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莉：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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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莉：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

　　近年来，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在学界备受瞩目。共产党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下开展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广大民众是如何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到这场巨大的社会改造中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过多种形式的幼儿托管组织，这些托管组织曾被作为合作化运动的保障和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组成受到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推广。本文以报纸和地方档案为主要资料，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山西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进行考察，尝试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对前述问题作出回应。

　　一  试办农忙托儿所

　　建国初，农村幼儿托管组织的出现是与妇女工作的开展紧密相关的。从根据地时期开始，解放和发动妇女就已是根据地政府社会动员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让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更是成为政府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1949年10月20日，山西省召开妇女代表会议，提出在1950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实现70%的妇女参加农业劳动。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把妇女从家庭负累中解放出来。当时大多数农村妇女或因孩子，或以孩子为借口，不能或不愿参加生产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合作化初期，一些农村合作组织自发尝试以托儿互助组、农忙托儿所的形式将孩子组织起来集中照看，以解放更多的妇女劳力。

　　1951年春，屯留县西故村农忙托儿互助组成立，这是当时山西出现最早的托儿互助组之一。由于在解放妇女劳力方面收效显著，西故村的托儿互助组很快由1个发展到6个。西故村的经验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托儿互助组、农忙托儿所开始全省各地农村建立起来。

　　虽然在政府看来，农忙托儿所的成立有利于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使她们能够参加农业生产，增加收入。但推行初期，民众对此却有很大顾虑，甚至表现出怀疑和抵触情绪。黎城洪井村农业社在提出成立托儿所时，有23个有孩子的妇女报了名，可是等到托儿所正式开办的时候，只有两个妇女送来了孩子。很多妇女还是宁愿带着孩子上地也不愿送到农忙托儿所。保姆们说：“叫咱们喂猪好办，看孩子这责任可不敢负。”女副社长到各家动员时，母亲们也是顾虑重重。有的说：“不是自己生的，又不是自己养的，怎么能看着孩子亲呢？”还有的说：“我的小孩长的小，送进去一定要受大孩子的气。”1952年，五台新河村计划在本村建立保姆小组，召开妇女座谈会进行动员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在座谈会上，有些老年妇女怕孩子哭，屎尿多，照顾不好惹得大人们也不和气。青壮年妇女座谈时，都不愿让别人抱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抱着还累，老年人抱着更嫌累。”沁县南余交农业生产合作社尝试办农忙托儿所时，保姆和生母都不情愿。保姆提出有四怕：“第一，怕说闲话；第二，怕母亲们不信任；第三，怕孩子生病；第四，怕看累人孩子。”母亲们不是怕孩子送到托儿所照顾不好，就是不愿多给保姆出分。祁县城赵乡火光社幼儿队成立之初，社里逐门逐户进行动员，几天时间才动员了5个孩子入队，即使这5个孩子也未能坚持下来，没过多久，幼儿队就解散了。

　　农忙托儿所成立初期所遭遇的尴尬处境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被打破了。一方面，政府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定为合作社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村民开始改变对妇女参加劳动的看法；另一方面，男女同工同酬的提出，极大地激发了妇女参加劳动的热情。到1952年春，屯留县西故村托儿所已发展到10个，有保姆25个，看管着125个孩子，解放了98个妇女劳动力。黎城停河堡村女团员贾腊月的互助组借鉴西故村经验，动员社员母亲作保姆，成立了托儿互助组，使5个有孩子拖累的妇女都下地参加了劳动。岢岚县寺沟会村由妇联出面，在全村成立了3个托儿互助组，3个保姆带了全村的孩子。昔阳县白羊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男女社员的自愿下，组织了各种托儿互助形式，解决了24个有孩子妇女参加生产的问题。

　　幼儿托管组织的成立在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得到了民众的认可。1952年初，西故村的妇女们除配合男劳力完成25眼新井，4个大蓄水池外，还独立挖了1个蓄水池，打了1眼井，拾了973亩地的谷茬，98个孩子被托管的生母还翻晒了26亩地的种籽。岢岚寺沟会村成立托儿互助组后，“全村妇女春季刨茬地三百二十七亩，积肥四百驮，修梯田六十亩，背柴一万斤。另外还参加了温汤浸种、修水渠、耙地、积冰积雪等工作。春耕总结会上，巩翠莲等五个妇女，被评选为模范。”沁县南余交农业社第四生产小组最先试办了托儿所，腾出了4个有孩子的妇女劳力参加田间生产，在短短的10多天，她们共拾羊粪3担多，锄地8亩，还帮助男人进行了送饭、拉牲口等工作，妇女们劳动的劲头很高。女社员王娥孩说：“以前因孩子累得上不了地，自己心上常生气，现在孩子有人照看，可得争取多做劳动日哩。”1954年，黎城洪井村10个将孩子送到托儿所的妇女共做了275个工，孩子也没有得过严重的病，社员亲眼看到托儿所带来的实际好处，1955年一开春，社里的妇女就主动要求恢复农忙托儿所。

　　除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外，一些合作社还将这种幼儿托管方式运用到组织妇女学习方面。1952年曲沃县东城村成立速成识字班，班里有35个女学员，三分之二有孩子，大部分妇女都是带孩子来学习。于是，课堂经常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极大影响了教学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村里成立了托儿所，让妇女们把孩子统一交给保姆照看。“自成立了托儿所，妇女们参加生产和学习方便了，学习起来更加安心，在速成识字班的妇女，进步都很快。”五台县一区新河村的妇女民校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在民校教员的动员下，新河村组织了22个老人的保姆小组，看管42个孩子。从此，每天午饭后，有孩子的妇女就把孩子送到保姆那里，然后去民校学习。

　　农忙托儿所的成立，不仅动员了更多妇女参加生产和学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传统观念，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武乡县故城张炳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把老太婆组织起来看孩子，有了活做，所以老太婆满意；由于妇女积极参加了劳动，使男人腾出十五个人从事副业，有的去仓库装粮食，有的做了木匠，赚了不少钱，所以男人满意；由于妇女的孩子有了托管，自己能够多劳动赚分多，所以妇女也满意。这样的结果，生产搞好了所以成了三满意。”随着妇女参加劳动，收入增加，男人对妇女的看法有了变化，男女社员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尽管农忙托儿所成立初期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在集体劳动，按劳计酬的合作化时期，这种以解放妇女劳力为目的的幼儿托管方式还是很快得到了社员，尤其是女社员的支持，并迅速推广开来。

　　二  托儿所的组织和管理

　　虽然托儿互助组、农忙托儿所最初是社员之间的自发行为，但在政府倡导下向各合作社推广的过程中，集体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渐承担起协调和监管的任务。这一时期，合作社对幼儿托管组织的管理大多遵循着社员自愿互利的原则，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合理换工，消除顾虑，解决保姆报酬问题。各地托儿所成立之初，生母和保姆都有共同的顾虑，那就是托管孩子，工分如何算。生母担心给保姆工分换多了，自己劳动不合算；保姆认为，看孩子又脏又累，工分少了还不如自己下地干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合作社采取了通过协商，合理换工的办法。

　　曲沃东城村托儿所成立之初，为动员老人们看孩子，提出实行工票制，老人看1个孩子，一天顶2分工。可实行不久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老人们都愿看大孩子，不愿看小孩子。合作社通过协商决定，看3岁以上孩子顶2分，3岁以下孩子顶3分。这样大家都满意了。为了保证这种换工制度能够顺利执行，东城村还分选了托儿所的所长和总所长，负责检查工作。合作社针对保姆怕生母不还工，生母怕保姆看管不好孩子的顾虑，主张双方订立合同，提出保证。生母保证每天给工票，半月一清算，一月下来清帐。保姆保证孩子不打架不骂人，不出意外事故，使孩子身体健康。

　　在以换工解决保姆报酬方面，合作社始终强调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要使生母、保姆都满意，换工数也都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沁县南余交农业社规定，“一般看不会走路的小孩，每孩每天一分半工，看会走路的大孩，每天每孩八厘工。”屯留县西故村合作社规定：“以小孩年龄计分，按分评定工资。看护一个两岁以下小孩计二分半，四岁以下计两分，六岁以下计一分，十分顶一个妇女全劳力”曲沃县提出，“一般的保姆报酬全部由母亲负责，应按农忙农闲增加或减少，更应按孩子大小和是否带好孩子来灵活增减，但总得应掌握母亲保姆自愿互利的原则”。

　　换工解决了保姆的报酬问题，可又带来了生母的担忧：给保姆还工是否合算？她们担心劳动一天挣不上几个工，还不够给保姆还工。针对这种情况，合作社开展了对妇女算经济帐的思想教育。繁峙县铁家会乡南关村成立托儿所前组织妇女参加讨论，以女社员顾金枝为例，她是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自己每天劳动能挣劳动日7分多，一年预计做劳动日80个。如果把两个孩子送到托儿所，需要给保姆工分29个，自己还余77.1个劳动日，收入84.81元。而如果自己带孩子不劳动，就一点收入也没有。经过算账，母亲们的思想顾虑解除了，她们纷纷表态，“你们组织吧，我们愿送孩子们去”。南余交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李书彦通过算账也打通了思想：“我平常一天赚七分，给保姆出上一分半，还能得五分半。要不是组织托儿所，一个小孩就误一个大人工，这样全社一年可误些工哩。”

　　通过合理换工，算经济账，合作社不仅解决了幼儿托管中保姆的报酬问题，而且打消了生母的顾虑，大家认识到农忙托儿所是“双方有利，互不吃亏”的事情。

　　因地制宜，采取形式灵活的幼儿托管方式。农忙托儿所成立之初，虽然名称基本相同，但在组织形式上却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到1956年，武乡县成立有104个托儿组、所，这些托儿组织按照看管的形式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统一领导，分片集中，每个保姆看管3到6个孩子，保姆的工分根据对孩子的照顾情况评定，受托儿童有100多个；第二类是保姆和受托儿童在一起的集中教养，受托儿童50多个；第三类是包括奶奶看孙，姥姥看外甥在内的亲邻相帮，互相变工的看管，所长每半月集中保姆和受托儿童一次，进行宣传教育。

　　不仅武乡县是这样，当时山西各地政府都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出了勤俭办社、灵活托管的要求。1956年，曲沃县政府向各农业社发出《关于大力举办农忙托儿所的紧急通知》，强调：“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原则，量力而行，目前举办最好采取统一领导分散托管的形式，由一个保姆看管二三个小孩较为合适，这样房子好解决，也很卫生，并能避免流行病的传染。”同年10月，祁县妇联提出要巩固多种形式的托儿组织，“利用亲邻相帮，个别寄托，祖母和外祖母看管，或集体看管等办法。除了巩固好和提高现有的以外，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和生产的需要，群众的要求，积极建立各种形式的托儿组织。”繁峙县铁家会乡南关社托儿所就是根据居住远近采取了统一领导，分散托管的办法，19个保姆在自己家或两三人在一起看管着29个孩子，此外还有38个奶奶看孙子59个，母亲互看5个。

　　明确保姆责任，通过组织学习提高托管水平。为了保证农忙托儿所能够长期办下去，合作社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明确保姆责任，有条件的合作社通过定期组织保姆学习，提高幼儿托管水平。

　　合作化时期的农忙托儿所虽然对孩子实行集中教养，但由于保姆多是村里不能参加劳动的老年妇女，她们的文化程度和教养水平决定了托儿所对孩子仍是以养为主的家庭式教养。这一时期，合作社也并未对保姆提出超越她们教养能力的更高要求，基本要求就是保证孩子吃好、玩好，身体好。黎城县停河堡村农忙托儿所是个受到表彰的模范托儿所，保姆对孩子照顾周到也主要表现在“到吃饭的时候，就给小的孩子喝拌汤。吃饱后，让大的领着小的做游戏，小孩们生活得舒服愉快”。

　　除了保证孩子不出意外状况的基本要求，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社还成立有托儿所委员会之类的监管机构，定期召开保姆、生母会议，加强保姆、生母之间的交流，提高保姆素质。1952年3月，屯留县西故村召开了全村托儿所委员、保姆、生母代表大会，总结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并针对托儿所存在的注意卫生不够、对保姆没有很好解决变工的等价互利问题，制定了各种制度。“对保姆们进行了利己利人利国家的教育，给她们讲苏联托儿所的情形，告诉她们一些卫生常识。托儿所的爱国公约上，除了爱护儿童，注意儿童健康等外，还订有注意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

　　从合作化时期各地关于农忙托儿所的报道和材料中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和合作社在托儿所的创办和推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还是强调了社员自愿互利的原则。合作社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合理换工、算经济帐、开总结会等民主形式实现了社员对幼儿托管的认可。虽然这一时期农忙托儿所在幼儿教养方面没有太多现代色彩，但它因地制宜的灵活托管方式和对保姆提出的基本要求却是符合当时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

　　三  建设模范幼儿园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在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下，曾以解放妇女劳力为目的的幼儿托管组织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托儿所、幼儿园成为农村公共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曹冠群在发言中强调，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的建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开端。6月，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进一步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随着1958年8月开始的全国大办人民公社高潮的到来，各地纷纷加快了对具有共产主义特色的公共食堂、幼儿园的建设，并将这些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与人民公社化的程度相联系。到1958年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与当时全国2万多个人民公社相比，平均每个公社有托儿所、幼儿园200多个。与此同时，规模大、设施全、孩子多的模范幼儿园在各地大量涌现，山西省阳城县南关村应朝人民公社的全托保育园和武乡县的涌泉幼儿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模范幼儿园的建设过程中，追求政治效应已远远超出了满足农村实际需要的目的。

　　1959年，应朝人民公社机关按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的“三化”标准，提出建设高标准幼儿园的目标，要求幼儿园建设要“试办典型、创造经验、推动全国”。幼儿园以飞进大队为试点，由公社妇幼保健站站长负责筹建。

　　为了实现“创造经验，树立榜样”，保健站站长向大队提出3点要求：一是选择一处阳光照晒、空气流通、宽敞明亮的院房；二是增加一些玩具设施；三是组织好幼儿园领导，充实幼儿园人员，加强幼儿园管理。然而，这3点要求的前两项在执行中就遇到了困难。大队认为原来的房子就很好，不用换房；增加玩具，开支很难解决。在选定的建设场院里，住着七八户人家，他们对换房更是坚决反对。“在院内住的群众听说给幼儿园选择地方，就抢着和干部们说不能往这个院安排幼儿园，这个院住的人太多腾不开，甚至就说叫我腾我也不腾，这是我的房，他再给我找多好的房我也不愿去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公社召开社员大会，以“鸣放辩论”的方式进行动员。社员大会后，保育园建设顺利开始。群众“自觉自愿腾房48间，毫无保守的献给幼儿园大方桌15张，小板凳45个，大公无私的捐给幼儿园木料共100平方丈”。经过全社动员的两天义务劳动，应朝公社终于建成了一个设有五室一厅一堂一场的幼儿园。 尽管宣传材料用了“自觉自愿”、“毫无保守”、“大公无私”这些词汇来体现民众的支持态度，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想见行政命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正如薄一波后来谈到的：

　　人民公社建设初期，采用徐水经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首先从组织上，为像战争时期支援前线那样大规模地无偿地调用农民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实行生活集体化，也带来了对部分生活物资的平调。在集体财产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一哄而起地举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就不能不平调社员的房屋、粮食、蔬菜、炊具、家具、用具等生活物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除了强化“共产风”以外，还使“共产风”同“命令风”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

　　通过这样的政治动员，应朝公社保育园在规模和设施方面达到了模范标准。幼儿园的五室包括教养室、幼儿宿室、洗漱室、教养员室、事务室。一厅指饭厅，厅内设有桌凳。一堂即幼儿食堂，按大队每人平均吃粮的标准范围，给幼儿集体调剂。一场为体育活动场，场上设有天桥、马木、压板、转盘秋、篮球架，同时在运动场周围修有1.7公尺高的围墙。用汇报材料的话说：“幼儿园的内外环境美化似公园，真正成为一个生母常盼的，人人可爱的，百观不厌的，鲜艳夺目的，新鲜美丽的，能容纳180个幼儿的农村保育园。”

　　同样被评为县级模范幼儿园的还有武乡县的涌泉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农忙托儿所，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涌泉托儿所扩大为包括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三位一体的幼托组织，并实行了全托，入托孩子134个。“全所建立了三堂（食堂、课堂、澡堂）、六室（洗脸室、展览室、隔离室、接待室、保健室、婴儿室）。为使孩子生活得更好，还种植有蔬菜园、果园，有奶羊、猪、鸡场，儿童食堂做到五天小改善，半月大改善，保证了孩子的营养。”到1959年，幼儿园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幼儿园内造假山、修花园，教师增加到30多个，房子占有30多间，幼儿集体上灶吃好饭，定时发给饼干、糖块，统一定制衣衫。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幼儿托管组织与公共食堂一样作为公社领导下的集体福利事业，在各地大张旗鼓地建设起来。1958年10月，沁县烽火人民公社成立后，仅用7天就在公社实现了全托，建设幼儿园53个，受托孩子达到了1480个。“几天时间，社员献出了2000多间房子、1000多株树、4000多块砖、200多张桌，光油画、修理，群众就投出义务工4600个。”考虑到人民公社时期浮夸风的影响，汇报材料中的数字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但仍可看出公社对幼儿园建设的大力投入。到1959年底，繁峙县城关人民公社就已成立幼儿园57个，在1960年初公社向各管理区下发的文件中要求，各管理区在三八节不仅要把原有幼儿园全部整顿恢复健全，根据生产队的多少确定托儿小组的组织，实现全社婴幼儿百分之百受托，而且要按片建立14个幼儿食堂，以迎接1960年的特大跃进。

　　人民公社时期，“创造经验、树立榜样”下，突出数量和规模的全托式幼儿园逐渐取代了合作化时期形式多样的农忙托儿所，成为农村幼儿托管的主要形式。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不仅仅体现了农村幼儿托管方式的改变，也反映了政社合一体制下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

　　四  公社领导的集体福利事业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农村幼儿的托管形式经历了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集体”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农村幼儿托管的性质、方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高度集权化和政治化。

　　从社员的自愿互利组织到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与合作化时期强调社员自愿互利原则的农忙托儿所不同，人民公社时期的幼儿园是在公社直接领导下，作为体现集体优越性的公共福利事业发展起来的，幼儿托管性质的变化也表现在公社对幼儿园的组织管理方面。

　　人民公社时期，不仅保育员、教养员、幼儿教师取代了原来保姆的称呼，并且这些人员也不再是村中缺乏劳力的老年妇女，而是由公社指定的，政治表现突出的妇女骨干担任，须定期接受上级部门的培训。在对幼儿园的管理中，行政手段取代了原有的协商方式。阳城县南关村应朝人民公社全托保育园在工作人员选择时，要求“必须是政治可靠，在社员中有威信，态度和蔼，爱护孩子等疾苦的人担任教养工作”，“每七天组织教养员学习一次业务，每十天过一次生活会议，每半月召开一次生母会议”。“生母一旦接孩子回家住宿时，要通过保育园领导方可接回，否则不得随意接回”。1959年9月，繁峙县城关镇政府和妇联向各管理区发出了集训幼儿教师的通知：“每个管理区选拔骨干幼儿教师一名，妇联主任一人。”在城关镇政府组织的对保育员、保健员、接生员的培训中，要求各管理区选送“政治清楚，热爱妇幼工作者”，全镇46个村，每村训练保育员、保健员、接生员各1人，“各管理区党委必须事先选择好对象，绝对不能缺额”。

　　从因地制宜的灵活托管到“一大二公”的集中教养。农忙托儿所建立之初，各合作社从本社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分片托管，集中管理的灵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方便了母亲，而且节约了资金，得到了乡民的认可。到人民公社时期，追求规模和影响的，以“大”和“公”为特点的模范幼儿园开始出现，并形成风气，成为农村幼儿托管的主要形式。

　　这一时期，在生产大跃进的口号下，各个公社都热衷“创造经验，树立榜样”，很多幼儿园不仅追求园所建设的规模和入托儿童的数量，甚至以实现全托，开办幼儿食堂来体现集体优越性。1958年5月，阳城县北留庆丰大队幼儿园成立，11月宣布实现了全托，被评为县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同年成立的阳泉市矿区公社下五渡农场幼儿园，通过动员由22个孩子增加到116个，实现了百分之百入园，被评为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绛县下柏乡红旗人民公社在成立幼儿园没多久就提出“集体幼儿生活制”，入园的41个孩子实行全托，吃饭住宿全部在幼儿园内。武乡县涌泉幼儿园在1958年公社化后实现全托，成立了幼儿食堂。保教人员的工分全部由大队负责，实行增孩子不增工，减孩子不减工。沁县烽火公社全托幼儿园的孩子，每月供给20斤细粮，半斤粉条，每天半斤菜，其余盐醋调和，实报实销，月终到社里结算，烧燃煤炭由各队负责输送，保证孩子们一周不吃重样饭。此外，公社还计划每年给孩子们做两套外衣。

　　从解放妇女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合作化时期农忙托儿所的成立是以解放妇女为目的，虽然孩子送到托儿所集中教养，但在教养方式上仍然是家庭式的教养。到人民公社时期，随着幼儿托管组织性质的改变，其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幼儿教育成为幼儿园工作的重心，很多幼儿园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办园目标。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公社都对幼儿园培养幼儿德、智、体、美、劳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要求。

　　1958年，繁峙县妇联对农村幼儿园的幼儿教育提出了包括丰富教学内容、注重品德教育、培养卫生习惯、开展劳动教育、探索特色教育的五点意见，要求“孩子入园后可以受到学前教育，成为有礼貌、懂道理、勇敢、活泼、心情舒畅的好孩子。”按照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要求，公社中经过选拔和培训的教养员也开始主动尝试用新方法来教育孩子。绛县下柏乡红旗人民公社的幼儿教师是公社团委副书记，妇女主任，她提出对幼儿进行爱劳动、爱学习、爱祖国的道德品质教育，在幼儿园里开辟幼儿菜园，教孩子们浇水、拔草、上粪；给孩子们讲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故事；教孩子们识字、唱歌。阳泉矿区公社下五渡农场幼儿园根据孩子的年龄编成不同班级，建立卫生股、歌咏队出街宣传；按照孩子的接受能力，除正式上课外，还组织了早操、游戏、跳舞；带领孩子们到地里看农民种地、到工地看工人建筑房屋、到村外、路旁、地头认识自然环境，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内容。太谷县贯家堡幼儿园在教学上制定了语言、算术、手工、音乐、体育五门课。“经常带孩子们到野外去，认识麦子和韭菜有什么区别，玉茭和高粱有什么不同。让他们听翁翁的电动水车，隆隆的锅驼机，看绿油油的禾苗，果实累累的果园。组织小朋友拾了麦子三十八斤，谷穗二百五十斤，摘棉花二百八十斤，剥玉茭三千五百斤，从而培养了幼儿尊敬工农，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美德。”

　　农村福利幼儿园的兴建有着对前阶段农忙托儿所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但更多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下“共产风”和超阶段空想论在农村社会的实践。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幼儿园作为集体福利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面建设，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特色的幼儿园与农村实际的脱离。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由于农村经济条件难以维系，大多数福利幼儿园与公共食堂一样很快被解散了，幼儿托管重新回到了亲邻相帮、奶奶看孙子、姥姥看外甥的民间形式。另一方面，尽管福利幼儿园在农村社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幼儿教育的重视改变了以往农忙托儿所对孩子只养不教的做法，体现了政府对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努力和尝试。在幼儿园的开办过程中，许多教养员结合农村实际创造出的教学方法和经验也是值得肯定的。

　　伴随着农村社会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幼儿托管组织经历了从农忙托儿所到福利幼儿园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幼儿托管的性质、方式和意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体现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特殊时代，国家依靠政治力量对农村社会改造的深入。不可否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和政治狂热下的冒进造成了包括幼儿托管在内的乡村社会改造与乡村实际越走越远，甚至成为超阶段的空想。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这场社会改造中乡村社会的主动参与和创造，以及改造所体现出的政府与民众对建设理想社会的热情与探索。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运动，必须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科学客观地看待它的经验和教训。

　　（韩晓莉，原载《“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大学，2009年。）

http://gjd.rccsh.sxu.edu.cn/gjdyjdllsy/gjdyjdllsy_xrwj/1359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