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祥：毛泽东为何四次公开批判社会主义老战友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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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四次公开“批判”社会主义老战友铁托？

吴光祥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


南斯拉夫曾是社会主义大国，但是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分歧。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曾四次批判了铁托，最终认为铁托在南斯拉夫复辟了“资本主义”。

　　至今，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尽，对于这场批判，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当时我们自己也犯了点指手画脚的错误……后来铁托同志打开了两党关系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那个时候，我是以老战友的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

　　一

　　1941年德军侵入南斯拉夫，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南斯拉夫主要依靠英国的援助，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1945年5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

　　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很大启发：南斯拉夫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二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当时，毛泽东还想模仿铁托，在中国组建人民解放军。

　　不仅如此，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甚至提出要借鉴南斯拉夫的经验建立新中国的政体和国体。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毛泽东当时还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要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缺乏政权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在政党制度方面学习和参考南斯拉夫的经验，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一想法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新中国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夏天后，毛泽东开始由学习铁托转向批评铁托。毛泽东对铁托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这同斯大林制裁南斯拉夫有关。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把他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强制推行给其它共产党国家，要求各国照搬照抄。铁托在建国初期，曾模仿斯大林模式，把工业、银行以及商业统统收归国有，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不久，铁托发现斯大林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于是，铁托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采取不同于苏联的做法，这使斯大林感到不满。1948年3月，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冲突。6月28日，苏联操纵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指责，并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说：“以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公布后，一时间，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东欧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赞成和支持了苏联共产党的决定，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由于一系列复杂原因，特别是当时处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形势下，7月10日，中共中央也通过了一项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不得不表示支持情报局的做法。11月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南斯拉夫。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批评“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帮手”。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很相似。尽管毛泽东站在苏联一边批评了铁托，但是，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不放心，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担心中国会同南斯拉夫一样走上一条独立于苏联的道路。1948年夏，蒋南翔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和东欧国家访问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竟然把毛泽东和铁托相提并论。这年9月，蒋南翔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人们还不能忘记苏德战争前后中共所表现出来的类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种“民族主义”的态度。

　　同一时期，西方舆论界也发表了同样的议论，说苏联人存在着上述担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国务院计划署有一份分析报告，其中就提到了“亚洲铁托主义”。甚至连国民党人当时也看出了这一点，国民党内政部长彭昭贤在与苏联大使谈话后觉得，苏联对中共有怀疑，担心中共会步南斯拉夫的后尘。南斯拉夫领导集体内部也有同感，认为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斯大林基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试图控制东欧各国，以便把这些国家变为苏联的缓冲国，结果加深了苏联同南斯拉夫的矛盾。铁托后来在谈到苏南冲突时说：“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充当别国的卫星国，或者屈服于人。”无独有偶，1949年4月，《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发表了《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一文。斯诺直言不讳，在文章中索性把毛泽东比作铁托，并且断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斯诺的文章，使斯大林更加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关于这一点，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得到了验证。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那么，毛泽东何时才摘下了“半个铁托的帽子呢”？毛泽东说，那是在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帝国主义，斯大林开始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

　　说实话，1948年毛泽东对铁托的批评是言不由衷的。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承认中国当年不应该批评铁托。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道出了当年批评铁托的苦衷。他说，那时我们不听斯大林的话不行，“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因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毛泽东还对南共代表团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1948年我们写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毛泽东认为，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毛泽东虽然承认他过去批评铁托有不妥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同铁托之间的隔阂就从此消除了。由于毛泽东和铁托在对斯大林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若干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所以，在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后，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和铁托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其导火线就是铁托的普拉演讲。

　　1956年11月11日，铁托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普拉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了一场演讲，这就是著名的普拉演讲。在演讲中，铁托谈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对苏联在这两个事件中的表现既作了肯定，又提出了批评。铁托还说，赫鲁晓夫虽然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此外，铁托还指出，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都存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并对此进行了抨击，甚至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铁托的演讲，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认为，对待斯大林，既要肯定他的成绩，又要批评他的错误。11月15日，也就是铁托发表普拉演讲的第四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掉了。于是铁托就拿起这把刀子杀人，大反“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

　　铁托的普拉演讲，实际上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11月25日至29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铁托的普拉演讲，特别是他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问题。与会者认为，铁托的说法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污蔑，这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针对铁托提出的“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他的理解。他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观点的人。”

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南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过：“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所以，针对铁托的演讲，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禁问道：“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他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毛泽东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根据这个评价，毛泽东认为“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鉴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提出要把铁托的观点驳倒，否则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所以，毛泽东说：“斯大林主义非保护不可，纠正它的错误，就是好东西。”毛泽东明确表示，斯大林这把刀子中国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在1956年11月2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对铁托，我们要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他提出要写一篇文章，就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初步设想文章的题目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改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月30日，毛泽东在谈到文章的基本论点时说，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铁托。现在，铁托又同样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以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这是错误的。铁托把这些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加以攻击，这是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毛泽东由此提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用人民内部的民主说理的方法来处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

　　接着，毛泽东在12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看法。他说：我们要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他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毛泽东甚至认为，铁托的演说，就是修正主义出现的标志。这为后来中国进一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埋下了伏笔。

　　12月下旬，毛泽东曾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文章的修改问题。毛泽东说他等着看稿子，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三人连夜在中南海居仁堂修改文章。他们修改完一段，毛泽东就看一段，他边看边改，一直工作到次日清晨。文章经毛泽东认真修改和审阅后，于12月28日晚向全国作了广播。29日，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肯定铁托演讲有其积极的一面后，又指责了铁托对兄弟党所抱的对立态度，特别是对铁托把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作为攻击对象表示不满。

　　文章说，铁托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和其他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

　　但是，铁托在演讲中几乎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批评，并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铁托还说：“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反对其他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对于铁托的这些言论，文章明确指出：铁托同志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文章还说，即使铁托对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所以，文章说：“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南斯拉夫曾一度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南共中央认真审视了本国的政策。

　　1951年，铁托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在以前的政策中犯了错误，表现为完全倒向苏联，而不是从一开始起，也即从战争结束起就奉行比较自主的政策。这对我们十分有害……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照抄了苏联的方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现在我们明白了。”

　　为了抛弃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由此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先河。1949年12月，南共中央发出关于国营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指示，推广工人自治。起初在215个企业中建立自治机构，后来扩展到800多个企业。在这方面，南共领导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作出的有关论断，把它们套用到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南斯拉夫，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领导权后，国家就应当逐渐消亡；认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权力过分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从现在起，就应该为国家的消亡、尤其是经济职能的消亡做准备。工人直接管理生产资料、支配劳动成果，就是为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创造条件。所以，南共中央把工人自治作为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非官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加以推广。

　　工人自治实施不久，1952年11月，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自治条件下党的任务和作用问题。大会认为，工人自治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大会决定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对经济生活、国家生活发号施令。南共六大在促进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党的领导地位的逐渐削弱。鉴于南共被情报局开除，为了使南共同其他各国共产党区别开来，大会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把工人自治同国家消亡过早地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就开始谈论国家的消亡，为时尚早。而且，也不能人为地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国家仍然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南共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他们没有从南斯拉夫是落后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铁托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虽然也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但更多地是维护这一模式并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认为铁托改革斯大林模式就是在南斯拉夫搞“修正主义”。1958年4月，南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共联盟新纲领。这个纲领继续批判了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将越来越少地借助于政权，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自治机构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此，1958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写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这个社论在发表之前，曾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完后说：“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把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集团”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社论说，最近结束的南共七大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它“集中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加以丑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阵营则加以美化”。所以，这个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社论继续肯定了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社论继续批评了铁托的普拉演讲，认为铁托说的“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宣称：“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针对中国的批判，6月15日，铁托在南斯拉夫伊斯特里亚半岛拉宾发表了演讲。他说：“事与愿违，我们却因此遭到其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无法接受的理解。”他举例说，“中国领导人”批评了南斯拉夫，“就像在1948年常见的那样，发表文章和讲话”。

　　1962年7月23日前后，铁托发表过几次讲话，透露南斯拉夫出现了经济困难的局面，有些人怀疑工人自治，承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铁托还说，最近召开的南联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新华社通讯。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批语说：“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的《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和解放日的电报》中还赞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批判了铁托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这篇文章不仅“由毛主席审定”，而且毛泽东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文章列举了“铁托集团”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扶持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法规，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不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且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文章说，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文章还认为“铁托集团”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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