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 我所认识的张郎郎 (有附文二篇及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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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张郎郎 (有附文二篇及读者来信)


作者：遇罗锦






1979年的一个白天，我忽然听到敲门声。 当时我住在北京三里屯的一所居民楼里，第二任丈夫蔡正在上班。


那时家家没电话， 连电铃也没有。 我开了门， 只见一中等身材，相貌老诚的中年男士， 他自我介绍道: “我叫张郎郎, 你是遇罗锦吗?”


“是呵。”


他进了屋，说道: “我和你哥哥遇罗克一起关过死囚牢。”


“真的?” 好感与惊讶油然而生。 我请他坐﹑并去倒茶。


“你哥哥一提起你，就说: ‘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儿……’”


“真的?”


我们会有多少可以聊的! 尤其是他说， 他是「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 他的父亲就是院长张仃的时候, 我这「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生, 在我校邀请他父亲来示范的速写大课上, 全校师生一起看张仃的讲授与当场速写, 就更感到我们该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他问我每天在家做什么, 目前在做什么, 我一一告诉了他: 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正在给我一家人的政治问题平反, 我正等着回归原单位「北京市玩具六厂」上班，我正在写《冬天的童话》。


“写你哥哥?”


“是。 要写他。”


“写小说还是报告文学?”


“实话文学。”


我等着他开口, 也能说说我想听的: 说说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 说说监狱, 说说死囚牢, 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说说你为什么没死, 说说你的父亲, 说说我去过不只一次的你们学院, 也说说你在做什么……


遗憾的是他很少说话, 他只想听而不是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黑暗的大眼睛里, 似乎有着深不可测的拘谨。 我以为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就是不爱讲话; 而我自己又没什么再可讲的。这难得的聚会竟与我的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坐了十多分钟就告辞了。


遗憾! 我想听到哥哥的事情，他在监狱里所有的事情， 竟什么也没听到!






第二次见他是在大约1984年 (这之前的几年是毫无音信)。第三任丈夫「拒不认罪的右派份子吴范军」(1957年「钢铁学院学报」的头版大标题)—— 他对那些下海搞生意的人兴趣无边, 在一片下海挣大钱的热潮中, 不知怎么他得来了张郎郎的电话号码, 说他现在搞大生意, 常驻「北京饭店」, 说张约我们去看他。


毕竟怀着对郎郎的好感, 我和范军骑着自行车, 从海淀大学区骑到老远的「北京饭店」。那是一个干燥烘热的正午, 我们灰头土脸地在门口登了记, 并找到了他的大房间, 只见那两居室的屋子里, 张郎郎与半屋子人, 坐的站的或是手不离电话地谈着讲着待着; 电话铃又刺耳地响起, 郎郎忙得不可开交, 他里出外进, 似乎晕头转向, 连和我们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 围着他, 堵着他, 等着和他谈话的人有十好几位, 还有新的在进来找他。我们只好坐在楼道的椅子上干等。 我才明白他约我们来看看不过是随便一说, 而老咪兔竟然当真。 我们连口水也没喝就悄悄走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1986年我来到德国。是在1989年「六四」后, 于香港「开放」杂志上见到了张郎郎的文章《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这篇文章多年来， 有多家媒体转载。 附文一)。


他写得很生动。他描写的哥哥也较象哥哥, 但不是完全象。 比如, 哥哥从1966年10月四处张贴油印的《出身论》起, 他就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是把命豁出去的; 我在《一个大童话》里有详尽的描写。他对哥哥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知识并不了解。他只以哥哥没看过萨特的《存在主义》那本小薄书, 就认为哥哥的哲学知识贫乏。 当时萨特这本小书，1970年之前, 只有高干阶层作为「内部读物」才能读到, 当然包括象郎郎这样的高干子女。严家其给我邮寄这本书时, 已经是一九八几年了才在市面上公开。 郎郎也不理解哥哥的信仰, 他描写的哥哥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选择, 是那么古板干涩, 哥哥绝对说不出中共那样教条无味的话来。 郎郎对哥哥深厚的文学和历史知识也知道得非常肤浅, 他只看到哥哥爱做古典诗词, 就认为他偏重于国学。 他甚至对哥哥的话给予歪曲: 说哥哥对他说: “出身不好的人都有软骨病, 成不了大气候”; 这明明是中共的想法和愿望, 而不是哥哥说过的。哥哥在家里说过: “出身不好的人都有自卑感, 这最让我痛心。” 假如哥哥象张郎郎那样讲, 那样瞧不起「黑五类」和他们的后代的话, 他如何能愿意为他们掉脑袋?


尽管这篇小文不尽人意, 但除了张郎郎, 没有人写出哥哥在监狱中的生活, 哪怕个别难友早就在自由国家定了居, 但他们就是不写一字。


尽管此文不尽人意, 但毕竟我们知道了哥哥狱中生活的只言片语和一些音容笑貌, 我们还是很感激郎郎的。






第三次见面是在2001年夏天。在国内出版了《我家》一书的罗文, 应司马璐先生邀请去美国。 我也应邀前往, 参加纽约胡平他们主办的「纪念文革35周年」大会。


我和郎郎又见面了。 我才发现, 事情是多么好笑: 我每见他一面就换了一个丈夫, 现在是第四任德国丈夫海曼了。 只一点没变的是: 四位丈夫在我眼里全是“儿子级”, 一个比一个更象“幼儿园”。 那时, 当着几位朋友的面, 我不怀一点戒心地对他开玩笑说: “大概我和你结婚最合适。”


他不置可否地笑笑。 在这前几年, 我收到过他一封手写的信, 只是一般的问候, 他写早就离了婚, 心脏又动过大手术, 他的女儿完全变成了“美国孩子”, 和妈妈在一起。 他还给我写下了他在北京的家址。其实,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想回中国。 他为什么要主动联系我, 他说要来西欧看看, 或许他希望我接待他。 但我家就两间屋子, 没有单给客人的住房和卫生间。何况当时我是不买电脑不想“出土”的“秦朝人”。


眼下, 与两位刚认识的朋友夫妻A和B, 热情地邀请我们三个住在他们家。 与郎郎一起, 我们五个人挤在A的汽车里, 开向华盛顿…… 一路上休息时, 罗文毫不掩饰地说了想以政治庇护留在美国的打算, 我们还说是否应当成立「遇罗克基金会」? 郎郎说:“不会英语什么也干不了。” 他兴致勃勃地说再工作几年就该退休了, 还差多少个”点儿”…… 他和哥哥都是1942年出生。






在华盛顿住下之后, 白天这夫妇俩早出晚归地上班。为抢到一个停车位, 为了努力地做出成绩, 我亲眼见到了他们披星戴月的辛劳。 在这三层四个卫生间的大房子里, 决心留在美国的罗文, 为了给自己找出路, 在家里一拨拨地请客, 我就成了买菜做饭兼洗碗工(尽管主人已经给冰箱填得满满, 可我太爱吃青菜)。






“郎郎就住在我们附近,” A说: ”步行也就十几分钟。 他那房子可比我们的贵多了。”


“真的? 那可以去他家看看啦.”


“谁也进不去, 谁也不许进他的家，” B说: ”听说他还有个女朋友同居, 可是谁都没见过。”


“这么神秘?”


“神秘的事还有: 这儿都传说他是特务。”


“理由是什么呢?” 我问。


“他在出国流亡政治庇护之后, 又回中国住了五年, 一点儿没有受到公安的刁难。回来就买了这很贵的大房子。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现在他的职业是什么?”


“是给魏京生当秘书和助理之类，一个月才挣一千美元。”


“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家信箱常丢信。罗锦, 你说你邮寄的两封航空信， 我也没收到啊。”


“难道会有人偷信吗? ”


“谁知道?”


“假如真有, 也就是说, 你这家里和邮箱的声音, 他在家里都听得到?”


“难说啊.”


我仍旧半信半疑。 然而, 事实却让我不得不进一步怀疑他。


有几次我们请客, 自然郎郎是一起来的, 可有几次并没请他。奇怪的是, 每当我们把饭菜刚摆在桌子上时, 门铃就响了—— 是他。


按中国人不好意思不让坐的习惯, 他不温不火地地进来入坐了, 仿佛是早就请了他似的。 也象每次一样, 他只是听, 不多说。 偶尔他会插一句无关紧要却很幽默的话, 逗得大家笑, 觉得有他在坐是多么好。 也有时, 当别人回请我们, 吃完丰盛的饭菜, 那主人请我和罗文去另一房间录像并要回答许多提问时, 郎郎悄悄告诉我们: “他又可以向国会要钱了。” 我们才恍然大悟。


总之, 我们的每一次聚会, 不管请没请他, 他都必在必到, 由始至终地陪着, 既不显得累又没有一点不耐烦。我们住了半个多月, 约会共有十多次。


可我心深处, 有一幅永远挥之不去的图画: 有一晚, 我们刚把饭菜摆在桌上, 门铃又响了。 我去开门。 当我把门打开时, 那站在台阶下和阴影里的郎郎, 他那向上望着我的眼睛, 令我的心一哆嗦: 那双埋藏在昏暗里的叵测的双眸, 是那么深不可测, 象是魔渊中有着太多的秘密与恐惧……






尽管如此, 我仍不能肯定他是特务。难道, 他在监狱中变了节, 真是监狱里的盯子? 我没有充足的证据。


直到2008年, 我开始修改自传小说《一个大童话》时, 必须要重读他的和别人的文章才发现破绽; 以及2009年, 我买了电脑, 我在网上的许多文集里, 看到了监狱中被罚戴背铐的描写(廖亦武, 王蓉芬, 林昭……), 这证据, 首先是从郎郎的文章里来的——


一. 二十多年来, 身在自由世界的郎郎, 仇恨中共的他, 文笔很好的他, 为什么只有这一小篇关于哥哥的文章(附文一)? 这本身就很奇怪;


二. 郎郎为什么进监狱, 为什么进死囚牢, 又为什么轻轻松松地出来了?死囚牢难道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地方? 他写得很笼统或毫无交代;


三. 他在文中对哥哥的一些话与歪曲的描写, 很象经过了公安局同意和修订的, 而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他刻意写哥哥没想到自己会死, 亦不是事实, 这在前面我已有交代. 哥哥在文革中对我说过: “人一豁出去, 心一横, 什么都不怕了。” 哥哥根本不是怕死的人—— 他不想死, 但他绝不怕死;


四. 郎郎对背铐的描写太轻松了, 与上述的那三位及别人的描写没法比。他对哥哥所受的具体的罪——怎样扒在地上啃窝头, 谁敢帮他解裤子解手, 他睡觉盖被时如何困难……全无描写; 他所写出的那些唱歌聊天等等, 都是生活小事﹑都无关痛痒﹑都不是关键问题﹑都是公安可以同意的; 而这些作为他的”光荣历史”, 恰恰成了他的「反包装」;


五. 关键的事他故意地不写一字: 公安对哥哥一个月多达七八十次的疲劳审讯和半年背铐, 以及还会有其他许多说不出名堂的折磨, 不仅因为《出身论》, 更因哥哥抄下了上千的读者来信人名和地址, 公安怀疑哥哥要搞党派。而罗文在文革武斗中, 无意中得到一颗手榴弹的事, 根本就安不到哥哥的头上(详见《一个大童话》和《我家》);


六. 《出身论》的巨大影响和怀疑哥哥要成立党派, 这才是公安最最害怕的。公安把哥哥放在一屋子的刑事犯中, 故意把一个与哥哥“口味相同”的郎郎派去做盯子, 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七. 由于哥哥坚决不交代自己和别人, 坚决不认帐, 在哥哥死囚牢的最后的日子, 他们又把郎郎派进死囚牢去套话. 只有郎郎自己能回忆: 眼里不揉沙子十分敏感的哥哥, 已经知道他是盯子了, 在死囚牢里, 会怎样破口大骂他, 然后是一言不发!


至此, 公安也绝不让哥哥好死, 临刑前, 强迫进行了活体器官移植。


八. 2008年十月, 我在美国时, 读到了作家李劼在「世界日报」的《评<雅宝路旧事>》一文, 对张郎郎的这本著作之看法, 他很有见地说：作者写得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毫无“童心”。 而身在自由世界的郎郎, 为何连写一本回忆儿时的书都不能畅所欲言呢? 难道他所有的文章都要经过公安过目和允准吗?


九. 我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一个大童话》里, 已经对张郎郎有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描写了。 这本书, 无论公安如何想消灭它, 但它已经在国内流传了。面对这无法回避的事实, 才有了以下郎郎的新作——


十. 昨天, 朋友发来了信(附文二): 2010年五月, 公安又昏了头, 索性让郎郎出面公开地污蔑哥哥了。 他们发现遇罗克怎么还活着, 而且越来越让人民纪念, 中共是受不了的。 他们推出这唯一与哥哥在一起的“狱中证人”出面说话, 就以为老百姓全都相信郎郎的谎言—— 郎郎竟说哥哥在监狱里出卖难友。 可是, 连「弱智」者都知道一个常识: 谁出卖别人, 谁就不会死了。郎郎自己活命的做法, 硬加在哥哥的头上。


哥哥所以不会出卖别人, 也不出卖自己, 是因为他的精神境界, 是很少有人能达到的。 我在《一个大童话》以及早先在国内发表的作品里, 都写过: 从他少年时起, 他就坚持写日记, 就以「吾日三省吾身」为做人准则。 在文革的「红八月」里, 在烧掉所有的日记﹑文稿和读书笔记之前, 他让我去看他的心灵积累。时间紧迫, 我只看了他的日记。 尽管是必须快快地翻看, 但他每天的自省, 早已成了习惯甚至精神享受。我们视自省为苦事, 于他却是乐事, 是他每天离不开的自我精神食粮。 一位丝毫不肯自欺的人, 一位敢为真理献身的人, 一位把自省变为习惯的人, 是不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去出卖任何人的。 张朗朗和「太子党」想用这“出卖人”的污蔑去泼黑遇罗克, 殊不知, 遇罗克绝不是他们任意编造的文章所能打倒的;


十一. 郎郎说哥哥的雕像纪念碑底座上, 诗人北岛的话是多么无力云云, 着力把哥哥说成一个毫无大志的人。 其实, 把背叛自由的北岛的诗句刻在底座上, 是很多人十分不满意的事情。 胡平立即在当月「北京之春」的文章里, 已有阐述和驳斥。而我们, 冲着胡平为了建立雕像的十年苦心, 又不好意思直说。 现在不妨一起都说出来: 哥哥有自己最好的话, 为何不刻在底座上? ——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难道刻上这句话, 中共会不放谁一马? 然而, 我们理解国内人的战战兢兢, 毕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艺术家严正学;


十二. 我相信郎郎是很想退休的。 我不会忘记在2001年他那些十分盼望退休的话, 他眼睛里幻想的热烈的光芒。 仗着遇罗克与魏京生给予他的“金色外衣”, 他已经高升了—— 去一美国国防部级别的单位去教中文。在他六十七岁时, 今年, 听说他忽然“中风”。别人中风是走路不稳﹑鼻歪嘴歪流口水, 他中风是伶牙利齿, 象个健康人, 只是认不出中文字。 美国都是家家相隔很远, 各过各的, 谁怎么说你就怎么听。 于是他就只能打电话了。听说他打了四十多个电话 —— 因病退休, 要回国了。 他高兴地打给一家主编说: “就算是反革命(特务), 也得让他退休吧!”


我们都以为他不再回来了, 许多人都松了口气。 别的不说, 光是车祸, 从「六四」后海外死伤那么多对抗中共的异议人士, 是否也有他的巨大功劳? 假如你看过美国秘密警察写的回忆录, 就知道制造车祸的第一人, 是必须有人先报告谁谁何时开车出远门, 其他各项技术是哪国人都可以去做的。


然而, 他回国后的第二天, 就去参加异议作家的聚会了。 一位国内朋友来信说: 『郎郎谈笑风生, 可不象有病的样子。』


大家还是以为(希望)他不再回来了。


没想到, 前些天, 美国朋友来信说, 郎郎又回美国了—— 他说公安部不让他在国内待, 说允许他一年回两次中国(好去汇报)。


个别人又害怕起来: “他可是个高级杀手啊! 是否为了纽约建立的新民主党而来? 难道海外人手不够? 多年来他工作出色稳重所以很需要他? ”


是啊, 老共找到象郎郎那样合适的人, 其实是挺难的。象王万星那么傻的才两个电话就露了马脚。特务, 是没有退休没有自由的。


写于2010.5.14


首发Google博克: 遇罗克与遇罗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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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和附文二:


一.


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张郎郎


一、
　 一九七零年二月九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 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们举手投足，全"哗哗 "地响。
　我们趟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後，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碰"的一声又关上了。我听见了，那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他在这样的最後关头，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後，走廊里死一样 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
　 他是想用假装交待材料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为什么当局没有上当呢？我想：遇 罗克和他们已经斗智了两年多了，互相之间已经太了解了，他们不会再上当的。 遇罗克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丁大个儿让遇罗克气疯了，见人就说："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
　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在当局眼里，他确是个狱油子，简直是个讼棍。他了解中共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往往能找出预审员的违法、违章的破绽，还能找到自己解脱的漏洞。他还知道中共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和不成文的各种程序，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和背景，以及他们的性格、脾气。每个犯人提讯回来，总要向他请教。他曾详细地盘问所有审讯的细节："是谁问？问了什么？怎么问的？别人怎么插话？谁发脾气，谁又打圆场？什么地方狠追不放？什么地方又假装糊涂放过然後突然放回马枪？" 他了解後细细静想，然後分解揉碎了释解给犯人们听，告诉他们："这会儿是展开阶段，你就尽量往远处说，往没边的地方说。""这会儿你的问题，他们准备收口定案了。那是关门叫吃铁门栓。你要成心让他逮个耗子，一点儿什么不给那不行，他们没那么傻。"告诉你如何应付下一次提讯。他成了号里的宋士杰，犯人里的免费律师。
　 三、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调号正好调到了他同一个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我这样自我介绍："我姓遇，愚公移山愚字去电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字。罗霄山脉（罗霄山是井岗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我佩服那些在地狱中仍不丧失微笑功能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完全是个书生模样。脑瓜其大无比，向斜後方竖过去，落个"冬瓜脑壳"的美称。每天早晨起来，他还一本正经做广播操，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无比。别人笑他，他也一块笑。满身学生腔儿。可是他和一般书生不同，他好摇头晃脑地哼些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四、
　许多犯人，尤其是在外面当干部的犯人，会觉得遇罗克太尖酸刻薄。在狱中管学习的犯人官称"学习号"，我们的学习号叫李考良。遇罗克就说："李是李承晚的李，烤白薯的烤，凉半截的凉。"那李考良正经不起来，急不得恼不得。当我们背诵"老三篇"之後，又学"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念到疲惫不堪、头昏脑涨了。遇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 他发言了，慢条斯理。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份子像是突然见到狡兔的猎犬，省过闷来立刻跳将起来。争先恐後，七嘴八舌：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么？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焉焉地拱火：
　 "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等批判者的话一级级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突然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地笑了起来。开这种玩笑，在这个地方，可真得有胆！
　 五、
　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总会"门清儿"，所以，任何人都会在某方面比我知道的多。一天，一位工人对我说："别把什么都告诉他，他在不知道你的底之前，对你感 兴趣的不得了。等他把你肚子里的玩意儿掏干净了，就不爱理你了。" 也许，他有时是这样，也许他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也会得罪人。他只关心自己积累了些什么，只想应该找一切机会多学点东西。好在我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後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别的牢房里，刚刚从别人那贩来的。他通过给我讲来复习这部份知识。我的天，他真的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那合情合理，是平等交易。我从他那儿又学了一招。
　 六、
　其实，他也喜欢宣讲。他主动要宣讲的时候，就不在乎合同不合同了。在我们号的几个年轻人要求下，他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非常入迷。可是，或由于基础的原因，他们往往听不明白遇罗克的讲述。他转过头来问我学过没有？说："在大学我学理论，这些我全懂。"他又兴趣很浓地追问起我来，我对这套没什么兴趣，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对着。他胸无城府地直接了当地说： "不行，你看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化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些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不同些，并不一定要用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沙特和黑格尔是有极大区别的。" 他听了以後很不以为然，後来他真的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沙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沙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他说了许多过火的话，我真一点儿也没生气。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是佩服和羡慕这样的人。只有有这种精神的人，才能彻底，才能深钻下去。
　 七、
　一天，遇罗克从同屋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那是他习惯的嘲弄的笑容。後来，那个老头受到了政府的警告，不敢再把他那套旧版的"毛选"借给遇罗克看了。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後，我一定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像是馋孩子见到巧克力。我却不明白怎么会那么有意思。 他後来对我说： "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又露出满意的笑容。
　 八、
　 每天早上，放茅的时候，他总是挤到厕所唯一的窗口边，向外贪婪地看着。我们 只有这个窗口可以看得见外面的树和院子。牢房的窗子是漆成白色的了。根本不透明。
　 那回我们俩正好站在一起，窗外的树枝刚刚冒出嫩绿的春芽。他伸出手去，想摘回一枝春芽。我也伸出手，可惜铁栏挡住了我们的身体，无法钩到那个树枝。他突然笑了，说："我的手出狱了，我的手自由了。"我也挥着自己的手说：" 我也自由了！"
　 每早吃完饭，他都会向管理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笔的。他说：要 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天都会给他。他就用这个方便，乘机写下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後藏起来。
　我们俩曾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起来的，都一一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五百首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星期天，我们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似乎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沟流月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良性自我解脱方式。一种个人的小小奢侈。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心想将来有机会能带出监狱，也算是一种纪念。可惜在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我明白：告密者常在。晚饭後，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诗词。我对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特有的韵味。只有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才能真正理解、体会，也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中国特殊的感受和情绪。他微笑对我说，一首盛传是乾隆所作的"登香山"，那正是遇罗克所填的词。词的最後两句是： "来路崎岖征路长，哪堪回首眺望。" 他读完後，有些伤感地望着傍晚的天空----铁窗外的一角火烧云。那时候，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学着写了些旧体诗词，请他指点。有时，我们贴坐在墙根儿，用块方格手帕当棋盘，一人手里拿一张废纸或手纸，两种颜色的纸。用那当棋子，每走一步，就撕下一小块纸。队长来查号了，我们不慌不忙把手绢一折，往兜里一揣。我们把那叫做"隐形围棋"。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他仗着记性好，
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你绕晕了。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 棋谱。别说"桔中秘"、"梅花谱"，那么一本不大有人知道的书，他多能头头是道给你聊半天。真不知他那脑袋怎么长的！




　 九、
　或许由于他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一到那时候，他总是向我说起他的家，自己的童年。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 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平时，他很少哼歌。可一说到童年，他曾一本正经地唱起一首苏联歌曲："斯大林率领我们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很投入，唱完後自嘲地笑笑。告诉我说："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还得了奖。"他一回忆起这些，回忆起小时候，家中种的各种花卉。回忆起和弟妹们一起玩"官兵拿贼"……似乎，他曾 有过一个金色的童年。他突然问我："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 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面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我们却要二十个人挤在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之中。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的人都不作声，默默地听着听着 ……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别唱了好不好？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 么悲惨的歌！" 遇罗克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老头儿哭了：
　 "这支歌一点也不悲惨啊！"
　 "算了，我们不唱了。"
　 我们坐下来。那时候，遇罗克还戴着手铐。每次吃饭之後，血管一胀就很难受， 他总是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我谈谈，借以分散注意力。我也讲给他我自己家，我的 经历，我的兄弟姐妹，讲完了，我就说：
　 "我知道，这一切都一切不复返了。"
　 "对，将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他说完，又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十、
　他入狱的直接原因，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出身论"。一天我们议论起：什么样的作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什么才是值得去牺牲的？我认为自己入狱就不值得，纯粹是个历史误会。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更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因为自己太热情、太冲动、太好抱打不平。结果，糊里糊涂卷入政治旋涡，极其荒唐地变成了个政治犯关在这里。遇罗克想了想，说："我值得。"
　 我望望他，他直视着我----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要自信得多。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 '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 。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过了会儿，他又笑了，说：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在监狱里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但是，你来以後，慢慢了解你了，发现其实我们有许多共 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慢慢打消了当初的念头。"
　 我说："'血统论'肯定错了。'出身论'也免不了偏激。其实没住监狱前，认为：警察都是好人，犯人都是坏人。刚住监狱那会儿认为：警察全是坏人，犯人全是好人。"
　 "现在明白了：警察也有好人，犯人也有坏人。社会上一个人的角色是各种偶然 、必然因素互动的结果，而当好人还是坏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遇罗克不置可否的，微微笑着。他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逆流中，一直放在必须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斗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有许多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就是友谊在中国的含意：疾风劲草，两肋插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流氓，横行霸道、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贼民"大声疾呼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选择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关键的时刻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十一、
　 当他听我给他背诵一封著名的信件时，他至少安静与耐心地听完。那是《牛虻》 一书中亚瑟写给琼玛的信：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换句话说：杂耍要收场了。 ……"
　 我知道，他虽然读过许多外国名著，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偏重于"国粹" 。他在入狱前後写了不少视死如归的诗。他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执着，忠诚自己的事业和信念。
　其实，他和我关在同一监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真会被枪毙。他告诉我许多审讯员和他之间智斗的故事。这方面他很独特，虽然有书呆子一面，却又能洞悉社会，知道世态炎凉，了解人生与人性。这也许由于中学毕业後，不让他考大学，他一直生活在底层，干过千奇百怪的各行各业。他管过公共电话、种过草莓……据他说每几个月就转一回行。他不像别人那样：让预审员一拘一吓就麻了爪儿了，不知所措，胡说八道。他也不像我那样，是自己说过的话，就无可改变了，只能老实承认，自己硬不承认，心里觉得别扭。
　遇罗克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预审员最後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预审员向遇罗克展示出遇罗克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在"毛选"书页天地空白中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遇罗克还是一声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遇罗克清清楚楚地说。没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蹲过监狱的人 ，不会明白，这种"顶牛"，是多大的道德勇气。
　 最後，又提讯过遇罗克，审讯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後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
　 遇罗克一脸天真地望着他们，说：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别废话！好了，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五分钟以後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陆续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五分钟以後，预审员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得意地慢慢地说：
　 "遇罗克，最後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慢慢抬起头，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主审气得脸当时青了。吼着说： "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
　 遇罗克微笑着，弓着背慢慢走回来了。




　 十二、
　他确实是个狱油子，他清楚牢房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他利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声东击西，煽风点火，把我们号二十多人搞得乱七八糟，天昏地暗。我往往不明白，他干吗要把牢房里搞得这么复杂。本来心情就不好，还折腾干嘛？他笑笑说："如果，咱们号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帮他们制造了几个反革命集团了，他们互相咬着没完。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乘机练练手。" 他的确很成功，那些积极份子天天在努力罗织别人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资料。我们就乘机自己聊天，谈诗论画，以逸待劳。




　 十三、
　他也不是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凡是一切狱油子卑劣、阴险的迫害其他犯人手段，他从来不会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狗病"的犯人。他是为下不为上。因此，丁大个儿之流对他恨之入骨。




　 十四、
　柴玲最近说：她喜欢的诗是北岛的"悼遇罗克"。胡平在答竞选问题时说：最尊敬的人是遇罗克。我想：遇罗克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影响，不是那表面的轰动的影响。而是慢慢地深深地在我们心底的深层结构留下了磨不去的记印。我想起他，总是听到他那嘲弄似的笑声。我不知道，人是否有灵魂。或许有：不然，他怎么老是让我们无法不去怀念他。
　 遇罗克，接着笑吧……








二.


纪念遇罗克罹难40周年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2010年05月04日 14: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血统论”已经被批判了，你们服气不服气？我说我们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个对联了。他有点诧异，说你怎么会不同意这个“血统论”呢？我就跟他说，在1965年的时候，放过一个德国电影，叫《马门教授》，讲的是1933年德国法西斯崛起的时候，开始排挤犹太人，也是在学校里中学生打犹太族裔的中学生。“血统论”和德国的那个种族歧视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血统论”就是改成你生在什么家庭，但这都是你先天不能决定的事情，我们不至于笨到支持这么一种观念和观点。




　　那次以后，我们聊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后来有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但我想当时他也没想到最后宣判为死刑。


　　那时候我跟他讲存在主义，讲我们那时看过的书，他不但没看过，他都没听说过那些书。实际上他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从费尔巴哈那儿来的。他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我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批判我们走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胸中有盘棋


　　当时监狱里鱼龙混杂。遇罗克就跟预审员要纸和笔，说有重要东西要写，实际上他就把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汇报上去)，比如说谁是林彪的人，他在监狱里散布了什么？谁是刘少奇的人，他现在在牢房里跟谁好。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故意扰乱视听。


　　看《风声》以后你就知道，人在高压之下，神经都特脆弱，所以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还分派，搞得特别复杂。我知道这后边的推手就是遇罗克。他呢，还分别找这些人聊天，然后把一个人的事情套出来给套另一方提供子弹。我说你这么弄你累不累啊？他说他得拿这练手，还有好处是这房间里越乱，我们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会关心我们的思想问题了。


　　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问他关于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当时的思维程序，这种案子他应该怎么来审问你，展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怎么样给你定罪，那你这个棋应该怎么下，才能尽可能减轻你的罪行，所以监狱里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监狱里老干部关系搞不到一块。当时在我们那间关了两个老干部，有一个当时是农科院的副院长，叫石厚刚。我很理解老干部，但遇罗克就逗他们，喜欢拿他们开涮，矛盾就越来越深。


　　石厚刚当时有一本延安的《毛泽东选集》，遇罗克就跟他借，他说不能借给他这种思想反动的人。遇罗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刚一出去提讯或者不在，遇罗克就拿过书去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对照文革里的《毛泽东选集》读，找出有改动的地方，为什么改？之后他跟我说，1949年以后，尤其这几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这实际上变成一种对思想史的研究，当时这就算特别反动。


　　当时一个预审员丁大个儿，就特恨遇罗克，说他这么反动，以为我们就判不了他，将来他要赶上点儿，他肯定也轻不了。他不幸言中。


　　棋局变了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没想到最后我们都跑到“死刑号”里面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并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众。


　　那时候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我们每天被批斗三场到四场，本来是一个卡车一个警察，那还得弄好几个凳子，警察把我们一节一节往上抬；后来他就省事了，就找两个壮点的警察把我们像生猪一样“嘭”的一声扔上去就完了


　　当时我就进“死刑号”的时候，就像老鼠碰见蛇，跑都不会跑了，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罗克因为比我们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里的，听见有新犯人进来，就摁摁钮，找狱警。那人问什么事，遇罗克就大声说：“我们上一批的人他们都见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交代，怎么也不找我审讯啊？”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来到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而且他之所以没枪毙是因为他有重大问题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让我们提前起床，我们就知道要枪毙人。刑警过来就叫名字，叫谁谁出去。那天我们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没有叫我和另一个同伴，但遇罗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体育馆作最后宣判，他就是那一批执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


　　反思《出身论》


　　遇罗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聪明、很有历史意义的人，但他同时是一个普通人。后来给他平反的时候，旁边很多其他的干部子弟就觉得把他神话化了。


　　现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却，要么就是把他给神化。神化达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时候，别人会想是因为你们思想的局限才这么做。现在把《出身论》重印了，年轻人一看这《出身论》里面写得什么啊？他根本不知道里边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罗克，应该分析他的人和思想，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出身论》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人被压抑，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是说出了心里话。


　　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遇罗克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这些马列主义理论，他一直觉得自己研究这个比别人研究的都透。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不一样，想跑官想挣钱，他那时候就想追寻真理。


　　《出身论》的现实意义是它对于贵族血统的一种反讽。“血统论”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以血统来决定社会地位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着新贵和老贵之间的斗争，这是个永恒现象。只不过遇罗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它倒过来，这个想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实现不了的。像奥巴马这种在中国就等于是个临时工，后来经过刻苦学习当了一号首长，哪天中国要真突然这样，那大家伙就傻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现在年轻人问我遇罗克是谁？我就说他当年就是因为写一篇文章被枪毙了，当年有思想的人就会有危险性，而且当年他作为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的形象，他本身是一个行为艺术，不管这个社会的主流是什么，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的机会呐喊出他自己认为的真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震撼性的后果。


　　现在有人提议把3月5日设成遇罗克日，这是很好的想法，但坏处是容易符号化。


　　研究遇罗克现象要研究中国现在缺什么？他的精神里面哪些还有现实意义？这方面还有有很多工作可做。得有人做实在的工作，要不的话就等于什么也没做。


　　编者按：


　　1968年1月，《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捕，并于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枪决。这一年，遇罗克27岁；这一天，是学习雷锋的纪念日。40年过去了，雷锋依然是榜样，知道遇罗克的青年人却越来越少。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学者于建嵘曾陪同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参观，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于建嵘有感于此，撰写了文章《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后来均被划成右派。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长期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但两次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先后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小学代课老师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


　　1966年7月，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初稿，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视曾长期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依据阶级成分被实际划分为三六九等，影响其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遇罗克曾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遇罗克终因思考而获罪，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后，全国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谨以此文，纪念遇罗克罹难40周年。






附：读者来信:


罗锦：


发来的文章都已收到，未及时回信，望谅！非常感谢！看到这些，我也感觉张像特务，尤其他最近竟然写出了前后不一的文章，我给父亲读过后，他说罗克叔叔的事情只是当年在报纸上登过，并没有像雷锋那样广为人知，怎么可能说是被神话，我也有同感，被神话的是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所以从这样看来，他这个人的品质确实是值得怀疑了，他当年看到官方报纸在纪念遇罗克，所以他为了套取名利赶紧也写了自己和罗克叔叔关在一起的事情，而现今又看到官方封杀纪念遇罗克，他赶紧又当走狗写文章为“档中央”效劳，这绝不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思想有文化的人所为！也许他当年所学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只是附庸风雅而已！我想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绝不会做一个利大于义的人，否则，他就称不上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看来我们原来错以为你对他苛刻了，请谅！你写出这篇文章揭穿他，并且让我们看到，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我也知道你原来也不想太与他计较了，但他这次为利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揭穿他太有必要了。我父亲当年在被关押期间，我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了“遇罗克反革命集团追查小组”，工作组的一个姓L的人为了调查父亲与罗克叔叔的关系专门去了北京见过罗克叔叔，他回来告诉我父亲，说他很佩服遇罗克这个人，因为，他要让罗克叔叔写个材料为父亲说明，罗克叔叔问要写多少字，他说不要太长; 又问什么时候要，他说第二天来取，结果他第二天去取材料时，看到罗克叔叔在定好的时间不多不少写了两页半，L说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错别字或不正确的标点符号，这让他一个政法学院毕业的办案人员感到吃惊并佩服，也正是有了罗克叔叔这份材料说明，我父亲的事情开始松动了，被“群专”了108天的父亲不久就被放了出来。


所以张朗朗之流，写出的文章只能让有头脑的人看清他们的人品。


祝好！


___ 一读者






遇罗锦：


大文拜讀完，只覺非常震撼！八十年代張朗朗在香港的時候，我曾經見過他，以爲大家都是北京人，但是始終熟不起來也聼人說過朗朗是很神秘的人，誰都不知道他做啥生意，但他能很早就買了一套很不錯的樓，那個地區是香港中上等人家的居住地，也聽説他有女朋友，不知道是誰。後來又聽説他大病一場，心臟病，差點送了命，之後就去了美國。


他的《被神話的遇羅克》，不寫還好，這一寫就完完全全把他自己暴露在我們面前啦。這種人真是不知道怎麼想的，身在自由世界，還要為土共作如此卑鄙之事，真的就是爲了錢嗎？還是爲了什麼？


一點感想，隨便寫寫。—— 一读者






真是惊心动魄的文字！—— 一读者






你的判斷很有說服力，十之八九準確。—— 一读者


罗锦姐，你的直觉、你的分析，肯定八九不离十，张尽管能打着你哥哥的光环舞文弄墨，但从他伺机而动的精明看来，应该都是受命而为。我身边也有这样令人可疑的“民主人士”，仿佛这两年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还满世界飞，惊人的经费从哪里来的？—— 国内一读者






罗锦:


人心是杆秆。仅就记忆而言，我这代人和你的同代人，大凡知情者，对你们兄妹印象颇佳，对罗克是敬重，心中的血会热，对你是怜惜或怜爱，真的！ 至于小人，嗤之以鼻就够了，何况张的时间不多了，宽容吧。


晚铃






晚铃姐:


我并非针对具体的特务, 因为他们受不住老共的威胁利诱只好变节, 否则他们就会无期地被关在监狱里或是死. 就连张郎郎的两次文章, 也都不是他自己愿意写, 而是公安命令他写的. 其实, 我相信他是非常喜爱哥哥, 非常佩服哥哥的. 我揭露他和王万星, 针对的是中共暴政; 是中共制造出无数人的心灵扭曲, 制造出无数的特务.


我真希望特务们在临死前好好写出自己的一生, 在海外出版, 给世界留下真实, 启发亿万个人, 启发全世界的人, 让人们看清中共暴政的本质, 让那本书象一颗原子弹爆炸, 他(她)就是个大写的人了, 他(她)的灵魂才能新生.


罗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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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四月的帖子:


《电话》 及 《电话一文的细节补充》


《抓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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