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为范元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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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为范元甄辩


这个题目所根据的文本主要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女儿的李南央于其中描绘了自己的母亲范元甄，那是一个早年英姿飒爽的革命女青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变成一个心气暴躁不近人情最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老人。借用“巫婆”这个比喻是想表明最初的挣脱者、解放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重又变成了被禁铜的巫婆，“诅咒”这个世界和被他人所“诅咒”。


这个文本最早在境外发表时，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作者李南央是李锐的女儿，文中牵涉到中共上层的一些人和事，多少有些敏感。湖南《书屋》杂志于1999年5月号刊登了一个“国内版”，原文中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都保留下来了，依然锋芒毕露。继而在《书屋》2002年11月这一期上登了李南央的《答读者问》，作者回答了来自各方面读者的不同意见。而同样在《书屋》2001年第六期，登载了一组对李南央文章所揭示现象的分析，包括王若水先生的《左倾幼稚病――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李冰封先生的《并非家务事》，以及朱正先生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该文的讨论，总之，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本。


目前的讨论及其结论集中在两点上：一、身为女儿这样写母亲是不是合适？是否违反了母女之间的人伦道德？二、这位名叫范元甄的母亲是一个被称之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足以引起世人的借鉴。在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中，值得提出的是王若水先生对范元甄思想脉络的分析，他的基本结论也是“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但比其他持类似看法的人们更为深入的是，他用 “异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人“左”得如此离谱。我们的女主人公实际上也有过她的丈夫李锐那样怀疑和“不轨”的态度，但她同时“被自己的看法吓坏了”，于是拼命想把这个东西压抑下去；她对自身深深的内在恐惧导致她更加要争取别人的信任和承认。因此，在她的种种过度反应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王若水先生的这个视角，从心理学的根源上揭示了范元甄乖张行为的原因，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某个极左的“思想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把范元甄看作是同一个大环境、大背景的产物；而忽视了范元甄作为一个女性在革命队伍及政权内的不利处境实际上导致了她性格的压抑、畸形。至于许多读者与李南央所讨论的一个女儿可不可以这样写母亲，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作者关心之列。李南央的文章在个别地方提及到她母亲在革命队伍中的女性身份，比如说：造成母亲悲剧原因之一是“……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但从总体上看，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始终的关注。


鉴于此，本人将试图引进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分析造成范元甄悲剧的原因：


一、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的不平等。
二、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严重缺乏“后援”力量，使得处于这套话语中的女性倍感孤独。


先谈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革命是靠两套机制保证和完成的，一套是它宣传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打倒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而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套机制一即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运转、权力分配。这套分配机制，不仅外面人几乎看不出来，不是出于权力核心的人也不太能够看得很清晰，非常容易迷失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之中。换句话说，当要动员革命人口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平等、自由这一套话语；但在进入权力分配和其他革命成果分配时，所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机制。


现在想想看，这些我们小时候便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它们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革命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另一方面，“革命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而既然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肯定就存在权力的分配，可是又说不分“大小”、“高低”，显然像是出于某种方便的一种说辞了。不难理解，是为了将一部分人处于权力分配的主动及有利的位置之外。同时，意识形态的、宣传的话语和那套实际的权力分配机制之间有时候统一，有时候并不统一，就像存在一个方向盘，有时往这边开，有时往那边开，从这个口子进去，未必从那个口子出来。最革命的言论，甚至包括对革命的最大贡献，也并非肯定导致最大的权力分配。尤其对于女性，这套务实的机制显然对这个性别不利。


最早揭示这个问题的是丁玲。她的《三八节有感》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笔记载。虽然针对的是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但这样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一上来丁玲就尖锐地发问道。而女同志的结婚何以成为一个永远的敏感话题，是和在延安存在着权力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科长也嫁了”？作出这样的漫画来讥讽女性，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和维护什么。“首长”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艺术家也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很少有地方聚集着如此多的政治家（他们同时是军事家）和才华横溢的发梦的艺术家，然而在年轻漂亮的女人的分配方面，艺术家却处于明显的不利位置，“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处于权力的等级制度的下方，“骑马的首长”处于等级制度的上方。女性呢？要看她们所嫁的男人在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女性的权力分配是和她丈夫的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丈夫的官职越大，其妻之官位也就越高，可以高过其他妻子的丈夫，而只是可能高过其他的妻子。更为确切地说，她们享受着处于等级制度阶梯的某个位置上丈夫所拥有的“待遇”，是一些生活方面可见的东西，仍然不是实际的权力。丁玲的这篇文章不是分析性的，但敏感地抓住了这样一些现象：同样是千里迢迢投奔革命的先锋青年，在嫁人生孩子以后，有人必须自己带孩子，却又面临着“回到家庭的娜拉”的“公开讥讽”，好像有了孩子是她们本人的过错，甚至有些还面临着离婚的危险――因为有了孩子而落后、拖丈夫的后腿；而另外一些母亲却不必亲手带孩子，她们有保姆，每周享受跳一次交谊舞，平日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们的注目礼，成为某个热切注视的中心：“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至于所生的孩子之区别，则更加不需要加以掩饰，这基本可以说明那个环境中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做法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小孩也各有各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这样的格局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范元甄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情况？李锐对女儿坦言：“你妈妈比我有才华。”当年她在武汉学生集会上发言，王明看到了说：“这个人应当发展她入党。”很是赏识。到延安后她直接进了为“成熟的革命者”提供的“马列学院”，在一场有关宪政的演讲比赛中，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应该说是充当辩论中的“反方”），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驳倒了，“这个笑话被人们传了很久”，可见这位女性在当时不简单、有能力、实际上比许多男性有水平。但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李南央写母亲的第一次失落是“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她当然会感到失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她不比丈夫缺少才华和能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分配而要跟随丈夫升迁而迁徙？难道她要求和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是不合理的？这让我联想起约十年前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些参加过长征和其他重要革命时期的女同志建国以后分配给她们的工作是当“夫人”，外交官夫人或什么夫人，她们齐声惊讶道：“这叫个什么革命工作？！”后来的故事是有人如何做了巧妙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这些“夫人们”的思想弄端正，意识到这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愉快地“上任”。这几乎和哄小孩差不多。以哄小孩方式让妇女排斥在权力分配之外，这个做法不光彩。



在李南央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描绘中，我觉得最触目最可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1959年李锐为彭德怀仗义执言倒霉之后，这个女人从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位置跌落到车间的炉前工。也许这个事情在当时非常普遍、习以为常，连身为女儿的李南央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停留，只是讲她的母亲如何从此身体和精神状态一蹶不振；但没有细想这里到底有哪儿不对头。这不是“株连”吗？最封建的那种做法！它的野蛮之处在于根本不把妻子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确认她的身份是要靠她所嫁的那个男人，靠他的男人赋予她所拥有的光环或脸上刺什么样的字！仍然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老一套。也许，从当年走过来的人们眼光来看，我今天发出这样的惊讶和愤怒是幼稚的，他们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啊。甚至连范元甄本人也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这个问题，她会怨恨她的丈夫、不该惹这样那样的麻烦上身，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反思不把女人看作有独立人格的制度本身。但这正是造成她压抑的根本和主要的原因。毕竟她来自开明家庭，受过 “五四”洗礼，潜意识中有自我实现的要求；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要比要男人矮一截，或者受丈夫牵连而得到降职处理，肯定令她感到怨愤。当然，如果她有李锐那样的眼光、胸襟、才华，于逆境中能够坚持得住，能够通过写诗、独立思考得到排解，与李锐同气相求，这敢情更好；但任何人不能拿这个要求范元甄，她受她的时代的局限，这是大多数人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时候，拿那种古典美德要求她，一定要默默无闻死心塌地地跟着丈夫受罪，同样也是一种封建眼光。


在这点上，叙事者李南央多少有点令人遗憾。这个声称自己“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她的眼光并没有超出这种体制根深蒂固的“父权”和“男权”的立场，缺少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理解母亲，对母亲的作为一个新女性实际上的不利处境较少体谅。比如前面提到的“……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通过封建“婆婆”的口吻来体现的，在这两者构成的混合语境中，“自我”可不是什么好词。再比如在谈及母亲当过某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时，接着来了一句：“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其中不加掩饰地表露的讥讽仍然来自对于权高位重的某种仰慕。我们甚至会感到她在拿今天母亲的落魄和父亲的成就相比时，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这样的结局本来就有某种不正常的东西，试想如果李锐出来以后这对夫妻再复婚了，范元甄的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她肯定不会这样惨、这样无人问津。


第二点：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缺乏“后援”力量，是指它作为一套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严密体系，却严重缺乏有关日常生活所遇到问题的种种解答和规范，比如有关生育、养育、家庭、夫妻伦理、上下辈伦理（和老人的关系及同孩子的关系）等等，如何正当对待这些问题，处理其中出现的矛盾，革命话语并不负责提供所需要的解释。显然，担当生育责任的妇女在这方面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当革命工作和生养孩子发生冲突怎么办？年轻的、处于生育期的女革命者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同样，它们在丁玲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反映，她称之为 “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讲无关”，已经将某种匾乏空缺挑得很明确了。而一旦暴风骤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结束之后，这些问题立即作为日常生活及其背景浮现出来，成为摆在面前饶不过去的难题。战争时期往往是家破人散，动乱结束之后，找回亲人来怎么相处？假如对方属于敌对阵营（即成分不好）呢？战争所需要的和养成的敌情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放得下，关键是培养出这种敌对观念的权威意识形态没有进行适时的转换，对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一时难以适应重新开始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也取决于个人素养和资质，有些人天生富有人情味，像李锐，而另外一些人未必，这其中没有必然性。拿李南央本人来说，“文革”期间也有好几年不和有“严重问题”的父亲李锐来往。说到底，个人主要是环境的产物。


就一般情况而言，男性革命者如何对待 “后援资源”的缺乏呢？用老办法比较简单便当，即封建的办法。在对待家庭，对待夫妻人伦、婆媳关系等方面，如果革命的教科书上没有写到的，便沿用封建的老一套。指责女性革命者生孩子之后就“落后”了，就“拖后腿”了，是传统的把女性看作“次等”的看法的延伸。在承担家务事方面，家庭各种管理方面，大多是沿用“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而女性革命者呢？她们就变得没有依托、没有归属了。她们尝到了解放的甜头于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回到她们的母亲、婆婆所走过的道路，承担老式妇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繁重而没有名目的角色，而适应新秩序的整个一套称之为“后援”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她们仍然处于各种新和旧之间的冲突、夹缝之中，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不仅在周围环境中没有消除，而且还很强大；即使她们本人，也背负、因袭着许多旧的负担，内心有着许多阴影，常常处于自责和不知所措当中。


不难想象，处于这种状况中的妇女真是孤独极了，压抑极了，没有人来帮助她们，没有人给她们以适时的指教，以及将她们的生活（生养、做家务）纳入一个可以解释的范围。在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压抑之中，她们只是凭借本能而在黑暗中摸索、挣扎。有了孩子不得不生下来，丈夫不管家务事自己不得不咬着牙全部承担起来，尽管这样，和老式的婆婆之间还是矛盾不断、战火不息。没有一本书告诉她们到底该怎么办。有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没有一本《论女共产党员的修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范元甄种种不近人情的过分做法，也是孤独而造成的压抑的结果。“革命”将一些东西排除出去，将日常生活背景发配到不加言说的“黑暗”中去，从而也把这些女人推到了“黑暗”之中，过度的压抑和孤独造成了她们心理上的不正常，处事方面则体现为急躁、暴躁。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母亲所面临的新与旧的难言冲突中，一般来说，孩子容易倾向于一个保守的立场。这是他们幼小、弱小的位置所决定的。因为他们要长大成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照顾。生命嘛，始终在渴望也在争夺自己所需要的阳光和雨水。孩子并不是天使。就我本人而言，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至少是不理解、漠不关心的过程。每当祖母指责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母亲，说她“不顾家”、“不会做家务事”时，我毫无保留地站在祖母一边，从感情上和认识上全盘接受祖母的一套，觉得像祖母那样把整个心血和生命贡献给儿女的人才是好女人，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但有谁替母亲想过？想想她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感到的困惑：在如此激烈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如此的方式深刻触及到个人时，一个从新思潮走出来的妇女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们如何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如何坚持早年将她们解放出来的社会理想？如何面对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的自己的身份与工作，而原来他们都是平等的革命队伍的同志？如何对待婆媳、姑嫂、妯娌等等复杂的关系？如何对待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她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呢？婚姻不如意或者出现问题怎么办？而当她们从孤独、压抑中无力摆脱，会不会被自己的急躁、暴躁吓坏了，从而产生更大的急躁和暴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包括在那些黑白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当某种莫须有的罪名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能指望妻子们一个个都是女先知？她们一定要在谁也看不清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只能跟丈夫保持一致？听上去我想为范元甄辩护了，是的，如今我们也已经成熟，遇到了母亲那一辈曾经遇到的和不曾遇到的问题，于是对母亲们的孤独、压抑可以有一个比童年时期更宽容、更理解的看法。我想恐怕这一代妇女是历史上最孤独。最无援的一代人了。她们所忍受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如果进一步引申开来一在革命话语及其做法中，所有这些可以称之为“后援”的东西没有它们的地位，革命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重新分配权力，那么这个革命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那就需要更复杂、更困难的论证了，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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