士，各种轻重机枪的枪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的战斗场面绝对相似！可怕的是，我校那两辆卡车上的人，并不警觉，当车子进入了对方包围圈时，即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声。如果第一辆车的司机不是“怕死”（或者说“机警”），把车子停下来，而是硬冲过去，那么，一场如同“平型关伏击战”的战斗就会立即打响！当车子停下之后，四周的战士荷枪站起，车中的战士不得不下车当了俘虏！他们被押着赶到铁路边，那里有一些废旧的火车厢。他们看到，在路轨边，躺着一位主义兵战士的尸体，不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义愤填膺的主义兵战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来垫尸底！找谁？忽见那群俘虏之中，有一位“出类拔萃”，高出别人一头，于是，他准备被拉去枪毙，充当垫尸底的角色。情况非常危急！后来，还是良心发现吧，主义兵的头头们放弃了这一决定，我们那位“出类拔萃”的同学，才得以生存下来！

他们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关在了一节运货的火车厢之中。毕竟是青春年少，又经历过战斗的洗礼，数十人在几乎密封的车厢内，情绪激昂，热血沸腾，高声齐声地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那情景，真可以说比小说或电影《红岩》里的情节更悲壮！车厢内的人在唱《国际歌》，车厢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会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或“国民党”？于是，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把枪伸进气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两枪，子弹没有打着人，但里面的歌声停下来了。那战士把脸贴近气孔，往里面看，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他看到，里面竟有几位，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兼好友！虽说“文革”和“武斗”，已弄得人们六亲不认，但毕竟有些人还是良心未泯的，包括这位战士。于是，我校那两车俘虏，被关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获得释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原来30多年前，在广州市北站，已上演过一幕《辛德拉的名单》，只是细节我不大清楚，因为当事人已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加拿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所写的这一节，是多么的平淡乏味，当年那血与火的场面，完全未能生动地再现。是的，以上所写，都是我“采访”所得，而并非亲身经历。早知道，我的同学们，参加了武斗而又死不了，包括张同学，我也会去参加的。作为一位作家，那学生打学生的武斗的经历是多么的宝贵！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我却欠缺了！写得平淡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应同学们的要求，“武斗”毕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应过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们又一次经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斗”，的确是盲目和愚昧的行为，是人性的浩劫，当年，无论伤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学，都是可悲的。我没有参与其中，起码不会把凶残的种子埋在心头吧，所以，这种经历，不要也罢了，阿门！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烟消如云散。当年，实在说不上谁对谁错，大家都是政治家们手中的“棋子”，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大家又常坐在一起，叹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问候，寻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阴。幸甚！幸甚！

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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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逍遥的日子

                                 ——我的中学生活回忆（61.9—68.11）

                                 陈贤庆

                                      （九）   

   我没有参加过“武斗”，虽是一种经历的欠缺，但也是幸运的，我没有被别人怂恿去当炮灰，成为政治家们手中随意摆弄的棋子。那么，在别人冲锋陷阵之时，我都做了些什么？

     1967年春季某天的上午，我来到了同学刘象潜家，只见阿潜全家人都在屋里。父亲这个时候本该到公园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乱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亲本来应该到学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认字算数的，由于学校停课，只得困在家中；最绝的是， 四个儿子一位女儿，从大学生到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竟然都无课可上，全都呆在家中。我看到，只有大哥仍手执书卷，而三位中学生则显得无所事事，而阿潜，则更是一脸的烦躁。于是，我和阿潜便到街上闲逛。

当我们闲逛到越华路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姑娘。她穿着朴实的衣裳，与普通的女学生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她手抱着一个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想必里面放着一把很贵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总会给人清雅脱俗的感觉，眼前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将与我们碰面时，我们高兴地喊起来：“杨多！”杨多是我们的小学同学，读小学时，即学拉小提琴，经常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演出独奏。我们被邀到她的家里。说了一回话后，杨多说：“你们坐坐，我要试试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调好音，并给弓子擦上松香。这些程序，我是很清楚的，因我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潜就未必知道了。

杨多夹好琴，用弓子随意地拉奏了一会，然后，她脱下那件较为肥大的外衣，现出了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挺挺胸脯，我们都同时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线的迷人。她半眯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突然拉动琴弓，发出了几个清脆悦耳的琴音；接着，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着，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潜肯定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广东音乐，不是我熟悉的民歌小调，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乐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轻快时而缓慢，说不出它表现的是什么，但又总觉得声声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杨多，双眼半眯，双眉小皱，身体微摇，左手四指飞快地变换，右手拉弓上下飞舞，一串串无比动听的音乐就这样产生！我读过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明湖居听书》等，里面都有用文字来形容音乐的，但要叫我用简单的文字来形容杨多所演奏的乐曲，我肯定也做不到，我唯一想到的，只是一个成语：出神入化。再看看刚才还有点好动的阿潜，此刻一动不动地聆听着，犹如一尊雕塑；他的眉头紧皱，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杨多左手变换着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不用说，一位普通的音专学校学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慑粗通音乐和乐器的我以及并不懂音乐和乐器的阿潜的；更何况，杨多的形象，渐渐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无限温柔无比美丽地耸立在我俩的面前。

在一阵激越的快弓之后，杨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几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犹如白居易所写的“四弦一声如裂帛”。此时，杨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我们两位男孩，显然还没有从乐曲中醒过来，仍怔怔地呆坐着……

“太好听，太神奇了！”阿潜眼瞪着杨多，由衷地赞叹。

“很好听，是什么曲子？”我也由衷地赞叹，并问道。

“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杨多很随意地答道。

老实说，光是“门德尔松”这四个字就让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们何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用说对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说，那乐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测了吧，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理解能力的范围，那乐曲是表现什么的，我们连问都不敢问呢。后来，我们是怎样离开杨多的家的，我俩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一种心胸被敲击的感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而离开的。

一连两天，我发现阿潜象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第三天晚上，我们漫步在珠江边，漫步在沙面。面对着白鹅潭中浮荡着的一轮明月，阿潜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学拉小提琴！

之后，我们真的想办法，用20元钱在阿潜所居住的昌兴街的街口的长江乐器店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之后，我们便在阿潜的家里，对着一本叫《霍曼》的小提琴教材，无师自通地学起来。后来，阿潜的二兄、市二中高三学生刘象恒以及妹妹、市二中初二学生刘象萍也加入。不久，阿萍的同学彭婉衡也加入。彭婉衡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具有古典美态。她家境很好，但文革到来，家庭也惨遭不幸。不久，我们的一位读初二的同学卫培音也加入来，他的父亲是位小提琴家，已去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琴，可惜我没有记住什么牌子。个子小小的他，我们叫他“小神仙”，再简称“小神”，抱着那把小提琴，经常到来刘家。

某天晚上，我和阿潜及小神到了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的一幢楼房，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到了二楼。屋内也很窄小，而且黑暗密封。那里住着一位小提琴教师，还有两位女儿，女儿协助他教学。但文革到来，这种“自由职业者”也属于“资产阶级”或什么坏人之类，行业也被取缔了。我们以请他鉴别小神父亲留下的小提琴为由求见，老人热情接待了我们，亲自试拉了一会，认为是一把好琴。之后，他叫小女儿钢琴伴奏，由大女儿用那把琴为我们拉了一首蕯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那哀婉而激越的乐曲，回荡在那窄小黑暗而密封的小屋，令我陶醉和震惊。我不禁从心底里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此夜的经历，终生难忘！

刘家的音乐声又引来了一位青年人张勋。张勋的姑妈住在刘家的楼上。昌兴街口的长江乐器店就是张勋的父亲和他的伯父开的。张勋的姑妈在长江乐器店当店员，而杨多正是张勋姑妈的干女儿。张勋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到了平沙农场当知青。文革开始后，张家被抄家，张勋也寄居到姑妈家，听到琴声而带着一把小提琴进入刘家。不久，张勋也将他的女朋友——执信女中高三年级的女生卢卿卿也引来。卢卿卿手中的小提琴，是张勋家最后一把琴，送给了她，牌子是斯特拉迪瓦里。这样一来，刘家便渐渐形成了一个音乐沙龙，每天晚上，从那屋子里，竟然肆无忌惮地飘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顿、斯特劳斯甚至马思聪的曲子！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昌兴街内的左邻右舍，竟然没有谁因噪音或“封资修乐曲”而投诉或告发过一次，这是我事后心有余悸同时又心存感激的。

     在学拉小提琴的同时，我们也想办法找一些“禁书”来读。说来也奇怪，你不“横扫”，我们不一定知道有那种书，不一定会去读它，你越“横扫”，我们越想看看。于是，在那段日子，我们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阅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阅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阅读了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我们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内容还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把人们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们对这一主题，感受渐深。

    从1967年春季到1968年夏秋，全国的学生都处于“失学”状态。我特别同情1965年9月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安静地读了大半年书后，就遇到了“大革命”，胡胡混混地到了68或69年即毕业了，他们学到了多少大学的知识？真的是英文也说不出几句。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某些人后来当校长当局长当高级职称评委等。我也特别同情1965年9月入学的高一级和初一级学生，他们实际只读了大半年高中和初中，如果其后他们没有再进修而活到今天的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半文盲”。我们自己也是不幸的，读了不足两年高中，文化底蕴实在很不够深厚。唯一值得幸运的是，在那时闻枪炮声的日子里，我们仍在读书，仍在自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吸收一些艺术养分。更重要的是，在乱糟糟的局面之中，我能较清醒地把握自己生命之航船，而这一“传统习惯”，在其后的上山下乡的日子，流落北方的日子，也能够继承并发扬光大。

   象我们一样，在文革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去打派仗、不去武斗而充当“逍遥派”的同学不在少数。其实，“逍遥派”也不是好过的，在此，我写一段小插曲。有几位归侨学生，广州没有家，只能整天闷在学校，由于不是经常有“仗”可打，有“戏”好看，无聊时干些什么好？时值盛夏，他们想到了游泳。但是，有哪个游泳场会开放？不知是谁，忽发奇想：宿舍的天台，不是四周有一米高的围栏吗，如果把所有落水和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再放满水，不就成了一个天台游泳池了吗？如此幼稚可笑又可怕的想法，居然获得赞成通过！于是，他们说干就干，把各处的洞堵上，再找来一条胶管，把水引到天台上。据说，灌了两天两夜，一个近一米水深的“游泳池”落成了。于是，他们在池中或戏水或“畅游”，欢乐之声惊动了一位叫“老青年”的校工。“老青年”出于工人阶级高度的责任感，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们的荒唐行为，避免了一座学生宿舍楼倒塌的惨剧发生。

  而我后来当上了“逍遥派”，主要是因为父亲，因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我再去忠于什么统帅，捍卫什么路线，似乎都成了很滑稽的事。所以，我失去了许多，尤其是血与火的锻炼，但是，我也有所得，由于赵老太爷不准“革命”，我也只能另辟蹊径，结果让我和文学以及音乐有了更亲密的接触，而这两种爱好，总比舞刀弄枪、打杀自己的同类来得高雅，更可贵的是，这两种高雅的爱好，能遏制我心中罪恶的苗头，让善良纯朴伴随我其后所走的路，伴随我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还得感谢那段“非常的日子”呢！

                                       （十）

    对于在1966、1967、196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种种的一切事件，我虽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但总觉得是荒唐的，别的不说，光是共产党自己打下的江山，却允许一般群众轻而易举地将各级政权推翻重组，这就令人不可思议！那些造反出身的工人、农民、学生，会比抛头颅洒热血打日寇、驱美蒋的老干部更加可靠？……我又想，中央难道容许各省的“造反派”继续“造反”，继续互相武斗吗？总得支持一方压制一方，平息这长久的动乱局面吧？

    果然，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闹得最汹涌的广西的问题，发出了一份公布，史称“七•三布告”。于是，与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观点相近的广州红旗派，日子就不好过了。7月8日至10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党委扩大会议，会上，饱受“造反派”侮辱和折磨而还能在省市领导岗位上的老革命如孔石泉、黄荣海、陈郁、王首道、阎仲川、白平等底气足了，义愤填膺地控诉红旗派的恶劣行径。7月24日，中央发布一个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其实也是针对全国各地的问题的。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广州红旗派，就算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也已经失去了省革委以及军队的支持，不得不变得老实了。我后来想，幸而我中途当了个“逍遥派”，如果还在“旗派”中混，不知后果如何啊！

    常言道“否极泰来”，乱糟糟的局面总有个了结的。终于，到了1968年的夏秋，我们可以“复课”了， 那么，当局为什么又把学生们招回满目疮痍的学校？原来，这时，又有一个大运动中的小运动要展开，那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这事可笑吗？）。8月15日，又亲自接见了工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和工人代表。于是，产业工人一下子吃香了，不用坚守岗位，而是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工宣队”，开入了各大、中、小学和教育单位。

    “复课”还有一个原因。原来，“革命”成功了，到了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更大的“胜利”还在10月，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那些学生，包括主义兵们，已不需要冲锋陷阵、揪斗走资派了，留在社会上，恐怕还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们又得以回到学校进行“复课”。但是，那“复课”之后还加上“闹革命”三个字，也就是“复课闹革命”，而不是“复课学文化”。而事实上，即使把初高中六届学生召集回校，也是无法上课的，因为既无校长又无主任，教师也残缺不全，教材已全部推翻，除了姓毛的和姓鲁（周）的两位的书，什么书也是“四旧”的，你叫人学什么呢？不过，大家重回学校，毕竟有些新鲜，两年没有在一起读书了，甚至两年没有见过面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当然，此番见面，感觉已不同了，往日本来很要好的朋友，如今可能形同陌路；曾经兵戎相见的，如今更可能怒目而视。唉，这是一场什么“革命”啊！

   前面说到，学校已无校长主任，不知谁来领导？现在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确如此！学校没有了领导班子也不怕，如前所提到的，最高领袖想到了一个办法，往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现在，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多由文盲半文盲的“民工”充当，受老板的气不说，还常常被拖欠工钱，但是，在当年，工人阶级确实是风光过一阵子的，因为“苦大仇深”，所以“最革命”，最受重用。于是，我们学校也来了一支“工宣队”，分管我们班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工，大概她在旧社会跟着父母要过饭、吃过苦吧。

    回到学校，我们才知道，经历了一场“大革命”，我们学生也出现了分化，革命“成功”后，总有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主义兵和红旗派，谁是得益者？不用说，主义兵乃是得宠的一群！说到底，还是“根正苗红”，还是值得依靠的力量！如果说，大家还是学生的角色，你怎么得宠，也好不到哪儿去吧，然而，摆在大家面前的，并非弄个组长、班长、学生会主席当当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分配与出路问题！当过主义兵的同学，在工宣队的安排下，有的参军去了，就如我班的彭同学、李同学，以及曾和我要好的梁同学；其他的，此时，都当上了一种角色——辅导员！这“辅导员”是干什么的？我也说不清，从名字来看，应该是负起辅导那些无知者或误入歧途者的责任的人吧，应该是一份美差吧。我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自然是哪里倒霉往哪里去，“辅导员”的角色想也不敢想，但是，那些也曾出生入死捍卫什么路线的红旗战士们，则感到不公与不安了——为什么只能他们当辅导员？！

    接着，我们要进行一个“洗脑运动”！洗脑是什么意思？就是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实际上，也是得胜的一派“秋后算帐”。在学校洗脑可能比较难，当局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学生们送到农村去洗，工农联手，还怕洗不干净？于是，我们被送到了广州郊区的棠下大队，一边干活一边洗脑。那棠下大队可是赫赫有名的呀，只因领袖来走了一趟，它便变成了“圣地”，我们在那“圣地”里洗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入夜，在那乡村的禾场上，在两盏汽灯的照射下，一场批斗会正进行着，批斗的对象，就是阿炮和阿振两同学，罪名是“打砸抢坏头头”。

    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圣地”封闭起来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当局要动员我们“上山下乡”，人人都要签字表态，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南海潮》的，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恶霸们强迫贫苦农民“卖猪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我觉得，似乎也有点这个味道。只不过，现在冠冕堂皇些罢了。

    有没有人可以躲过此劫的？不是没有。某天，我班女生何同学和别班的一位同学忽然接到通知回学校。两天后，别班那位女同学回来了，而不见何同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们是准备调回去当辅导员的，这是想缓和同学中的不满情绪吧。但是，她们必须写出深刻的思想汇报，经工宣队和辅导员们通过，才能加入辅导员的行列。结果，何同学的思想汇报通过了，她父母是华工，又是难侨，被迫害回国，父母的苦难挽救了她，使她不须洗脑而进入了辅导员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学就惨了，因她有两位母亲，也即她的父亲有两个老婆，而她又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父亲能娶两位老婆，于是，父亲这一“不清白”的历史，害得女儿要重回棠下大队洗脑！

    数十年后，我们才知道，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做到“人人过关”“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自己的一切问题”……从7月初到10月底，广州市举办了28261期学习班，261万多人参加了学习，清理出“阶级敌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从棠下洗脑回来，接着就是安排出路了。1968年的秋季，对于全国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难忘的！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道，一条“康庄大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时的宣传也是很“合理”、很“诱人”的，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再到农村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能“大有作为”。那时还有一句号召性的话：“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不想“上山下乡”的，则与“二流子”无异了。那么，什么人要去而什么人不需要去？这时，“辅导员”的好处充分显示出来了——辅导员留校，不需要去。后来，我校的辅导员们，大多安排在广州钢铁厂，当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而其他人，通通都得“上山下乡”去，当知青！广钢工人和下乡知青，这真是天渊之别啊！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一些热血青年又象两年前“步行长征”那样，扛起了“上山下乡战斗队”的大旗，报名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区去，如新疆，如黑龙江，如云南，如内蒙，如陕西，如海南；有的专挑延安、遵义、井岗山、万泉河等革命圣地。当然，更多的青年学生处于无奈的状态，但抗拒又是没有用的，不是你去不去的问题，而是你要去哪里的问题。

   安排我们学校的学生去的地方，一是雷州半岛的南华农场和勇士农场，一是三水县农村。雷州半岛农场当职工，有工资，不用种水稻，有集体饭堂而不用自己煮饭，但远离广州市；三水县靠近广州市，但要自己劳动赚工分，要插秧割禾，还得自己做饭。唉，真是各有利弊，教人难以抉择！当然，还有别的路子，就是跟随别的学校去别的地方，或者投亲靠友，或回自己的家乡。总之，当局就是希望你离开城市就是了。

                                    （十一）

   在那年的秋天，中国的绝大多数的“老三届”学生们，都得作出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抉择——上什么山下什么乡。我素来怕过农村生活，尽管读过陶渊明、王维等人的淡雅的田园诗歌，读过杨朔、李凖等人的描写乡村的优美散文，但还是觉得住那低矮的泥砖屋，点着煤油灯，用稻草烧饭，双腿没入烂泥中，弯着腰，手捏秧苗插向那水与泥中，挑着沉重的担子行走在湿滑的田埂上……都是难以忍受的事，还不要说文化生活的欠缺了！于是，我初步选择了去农场到边疆，尽管那里远离广州600公里！和我有同样想法和打算的，有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秦新仁、张昌育、吴一康等同班同学。当然，还有“志在四方”的“五四”们、“大喊大叫”们……

   我们害怕过农村生活，但另外一些同学觉得，要坐两天车船才能到达的雷州半岛，同样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广州西北面的三水县，尽管曾是血吸虫之区，因其靠近广州，一旦难以生存，也可以迅速回到亲人的怀抱，所以受到部分同学青睐，我班的郎仲光、高保乐、张国胜、区荣新、梁成绍等同学，权衡利弊后选择了三水县。当然，还有别班的黄卓銮、文抗生、罗穗文、马绍斯、杨培基等同学。

   尽管那血吸虫已经“纸船明烛照天烧”，但谁能保证它们的子孙后代不会象某些“走资派”一样隐藏得极深？一旦被它钻进肚中，就会变成尤嘉所演的苦妹子，连生育能力也失去了。所以，我们班那些女孩子，深谋远虑，觉得与其去危险的三水县，不如 跟随市五中的学生去稍远一点的博罗县，那里多山而少水，你血吸虫能奈我何？！况且，当年苏东坡写过“罗浮山下四时春”的诗句，还在那里“日啖荔枝三百颗”，女孩子们大多是嘴谗的，想到有那么多荔枝吃，什么插秧割禾的苦楚也不怕了，于是，“鲁迅”们，如杜小钰、黄丽容、吴剑媚、周少芝、莫宝珍、梁慕琼、何江宁、谢蕴茹等，便选择了博罗县。

   从上述我班同学的去向，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男女同学要分开？不能去同一个地方吗？这问题问得好！那时候，上述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毕竟大家在一起读了7年或至少4年书，一起演出过《英雄谱》，还一起搞过“革命”，一起去过“串联”，一起经历过“炮火的洗礼”，但是，要命的是，那时，大家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似乎都情窦未开，不知有“搞对象”这回事，男女同学之间没有商量没有默契，没有考虑过同去一处地方；女同学得知男同学要去雷州要去三水，并无依恋之意；男同学得知女同学要去博罗，也无伤感之情。总之，就象现在选择旅行路线，你去华东五市，我去西南三省，大家都洒脱得很！

   实际上，这种“洒脱”，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不知研究知青问题的专家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当年的学生们，对“上山下乡”的残酷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有一层浪漫主义的彩云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以为，此去，不过是一年半载或三年两载，所以，没有把它看作是“生离死别”的事。而事实上，我们与同班的女生分别后，已是“天各一方”，一别多年，此后已无法再走到一起，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肥水”流向了别人田！假设，如果当初男女生走到一起，或许不久即会擦出火花，产生多对情侣，之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广州见双方的父母，似乎也是很浪漫的事，可惜……

     细心的读者大概会发现，高二（2）班还有些同学，似乎没有提到，莫非不用“上山下乡”？非也！除了“辅导员”们，人人都得去，谁能例外？！如华侨生梁慧生与其妹其弟，希望三人留一也不可，只好撇下年迈的母亲独自在广州生活。又如蔡为霖，家中只有一位80岁的爷爷，也无法以照顾爷爷而留下。同班同学也好，不同班的同学也好，其去向，不是投亲，就是靠友，到别的“山”和“乡”，如黎康乔，打听到中山县有个三角公社，那里有一班夜船往返，船票只1元多，所以，决定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去那里。至于各位同学的具体去向，我没有详细了解，无法一一写出，也算一件遗憾的事。不过，有两位，我知道一些情况，觉得有写多几句的必要。

    一是温妮同学。温同学曾与我共同“执导”《英雄谱》，如果我俩都沿着“艺术”的路子走下去，恐怕现在轮不到张艺谋等风光。文革开始后、一向激情似火的温同学当然也是运动中的闯将，还当上了红旗派的一个小头头。当年经常发生如下的戏剧性事件：儿女在外面革别人的命，不料，自己的父母突然也被别人革命，温同学正是遭逢此劫——父母被双双打成“走资派”！于是，她也成了“坏头头”！到了“革命成功”时，她感到迫害可能随时会到来，于是，趁“上山下乡”之时，与大学生的哥哥远走新疆；为了能在新疆落户，她还要和一位男人假结婚。我们这位温同学的经历，绝对会很曲折动人，是任何作家也乐意了解的，可惜，我得到的，只是第二手的资料！

   我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刘象潜，是个“死硬派”，他和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大哥、在市二中读高三和初二的妹妹，誓与广州共存亡。当我们在商议何去何从时，他泰然处之，说：“我就不信他们会用枪押着我们去上山下乡！”所以，当我夹着小提琴，离开他家那文艺沙龙时，他无限伤感地说：“你这一去，就全毁了！”我也知道，无论在农村还是农场，都很难再深造了，可能很快，手指就会僵硬得连贝多芬的《小步舞曲》也拉不出来了（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家庭处境，只能决定了我远去雷州妹妹远去海南、留下两老在家的局面。我离开广州的前一夜，曾与刘象潜漫步于珠江河畔，在夜阑人静之时，象潜突然拥抱着我，激动地说：“你不要去，你不能去！”……就是这位“誓与广州共存亡”的刘同学，在我到雷州后一个月，却突然从宝安县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们四兄妹去到了宝安县某公社！唉，革命的潮流，真的不可阻挡啊！

   在大家即将各散东西，即将离开学校之时，我们不忘在教学大楼前照像留念。那老照片保留至今，照片中的情景，令人感慨。那是清一色的男同学，中间有一位女的，则是分管我班的工宣队员。我们胸佩纪念章，手捧语录本，虔诚而严肃地望着远方。我们个个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朝气，但眉宇间又流露出迷惘。离开广州的前夕，我们这群男生，专门作了一次“广州一日游”，有多张老照片为证。我们去了烈士陵园，去了越秀山，去了珠江边的长堤……每张照片上，大家还是笑得很灿烂的，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很可惜，当年我们没有把女生也叫上，没有留下一张与那些漂亮可爱的女生们的合照，更没有留下一点最后的难忘的经历！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们奔赴雷州的三百多位同学们，在学校集中，然后乘车直奔黄埔港。这是我在学校的最后的一天，那教学大楼，那运动场，那礼堂，那宿舍，那天河旧机场，那瘦狗岭，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变得分外亲切，但是，都得分别，甚至永别了！

   1961年9月，我进入维新路的广东侨中校园，度过了四年；1965年9月，我搬到瘦狗岭的广东侨中校园，又经历了三年。在母校，我一共经历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有五年是真正在读书的，有两年则是荒废的。但不管怎样，这段经历，或者说“老三届”的经历，又是十分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说“苦难也是课堂”，那么，我们在侨中最后那两年，也不能算是荒废的吧。

   离开学校，我们进入了一所更“苦难”的课堂。有位北京作家叫史铁生，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2年即因病致瘫；另一位作家叫陈村的，1971年到安徽无为县插队，不久，腰身即致残变弯。幸好，我“劳其筋骨”十年，未弯未瘫，但其间所发生的事，又不是三五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这只能是另外一些文章的任务了。

   我这篇回忆性的文章，虽然记载了在广东华侨中学读书时的一些旧事，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事已记不清或完全遗忘，显然写得不够详尽，不够细致，不够生动，同学们是不会满意的。如果谁回忆起有什么更值得记载的事，可以来信来电告知，我会随时增补，使之更丰富更翔实，更富可读性。

   祝愿各位老同学晚年幸福！

（注：凯迪社区之猫眼看人从“文革”部分开始转载，改标题为《一个广州中学生的文革经历》，即成热门帖子。其后，天涯社区、燕南评论、深圳热线等网站均作转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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