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河南许昌地方党史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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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从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是在“四人帮”鼓动下由毛主席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邓小平主持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不仅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9月底——11月初，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歪曲反映情况，攻击邓小平。11月初，毛泽东把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看作一股翻案风，并对此信作了批示。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此开始。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党委的负责人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不久，运动扩展到全国。76年2月25日，华国峰代表党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3日，党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公开化。这个运动违背了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严重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运动直到1977年3月底，邓小平复出前才终结。

1976年4月14日，许昌地委召开了地、县（市）、社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指示，以及刘建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地委第一书记王延太在讲话中说：“各级党委、各行各业，都要召开大、中小型的声讨、控诉、批判邓小平罪行的会议，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批邓的高潮”。王延太还宣布了地委常委会讨论的三点意见：一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峰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坚决拥护党中央撤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二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三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全区各行各业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我区已趋稳定的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又一次受到重撞。

1976年5月3日，中共许昌地委和区委联合召开了全体党员“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延太作了重要讲话。王延太在总结了我区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形势同全国、全省一样发展很快、很好的同时，对今后全区的运动又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各级党委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要把学习与批判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和骨干要带动和组织好群众学习。学习的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伟大的胜利》、《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红旗》杂志重要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等，从理论上搞清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和重大意义。

二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深入批邓。批判中，要紧紧抓住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批判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条条专政、贪大求洋和鼓吹“马钢宪法”等修正主义黑货。三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揭发检举，批判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对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抢者，必须坚决实行镇压，对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证据确凿的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各级党委、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门，都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力量，集中时间，“宜将剩勇追穷寇”，把上述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一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根据这两次地委会议精神，许昌地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和地委会议部署的文章，全面领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大意义。结合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全区广大军民更看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看清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严重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以多种形式积极投入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第二阶段，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判中，牢牢掌握批邓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各级党委、各行各业都举办了学习班、培训了骨干。各县市都先后举办了有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县直科、局长、教育、科技等战线领导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县直各单位和公社大队也都举办了党团员、干部、民兵、理论辅导员参加 的 骨干学习班，把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列出专题，专题学习，专题辅导，专题批判，有浅入深，层层剖析，目标集中，揭的透，批的深，人人都开口、路线是非明。各地还召开了大、中、小型的声讨控诉，批判邓小平罪行的会议。各级领导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各单位还开辟了大字报区，设立了大字报专栏。批判的内容主要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胡跃邦、胡桥木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12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这三个文件，即当时被江青称为“三株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邓小平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邓小平“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中称上述三个文件是邓小平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号召全国对此展开群众性的批判”。“三株毒草”系统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篡改和阉割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典型，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第三阶段以批邓为动力，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完成全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战线彻底批判了邓小平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动罪行。工业战线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条条专政”和“马钢宪法”。全区有一万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推动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蓬勃发展。长葛县孟排大队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黑货的影响，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四、五百斤上下，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干部、社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齐心大干社会主义，粮食产量跨过了长江，自1970年以来，连续6年粮食产量超过了千斤。工业生产上，截止8月份，已完成全年总产值的43.4％,比75年同期提高2.6％。在支援唐山地震灾区的事情上，我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按期治疗了400多名灾区伤员，支援灾区面粉403万斤，饼干3万多斤，饭碗180万个，杂木杆30万根，苇席25000条，菜刀铁勺10万把。第四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教问题的重要指示，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群众搞好“三同”，在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的同时，认真总结基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好经验、好典型，在全区推广。教育群众，加强革命团结。干部群众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成立任何形势的战斗队，不准冲击铁路，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群众一个目标，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引导群众，发动群众，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实行镇压。对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坚决追查。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主义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的制造者，严厉打击，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办。76年以来，我市先后破获了鲁山县以张福山为首的反动“安阳宫”道复辟案件，叶县以张正为首的“反动天堂道”复辟案件，鲁山、宝丰以赵青山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反革命集团案件，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保证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胜利进行。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主要收获有五点：

1、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学会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牢固地树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2、弄清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弄清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是大非问题。

3、充分发动了群众，锻炼了群众，培养了大批新干部，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4、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5、严厉打击 了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了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


转自 许昌市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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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水浒》与批投降派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发表评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内部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四人帮”之首江青趁机提出“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四人帮”之一姚文元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报刊上对《水浒》组织公开评论，毛泽东批准同意。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刊登了经姚文元修改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9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意见，并发表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与这个讨论。此后，全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投降派。 也可以说，评《水浒》与批投降派是“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小说《水浒》的评论而发起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针对当时许昌市如何开展“评《水浒》与批投降派”的问题上，查阅了许昌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所有档案、许昌市志、许昌市党史、许昌大事记等有关资料，均没有发现有关该问题的历史记载。“评《水浒》与批投降派”是在1975年下半年与1976年开展的，而这个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资料严重流失，市委及宣传部的档案从66年只跨到73年，75年只有一卷，76年空缺。但是从1975年9月——1976年2月出版的《河南日报》上查出八篇许昌地区工人、农民撰写的“《评水浒》与批投降派”的文章：舞阳县张楼大队十姑娘科学实验站写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八七大队理论小组写的《把死硬派拉上山是为了投降》、禹县化肥厂刘庚玉写的《宋江·高俅一丘之貉》、许昌县桂村公社水道杨大队党支部写的《许水浒破“王命”，坚持革命》、漯河市运输公司党委书记夏公远写的《深入评论<水浒>支持新生事物》、漯河市运输公司汽车队工人张玉堂写的《从“斩尽”到“不损”看宋江的反动本性》、漯河市运输公司装卸大队工人宋万长写的《革命的“旋风”好得很》、漯河市运输公司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不信天命干革命》、漯河市运输公司理论组写的《对修正主义必须坚决斗争》。漯河市运输公司5篇“评《水浒》与批投降派”的文章在76年1月8日“河南日报”三版专牌登出。《河南日报》还加了编者按：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漯河市运输公司党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作用，紧密结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实际评论《水浒》，用深入学习理论来推动《水浒》评论的进一步开展，使理论学习学的生动，《水浒》评论评的深刻。

    总之，从以上八篇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开展的这场全国群众性的评水浒与批投降派的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出发，充分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通过宋江来看一切投降派，修正主义者是怎样篡改革命路线、叛变革命的，不断提高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识别投降派、修正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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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与干部下放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对《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进行了报道，并参加了编者按，号召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此后，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开展了精兵简政、精简机构工作。精简下来的大批不在职机关干部的去向，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我们有了关于精简机构的经验，在加上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并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下放劳动”的论述。

1968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大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在加强战备的形势下，全国开始动员城镇居民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加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1969年至1970年，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机关干部、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三下放”的高潮。

1968年10月，许昌地区开展了“精兵简政”和精简机构工作。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撤消了原地委、专署所属的51个部、委、局、处、办，在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及6个附属办事机构代其职责，人员由原来786人减为160人，地直企事业单位由原来的132个先后精简为13个单位，精简干部1562人。许昌地革委机关精简后举办了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和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动员精简下来的不在职干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

1969年1月1日，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许昌军分区联合发出《关于大宣传、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重点部署了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下放劳动、革委会建设等项工作，《通知》指出：遵照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教导，认真做好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同时好要做好城镇闲散人口的下放工作，使他们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同月9日，《新许昌》报、发表了《来一个动员》的社论，社论指出：认真搞好“三下放”，是当前斗批改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大造声势，来一个动员，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三下放”群众运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这项工作，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切实做好生产、生活等安置工作，以保证三下放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9年1月，许昌、鄢陵、襄县等县市分别召开了“三下放”动员大会。全区各级革命委员会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下，学习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和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针对有些家居外省、外县的干部想回本地插队，个别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干部要求到技术部门工作，少数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有畏难情绪等问题，学习班负责人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大家反复学习“老三篇”，灵宝县精兵简政经验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有作为的”等最新指示，鼓励大家勇敢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干一辈子。经过学习动员，不少干部写了大字报，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利用下放劳动这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1969年1月建立了许昌地直“五·七”干校，先后归属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和许昌地委直接领导，地址设在许昌县蒋李集公社。

1969年1月11日，许昌地直机关首批下放干部冒着严寒，踏着冰雪，聚集在许昌地委门前，面对毛主席画像宣誓，到农村去，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决心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练一颗永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宣誓后，分赴襄城县、长葛县农村和五·七干校。继地直机关干部下放后，许昌、鄢陵等县（市）的第一批下放干部也先后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全区在组织干部下放劳动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主要有：

①分散插队落户。经组织分配下放干部分散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②集体插队。把下放干部组织起来，集体到农村插队落户。

③充实到农村基层任职。干部下放到农村的公社、生产大队担任职务，下放的教师、医务人员到农村小学任教和基层医疗点工作。

④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和劳动。

⑤在职干部定期轮换到农村参加下放劳动，一般时间为一年。

1969年2月3日，许昌地直五·七干校开学，到1974年，先后有500多名下放干部到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及参加“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的大部分干部，有的因历史问题，尚需接受审查，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或因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受到批判，这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既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要接受政治审查、批判教育。许昌地直五·七干校当时与许昌地区农场合并，下放干部在五·七干校编成大队、小队，参加生产劳动，自种自收，至1974年3月，有400多名下放干部学员先后重新安排了工作，尚有85名学员待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因历史问题仍在审查中。

1969年11月14日，许昌地委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改进领导机关革命化、改进工作方法的决定》，对机关在职干部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三分之一轮流下放到农村、工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分之一坚持机关工作，11月23日，许昌地区革命机关三分之一的在职干部分赴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襄县红旗公社、长葛八七公社和鲁山县枣庄大队插队劳动，时间为一年。

1970年3月，许昌地直机关460多名下放干部，分赴许昌、禹县、宝丰、鲁山、长葛、叶县、郏县、郾城、襄县、临颖农村插队和支援焦枝铁路建设。

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下放干部，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广大下放干部与农民一起办学习班、搞宣传、开讲用会，为农民读报，办夜校，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在社队革委会的领导下，一起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科学实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大批下放干部生活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为国家机关不断输送和轮训干部创造了条件，逐步使机关的工作人员，变成一支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干部队伍。由于大批干部到农村安家落户，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了下放干部插队，他们所处的地区是分散的，但是就一个公社范围来说，下放干部、下放教师、下放医务人员与下放知识青年，打破了原来单位与单位，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界限，他们按生产队、大队、公社分别设立了一定的组织，统一进行教育、学习，成为农村的一支骨干队伍。

自1975年起，许昌地直五·七干校的主要职能转变为轮训在职地直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厂矿科股长以上的干部和技术干部，每期轮训学员100—200人，轮训时间一年，使轮训干部参加由种到收的劳动全过程。其中学习时间六个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社会调查六个月。学员在校学习锻炼一段时间后，到农村插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增强与劳动人民的感情。1979年11月，许昌地直五·七干校撤销。

主要收获：

在文化大革命处于斗、批、改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组织干部下乡插队落户，达到了精简机构的要求，是当时国家精兵简政的一项重大的改革，对基层单位来说，则是大大加强和充实了基层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大批干部生活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积累了群众工作、基层工作和农村生产的丰富经验，这些干部后来大部分返回到机关工作，这就为国家机关不断输送经过农村生产、生活实践，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逐步造就了一批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干部队伍。

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大批下放干部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下放到农村办夜校、搞宣传、开展文体活动等，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同时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的干部，大部分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受到批判的干部，或原历史问题有结论，文革中又重新审查的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一种劳动改造，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这是文革中干部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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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建党与各级党组织的恢复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受到冲击，陷入瘫痪状态，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起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取代了党委、政府的职能，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与我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是不相适应的，造成党组织无法开展活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告提出：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第六部分以大幅篇幅论述和部署了“党的整顿和建设”。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会议精神，1969年至1971年，全国开展了以思想上整顿和组织上“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运动。

许昌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自1968年10 月开始在农村生产大队进行试点，1969年3月在全区农村全面铺开了整党建党工作，1970年普及到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至1972年6月，地、县（市）、公社、生产大队及厂矿企业的各级党组织相继恢复与建立，整党建党运动全面结束。

全区的整党建党运动，可分为“九大”前、“九大”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后三个阶段。

“九大”前，整党建党运动试点阶段。1968年10月底，全区各县均选择了3—4个农村生产大队开展整党建党试点，由县、公社革委会组建成工作组，深入到农村试点大队，宣传学习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一系列指示，开展以大学习、大总结、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在建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三年两个全过程的路线斗争经验，教育党员认识前十七年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划清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无产阶级党性与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与为四不清翻案的界限，“四新”与“四旧”的界限，突出政治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无产阶级革命党与“生产党”、“和平党”、“好人党”的界限。举办有党员、贫下中农代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实行开门整党，引导群众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对党员开展批评、评论，教育党员带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改造世界观，发动群众帮助大队的主要党员干部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总结教育、群众评论的基础上，进行“吐故纳新”，即批判、清除所谓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吸收“新鲜血液”，改选建立新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党支部。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分期分批在全区农村铺开整党建党工作。

“九大”后，整党建党运动大规模开展阶段。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全区大规模的开展了农村整党、城镇民主整风运动（民主整风后转为整党建党运动），在整党运动中，全区组建了4700多人的整党建党宣传队，深入基层，指导整党建党工作，地、县（市）、公社三级分别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团3000多人，巡回报告，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听讲用团报告的人数达260余万人次。在农村普遍设有辅导员、广播员、读报员、讲解员、演唱员、通讯员（时称红六员）近70万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学习贯彻“九大”文件和新党章，学习北京“六厂二校”斗批改和整党建党经验，根据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机关、厂矿、公社、农村生产大队分别举办了有党员、群众代表（厂矿企业为工人代表、农村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学习班、骨干培训班，武装思想，提高认识，在全区推广叶县田庄公社杨庄大队“学党章、揭盖子、用党章、照班子”和许昌县四新大队“司令部”里闹革命，开门整党的经验，把整党建党和“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揭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开展大批判，以大批判带动大揭发，揭发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各地的代言人，批判“生产第一”、“技术挂帅”、“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对党员、领导干部在突出政治、方向道路、资本主义倾向、政策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上挂下连、查危害找根源，经过群众评论后，对不合格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发展新党员、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70年，在长葛县坡胡东大队召开全区整党建党现场会，推广快速整党法和“整党五要素”。即：一、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揭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二、斗私批修，改建世界观，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三、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搞好“吐故纳新”，落实政策；五、建立健全制度，加强班子建设。现场会结束后，全区的整党建党工作基本沿用了这个模式。“快束整党法”、“揭盖子”、“司令部里闹革命”给全区的整建党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危害，有些地方“三天揭开盖子，五天抓出走资派，二十几天建好班子”，临颖县175个开展整党建党的大队，就抓了205个走资派，其后果是更加加剧了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后：纠正“左”的错误，基本完成整党建党工作阶段。1971年3月,地革委核心小组召开会议，批判了前期在建党中推行二十天快速建党法，在组织上整顿上，扩大打击面，大抓走资派，强调每个支部找出“决战对象”，“同路人”不能进班子，导致大量不合乎党员条件的人双“纳新”，在执行政策上形“左”实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先专政后落实政策”等“左”的错误，这次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前期整建党工作中“左”的错误和过激的作法，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仍然把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抓阶级斗争作为整建党工作的主要内容。会议后，以县、市为单位对整建党宣传队进行了集中整训，对少数严重违法乱纪、整党走过场的重新进行整党，问题大的单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找出问题，进行补课。正在进行整建党的单位，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思想整顿，突出路线斗争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政策教育，着重解决好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做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在党员的组织处理中，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属于敌我性质的人，清除出党，对于少数犯了严重错误的，给于纪律处分，对于死气沉沉，起不到党员作用的，按退党处理，并对前期整建党中因有错误而暂不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重新审查，恢复了大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在做好组织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选拔干部，配备班子。地、县直机关于1971年8月至12月，以举办整党建党学习班形式，集中人员，集中时间进行整党工作。在整党运动中，全区先后组织6500多人组成检查组，进行检查验收，对那些搞的不好的单位和问题较大的单位、分别进行补课或重整，纠正偏向、落实党的政策，保证了整建党工作的质量。

1971年9月召开了中共许昌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许昌地区第一届委员会，1970年—1972年6月，许昌地区所辖14个县市及所辖公社相继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建立恢复厂矿企事业党委173个，全区4521个农村生产大队，进行过系统整党建党的有3456个大队，2725个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过系统整党的有811个单位。1972年6月以后，由于全国的整建党工作结束，许昌地区的这次整党建党进行的不彻底，少部分农村生产大队和大部分城镇企事业单位没有进行系统的整党建党工作。

整建党运动的主要收获和教训

1969年至1972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建党运动，由于执行了“左”的政策，乱抓走资派，扩大打击面，政治处理上“大吐大纳”、大换班，使一部党员被错误处理，而一些不合乎党员条件的却被吸收到党内，造成了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不纯。

整党建党运动的主要收获：建立和恢复了从地区到大队各级党组织，恢复了部、委、办等工作机构，确立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对于稳定全区政治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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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国民经济


    1966年——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曲线，完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进程相对应：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由于前几年经济调整初见成效，加之运动还没有全面推进到经济战线，因而当年的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1967——1968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济管理机构瘫痪、指挥失灵，厂矿企业停产“闹革命”，造成生产急剧下降，经济全面衰退。1969—1971年，社会动荡的局面有所缓和，在全国计划会议的贯彻下，经济工作恢复了计划和管理，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定的批判，经济状况开始出现转机，但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1971年底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突破”的严重问题。1972年——1973年，国家调整经济计划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1974——1976年，经济发展呈现出马鞍形态势，“批林批孔”使刚获转机有所发展的状况回落下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在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6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经济发展水平再度下降。

    “文革”中，许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沿着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蹒跚前进的。

    1966年，正当许昌地区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场全局性的，长达10年的政治动乱，极大的扰乱了全区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

    1966年下半年，由于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影响，使我区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但由于当时的运动主要集中在文教战线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仍在坚持工作，特别是五年的经济调整给全区的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因而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区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7.52亿元，比1965年增长25.4%，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农业粮食经济作物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严重遭受干旱的情况下，全区农业总产量达到31.4亿斤，比1965年历史最高水平还增产2.2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2257万斤，比1965年增产3.2倍，平均单产65斤，为历年来的最高水平，烟叶总产量达到1.938亿斤，比1965年增产91.9%，平均单产257斤；油料总产量达到2610万斤，比1965年增产2.6倍，其中芝麻总产量达到2337万斤，比1965年增产3.5倍，单产67斤，为解放后最高水平。其他经济作物，如麻类、药材等，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收成。由于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给工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66年全区地方工业总产值9656万元，比1965年增长39.9%，主要产品产量都完成了生产计划，特别是支援农业的产品大幅增加，如电动机，农用水泵和水车等，都比1965年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3.71亿元，比1965年增长8%，市场货源充裕，物价稳中有降，城乡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1967年1月，许昌地委和许昌专署机构陷于瘫痪状态的情况下，成立了许昌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代行党政机构的职能，领导全区的工农业生产。1968年3月21日，经河南省委批准，成立了由军、干、群参加的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其中生产指挥组负责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工作。

    1967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内战，地、县（市）公社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陷于瘫痪状态，虽然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生产指挥组）、但指挥失灵，原定的1967年许昌地区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1969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这是我区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三年。特别是1968年厂矿企业大部分停产“闹革命”，造成生产急剧下降，经济全面衰退，1967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完成7.93亿元，比1966年略有上升，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2.776亿元，农业总产值完成5.15亿元。1968年全区工农业产值完成7.4亿元，出现了负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3.61亿，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企业内部许多行业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受到批判，甚至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屏弃，其结果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加，加上许多工人离开岗位“闹革命”，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社会不安定等诸多因素，全区大批工厂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因此造成1967年的经济停滞不前，1968年经济甚至出现倒退。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居民用煤、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有所减少。

    1969年，随着地、县（市）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基层党组织的相继恢复，及整党建党运动的开展，全区政治局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69年3月，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系统和经济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通过这些努力，全区1969年的国民进有所增长7.6%,相当于1967年的水平，但是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左”的错误和派性造成的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1970年6月，根据全国计划会议和省计划会议精神，制定了《许昌地区1970年——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草案）》，1970年4月召开的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全区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提出了“实现工农业生产新飞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订的全区经济计划，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出现经济过热，急于求成的问题。在农业方面，计划全区1971年粮食产量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单产达到45亿斤，1972年总产达到54亿斤。实际到1972年，粮食总产才达到37亿斤。工业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扶植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小机械、小化肥为主的“五小”工业，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70年代初大规模的企业管理权的下放，使地方获得了较快的自主权，也提高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许昌地区的小机械、小煤窑“文革”前就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一般县（市）都有小机械、小五金厂，鲁山、宝丰、禹县的小煤窑也发展较快，1970年——1971年，在中央、省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五小”工业普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全区各县都新建了化肥厂、水泥厂，小机械厂普及到社队企业。恢复了舞阳钢铁厂，新上马了宝丰、鲁山、郾城县小钢铁厂，鲁山、宝丰、禹县、平顶山周边地区小煤窑也迅速崛起，同时，许昌市的轻、化、纺织工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1971年，全区基本建设规模17610万元。除中央直属和下放项目中外，省地安排计划项目较1970年增长了23.78%。1970年全区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0亿元，比1969年增长25.5%，但是，这种盲目冒进的建设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了一系列矛盾。一、基本建设项目过大，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企业纷纷上马，原有的其他工业企业也纷纷扩张，形成了全区建国以来的征地高峰期，全区的可耕地面积1969年为1127万亩，到1971年骤减至1092万亩。二、经济效益下降。由于基本建设的扩大和项目的完成，增加了生产能力。但由于当时在经济管理领域，批判“专家治厂”、“利润挂帅”、“技术第一”等所谓修正主义思想，造成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下降、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三、全区国民经济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据统计，全区1969年底至197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由12194急增至172690人，工资总额由6497万元增至143578万元，粮食统销由3574万斤增至5806万斤。

    1972年至1973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查，降低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区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冒进经济的趋势。控制基建速度，严格征用土地审批，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等，经过两年的调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特别是1973年9月以后，响应省委提出的大干一百天，全面完成经济计划的号召，加强了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的管理，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3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16.01万元，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产品品种有所增加，企业管理有所改善，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63797万元，超过计划的2.1%，农业方面夏粮创了高产，秋季又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达41.86亿斤。比1972年增产12.6%。襄县、长葛、郾城、临颖、鲁山、许昌、漯河等九个县市粮食亩产上了“纲要”。十一个公社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基建项目重点安排钢、煤、电、运项目，全年完成基建投资总额6002万元。全年财政收入21769万元。1974年，全区的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17.4亿元。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在全国对经济管理领域实行了全区整顿。我区在这一年全面开展了企业整顿。企业管理有了明显的改善，建立和恢复了各项规章制度。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整顿后的工业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年完成工业生产总值82111万元，比上年增长15.3%。

    1975年11月初开始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1976年2月发展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出现混乱，直接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区工业受影响较大。197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仅完成81879万元，比上年下降了0.3%。农业方面由于风调雨顺，取得了较好收成，全年总产值125708万元，比上年增长20.9%。

    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大影响了我区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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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突击纳新与突击提干


1972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搞宗派、结党营私、破坏民主集中制、脱离群众、违法乱纪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整顿。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纠正了“左”的思潮，使整党建党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以有效的恢复。但“四人帮”一伙惟恐天下不乱，为了达到他们纂党夺权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把批林整风引向批判林彪在各地的代理人，1972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972）42号文件，把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王新错定为林彪“死党”（1983年，中央正式为王新平反），1972年11月14日至11月27日，河南省委开展了以批判王新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会议，重点批判了王新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会议之后，全省开展了批判王新方向路线错误和“刹妖风”活动，批“黑茶馆”、批军队、批干部、批群众,“左的”思潮泛滥成灾，在落实中央[1972]42号文件中，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名，歪曲平反补台的界限，大摘“平、补、纳、提”。1973年1月，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公然把“九次冲杀，十次受压”当作入党、提干的标准，把全省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推上了高峰。1973至1974年，是全省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搞的最厉害的时期，点名限期入党，派“纳新工作队”全体强迫通过入党，不办入党手续“口头宣布入党”，官办奉送入党，先入党后办手续，先当书记后入党等无奇不有。被突击拉进党内的，大多数不够党员条件，甚至有少数坏人被拉进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许昌地区是河南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早在1968年，许昌地、县（市）、公社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之时，一大批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干部被打倒，大批“造反派”被结合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进入地、县（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派性组织头目和骨干达308人。

1973年，许昌地区贯彻中共中央[1972]42号文件和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在批林整风中以批判王新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和分裂党、分裂干部队伍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为主要内容，在干部工作和党的建设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路线斗争，曲解中央关于平反、纳新、提干、补名的文件精神，以“十次冲杀、九次受压”作为“平、补、纳、提”的首要标准，在全区形成了突击提干、突击入党高峰，一些原群众组织的“骨干人员”为了谋取个人入党、提干的私利，散布“造反有功，入党有份”谬论，争正确、争受压、拉山头、搞串联，把矛头指向党委和地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揪斗党委干部，冲击党委会议，甚至提出“提开党委闹革命”、严重干扰了批林整风，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漯河三五一五工厂，因出现严重的两派对立，一度形成了停工停产，许昌通用机械厂，因派性斗争造成生产秩序混乱，1973年4—6月生产任务仅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十几。一大部分地方和单位，发展党员不是按照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而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否积极，以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否立场坚定来衡量。在这社会秩序混乱、党的组织活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少不符合党员干部条件的人“纳了新、提了干、进了班子、当了领导”，这些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好的改造，缺乏党性观念和党员的基本素质，不能用党员的标准和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甚至把资产阶级派性带到党内来，无组织、无纪律、拉山头、搞派性、打内战，有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公开向党伸手要官，不给就闹，造成了党员队伍的不纯，造成了党组织的涣散，大批突击提拔领导干部，造成了领导机构的臃肿，出现了“党委成员一大群，站在前点没几人”党不管党的消极状态。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不打自倒、一轰就跑，个别党委因此陷入瘫痪。少数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不顾党的政策，在党内外大搞派性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一些平了反补了台的干部，当了领导后依然拉山头，搞串连，闹分裂，使党组织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区因受所谓王新路线迫害而“靠边”的干部771名，1973年上半年突击补台领导干部717名，并选拔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批林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全区上半年提拔县委正副书记、地区局、委、办正副职以上干部54名，公社书记、县委委员以上干部167名。同时，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在《1973年下半年的工作意见》中指出：要继续做好干部的补台，安排，培养和选拔新生力量，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1973年11月，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召开了由县、市组织部长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河南省委10月组工会议精神，重点部署了提拔新生力量和妇女干部工作，并印发了许组[1973]30号文件《关于贯彻省委组工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王新在河南为了实现林彪的“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首先是以打击迫害干部，搞“大换班”，“一锅端”，疯狂推行其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开始的，目前有些地方为什么批林整风搞不起来，为什么平反补名不能顺利进行，为什么新生力量提拔不上来，根本原因还在于王新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纠正。要根据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十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把培养提拔的苗子选出来，能提拔的就马上提起来，一时不能提拔的就积极培养，积极做好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和妇女干部的工作。

会议之后，各县市各级组织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农村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城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全面摸底排队、重点考察了解。突击提拔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所谓新生力量进入到公社、县级领导班子担任职务。使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达到了高峰。

1974年6月，中共许昌地委许发[1974]14号文件转发了地委组织部《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好党的建设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因此，在运动中考察干部、发现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各级党组织要有计划地、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为运动后期提拔干部，发展党员、做好准备。在贯彻地委[1974]14号文件的过程中，全区又形成了一次突击发展党员的突进提干高潮。

1972年至1974年，全区由工人、农民、学生突进公社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的825人，其中由非省、地管干部突为省、地管干部的259人。

许昌地区突击发展党员主要集中在1969—1970、1973、1974、1976年三个时期五个年头。1969—1971年的整建党运动中，利用整建党的合法形式推行“先纳新、后吐故、然后在建党支部”和“快速建党法”，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1973—1974年，借批判王新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这一时期是突击发展党员的高峰时期，入党人数多，“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人员多；1976年，在基层党组织整顿中，又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文化革命时期，全区共突击发展党员20160人。在突击发展党员过程中，由于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也吸取了一些原来培养发展对象和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但确有相当一部分打砸抢分子、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和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被纳新入党。

1979年—1980年，遵照中央组织部[1978]38号文件和豫发[1978]131号文件《关于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认真开展了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多次召开组工会议和县市组织部长会议，反复学习贯彻中组部38号文件，统一认识、明确政策、消除顾虑，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党员标准，认真执行政策，妥善处理发展党员工作。并先后在许昌地直、襄县、长葛县、许昌县、鄢陵县调查了二百五十六个党支部，根据调查材料，从实际出发，拟发了《关于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工作中的问题。大多数县、市采取以支部为单位，对文革时期突击入党的人员进行评论审查，地、县直和公社党委（支部），在调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召开党委或党组会议，一个支部一个支部，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地从三方面研究处理意见：1、怎样入党的；2、入党后的主要表现和问题；3、评审情况和复查处理意见。并先后作出处理决议，报地、县（市）委组织部批准。至1980年9月，全区共审批突击入党人员20026人，其中承认党籍的12035人，考察一年的2749人，取消党员资格的5197人（包括清除、开除党籍86人）。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豫发[1978]13号文件《突击“处理突击提干”的意见》和省委组工会议精神，结合揭批查定案处理工作，全区集中解决了混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对钻进领导班子和混进队伍中的各种坏人，坚决予以清除；对“闹而优则仕”的角刺人物和不符合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进行处理，解除或免除现任职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中严重违法乱纪的，给予必要的处分，1979-1980年全区共处理双突干部669人。

1980年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考察期满党员处理工作的意见》，根据文件规定，各级党组织对突击入党给予考察一年处理的期满党员，进行了审查，按照党员标准、严格把关、对于已经具备党员条件的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上级党委批准，恢复党员资格，经过一年考察仍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取消党员资格，不延长考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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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中例会后的“反黑风”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10月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党内一些同志对困难形势的正确分析，说成是“一片黑暗”，指责为这是刮“黑暗风”；把党内同志提出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单干风”；把党内同志正确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和彭德怀上书中央，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批判为刮“翻案风”。会后，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逐步蔓延到全国，许多同志还因此被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类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组织处理和政治待遇。

1962年10月22日——31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地直及部分县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373人，会上传达了中央十中全会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着重对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所谓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走集体化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地委认为：我区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巩固的。真正分田到户或包工包产到户是极个别的，但是单干思想逆流相当普遍地存在，直接威胁着集体经济的巩固。根据各地调查，我区闹单干和想单干的户大约有20％左右，随大流的35％左右，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45％左右。分析闹单干的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想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地富就乘机破坏，贫下中农当中也有，主要是一遇粮食减产，就对集体失去信心，或者是对党放宽政策产生了错觉。

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及我区实际情况，从我区部分县市的具体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现状了解，确实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央的风向变了”，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了。卢山反右反对了，下边反右对否？评了反的帽子还戴不戴，没有平反的还平不平？二是认为形势好转是好了一部分，物价下降，市场活跃，社会安定，但工业品不足，粮食不足，工资未提。三是认为中央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不符合下边情况的，有的说三面红旗是红一面，有的说是红两面，有的说是三面都退色了。还有的说不要三面红旗也能建设社会主义。四是认为提出巩固集体经济是对的，但生产方式多样化也有好处，如包工包产到户，预借地、租地等，“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地委决定向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以坚定我区走集体化和机械化道路的思想和信心。巩固集体经济，刹住单干风。教育内容，以农业发展方向道路的教育为主，结合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普遍学习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人民公社60条。通过教育，使全区党员、干部和农民知道农业发展方向道路的教育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教育。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农业才有出路，才能消灭剥削、摆脱贫困、共同富裕；才能战胜困难、战胜灾荒，发展生产；才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要通过讨论，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方法上，采取层层公开贯彻。县委开到公社或大队，而后公社开到队干部和党员，然后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先骨干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坚持正面教育，讲解讨论，回忆对比，提高觉悟，一律不点名、不批判、不斗争。

在进行教育的同时，地委认为有必要划清5种界限：1、划清借地的作用与缺点的界限；2、划清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3、划清乡村串乡小手工业者和单干的界限；4、划清正当集市交易与投机倒把的界限；5、划清什么是单干、什么不是单干的界限。地委还提出了一些值得党政机关、党员干部注意的问题，就是国家计划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对于农民、对于少数基层干部、对于个别党员有着漠大的吸引力，这股风已经影响到职工和干部队伍。专直财贸系统就有30——50名职工要求回家，工矿职工有的不辞而别返家务农，有的弃工从商搞投机倒把，甚至有的政法干部也想辞职为民，回家搞小自由。社会上已有“城里干一天工，不如回家围沟葱”的流言。这次单干风与1957年不同，57年是闹退社，这次不是闹退社，而是包产到户，实际也是单干。划清界限，就是把工作的实际问题与单干风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为单干风。地委一再强调：党员不能单干、不能雇工、不能放高利贷、不能投机倒把。如有违犯或坚持不改的，要执行党纪。

关于干部作风问题。地委肯定了我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但也指出了当时干部思想上确实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思想麻痹，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缺乏认识；工作上不踏实不深入，干劲不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光要民主，不要集中；个人利益至上，不服从组织调动，甚至把组织调动戏说成是“组织决定、老婆同意、个人批准”；生活上怕艰苦，追求安逸享受，甚至贪污私分、腐化堕落。尤其是对中央 十中全会上提出的三种“黑风”，不能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

1963年7月，我区同全省全国一样，又开始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那就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里的“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场运动是中央根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为了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圆满实现而进行的一场大的斗争。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地直机关、许漯两市的党政机关以及四个试点企业共84个单位、2904人参加了“五反”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8月下旬先后转入“洗澡”和“放包袱”阶段。在揭盖子时，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为主要内容，揭出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据许漯两市统计，1962年以来就破获了反革命活动事件27起。漯河市天主教基督教教徒达367人，查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47000多起。许昌市不少资本家公开宣扬“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投机”。利用反动对联上文“二三四五”、下文“六七八九”、横批“南北”来污蔑新社会缺衣（一）少食（十）、无东西（东西）。查出许昌市地下建筑队七个，雇工500多人，多要钱，少付钱，搞剥削。运动中还查出不少我们公安、政法机关少数干部勾结刑满释放分子一起进行投机倒把。通过分析，找出了投机倒把分子向我们干部进行的5种手段：1、小恩小惠送方便；2、请客送礼交朋友；3、金钱物资搞行贿；4、美女色情作诱饵；6、威胁恐吓牵着鼻子走。在查处封建残余势力复辟问题时，发现在城市中也出现了认干亲续家谱、买卖婚姻、赌博、标会、暗娼、新封建霸 头， 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1、削弱了人们向自然做斗争的信心；2、浪费了社会财富；3、破坏了生产；4、影响了团结；5、伤害了人命；6、混淆了阶级观念，制造阶级合作；7、给敌人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可乘之机。

总之，地委认为这次运动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坚定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决心和信心。大家一致表示要以阶级为重，坚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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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从1957年5月到1958年6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进行的一次整风运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配有《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这次整风运动贯彻了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作风，并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从而更加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但是在这段整风期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猖狂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党中央在6月8日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接着一场反右斗争在全国开始。但是在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把大批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使他们长期的蒙冤受屈，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同时各级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则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58年6月结束。

    1957年5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党组、党分组、党委会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讲话中，对全省整风运动 的规划作了部署：省委常委研究决定，全省县以上的机关和大厂矿、大专学校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整完。省、地、市级机关8月底结束，县里从8月开始整风，当年年底结束。在省地市机关整风的同时，要派工作组深入下去，取得基层组织整风的经验，以便开展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在今冬明春和明冬后春分批进行，两年左右结束。《讲话》还对整风的过程作出了安排：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改进工作办法。学习阶段，每周一、三、五下午学习文件，时间一个月。检查工作阶段可以半日工作，半日学习，上午坚持工作下午整风。

    5月15日中共许昌地委下发了（57）0064号[中共许昌地委关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地委依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我区情况，向全区党员干部提出6点要求：第一、认真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及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情况，检查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等方针和执行情况。

    第二、认真检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热情，安于现状，不肯刻苦钻研，工作浮漂，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漠不关心，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与作风。

    第三、检查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四、检查宗派主义现象，团结全区690万人民。

    第五、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中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

    第六、在检查的基础上，制定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扩大民主生活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巩固整风成果。

    《整风计划》明确指出，全区整风运动分三批进行：地、专直属机关为第一批，于5月中旬开始，8月底结束。县级机关为第二批，8月开始，11月底结束。乡、社基层组织为第三批，12月开始，明年3月中旬结束。

    每一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时间一个半月，主要学习《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目的在于明确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针和作风，端正学习态度，克服消极情绪，解除各种顾虑；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懂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掌握整风的思想武器。学习中要记笔记、写心得。联系实际，提出问题。第二段，联系实际，检查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及个人思想作风。时间一个月。检查时，要领导带头，步步深入，利用小组会和个别谈心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执行中央“这次整风运动是一场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方针，批判不重视整风运动，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马虎草率的偏向，批判“不斗争不过瘾”，企图以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以旧观点、旧方法来对待这次整风运动的偏向。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吸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的不同意见的批评”的精神，强调自觉、强调说服教育，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解决问题的目的。第三段，总结、订立制度，个人、单位都要在学习检查结束之后写出学习总结，根据检查出的缺点和问题，制订出今后克服的办法与各种制度。

    为了使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健康地发展，地委建立了整风领导组，由赵天锡、康国蕴、刘肃正、王延太、贾星三、姚哲、李刚等七人组成。赵天锡为组长，康国蕴、刘肃正为副组长，下设整风办公室、专门负责整风运动的领导。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央“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能力的主要领导成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的指示，许昌地委决定从5月份起，地委委员及地委各部、委的负责同志，除原决定分县包干外，还必须每人具体联系一个社，每年至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农业社与厂矿等基层组织中，每月保证3天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印发卡片，人手一张，以便检查与统计。6月5日，整风运动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转入大鸣大放阶段。12日、13日达到高潮，党内外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5日转向学习《人民日报》有关反击右派进攻的几个社论，标志着大鸣大放基本结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开始。9月13日转入系统整风。系统整风主要采取大辩论的方法，重点批判大鸣大放中揭发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了搞好大辩论，各单位利用了3——5个星期，重点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理论文章，使全体党员正确了解和掌握了党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同时，地委在9月5日，集中全区教育战线教职员干部2318人开展以反右为中心的整风学习，历时一个月。11月5日，地委（57）0180号批转了地委财贸部“关于财贸系统基层企业单位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2月14日，地委（05）0206号《批转了地委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12月20号，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全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基层整风。一场包括反右斗争的整风运动在全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58年2月下旬，全区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反浪费、反保守、反对一切歪风邪气的大鸣大放与大批大改的大跃进高潮。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踊跃投入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双比（比先进、比创造发明）活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展开了一切比干劲、比创造发明、比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竞赛，形成了围剿浪费、猛攻保守，横扫“三风”、“五风”的 大规模群众运动。群众揭发出全区因浪费、保守给国家造成了三亿五千多万元的浪费和损失。

    1958年4月8日，地委整风运动领导与小组根据省委4月4日关于处理右派工作的会议精神，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反右的错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5月29日——31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有县、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二次会议精神，结合整改复查批判了潘（复生）、杨（钰）、王（廷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悲观论”、“河南特殊论”等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在全区展开了插红旗拔白旗斗争。这次整风运动一直到59年3月底结束。

    自1957年5月中旬开始的这场整风运动到59年3月底结束历时一年又10个月，从大鸣大放开始，经过反右斗争、整改、批判潘、杨、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建设等阶段，国家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财贸战线职工及工商界人士500多万人参加了运动。运动中共贴大字报2.6亿多张，举办展览6000多处，提意见4.3亿多条，全区共划右派分子924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0.48％。

    1959年6月，地委在《关于全民整风运动的总结》中指出：这场整风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这场斗争是继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关系六亿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斗争。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如果不把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并予以坚决痛击，就会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总结》还指出了这场运动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认识了不断革命论，改进了干部作风，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2、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真心实意地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紧缩了机构，精简了编制。全区下放干部7832名，占全区国家机关干部的9.41％。3、加强了基层领导，巩固提高了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缩小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4、整风运动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一是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土洋结合”的方针，全区在58年一年共新建扩建各种厂矿18592个，工业产值达4283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7％，比1957年增加了33.3倍。二是农业方面，全区1958年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1958年的秋季，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同时《总结》针对运动中的问题指出今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个别领导干部仍对“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经过一次运动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看不到政治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满足于运动取得的成绩，忽视了思想工作存在的意义。2、少数同志还存有主观主义、工作浮漂，不重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忽略了以虚带实、虚实并举的工作方法。

    总之，这场包括反右在内的整风运动，既有收获又有教训。收获是，广大群众、各界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采取各种形式，向各级党和政府以及党员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建议和意见，真心实意地帮助党整风，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教训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使他们长期的蒙受冤屈，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此，从1959年底，党就有目的地进行了纠偏，并对教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摘帽。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公布之后，右派问题才得到全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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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前期的学毛著运动（草稿）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向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委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当时我国还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的时期，形势逼人，我们党的有些同志还是埋头于生产或工作，不注意或不主动学习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里，这些同志时刻就有掉队的危险。因此，中共许昌地委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于1958年11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积极开展读书活动，认真澄清目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混乱思想。1959年12月，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全区开展的“读书活动”就转向了以毛泽东著作为纲，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向的理论学习运动。1960年4月以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已蓬勃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许昌专区的学毛著运动自1959年12月开展以来发展迅速，到1960年4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城镇到农村，从工厂到田间，从干部到群众，从教师到学生，从老人到儿童，人人学理论，个个谈政治，书不离身、手不释卷、见缝插针、有空就钻。广大干部提出：“时不空过，路不空走，脑不空想，手不空书”的口号，广大工农群众由于有生产劳动任务，就提出“做啥学啥，需要什么学什么，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也要学”的口号。总之，各个角落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1960年4月6日，中共许昌地委发出了“关于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深入持久开展学习运动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全区参加学习的有公社以上机关干部56992人，学校教师28230人，工人286592人，农民3320459人，其他87000人，总计3753866人，占应参加学习人数（5020965人）的74.6％。可见，当时学习运动声势之浩大，深入之广泛。鲁山、襄县、长葛、禹县等许多县、市出现了诗歌海、快板洋、文章山、心得塔，大字报琳琅满目，写作之风盛行。鲁山县建立了600多个学习室，平顶山建立了40多个展览馆，扶沟在茶馆、饭店、商店、理发社、浴池等公共场合摆放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800余册。许多机关健全了干部学习制度，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出现了50000多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这是全区轰轰烈烈学毛著的关键一步。从县、市委到基层支部，都有一个书记分工负责抓学习。各级党委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列入议事日程，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汇报总结和研究。各群团、商业、金融部门，也自上而下地系统抓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使学习推动工作，工作推动学习，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与工农业生产高潮、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高潮、文化革命高潮汇成洪流，互相推动，共同向前。比如广大妇女群众从实际困难中走出来，使广大妇女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产中去，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刻体会到理论学习必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力争做到了边学边用，立竿见影。

抓学习骨干，健全和培养提高理论队伍，加强学习中心的辅导工作。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积极建立和培养了一支以党委负责，干部为核心，以专职理论教员和水平高的党员干部为骨干，专、兼职相结合的理论队伍。全区专、兼职理论队伍已达23592人，各公社都建立了讲师团，大队有辅导团，生产队有辅导小组。

在学习内容上，中共许昌地委于1960年5月10日专门下发了“开展干部群众理论学习的意见”。“意见”中对机关干部，公社基层干部分别制订了具体的学习内容，除根据不同岗位学习不同的毛主席著作内容外，还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有计划地学习中央文件及列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等有关著作及文章。对工农群众，在学习内容上没有作具体规定，仍本着做啥学啥、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根据当前整社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国发展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由三级所有制过渡到一级所有制和穷队赶富队等方面的问题，自行安排学习内容。

1960年11月15日，中共许昌地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计划”下发以后，立即在全区出现了一个购买阅读《毛选》的热潮。“计划”对如何学好《毛选》第四卷作了具体安排：㈠、各级党委应立即在全体干部中进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思想大动员。㈡、利用七个月的时间、组织全区党员和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地、县（市）、公社各级党组织、干校和短期训练班，中等学校和专业学校的政治课，在此期间，均应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主要学习内容。整个学习过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一个半月的时间，组织县以上干部，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干部，把“毛选”第四卷全部阅读一遍；第二步，以半年的时间（到1961年6月底）组织各级干部有重点地深入系统地学完全部内容，并用5周的时间进行全面复习总结。㈢、根据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的不同特点利用各种学习形式和多样的学习方法组织“毛选”第四卷的学习。县级以上干部主要是以自学为主，社队基层干部，应坚持“二五制”、保证每周学习一天，工农劳动群众的学习，主要由各级干部结合工作和会议进行宣传讲解，也可采取政治课的形式。总之要做到“读得精、想的通、做得好、写的出”。㈣、学以致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切实推动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的持续跃进。各地在学习中都大搞群众运动、大扛红旗、广树标兵，充分运用学习积极分子会、现场会、开展大检查、大评比，总结经验，使“学毛著”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1963年，随着全国上下大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在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指示发布以后，使许昌地区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并逐渐变成了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锐利武器。无论在机关、工厂、学校或农村，到处洋溢着为革命而学、活学活用、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新气象，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现在不仅是主管部门抓学习，各级领导的第一把手也在抓学习，全党都在抓学习。地委举办的解放军学习典型廖初江、雷锋、丰富生、黄祖示和我区先进人物邢福生、万炳炎、罗秀兰、丁秀娥学习毛著经验展览会，参观受教育的达79000多人次，不少县、市都召开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或经验交流会，举办了先进人物学毛著事迹展览，组织典型人物巡回报告，极大地推动了我区的学毛著运动。广大干部群众把毛主席著作比作赖以生存的“空气、阳光和食粮”，比作行舟驶车的“方向盘”，比作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当作革命的根本，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广大干部群众为当毛主席的好干部、好工人、好农民、好的革命者，他们无论白天黑夜、严冬酷暑，时时刻刻都“毛选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学习中都高度发扬了“工作忙挤不倒，任务重压不倒，文化低难不倒”，“风吹不动、雨打不散”的顽强精神，他们说：“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并使它世代相传、永志不忘。

1965年12月19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代表553人，其中积极分子409人，先进单位146个。我区召开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有500多人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建国以来还是首次。这是一个检阅我区学习毛著成绩的会议，是一个显示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的会议，是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的会议，更是一个为把我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的动员大会。

我区自1959年12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灵活性和生产热情空前提高，干部作风明显改进，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都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一切革命、建设工作的锐利武器和争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学了毛著，觉得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耳聪目明了，胸怀开阔了，明白了为谁活着为谁劳动，为谁工作，以及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的道理。因而在学习、工作和生产斗争中都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拣重担子挑，不怕困难，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充当革命的“闯将”，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动人事迹。干部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瞎指挥的恶劣作风。领导干部亲自蹲点，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搞科学实验，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思想领域中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增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减少了。地委组织部门还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

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我区也和全国一样，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

我区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大增，工业生产稳步上升，品种日益繁多，质量不断提高。他们积极投身于以五好、六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运动中，有力地促进了全地区工业生产建设新高潮。

我区农业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广大农民群众斗志昂扬，战胜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灾后的粮食产量迅速超过了灾前的水平，没有受灾或灾情较轻的地区，已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四、五、八”的指标。其他农副业也有显著增长。我区的农业生产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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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后的干部甄别和右派摘帽工作


    196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对1958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主要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发扬党内民主、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评，为“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员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七千人大会后，党在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各方面的关系：㈠加快了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1962年4月27日，党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民主整社、民主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㈡贯彻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㈢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就干部甄别平反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凡是摘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要留尾巴，要一次解决、此后，这项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在全国顺利开展。截止到当年8月不完全统计，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对365万党员和干部、370万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后来受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影响，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彻底。

    1961年，全区开展对1958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改正平反工作。至1961年底第一批干部甄别工作基本结束。

    1962年1月，根据省委的指示，着手进行第二批甄别的任务的摸底调查工作、地委甄别处理办公室分别在扶沟县和郾城县机关和文教系统进行了重点试验，大部分县、市也都选择了一些单位搞了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许昌地委于1962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第二批甄别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区自1957年反右斗争结束后，到1959年反右倾整风以前的时间中，在机关曾进行了双反对比，反三风五气，1958年下半年，在揭发批判潘复生同志的同时，又深挖了右派，批判右倾思想，有的县和单位还进行了拔白旗运动，在学校进行了教学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在农村从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民主革命补课前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扫暮气、批判下游等运动。（由于）情况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清，把一些本来属于内部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批判处理了，把一些不应该批判斗争的批判斗争了，把一些不应该处分的处分了，把一些应该轻处分的处分重了。这就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线，挫伤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为了恢复与活跃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明辨是非，增强团结，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党接受经验教训，因此必须对上述政治运动中批判处理的案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加以甄别。《意见》明确了国家脱产干部第二批甄别的范围大提是：从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到1959年反右倾整风以前，在这一期间，凡属组织上有计划批判处理的案件，均系列入甄别范围。

    1962年1月25日，召开了全区各县、市委、厂矿党委甄别工作会议，会议之后，全区开始了第二批甄别案件工作，各县市恢复健全了甄别处理领导小组。第二批甄别处理的主要方法：

    一、摸清底子，澄清人数，明确对象，分类排队。

    由于1958年以来，政治运动多，时间长，机构人员变动大，批判处理人数多，工作难度大。各级甄别办公室首先组织专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查实核对材料，弄清情况，逐人登记，分清那些属于甄别对象，那些不属于甄别平反范围，确定问题，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分类排队，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先易后难的方法，实行专职干部包对象，包任务的方法开展甄别工作。

    二、认真审阅批判处理人员的原始材料，找出问题的查对线索，深入到单位和群众中去，听取基层党组织介绍情况，召开座谈会，找当事人座谈回忆，先背靠背地进行工作，写出结论材料（草稿），经单位支部研究后，再面对面的和本人见面，征求意见，对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合理的意见，耐心说服教育。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全错全平，错一部分就平一部分，错多少平多少，不错不平原则，事实求实地作出甄别结论，按照规定和管理范围办理报批手续。

    各县、市委为高度重视案件质量，对属地委管理的干部，由书记或分管的副书记亲自阅卷，进行谈话，常委研究审查定案，报上级党委审批，属县（市）管理的干部，由甄别领导组研究审查，报县委审批，属各区各系统管理的一般干部，由县委甄别办公室审查，报县甄别领导小组审批。

    在甄别过程中，抓关键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性质的问题，如原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逐人逐事、逐条查对的方法，查清事实。属于1958年批判潘复生同志期间的材料和类似潘复生的论点，予以否定，不做处分依据，属于平时处理的改造三类队，民主补课运动中处理的案件，主要以其本人的错误性质、情节和他的责任关系来决定，属1957年底整风鸣放中的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严格审查，原定为严重右倾的，根据中央有关“严重右倾”的标准规定，采取“逐人逐事认真细微”的方法甄别结论，对于明显结论错的或一般性的非原则错误，不再查对。

    三、做好组织处理工作。通过甄别复议，做出结论，审批定案后，分别进行宣布，全平的在原批判处理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原通报到哪里，平反后通知到哪里，工作能够恢复原职的，尽量恢复原职，不能恢复原职的分配到相当原来职务或低于原来职务的工作。对被平反的干部，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尤其对那些政治上受打击大，精神上受委屈大，经济上也遭受影响的干部、平反以后，迅速安排了原来的职务和相应的工作。各单位在宣布平反的同时，一般都召开了团结会，领导承担责任，向错误处理的干部陪情道歉，原来运动中的领导、骨干人员与受批评处理人员互相交换，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增进团结。

    全区许昌地区甄别平反工作自1961年2月开始到1962年12月基本结束，全区列入甄别范围的共152378人，到1962年底已甄别结束152172人，其中国家干部，原批判处理9405人（包括七千人大会后7180人），已甄别结束的9233人。原批判处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2308人，部分批判处理错的1152人。批判处理错的5773人。七千人大会后，全区第二批干部甄别对象7180人，1962年12月已甄别结束7008人，甄别后工作恢复原职务的809人，分配相当职务的1191人，原职务未动的3721人，分配适应职务的574人。

    右派摘帽工作。根据中共许昌地委的部署，右派摘帽不能和列为甄别范围的混在一起，应单独进行。

    全区在反各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9420人。1962年2月前，已分三批摘掉了3842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62年11月，在许昌地委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区改造工作会议，对第四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进行了部署，统一了思想认识，研究了具体执行办法。1963年1月，许昌地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执行意见的报告》传达了中央、省委对第四批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指示总精神：“今年摘帽子肯定从严，比例控制在40％左右，一般不要超过40％”，进一步明确和肯定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运动中的右派，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不存在右派甄别平反问题。对1958年下半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全区已甄别平反达到了74.4％，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为了压一下平反风，一律停下来。

    全区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以后，各县市开始对右派分子摸底排队和调查了解，通过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并在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座谈了，掌握确实的材料。严格执行中央提出的三条标准，坚持够条件就搞，不够条件就不搞的原则，至1963年5月，经过四批摘帽子后，全区还剩下3317名右派分子（包括外逃401人），1963年5月至1964年，全区又开展了第五批摘掉右派帽子647人。在完成第四批摘帽子工作的基础上，各级党委继续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特别是借宣布摘掉第四批右派帽子召开集右派分子会议，宣传党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政策，宣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进一步指出右派分子的前途和出路。并着手第五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对表现好尚未完全符合摘帽条件的，鼓励他们力争把帽子摘掉，表现一般时有摇摆的，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努力。至1964年，完成了第五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

    主要收获：

    通过甄别工作，改正平反了由于错误批判、错误处理的干部，教育拯救了一批工作上有一般性的缺点错误，批评教育范围的干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限，增强了团结，活跃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干部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执行。

    由于在1958年——1959年期间，违背了党内思想斗争所采取的“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错误批判处理了一部分干部，伤害了他们的感情，通过甄别复议，使这部分党员干部恢复了名誉，放下了思想包袱，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