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龙：《红旗战报》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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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红旗战报》，总数约有近20份。其中大部分是“干代会天津文联红旗”编印的。另有一种同名的《红旗战报》，是由北京政法学院编印。这后一种《红旗战报》，我手头只搜存有一份。文革初期，全国各地，从北京到偏远小县，都编印出版有造反派小报，其总数到底有多少，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在进行估计、统计，也仍然是笔糊涂账。保守估算，应当不在万种以下。各地重名的小报，也所在多有。即如这《红旗战报》，我手头就有两种，因此很可能，还有重名的。
　　
　　手头这份“干代会天津文联红旗”编印的《红旗战报》，是1967年12月出版的第22号，8开4版。但有关其他信息诸如出版地、定价、发行方式等等，都付阙如。再过几十上百年，如果不对文革首先有个预备知识，不了解文革的混乱无序性，乍一见到这莫名其妙的“战报”，那是要很伤一番脑筋的。以后的人若想编写一本《文革小报史》，首先这考据工作，那也是相当之艰巨的。
　　“红旗战报”这个报头，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墨迹当中拣选出来的。实际上当时大部分小报的报头，如“卫东”、“新北大”等等，都是选用的毛泽东的墨迹。这当然也是表达赤胆忠心的一种方式。报头左边是一框“最高指示”，这也是当时小报常见的编排格式。有的这一部分不是“最高指示”，而是登载毛泽东的头像。其功能，当然是并无二致的。
　　
　　这一期的《红旗战报》，虽然有四个版面，但实际只刊登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篇是刨祖坟型的批判文章，题目是《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占了3个整版。另一篇是《周骥良的<我们在地下作战>是歌颂刘少奇投降主义地下工作路线的大毒草》，占了一个整版，也是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作者署名，可见这是某种群体性写作的成果。文革时期，像这种不署作者姓名，或者署上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化名比如“齐卫东”、“全无敌”等的写作，是很正常的现象。《红旗战报》自也不例外。
　　
　　《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以年谱的方式，辑录了方纪从1949年到1966年的所谓“罪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极尽罗织锻炼之能事。如1950年“上半年”：“方纪开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讲课，连续几年。讲过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极力推崇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欧根•奥涅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在青年学生中流毒极深。”方纪肯定也有缺点，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先入为主，上纲上线，一棍子打倒，实足显示了文革思维方式的恐怖。
　　
　　有关周骥良的批判文章，据文前的[按]，是从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出版的《批毒草战报》上转载的。该文文风之恶劣，与方纪的那篇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两篇文章前面的按语中，我们都能见到诸如“忠实走狗”、“疯狗”、“赫秃子”、“刘贼”、“恶鬼”等具有强烈人身攻击意味、污辱人格的用词。在文革小报上，这样的用词是司空见惯的，并非《红旗战报》的独得之秘。它反映的是在一个人性之恶空前膨胀的、极端畸形的政治文化语境里，人的卑劣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人的尊严又可以降低到一个怎样的水准。而这一切，都是在“殊死捍卫”某个神秘的偶像和某种“伟大的”思想的名义下做出的。偶像和被推举到极端的“伟大”思想，成为了这一切卑劣言行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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