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党内重大分歧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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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党内高层在国家政治经济诸方面一些大的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一直不能化解，又助长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最终与其他一些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被后来人称之为“浩劫”的严重的党内斗争。

　　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党内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又怎样演变为促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部分原因，本文将对此作一讨论。

　　先说说分歧产生的大致背景。1956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中国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中共八大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方面都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以期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更好、更快地推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但是，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举措在推行中却出现了预想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显现出来，但只是被压制住了，并没有解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分歧又再一次爆发出来，但还是没有真正解决。1964年，党内在讨论“四清”运动的政策时，分歧再一次升级，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这之后，矛盾日益激化，本来是对具体政策的不同意见畸变为政治斗争，分歧导致分裂，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场空前的政治-社会危机。

　　重要的分歧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被毛泽东指责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关于国家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的估计发出的批评。

　　“大跃进”以来国内的经济形势到底怎麽样，1962年1、2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曾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实际，主要就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一说是五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经济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无疑于雪上加霜。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对形势作了重新评估。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正常时期的时期[1]。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又说道：“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麽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两次会议对经济形势重新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作出了合乎实际的估计，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符合实际而又切实可行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到本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支在连续4年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七千人大会后对形势的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的最根本一点，就在于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计困难。如果不把困难估计足，还像年初那样盲目乐观，是不可能制订出能够真正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来的。

　　而当时名义上退居“二线”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不同意中央一线领导对形势的评估，特别不同意强调困难过多。首先，他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整个经济形势实际上并不像刘少奇等人所说得那样困难，恰恰相反，经济情况还比较好，至少比前一两年好得多。其次，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远、全局和宏观上看问题。说困难就要检讨错误，而对具体方针政策的检讨必将发展到对党的路线的检讨，最终可能会发展到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党的路线否定了，党的领导还要不要？1957年的事不是又要重演吗！彭德怀的事又该怎么说！此外，毛泽东也是人，考虑问题当然也很难避免人之常情。从个人角度考虑，强调困难和不足，无异于对前一段在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的否定，根据七千人大会的情况看，他对这一点还是很在意的：听到表扬甚至吹捧，他还是满心欢喜；听到批评，他还是一脸不高兴。毕竟，谁能愿意别人说自己不好甚至不行呢？特别是中共党内有这样的传统：不好就下台，不行就靠边。形势问题关系重大，搞不好后果会很严重，绝不允许说形势不好！

　　1962年7月20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目前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8月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3]。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讲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这两年国内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在以后几天的中心小组会议上，他又多次插话、讲话，继续阐发他的观点，激烈地批判“黑暗风”[4]。比如，8月9日，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口气也严厉起来：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谈黑暗，不讲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他认为，对形势认识的差异反映了世界观的不同。8月11日的谈话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路线的高度。他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谈成一片黑暗。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反革命、党内的坏人露了头[5]。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对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提出批评，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这两年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6]面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指责，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7]。

　　所谓“单干风”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后期农村中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破坏而出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进行的指责。

　　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运动中，与生产力的“飞跃”相适应，在实现生产关系的“飞跃”方面进行的尝试。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所谓大，一是规模大：将原来的数个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全国平均28．5个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平均3个多乡合为一个公社，有的甚至一个县合为一个社；二是结构复杂，功能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各行业合一，既是生产管理机构，又是政权组织；既有农，又有工、商、学、兵（民兵和军队建制），与原来的合作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全新的基层社会组织。1958年7月，《红旗》第三期和第四期发表的陈伯达的文章中转述了毛泽东构思的公社思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所谓公，是指在人民公社内部，一切都强调一个“公”字，并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无偿调拨，平均分配。社员实行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吃“公共食堂”，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个人财产和生产资料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

　　人民公社及其一套“共产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后我国农村中曾经实行过的、并且是农民自己发明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其基本特点是社员以户为单位向农业社承包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并以承包户为单位进行生产，产品中除去向农业社上缴的部分，剩余全部归己（当然，实际实行中的做法花样繁多，但实质都是一个——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生产，预先规定上缴数，上缴部分按预先规定的上缴数上缴，剩余全部归己，多剩多得。）这种办法有利于调动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也比较适合我国小农业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包产到户虽然屡遭批判和禁止，但在我国农村中却“阴魂不散”，一直不曾绝迹。

　　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由于“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在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政策进行改正，在这种情况下，包产到户的做法又在农村中抬头。最初是在安徽，接着相继出现在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中“大锅饭”、“大呼隆”的做法极端不满、迫切要求生产自主权而自发采取的一种行动，它对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包产到户出现后，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是赞同并支持的，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

　　毛泽东一开始也表示可以试验。但是由于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包产到户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在今天，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才可能以“建设需要”的名义把农民迁来迁去），又把“分田”与恢复私有制等同，进而与资本主义等同，他很快就对此表示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田家英在向他汇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时谈到了包产到户，他就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去搞什麽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在同刘少奇谈话时，也对刘前一段在京主持工作的表现表示不满，责问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麽没有顶住。在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对包产到户这股“单干风”提出批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8]。在8月6日的会议上，他对包产到户提出了较系统的批评，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你是站在1/3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2/3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9]。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10]。

　　所谓“翻案风”，顾名思义，就是要“翻案”。

　　具体讲是指三件事。第一件事，甄别平反。在1958年的“拔白期”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有许多人遭到错误打击。仅1958年受处分的党员就比1957年增加了三倍[11]。鉴于此，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这之后，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几个文件，不断加大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邓小平在1962年5月7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说，甄别平反工作，采取一揽子解决比较好，“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这样，很快为几年来、主要是“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平反[12]。

　　第二件事，彭德怀“上书”。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和处理。在中央决定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期间，1962年6月2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约8万字，被称为“八万言书”）。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13]。

　　第三件事，小说《刘志丹》。工人出版社曾约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时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景范的爱人）撰写小说《刘志丹》。李建彤从1958年期开始写作，先后五易其稿，期间，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贾拓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刘景范等也对小说提了修改意见。1962年春，李将小说的第五稿送周扬审阅。

　　毛泽东对以上三件事都明确地表示了异议，指斥为“翻案风”。关于第一件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批评。他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14]。关于第二件事，彭德怀不仅被说成想为自己翻案，更被说成是向党挑战，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15]。毛泽东在会上坚决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6]。关于第三件事，小说《刘志丹》一开始就被人指责为“为高岗翻案”[17]。康生更说这是“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还说这“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与会者转述了康生这一说法，并且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部小说便被当成反党活动进行批判。全会还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进行审查。审查小组在稍后提交的审查报告（草案）中说：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8]。

　　以上“三风”，“黑暗风”是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单干风”是针对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翻案风”是针对党在政治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三风”如果成立，基本上就全盘否定了自1957年以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领导实践。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他并且对党内一些人居然会对事情得出这样的结论感到惊讶。他进而认为，“三风”的出现，表明党的一些领导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重大。在毛泽东看来，对这样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要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党内就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共就会像苏共那样“变修”，中国也会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19]。

　　还有一些事导致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不满，这些不满表面看带有个人色彩，实质上还是由于在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严重分歧造成的。

　　可以举出的一件事是在讨论“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的“不愉快”。

　　这件事大致是这样：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原定计划，这次会议是利用三届人大召开、各地负责人集中在北京的机会，总结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期的安排也不长。但是，由于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会期延长至一个月之久。并且，这次会议对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会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但毛泽东还是参加了会议。在其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但只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对这两件事毛泽东显得非常不满。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拿来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其中载有八大通过的党章），另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接着说了一段语气严厉的话：“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麽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20]。他接着又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21]

　　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进行批评。毛、刘的分歧与矛盾公开化了。

　　毛、刘之间比较严重的一次争论发生在12月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对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断言：“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而刘少奇则一再坚持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反问说：“什麽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麽性质？”[22]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麽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3] “二十三条”原来的稿子讲，农村的走资派各级都有后台，中央也有后台。通过的时候，周恩来说，中央都有后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改成中央各部门也有后台。刘少奇说，饶漱石是一个走资派，他上来是我提拔的，我重用的，我就是饶漱石的后台呀？对毛泽东关于“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中央”，“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说法的不满溢于言表。会场的气氛是相当紧张的[24]。

　　在这前后，还有一些事件和插曲也是耐人寻味的。比如，11月底，毛泽东针对他动员各级领导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干部下去的情况，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25]话里话外，五味杂存。

　　了解以上背景，才能理解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几次“发作”。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生日。1964年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26]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27] 。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8]。

　　两位主席之间出现的裂痕使党内不少人忧心忡忡。就在上述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之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刘少奇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29]。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消除。这件事对毛泽东也有影响，影响之一就是在这之后，他与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关系明显地疏远了，人们开始对他“敬而远之”，而毛本人对此当然心里明白。1965年8月3日，他对来访的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30]。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31]。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情绪，着实耐人寻味。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还可以举出的一件事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批判吴晗问题上对毛泽东的“不恭敬”——在批判吴晗这件事上，彭真以及整个北京市委居然根本不把他的意见当一回事！并且还公开表露出对他的不满。

　　在姚文元那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上，北京市委对批判吴晗从一开始就公开抵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明确表示：“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并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下了宣战书。[32]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这样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去找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33]不仅如此，彭真还主动找上门向毛泽东“请教”此事，并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34]。彭真的咄咄逼人使毛泽东猝不及防，他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以至于不得不当着彭真的面把有些问题——比如说吴晗剧本的“要害是罢官”，暗指吴晗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往当时在场的康生身上推，说这个问题是“康老”发现的，这使得康生也有些措手不及，连连否认，非常紧张。

　　其实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就“刺激”过毛泽东，当时是在总结大跃进期间的错误与教训，彭在1月18日的大会上发言，说道：“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彭的话立即遭到陈伯达的反驳：“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马上起而答辩，说他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35]

　　毛泽东对彭真的这些话当时没有什么表示，我们也不好揣摩他听了这些话后的想法，但他对林彪的发言则赞赏有加。林彪发言只有一个意思：毛泽东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一切只要按照毛泽东的话去做就行了。如林彪在发言中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时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还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彪的结论是，“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毛泽东当时就对林彪的讲话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这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唯一称赞的一个讲话。会后（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那么多人发言，毛泽东唯独表扬林彪，这实际上已经很明白地表示出他对那些说他也有“错误”、也应“负责任”的人的不满，其中，当然包括彭真。

　　彭真的举动是自1942年以来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的最严重挑战。彭时任诸许多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总书记邓小平负总责），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彭真的党内地位仅次于政治局常委，而权力则大于一般常委。北京是京畿重地，彭真可以说掌控着这里的一切。此外，彭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三十年代起就在刘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其职务和地位稳固攀升，大跃进后国家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彭真更是格外倚重[36]。彭真的举动和刘少奇的举动，难免使人产生某种联系和某些联想。毛泽东是具有超常政治敏锐、政治警惕和政治远见，并且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阅历的政治大家，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会怎样应对呢？他应该怎样应对呢？他肯定比一般人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更多。他在安全方面的要求肯定比常人更高。更何况共产党内以把现任领导“搞掉”的方式来实现权力交接已经成为惯例。就中共的情况看，几乎每一次最高领导人的替换都要通过一次“路线斗争”才能完成。苏共也是这样，斯大林是通过严酷的党内斗争才站稳脚跟；赫鲁晓夫也是以搞掉马林科夫以及贝利亚的方式上的台；赫鲁晓夫曾经是那样的不可一世，还不是一下子就被搞掉了吗？可不能大意啊！毛泽东下决心罢免彭真，端掉北京市委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之后，刘少奇与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又发生严重分歧，这促使毛泽东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刘少奇必须下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才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接班人篡夺权力。

　　再看分歧的另一方。刘少奇一开始也作过种种努力以求得毛泽东的谅解，目的当然是要维护大局，也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同时也想保护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刘少奇的用心，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明显。派工作组是当初大家共同研究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37]，但后来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关于工作组的种种“坏”处的夸大之词，又对工作组大加指责，说工作组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此时，刘少奇并没有提当初与周、邓等共同研究以及毛泽东本人也同意派工作组这一情节，而是默默地把责任承担了下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以后，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升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了。既称“司令部”，当然就不是一个人，但刘少奇明显地不愿意牵连别的人。在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错误与大家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当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向大会提出：“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38]

　　但事实表明刘少奇也不是一味退让，当他试图取得毛泽东谅解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时，他就放弃了这种努力，并且态度也坦然起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8月4日，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前一段在领导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口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9]此时刘少奇起而为自己辩驳，并发表了他那有名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举无异于公开宣布了自己不打算再退让的立场，必然招致毛的更加强烈不满[40]。事实果然如此，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刘发出致命一击，那就是他那张著名的大字报。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秘密约见刘少奇（这是两人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41]谈话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还是没有能够把“文化大革命”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仍然把它看作是出自于毛泽东与自己的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的结果。言语中似乎还有对毛泽东为了要把自己搞倒而置党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并不惜伤及无辜的做法的谴责。这些都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不管刘少奇这番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从毛泽东的角度，都有理由理解为彻底决裂，从此分道扬镳。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要刘认真学习，保重身体。毛特别向刘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法国哲学家狄得罗写的《机械人》[42]。毛泽东对此次谈话早有准备，所推之书当然事先也有考虑，此时的刘诸事挠心，已经焦头烂额，并且主要心思还在怎检讨过关上，毛泽东绝对不会相信他还能静得下心来去看闲书，那么，毛泽东使用这种晦涩的方式到底想向刘少奇表达什么意思呢？

　　认识上的分歧又怎样导致了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党内斗争呢？来看看毛的东自己是怎样说的。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指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为“牛鬼蛇神”；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张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著名的大字报，其中说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中还说了“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样的话[43]。

　　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认定党内长期以来就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4]。

　　1967年2月3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45]。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向我们传递了这样几个意思：第一，毛泽东与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对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认识上早就有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他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越来越不满；第二，毛泽东始终认为他自己是正确的，而“某些人”是错误的，是“右倾”或“形‘左’而实右”，是“牛鬼蛇神”“放毒”，进而认为这些人是在搞“修正主义”，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因此，必须把这些人“打倒”、“罢官”，“夺回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

　　所以说，分歧由来已久，而这种分歧又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反而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越积越无法化解，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空前的党内斗争。

　　注释：

　　[1] 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0页）

　　[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6页）

　　[3] 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6-197页）。

　　[4]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5页）。

　　[5] 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7页）。

　　[6] 曹英：《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

　　[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5页）。

　　[8]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06—909页）。

　　[9] 毛泽东1962年8月6日，8月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1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5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84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84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7页。

　　[14] 参见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6页。

　　[15] 参阅《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7页。

　　[16] 毛泽东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郑谦、韩钢著《晚年岁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7页。

　　[1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17页。

　　[18]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55页。

　　[19] 同前注10。


　　[2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69-970页。
　
　　[21]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文革悲剧》，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74-375页；另见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603-604页。

　　[22] 曹英：《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

　　[23]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文革悲剧》，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74页。

　　[24]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见《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85页。

　　[25] 曹英：《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

　　[26] 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7]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8]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注释[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73页。

　　[30]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437页，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1] 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

　　[32]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85页。

　　[33] 毛泽东，1967年6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出处同前注[9]。

　　[34]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7页。

　　[35] 王瑞璞主编：《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上卷第338-340页。

　　[36] 这方面可以举畅观楼会议为例。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考虑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将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且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便责成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这实际上是要彭真主持对中央一个时期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进行一番清理，以决定今后工作的方针、政策。这次研究还要为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提供基本依据。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刘对彭的倚重，从此事中可见一斑。

　　[37] 1966年5月30日，鉴于有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已经无法继续行使领导职能，在京主持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后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提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6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市委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也表示同意。（见黄峥：《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载于《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38] 同上。

　　[3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036页。

　　[40] 贾兰勋：《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载《百年潮》2000年第1期。

　　[41]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4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055页。一说是三本，还有一本《淮南子》。

　　[43]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109页。

　　[44]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74页。

　　[45] 穆欣《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龙去脉》，见《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

　　
　　韩西林，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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