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兰大梦”——杨建新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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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民族学记忆之一】我的“兰大梦”——杨建新教授访谈录
来源:兰州大学档案馆　|　日期:2017/5/25　|　


【104周年校庆特稿之七】我的“兰大梦”——杨建新教授访谈录

采访：王秋林
　　地点：档案馆会议室
　　时间：2013年6月27日
　　摄像：段小平
　　文字整理：段小平

王秋林：杨老师，今天请您讲一讲您在兰大学习工作的事情。

【朦胧时期】我想了一下，得有个主题。我的“兰大梦”吧。我的兰大梦实际上是兰州大学创建民族学学科的梦。当然这个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自觉的梦，是逐渐明确的。

　　我入学的时候，兰州大学的文科一共是7、8个学科，比较弱。1961年左右，兰大文科被并掉了。两年后回来就受损害了。一直到发展最好的时候，文科有12、13个学科。兰州大学西边北边南边都是民族地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相联系的枢纽地区，但是缺乏一个民族学学科，这应该是兰大文科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认识到。但是从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民族的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是从新疆考进兰大的，深感兰大在民族学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事情也巧了。我是1958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在萃英门，把我们集中到大礼堂，叫昆仑堂，等分配。大家都忐忑不安，历史系的总支找我谈话，我一去，总支书记丁桂林给我说最近全国要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甘肃也要开展这项工作；中央要学校抽调一部分人参加这次调查，我们准备派你去参加，同时也就留校。我一听就同意了。

　　那个时候，分配到哪儿去都无所谓，而且说留校，就更高兴了。这是1958年6、7月份的事情。我就被分配到甘肃省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那个时候好像是毛主席提议的，叫抢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要在全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个省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甘肃组人员由甘肃本地高校人员和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甘肃省民委抽调的老师和学生组成，我被分到东乡族自治县，任命我为东乡调查组的副组长，可能看我个子高吧，让我当副组长（笑）。组长由东乡县县委书记担任。实际上由副组长负责。

　　调查组的任务一个是全面调查东乡族历史、现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另一个任务，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要写一部东乡族的简史简志。那个时候，正是东乡族所谓叛乱，我去的时候，气氛还是很紧张，因为年轻，也没有害怕。生活确实艰苦，一天三顿，早上叫喝早茶，就是弄点馒头吃，其他都是吃洋芋。我这人还怪，特别喜欢吃洋芋，烤的，烧的，煮的，都喜欢吃。就这样干了近一年。那个地方，基本没有菜，隔一个星期，打一次平伙（音）。什么叫打平伙呢？大家凑钱买个羊，请老乡给做好，吃一次。用了八九个月时间，调查完了，写了《东乡族简史》，因为我是副组长，基本上由我执笔，写了15万字左右。中央要求很严，1959年初，我作为组长，带上书，到北京去审查。（到北京）我住在颐和园南湖小岛上。

　　审查的过程中间，可能看我还可以，东乡族（调查成果）审查完后，又把我留下继续审查其他的调查成果。差不多大半年，跟专家组的比较熟了。其中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的副校长（校长是乌兰夫），有一次我还和他闲谈，我说我能不能到中央民族学院去进修一下。他说可以啊，你要经你们学校同意。我就赶快跟学校联系。最后也还是丁桂林（做工作），系里面就同意，还要求进修回来要开设民族史、民族学这方面的课程。

1959年年底到1963年，我就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中央民族学院对我，确实是非常好的。我和他们的老师们在一起活动。那个时候，中央民族学院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民族学教师，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本基本民族学教材《民族学概论》，就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系主任林耀华编的。另外还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民族学者。给我安排了一个导师，叫翁独健，是民族学特别是蒙古族方面的专家，全国三大蒙古史教授之一。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局长，很忙。又给我安排王辅仁和另外一个老师（贾敬颜）做我的导师，分别是藏学和蒙古族研究专家专家。由他们具体负责我的蒙古族和藏族的学习。很重视。

　　我在这样一个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里学习，是非常有好处的。将近四年时间的学习，我自己觉得收获是很大的。毕业的时候写了一篇藏族研究的文章，一篇蒙古族研究的文章，都发表了。从1958年毕业到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结束，这一段时间，对我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是巨大的，奠定了我以后研究的方向。那个时候我朦胧地觉得，我在兰大就应该搞民族学，民族史。这应该说是我的兰大梦初步形成的时期，或者说是朦朦胧胧的，有些感觉的时期。

【受到挫折】1963年，回到兰州大学，参加“社教”。“社教”很锻炼人。一年时间。

1965年回校，上了一门课，叫《中国少数民族概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4年，等于十年时间搞了革命。我打倒过别人，自己也被别人打倒过，白白浪费了十年。非常可惜，正是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我的兰大梦受到挫折的时期。

【奠定基础】从1974年到1978年，给我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1974年参与了一个科研活动。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要出一套沙俄侵略中国的史书，包括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历史，西北的甘肃、陕西、新疆这三个省都有人参加，兰大就派我参加。

　　清朝前期，俄国边界离中国西北，还是比较远的，中间有什么哈萨克、浩罕等等，好几个国家，就现在中亚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的有些领土，以前都是中国的，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不断地侵蚀渗透，清朝政府到后期就乱了，也弄不清楚边界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伊犁将军也向俄国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作用，沙皇俄国就一步一步把中亚包括中国的一些地方就蚕食了。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着重研究的是乾隆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在什么地方。最后编了一部《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在抠这些的时候，应该说对我的知识的积累，对研究方法的积累，都是有好处的。

1974年到1978年，给我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四年，我后面的工作就不可能那么扎实。这就使我能够做这个兰大梦，有了一个基础。1978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这个事情就算做完了。但是，我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止。

【黄金时期】1978年开始，又开始新的工作，新的课题。一直到1988年。这一段时期，我觉得是我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我的兰大梦有了初步的成效。

　　从1974年开始，虽然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我提前进入业务，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到1988年，这一段时期，一路顺风。这个中间有这么几件大事，一个是我的研究告一个段落，做出了一些成果。《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虽然是很多人共同完成的，但是我写的第一章，到现在我觉得都是非常扎实，给世人还是一个交代，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划出一道清代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中国西部的边界线，这是一件事。

再就是学校里面也逐渐地上正轨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还不是教授，学校指定我带研究生，王希隆就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那个时候，兰大也没有民族学这方面的硕士学位，我也不是硕士生导师，学校也还没有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当时教育部允许学校自己指定教师招研究生，我被选上了。但我们学校不能授学位，所以王希隆是我带的，学位是在别的学校申请的，我作为导师，带他一块去申请的。

另外就是，1984年，我被破格提为教授。“文化大革命”中间，也没有职称这些东西，“文化大革命”结束，给我定了个讲师。到1984年，学校要提一批教授、副教授，我申报了副教授，学校高评会同意我做副教授了，可是有些人提出，说杨建新的成果，够得上教授。当时兰大没有教授评审权，必须拿到甘肃省去评。评上副教授一个月之后，我的材料就拿到省上去评教授，通过了，所以我的副教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直接评教授了。

　　评教授之前，我出了4部书， 这就是这十几年间我的工作情况。一本书是我和我们系的卢苇共同写的，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改革开放之后唱得响，大家都在谈。但是真正写书的，国内还没有。写文章的有，主要是谈路线。但是真正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立体的东西，进行论述的，还没有。我们这本书应该说是第一本。这是1980年左右的事情。 第二本是和马曼丽老师合写的《外国考察家在中国西北》。主要写清末以来伯希和、斯坦因等这些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活动情况。对于这些人，当时在中国是一片骂声。我们就认为这些外国探险家一方面破坏了不少东西，另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我们就写了这本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有些人就说，你们还是胆子大，敢给外国人平反。第三就是写了一个《西北少数民族史》，这是我长期工作的一个结果。40万字。这个作品应该说给我的学术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一方面是对前面十几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是给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个《古西行记选注》。

　　另外，在这十五年期间，办了个《西北史地》杂志。这个杂志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有的人称之为“兰大的《禹贡》”。从1979年开始办，到1999年。我们坚持了二十年。现在谈起这个事情，觉得伤心得很。杂志一年四期。将近80册，每册将近20万字。那个时候经费困难。学校基本没有给经费支持，自筹经费。胡之德当校长的时候，看这个杂志还不错，对提升兰大声誉有好处，就每年给一万，连续给了三年的经费支持。也没有专人，自己办，自己印，印刷质量不是很好。在全国发行一千多册，将近两千册。国外还发行一百多册。国内收入大约两万块钱，国外差不多也是两万块钱。十多年间，这个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宣传了兰大，也宣传了我们自己。（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来到1999年，我们《西北史地》的刊号给学校别的刊物占用了，想不通。我还找过有关领导，没有用。加上《西北史地》主要是马曼丽老师在操心，她退休了。我就没再坚持。

【梦见端倪】从1988年到2000年，这十二年，我的兰大梦有点端倪了。我担任历史系主任。在此以前，我担任中俄关系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史地研究室主任。1988年到1990年，兰州大学文科第一个博士点由我申请，国家学位委员会就批了，同时批我为民族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兰大文科第一个博导。过了十年，才有了文科第二个博士点。有一次，李吉均院士说：“我看兰大文科里面，真正的教授就是杨建新。”他说：“你看，杨建新这个博士生导师，经过了层层审批，完了还要国家学位委员会批，不容易。”当然这个话，说得过了一些（笑）。苏致兴书记也在会上讲，民族学博士点是零的突破。

1987年，教育部在兰大的基础学科里面，要设立基地，经过争取，兰大历史学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就批了。一年大概有20万的经费。不得了。从来没有经手过那么多的钱。确实觉得太好了。兰大文科就这一个基地。

　　这个时期也出了两大套由我主编的东西。一个叫做《各民族共创中华》学术著作，一共是10本。其中我自己写了1本。另外是学校出版社支持我做了一个《西北文献资料汇编》，40多本。其中，我负责编的是《西北史地文献资料汇编》。在这个基础上，我又编了一个《西北史地文献资料续编》，60多本。

　　这个时期，我觉得心情非常舒畅。

【美梦成真】从2000年开始，一直2012年，可以说我的兰大梦实现的时期。1998年开始，我再没有担任历史系系主任。这个时候，教育部在一些高校里面，按照学科设一些科研基地。提法叫做百所国家社科基地。兰大最后确定设立敦煌学和民族学两个基地。2000年就批下来了。叫做兰州大学西北少数研究基地。这个钱给得比较多了。教育部给30万，学校配套30万。后来教育部给60万，学校给60万。周绪红校长来了以后，就把基地纳入到“211”、“985”项目了，经费就更多了，差不多几百万。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的兰大梦就实现了。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申请民族学一级学科点，同时申请二级学科点。到了2004年，我们就申请到了民族学一级博士点，同时有5个二级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兰大文科中，又是零的突破。我们还争取到了甘肃省的一级学科的重点学科和国家的二级学科的重点学科。每一年博士生招生20多个，硕士招生30多个。我个人获得了甘肃省优秀专家，文科里面就我一个。

　　一直到2011年，我就算是把我的梦实现了。标志呢，一个是民族学学科的平台，基本上搭建起来了。国家规定了民族学的二级学科一共是6个，我们就有5个。我们又是博士后流动站，可以接收博士后。再一个是人才平台。现在我们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博士生导师，又有跨世纪优秀人才。这个优秀人才，全校文科里面超不过10个人，我们就有6个。这几个人都是各有所长，有藏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学、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我们现在一个巴掌已经打开了。第三，兰大现在培养的民族学博士将近200人，民族学硕士可能达到300人，每年在校的博士有50多个，硕士有100个。还有，我们的成果很多。著作一年在十几册，文章一年有一百多篇。

王秋林：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分享您的“兰大梦”。请您在我们的纪念册上留言。

　　（杨建新教授欣然提笔，写：感谢兰大，实现了我的兰大梦想。）

【人物介绍】

　　杨建新，1934年生于乌鲁木齐，原籍甘肃徽县，195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59—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西北地方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家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民族学博士生导师，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60余位。从1991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1995年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
　　主要专著有：《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通论》、《丝绸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