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 (三评杨继绳《天地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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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复》之三

小鹰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复》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为方便读者阅读，我把它放在附录一里。

其中他不惜篇幅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凡参加过文革的人，重读起这篇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注]，感觉上很自然地又回到了1976年清明节后那个文革最黑暗和最压抑的年代。那时国民早已厌倦并甚为反感“文化大革命”，痛恨“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于是借悼念周恩来总理去世之机，爆发了天安门的“四五”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毛泽东。但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毛派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接下来全国各地没完没了地学习的，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不过，那时人们只有听的份儿，现在我们可以来驳一驳了。

[注]该文件末尾特别注明“此件不准翻印、传抄，张贴，不广播，不登报。”因此，许多文革时还是中、小学生的人，可能都没有读过这个当时只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毛的那些“最后的思想”到底是些什么货？其中有很多谬论，可以供读者批判。

毛泽东这些最后的“重要指示”，充分表达了他发动“文革”的“理由和动机”。文件中毛口口声声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说他要搞的是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成为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要打倒他们。

然而，且不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否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任何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具有三个前提，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生产关系可能的内在矛盾。(详见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你问问坚持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些被马、恩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那时的中国存在吗？

完全没有！实际情形是，那时的中国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民生活贫困落后，哪里有什么“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然而，毛泽东在其谈话中却通篇大骂“资产阶级法权”，大骂“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大骂“贪污腐化”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毛泽东和1848年被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过的“德国假社会主义者”一样，也总是“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谈到被“德国的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竞争”和“新闻出版自由”，谈到人民群众要求“法”权和“自由与平等”之权利等运动时，他连用了五个“资产阶级”的定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假社会主义者”们“反动”，是因为他们当时反对“资产阶级”在德国的产生和成长！他这样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说话，为什么？就是因为马克思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因此，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结论。若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但是，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陈述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达。即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详见附录三，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摘录及说明))换句话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不可能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水准，无的放矢地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社会”。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及南韩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强行要搞“社会主义”而无不遭到惨败。尽管俄国及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主动或被动地搞了些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转弯，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敏感的文艺界更是“先声夺人”，涌现了“人性化”与“自由化”的“解冻文学”，但又统统被毛骂作“修正主义”。

其实，列宁生前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如毛在谈话中所引的，“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的原文是：“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这话讲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告诫封建主的那样，“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毛泽东和列宁一样，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事物来加以促进，反而要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打压这一小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的资产阶级”。结果，毛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定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尽管毛泽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来反“走资派”，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哀叹：“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最后一定会失败，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又讽刺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德国人把“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他们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即是马克思告诉人们的，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和怎么个搞法，那只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参见附录四，BBC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在内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而那后二者不就是今天许多“改革人士”“梦寐以求”的“宪政”吗？请问：“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的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好呢？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条路，有什么不对之处吗？落后的中国若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先搞起来，让多数人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走资派”又有什么错呢？马克思的那些话显然也是在教训毛泽东，为什么“改革人士”现在还要大骂马克思呢？

而“走资派”刘少奇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主张，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建国纲领，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刘少奇是否比毛泽东要高明些？他是不是读懂了马克思？杨到底为什么要把刘打成“官僚”啊？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讲：“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他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刘修”还是“毛修”？难道“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就是“反官僚”吗？

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和他在1958年大跃进时一样，还在不停地叨唠，“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时以来，他一有机会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等一类话，来“证明”他那一套“读书无用”的混话。

无独有偶。于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也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搞“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模式。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详见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无论是58年搞的“人民公社”，还是66年推行的“五七干校”，还有后来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及“革命委员会”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在“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时表达的“最后的思想”，是否都是些陈腐的“垃圾”──即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显然，顾准是读懂了马克思的这些话，顾写道[1]：“他(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指出，这些不懂马克思的学生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列宁；它当然更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当时不便明说罢了。

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这一点[2]，我们现在呢？

值得一问的是，从文革勃发伊始时的“五·七指示”，到文革败亡告终前的“最后的思想”，这位类似《1984》书中的“老大哥”一直都在推销他的“乌托邦”计划。如果再把以上他实际做过的那些事情联系起来大尺度地看，建国后的毛泽东定意要走什么道路？他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拼死一搏，要搞这“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又何在？难道现在还看不清楚吗！


如果有人真的不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个“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那就请看七十年代中的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金边，波尔布特立即宣布全国废除货币、商品，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随后他把金边等城镇200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统统强制驱赶到边远农村，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波尔布特做的不正是毛泽东想做却还没有做到的事吗？！难怪他的做法得到了毛的赞扬，被称为毛的好学生。右图：1975年6月毛泽东罕见地热情拥抱了来访的客人──波尔布特。(参见附录五，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摘录))

纵观中外历史，政治家发动任何“荒谬绝伦”的邪恶运动时，都有一套堂皇美丽的“说辞”让民众去相信他们的“好意”。但我们说过，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点击参见：小鹰：《“文革”问答三》)

可是杨继绳却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由此，杨便推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杨继绳等人这样鼓吹“文革反官僚”论，把党内外所有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打成“官僚”，他们是要以这种所谓的“善”来美化毛泽东，从而掩盖毛“文革”的反动本质吗？

现在有人甚至把毛泽东誉为欧洲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的角色(唐少杰)[3]，说他搞文革如同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初冲击反抗黑暗专制的教皇体制一样。他们把文革吹嘘成是“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解决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的一种“范式”，或体谅它作为一种“历史的试错”，结果毛文革竟然在“事实上促动了中国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临近”！做学问可以如此先入为主、穿凿附会，固然荒唐可笑，但也暴露了“文革反官僚”论者“挖空心思”地要对毛文革以及对自己“有所肯定”的急切意图和浮躁心态。

对于这些文革“专家”的“高见”，我已经质疑过了许多次，都被他们“装聋作哑”，“硬着头皮顶住了”。现在再问一遍：从毛文革的纲领性历史文件来看，包括社教23条，516通知，文革16条，“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由毛亲自改定发表在“两报一刊”上无数的“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文革中它们“脍炙人口”，老幼皆知。那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他们现在为什么非要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难道是语文程度不够，看不懂文件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吗？或者，是出於傲慢与偏见，对事实“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干脆拒听拒看吗？又或者，是要肯定当初“奉旨造反”，而故意偷换概念，不惜给毛泽东戴上“反官僚体制”的桂冠，以便自己也就跟着“不胜光荣”之至？

最近总算看到了一个为“文革反官僚”论辩解的说法(陆小宝)[4]，就是“当年人们起来反对当权者，虽然喊的口号是‘反对走资派’，其实，内心里真正反对的是当权那些人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以及对老百姓的压制。现在，他们在文章中将‘走资派’改换成‘官僚集团’，多数人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为自己的非正义找借口，而是回复到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但这个事后的说法，如果说是“反思”的话，却不知如何予以“证明”？此外，我们谈的是五十多年前真实发生的毛“文革”，不是现在他们心里臆想的那个什么“文革”。即使一些人当年真是那么想来着，或者，是现在想要拔高自己，你可以这么宣称，没有人会与你计较，但请不要改写“文革史”，硬把毛泽东拉来替你站台。也就是说，不要用所谓自己“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来篡改历史、美化毛泽东和自己！而事实上，当年紧随毛“鞍前马后”的“铁杆造反派”里，无论是宣称要“彻底砸烂”文革前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团派”，还是强调“不容否定”17年毛泽东“红线主导”的“414派”，又有哪一个真的是在“反官僚”？

不错，毛在其“最后的思想”中也谈过“反官僚”，而且，看来最“打动”杨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些骂“官僚”的话了。可是，奇怪的很，毛指责的“大官们”有“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毛泽东向毛远新说那些“豪言壮语”时，恐怕就是坐在他自己那带有私人室内游泳池的“好房子”里，毛也忘了他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的豪华“行宫”，他自己就拥有最多的“服务员”。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注]，毛更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的“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

[注]出自杨书的导论，“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优势群体”[注]或“泛红二代”中少数仍留恋以往“恩惠雨露”的人，现在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刘派是“官僚集团”，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了。

[注]按照杨书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其实，“资产阶级”与“官僚”并无必然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有“官僚”，但比起“封建专制”的社会来说，要少得多。为什么？这里的原因正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在起作用，而“封建专制”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则完全没有这些制衡“官僚”滋生的因素，或者，可以套用一句俗话，称它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所以，既然没有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制，又不准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点击参见：小鹰：《美国议员是如何申报私人财产的？》)，后者历代便只能靠什么“纪检委”来以官制官，或由“自身硬”的皇帝没完没了地搞“运动”来“打虎拍蝇”，才能与“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的贪官污吏们勉强地维持一个“动态平衡”，而且“心安理得”地称之为“新常态”。

但杨继绳却读不懂“资本主义”，也读不懂毛的本意，到现在还把“资产阶级”与“官僚”混为一谈。他甚至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他文中又写道：毛“不甘心失败，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

是的，杨在其“文革史”中鼓吹要把这些“乌托邦”式的“垃圾”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他正是在努力帮助毛去了却那“文革”未了的心愿！

杨文对毛的谬论不加批判，却一字不漏地把毛的那些“混话”列在书中，甚至连毛远新关於“白猫”、“黄猫”的考证细节也“津津有味”地写出来，要人信以为真，并非其“假传圣旨”。真是欣赏有余，割舍不下啊！

固然，杨继绳最后也提到一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讲“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有什么不对呢？

杨现在也认识到，“他(毛)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符合“价值规律”的措施，以及试搞现代工业“托拉斯”，有什么错呢？

此外，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不就是杨在“导论”中说要建立的“一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吗？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等“走资派”，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主张国家朝这个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新民主主义”方向走，建国初期更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又有什么不好呢？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还提到，“亿万政治愚民”的存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如此，那作为当年“政治愚民”之一的我们，盲目地跟从毛的“文化大革命”去反“走资派”，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回来，现在是否有勇气承认：我们多数人那时都错了！现在是否能想明白些：我们自己那时究竟都“错”在了哪里？以及为什么会“愚”到这个地步？

再回到本文题目：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那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让我们定下心来想一想，究竟毛泽东自己懂不懂马克思？我们多年来又是如何上了这假“马克思”和真“秦始皇”的老当？

这才是一些要好好反思的“文革”问题，因为“文革”是专制与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产物，而“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最后，要澄清一个问题：文革之后的中国，是否已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讲，它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三要素。更不用说，现在连美、日和西欧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已不再承认中国是个起码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因此，对于中国的现状，不要去责怪“资本主义”和“走资派”，更不要大骂马克思。这里用得着耶稣的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写于2018年3月，2018年7月补充


引文出处

[1]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p26，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2]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3] 唐少杰，《真话有力量，忏悔为希望》，为孙怒涛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集作的序，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亦见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记忆》105期，2013年12月31日。

[4] 陆小宝：《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见孙怒涛主编，《真话与忏悔》，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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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杨继绳《天地翻覆》第26章最后一节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不管国家领导人有多高的权威，不管国家领导人控制了多少资源，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他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全面变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人们是很难认识、很难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一人之力操纵这个大系统。何况他的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乌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杨书误为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两个多月来零零星星地对毛远新讲的。其中有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内部传达过或公开发表过。当时毛泽东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多年以后毛远新说：四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企图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乌托邦思想，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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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摘录及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约50年了，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惊呼“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便照搬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加挞伐”。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进而马、恩又讽刺道：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话真是讲得“一针见血”！我们今日也可以这样说：既然在中国还不具备“法国的生活条件”时，就以毛式“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政府对付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中国小市民的利益。一点不错，毛建国后鼓吹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很能激动一些小市民们的幻想、愤慨和热情，而毛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批判与物质剥夺，也使他们能轻松地获得迅速“出人头地”的机会。

在评价那些想要“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献”时，马、恩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时，批判了种种流行的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马、恩说，这些假“社会主义”“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我们现在读起《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内容来，不免会惊奇，这简直就是为批判100年后的毛泽东们“量身定制”的！

(引文摘自《共产党宣言》，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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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摘录及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流行。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她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到十九世纪末，大俄罗斯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而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整整5000万人，再加上野蛮的“沙皇专制独裁统治”，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

那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却把这种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看为“得天独厚”的优点，以为“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赫尔岑写道：“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到1875年还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

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写道：“……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这些就是恩格斯1894年写作这篇文章要针对的思想背景，即，如王若水先生在文革后概括的(见前引文出处[2])：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该文中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曾质疑过：“这位学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而恩格斯则首先指出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依据的“俄国的土地公有制”的来源和基础，即“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恩格斯继续批评道：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他又写道：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总之，如果问道：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下经济十分落后的俄国，难道现有的“公社所有制”就“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恩格斯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恩格斯最后强调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王若水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注意到了马、恩的这一论点，他用以批判毛式“社会主义”时，“画龙点睛”地写道：“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事实上，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警告过中共党内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张，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上做的批示，1951年7月3日。)但刘少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和反击，从此，我国农村走上了“公社化”道路。毛泽东的主张与马、恩的学说“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切合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形，结果，毛氏“人民公社”，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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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BBC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更新时间 2014年9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54)

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共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共产运动的英国学者，即使是左翼学者都长期批评说，其实中国共产革命从开始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原则就是革命需要等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和布尔乔亚资本主义需要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要有相当觉悟的城市化工人阶级领导。

英国学者指出，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尽管都曾经尝试推动拔苗助长式的激进工业化进程，但最终都因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沦为极端主义的“痞子革命”，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明发展都造成巨大创伤。

关注中国发展的英国保守派学者也指出，即使以马克思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即人类社会要从“低级”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到“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中国也最多只是在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专制阶段，初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距离社会主义文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当权者继续坚持实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马克思。

更多西方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是具有高觉悟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阶级社会，创造无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世界，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今所造成的现实却是极少数统治阶级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继续以封建威权压制和剥削劳动者，因此也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唱反调。

当然，中国政府麾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不同意英国和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和批评，这恐怕是政治学者们可以研争的一个大型命题。

（编撰：晧宇 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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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摘录)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黏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桥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这本900页厚的书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一书中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3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 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 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 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度。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1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在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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