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闯创：用普世价值观和博弈互动论解读文革

reading · 发表于 2019-2-19 06:53:37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展现共产极权国家政治运动破坏性的典范, 也正因此适合作为用普世价值框架来解读共产极权体制的最完备负面典型, 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和法治的价值。文革几乎裹挟全体国民参与到依据不完全信息,为维护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利益的长期连续博弈。十年中,各参与群体的身份地位、利益目标、博弈手段、结盟选择不断发生变化, 博弈的最突出特点是群众 (造反)运动和暴力清场。


关键词       普世价值、博弈、造反、暴力


  首先来谈普世价值的理论框架。现在看来, 观察文革最方便的理论参考体系就是普世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从宪政、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角度来观察文革这场严重反普世价值的政治事件。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容不得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哪怕是假的自由也不行, 文革还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中国需要宪政、民主、法治。

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多年了, 研究者早就该超越中共的话语框架来研究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共历史。中共 1981 年的历史决议根本就是垃圾, 不值得当作对手。五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曲解文革, 这种歪曲自文革初期就开始了, 文革期间自吹自擂称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后则极力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这都是不对的。文化革命当然不是像林彪 1968 年所说的那样比文艺复兴意义还重大, 但也不比文革前的大饥荒更悲惨。但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说法的影响, 无论是反对派所认为的文革浩劫还是左派所称文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都是极简单的说法, 不符合事实。

比如从宪政角度来说, 虽然众所周知宪法在中共眼中不过是一张废纸, 但文革初期从毛泽东、刘少奇到普通工人、学生、干部都曾想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66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为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而辩护时就说工人成立组织符合宪法上的结社自由 (第 87 条)1;1967 年 8 月刘少奇被批斗后才拿起宪法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 89 条)2;1966 年下半年陈伯达为北大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平反, 在对 “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辩护时援引宪法第 2 条所说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中学生李冬民 1966 年 6 月为争取使用校内油印机而拿起宪法第 87 条 “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 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4;1966 年 12 月外交部造反派为要求成立组织, 说 “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 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5 这些零散的例子说明文革初期人们并非对宪法的价值一无所知,但对宪法不能采取功利主义态度, 对己有利才想起来用, 对己不利就扔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自由并没有在文革中得到真正体现。刘瑜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看起来有民众民主参与 (不管是真诚拥护还是被迫投入)的样子, 但只能表达毛的观点而无表达其他不同意见的自由, 这样的民主其实就是独裁而已 6。文革更进一步, 文革最初两三年的造反阶段里与中共其他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享有了部分的“结社、游行、言论自由”,突然间民众可以打着毛泽东的幌子成立组织并表达观点, 文革中最为人诟病和耻笑的所谓 “派仗”、“语录仗”其实是最有潜在正面意义的因素, 如若不是毛命令军队强力介入, 就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选举制、多党制。从民主的角度来说, 造反即反对派、拉 “皇帝”下马是民众天然的权利, 但文革造反的方式确实错误的, 更换执政者应该通过周期制、制度化的和平选举渠道, 不能像毛空口许诺而不敢做的 “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那样。对于被揭露有问题官员的处理, 要有法治的渠道, 贪官的公民权利一样要保证。实际上,下台官员上台后整造反派整的更凶更惨, 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造反派是后来被中共严重妖魔化的词语。当时所谓语录仗, 就是以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 以言语做武器总好过用武器做批判。文革时中共说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刘泽华后来说 “派性就是党性的产物”, 这两句话都很有意思。资产阶级派性允许各个派系 (或政党)和平共存, 这确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性不同, 因为无产阶级派性则就是共产党党性, 唯我独尊, 就是专政和独裁。而且左派间派性斗争不能说是中国文革特殊的产物, 在受文革影响的地方, 如日本、美国的黑豹党和 SDS、法国学生运动, 还有东南亚的柬共、泰共、马共和印度等地区的左派,都有分裂和派性斗争,武斗更几乎是普遍现象。造反派奉旨造反残酷批斗当权派, 当权派复职后以权谋私残酷报复造反派, 这两方面的经验均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毛式文革整肃官僚的努力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得结社和言论自由, 所以要么是毛作为首脑的共产专政获胜从而延续官僚特权, 要么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从而限制或解决官僚特权问题。

接着谈为何要以博弈、互动视角观察文革, 我的看法主要参考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

  1.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 也非两个文革》7 将文革定义为:始于 1966 年终于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此期间, 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民众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群众造反兴起,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党内保守派的失势开始,继以民众激进派失利受整, 最后以激进派的失败而告终。

2.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8 将文革视作由毛泽东设计和发动的游戏,毛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 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 最终成为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绝大部分工人和农民是文革的对立面 (“老保”)和冷眼旁观者, 毛泽东只好鼓动不通世故的年轻红卫兵充当文革主力, 到头来再把 “红卫兵”交给 “贫下中农”和 “工人阶级”去 “再教育”。文革不断地消灭和制造更多 “对手”和 “敌人”, 文革诱发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反对力量:毛泽东自身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 群众中的反抗运动。毛泽东死后, 文革所催生的反对者终结和战胜了文革运动。群众在文革中的表演有四类:乘火打劫、落井下石者, 当权派傀儡的青年造反派和工农保守派,文革初和文革结束后的经济维权者, 政治抗议者。

3.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9 系统考察红卫兵投入文革的理念动因和在运动中的理念演变过程, 指出造反派红卫兵的动因中含有利益因素, 但对他们的利益应做精确的界定。卷入文革的干部、工人和学生在谋取实际利益方面的思想和行为有重大差别, 社会、政治等结构性矛盾对学生红卫兵的派性分化影响较弱, 学生们的利益意识远未成熟, 为虚假理念而投入运动斗争的因素更大。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是最明确和大胆地追求集团利益的, 而造反派的利益则先是要争取参与运动的平等权利, 后来是防卫被秋后算账。当红卫兵意识到自己正当利益受欺骗和利用时就被抛弃到 “上山下乡”运动中, 再加上稍后的林彪事件, 这促使相当多的原红卫兵与官方意识形态分道扬镳。

4.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 “文化大革命”研究》10 以南京地区为例, 考察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 发现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 关键问题是看 “为什么造反”, 和 “向谁造反”。派性问题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群众派性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 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层的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 使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

5. 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11 以银川地区 1966 至 1968 年的文革进程为例, 回答为甚么以毛的能力和威望, 他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 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甚么?该文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地方官僚 (文官科层)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 提出科层无法阻止毛发动文革, 但是造反群众和各级科层却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转化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这种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独立于毛的意志之外的发展逻辑。面对文官科层和造反派的严重冲突, 毛被迫以军事官僚来收拾局面, 结果却是造反派受压、科层权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例行化过程启动, 毛最终败于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性斗争不断的科层权威手上。

该文尤其注意到:第一, 由于毛中央的信息不灵和顾不过来, 更由于毛有着种种投鼠忌器式的顾忌, 各级文官和军事科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 在混乱的派性斗争中, 把文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第二, 造反派之所以不能击败军事科层, 除毛既要依靠军队防御强敌入侵 (苏、美、台)还要防兵变 (武汉 720 事件)外, 在在十来个月的文革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组织,而且还造就了一群与军事科层有很大亲和力的、同时也声称是在进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组织。

6.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12 和《文革史研究的回望与展望——文革结束 40 年的学术史梳理》13:文革运动中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政治与生活在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高层政治失序, 极权体制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被释放, 不仅是群众被毛绑架, 毛也被群众和自己绑架, 处在被动应付的境地, 很多决策是随机性的措施, 并非是既定方针的 “战略部署”。王海光提倡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述方式, 跳出国家决策主导、社会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 转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的复合叙述逻辑, 要关注中央高层决策与基层民众执行的互动情况, 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是由底层百姓来承担的, 而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 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逆城市化政策作为文革政治运动的产物违背了人性人情常理的生活逻辑, 引起民众巨大反感, 政治与生活的对立是文革的继续革命终究不能继续下去的社会根源;在特殊和普遍的叙述关系上, 不要把文革与文革前、文革初期与文革后期割裂, 文革中的异态现象往往和文革前的政策实践有联系, 群众造反难以收场的原因就是文革前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得以总爆发, 文革前三年和后七年的区别是有但连贯性更多;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 要走出城市中心论的文革叙事, 农村文革与城市文革有很大的不同, 农村文革承接 “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逻辑, 观念上趋于保守, 城市文革的路线斗争逻辑的进入比较困难, 另外城乡关系互动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史应走出精英阶层落难史的单一叙述, 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还是底层民众, 特别是政治贱民的 “黑五类”们, 何况精英一般都是从大众中走出来的。

结合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 我眼中的文革是:在大跃进的失败和国际共运及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 由毛泽东发起、裹挟几乎全体国民参与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争斗, 期间各决策主体根据所掌握的不完全信息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 为维护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综合利益而进行的连续博弈。博弈形式的最突出特点是群众 (造反)运动和暴力清场。参与者的最主要身份标签是军队、文官 (党官僚)和群众, 一般分析依据参与者的观点和表现将其分为激进派、中间派和保守派三类。在长时间的博弈中, 各群体的身份地位、利益目标、博弈手段、结盟选择不断发生变化。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中国是单一制极权国家, 但由于各地区、各单位的差异性, 使得各地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并非同步。

总体来说, 毛泽东以反修正主义、防政变为口号运动群众进行了实为大清洗官僚的文化革命, 打烂中共党官僚却被动建立了更为保守的军事官僚制;毛对 “军事官僚专政”的不满, 引发林彪牵涉其中的未遂政变, 导致党官僚制的回潮;毛死前即已遭受群众的反抗, 毛死后党官僚和军事官僚合谋以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

  依据参与者主体构成的变化, 我将文革分为 6 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主体和事件如下。第一, 高层筹划阶段1965 年 11 月至 1966 年 5 月 主要事件:清洗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的, 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公开批判吴晗和三家村, 通过五一六通知 博弈参与者有两大类:一是和清洗有关的中共高层, 二是参与对吴晗及三家村问题大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民众主动参与的机会, 直到 5.16 通知后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时。

博弈形式:清洗是通过频繁召开的高层秘密会议, 批判则是公开组织学术界、教育界的少数有关人士。

第二, 动员群众参与阶段。中共屡次发动群众, 从学生为主体的大字报运动扩散到发动工人、农民批斗资反线的群众运动 (1966 年 6 月至 12 月) 。

  主要事件:毛泽东批准公开发表聂元梓等批判北大校长的大字报引发全国大、中学生的积极分子跟进批判校领导和老师, 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按惯例派出工作组平稳秩序, 毛泽东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革再发动, 原本自发的红卫兵行动先是被压制转而被毛发现、接见鼓动以致扩散全国, 社会上的破四旧、驱逐政治贱民, 个人崇拜, 批判资反线进一步发动造反派。

主要参与和受影响者:开始分化的文官系统, 被煽动和利用起来的学生、工人 (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保皇派), 被批判、折磨的黑五类政治贱民

博弈形式:运动群众, 挑动群众内斗, 群众自发成立组织、印行报刊。

第三, 群众组织夺权、军队介入、武斗升级 (1967年1月至8月)。主要事件:军队支左、地方夺权、派系武斗开始、激进外交, 如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武汉 720 事件、香港和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

主要参与和受影响者:群众中以造反派内斗为主, 军队介入初期情况不明, 文官保守派已普遍被打倒。

  博弈形式:试图经济维权者被指为经济主义而被镇压, 大量自发成立的组织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并分化成大派系并且和对立派武斗, 不同群众派系的支柱主要是文官激进派或军队内不同派系。

  第四, 军队强行清场建立新政权 (1967 年秋至 1968 年 9 月)。 主要事件:严重武斗、军队清场、建立新政权、毛接见学生领袖、派工宣队。

主要参与和受影响者:军队压制群众造反派内斗、促动大联合, 有些地方还支持保守派压造反派 , 中央文官激进派也被清洗。

博弈形式:武斗升级, 军方武力镇压, 文革激进派代表王关戚和军队激进派代表杨成武先后被清洗, 工宣队、军宣队恢复表面秩序。 

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 (1968 年 10 月至 1973 年中共十大) 。

主要事件:斗批改,中共九大,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上山下乡,外交格局变化, 林彪事件, 经济恢复。

主要参与和受影响者 :新政权组织上清除文官保守派 , 但原群众派性头头大多被打压 , 受战备影响军事官僚重要性继续上升,军队和文官激进派冲突加剧,林彪逃亡导致军队受挫, 文官保守派反而受益回潮, 外交格局调整。

博弈形式:清算群众派系头头、未遂政变后大清洗军事官僚。

第六, 文官派系间反复较量、群众派性斗争最后消亡、文革收场 (1974 年至 1976 年) 主要事件:批林批孔、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事件、十月政变。主要参与和受影响者:文官中的激进派与保守派反复较量, 群众派性在批林批孔 “小文革”小规模发作但被制止, 最终军队保守派和文官中间派在群众反抗后联合结束文革。

博弈形式:运动群众、群众反抗、政变。

    参考文献：
    1.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
    2.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 年 12 月 5 日至 8 日连载。 
    3.华新民: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第 794 期,2014 年。 
    4.阎阳生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 — 李冬民口述 ,原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 — — 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2011 年。
    5.邹一民: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原载共识网,2014 年。6.刘瑜 : From the Mass Line to the Mao Cult:The Production of Legitimate Dictatorship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7.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台湾:博客思出版社,2015 年。
    8.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爱思想网,2006 年。
    9.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0.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1.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原载《二十一世纪》2007 年 6 月号。
    12.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中华读书报,2015 年 7 月 15 日。
    13.王海光:文革史研究的回望与展望——文革结束 40 年的学术史梳理,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16 年。


               出处：天文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201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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