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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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文革專家馬若德 - 丁學良


2012年10月14日



本月二十九日哈佛大學講座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這是他的中文雅名，內地音譯為「麥克法夸爾」）應邀來香港，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譯本首發，在中文大學行政樓祖堯堂作專題報告。這場報告會的最佳地點應該是毛澤東曾指揮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點應該是薄熙來曾唱紅打黑的霧都重慶，可惜這兩地都開辦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點香港舉辦──香港雖然不是中國文革的中心城市，卻早已經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的最大中心。位於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棟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文革學者都得來這裏苦讀苦抄苦思苦撰。


馬若德出身於英國貴族世家，可年輕時熱衷於社會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屬於左翼的工黨，成為議會下院議員。他一度供職於英國外交部，以高級文官身份於一九七一年首次訪華。前此他還擔任過BBC國際新聞節目的主持人，並且參與創辦了後來享譽全球學界的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在政界、傳媒界、學界均積累了親身奮鬥的豐富經驗。當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重新推向世界的時候，西方研究中國的重鎮哈佛大學就把馬若德請回去，執掌當代中國政治的教學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隨西方的中國史學大師費正清讀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願。況且他在這裏讀書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國問題的才女愛茉莉（日後任《經濟學人》雜誌的波士頓站長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國際版主編），結成良緣。


馬若德最早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國際關係，成名作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磨擦衝突，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麻煩關係。然而，有着親身從政經驗的他，對政治大趨勢的敏感度非一般的書呆子可比擬。中國文革一啟動，他就感覺到此一事件非同尋常，於是從一九六八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課題，由此而奠定了他作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領軍人物。一九七四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一九八三年，他發表了第二卷，聚焦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的大躍進；一九九七年，第三卷發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期間的嚴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來將近一千七百頁，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讓人望而生畏、嘆為觀止！它們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殊榮。這位於一九六九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認為是當代最有才華的治中國史的傑出學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討中國現代化之文化價值觀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他命名的這項學術獎，專為英語世界關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優秀研究成果而設。馬若德不但以著作獲得Levenson獎，他在哈佛大學還獲得過Levenson傑出教學獎，可謂雙獎一身，名至實歸。


中國內地對於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視，北京的「求實出版社」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譯本，首印發行量共十一萬冊，盜版則難以計數。馬若德貴族世家出身，對錢財不怎麼在乎，一分錢稿酬版稅也沒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夠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國人民廣泛閱讀。可惜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國內地的言論空間急速壓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譯本的第三卷（副標題是「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一直難以問世。幸虧還有個香港，於是就有了本月二十九日第三卷的首發及報告會。新世紀出版社同時還修訂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譯本，把被內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補足。三卷齊發，以滿足各地中文讀者的渴求。


華人社會裏有句流傳極廣的悲嗆之言：「文革雖是發生在中國，文革研究卻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對中國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馬若德幾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遠在一九八○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學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議，可否在該校本科生的「核心課程——外國文化」的大欄目下，新開設一門專講「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如果開成了，這將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學裏，首項以中國文革為主題的完整課目；到那時為止，雖然西方大學其他的課程中也有中國文革的內容，但都是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或中國現代史的一小部份講授的。


雖然這個建議對馬若德頗具誘惑力，但他卻心中無底──中國的文革是那麼的撲朔迷離、錯綜複雜，怎麼好給美國本土生、本土長的大孩子們講清楚呢？比如說吧，毛澤東正式發動文革的頭排猛烈炮火──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罷官的時代是十六世紀中葉，那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還早了兩個多世紀。怎麼能夠對美國的本科生講明白，在毛澤東的中國，古代史、中世紀史都是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小僕人呢？


誰知道首屆題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程（註冊號碼是「外國文化 48」）於一九八八年春季開課時，哈佛本科生中主動要來上的幾達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學生才只有六千多人。這麼大規模的課，倒是給校方後勤部門出了一道難題，因為校園裏沒有這麼大的常規教室。無奈，校方只好准許這門課在Sanders劇院裏上；該棟古建築物頗具文物價值，平時保管甚嚴，通常是在重大慶典時才動用，我們接受博士學位證書的儀式便是在那裏面舉行的。


我記得正式註冊修首屆中國文革課的學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僅助教隊伍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內。這次從美國、歐洲、北京、蒙古等地趕來香港參加二十九日報告會的，有好幾位都是當年的助教或學生。那時候還沒有現成的課本，馬若德就組織助教們認真挑選中文資料繙譯成英文，複印裝訂成冊作為教材。我印象鮮明的是當時在討論如何繙譯文革時期的特有術語遭遇的困難，常常為一個譯法之取捨爭論老半天。比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最後選定的是具硬譯風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有的美國學生在測驗時望文生義，把它解釋成：「非常富有的人開着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按此標準，香港的「走資派」實在太多了！


馬若德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文革迄今二十餘年，這門課已經成為哈佛的經典課程之一。後來的學生更幸運，因為他們有了一部專著當課本，這便是馬若德與瑞典籍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功力深厚的Michael Schoenhals沈邁克合作，勞作經年完成的巨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幾近七百頁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二○○六年發行，中文譯本三年後問世（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學界的高度評價。


不過，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似乎並不帶來財運。自從《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問世後，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政界和學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機會面晤馬若德，都會向先生索取該書。馬若德自己掏腰包，多次請人從香港購書空郵。隨着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譯本出齊，馬若德的送書支出又要上升一個新台階。


經常閱讀英文報刊的人或許會注意到，今年初王立軍─薄熙來事變以來，馬若德就成為國際主要媒體採訪最多的西方資深學者。倒不是他與重慶有甚麼特殊關係，而是因為他的文革研究為解讀重慶事變提供了最貼切的背景和深層脈絡。薄王那一幫領導幹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輿論制約、更不受道德制約的黑幫式權力，為別人造就了一片紅色恐怖，同時也為自己埋設了一串烈性炸藥。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則是不一定的。於是，從第一聲鑼鼓報幕起始，全世界的觀察家們就在等着看好戲。讀過馬若德有關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們應該有所意識：這台戲還沒有演完，大家還得熬點夜，說不準就在你犯睏不已、呵欠連天、上床便倒頭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齣戲又上演了。


半個多世紀之前，馬若德的老師一輩就對他們這些剛入門的研究中國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說：你們選擇了這個專業，以後幾十年可就有苦活幹了。語言難學、資料難找、關係難建、論文難發、著作難寫，等等等等。不過也有誘人的回報：你把中國政治疏理好幾遍了，有點不耐煩了，突然一切都變了個樣，認不出來了，於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剛湧現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國政治是永遠不會乏味的。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馬若德對我們也說過類似的話。如今，我對來自西方東方的學生們講着相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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