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院首演《三座山》(1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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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院首演《三座山》

时间：1956年7月，农历丙申年

早在1955年9月底，马彦祥在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时，观摩了蒙古国家歌剧院演出的大型歌剧《三座山》，这是蒙古作家达·纳楚克道尔基1934年创作的蒙古现代文学名著，剧本描写的是蒙古革命前一对情人云登和南斯勒玛的爱情悲剧和蒙古贫苦牧民反抗封建领主王爷巴拉干的故事。这出歌剧矛盾冲突发展，层次分明，加之有起伏的剧情，有文有武，引起了马彦祥的极大兴趣，遂即产生了移植《三座山》为中国京剧的大胆设想。在这次访问期间，马彦祥对蒙古国家歌剧院院长、导演和主要演员进行了多次访谈。中国文化代表团于访问结束前，和蒙方签定了中蒙文化交流协议，中国京剧院二团改编演出蒙古歌剧《三座山》，被列为中蒙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剧本改编范钧宏，马彦祥担任此戏的导演工作。

把一部外国大型歌剧搬到中国的京剧舞台上，这样“胆大妄为”的尝试，在中国戏曲史上尚属首次。回国后，马彦祥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和中国京剧院二团团长薛恩厚，向他们述说衷肠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后马少波主持召开了有二团主要演员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马彦祥谈出自己改编导演《三座山》的设想。孰料，此语出口，四座哗然，有人以为马局长在开玩笑，用京剧韵白说了句：“局长大人醒来讲话”。座谈结果，仅有少数人表示赞同，大部分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表示赞同的少数人正是演出《猎虎记》的主要演员云燕铭、张云溪、张春华和叶盛长。

1956年5月，马彦祥为了排好《三座山》这出戏，特别邀请内蒙古的老艺人巴杰做艺术顾问，特邀舞蹈家贾作光担任舞蹈设计，刘吉典担任音乐设计，张云溪担任武打设计，并从中央戏剧学院请来舞台美术设计。7月初，导演工作基本完成。由于剧本的改编与导演的处理，与蒙古歌剧《三座山》出入甚大，为表示尊重原著，马彦祥特请文化部与蒙古驻华大使馆相商，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导演根登来华指导和审定。根登于7月上旬到京后，马彦祥还尽地主之仪，请他到家来做客。根登遂即看了京剧《三座山》的彩排，后经过稍事修改，便在人民剧场正式公演，张云溪、云燕铭、张春华、景荣庆、叶盛长等演出。当时，文艺界许多名家对京剧《三座山》在艺术上的革新尝试，大加赞扬；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京剧《三座山》的演出，是中蒙文化交流活动内容的重要活动之一，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出席观看了演出。

此剧一露脸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且京津两地演出效果并不好，有时候仅有五成上座律，与当年上演《猎虎记》时的盛况真是大相径庭。在《三座山》中扮演南斯勒玛的演员云燕铭后来说：“为演好这个角色，我曾绞尽脑汁。唱腔也好，表演也好，我都倾其所有，全都倒净了。而让我所不明白的是，如此好的剧目，演出场次并不多，而且也没有保留下来。”

在《三座山》的剧本里，因为剧作者采用的是分幕分场的编法，把原来京剧的上下场和情节的组织手法，都做了较大的变革；在幕前还使用了[序歌]；人物的唱词也吸收了不少新诗的因素；另外，还有不少地方插进了蒙古民歌以及很多群众的合唱场面、舞蹈场面等。这些都是京剧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东西。但，它又不是按原歌剧的形式硬套过来的，而是在京剧形式的规范下，为了要实验扩大京剧的表现力，有意识地向各艺术部门提出的新课题。《三座山》的音乐创作，和搞现代戏差不多。因此在音乐创作中，除京剧唱、念的“语音”问题还没提出外，几乎其它所有搞现代戏需要的做法，在这里都预先提出来了。比如：唱腔创作中，如何解决新的唱词语言、新的句法格式的做法；如何解决唱腔口语化、性格化的做法；如果解决在京剧音乐中糅进蒙族音乐音调或其它音调的做法；如何解决在京剧形式中运用合唱的办法、运用仪式音乐、舞蹈音乐、气氛音乐、插曲音乐等的各种办法。另外，在乐队中要扩大乐器使用面，对传统乐队低音缺乏、音色单调等的不足加以弥补，又怎样把需要的民族乐器和某些西洋乐器（如低音弦乐器和某些木管乐器）引进到京剧乐队中来，组成一个以京剧乐器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还有在京剧的乐队中怎样来运用新的配器方法等，这些搞现代戏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做法，在《三座山》的音乐创作中，大体都已提出并且也都已做了初步的实验。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种新的尝试给予鼓励，并将这出颇受争议的戏推荐给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曾在天桥剧场观看演出。江青只看了一半便以身体不适中途退场，毛主席从头至尾看完了《三座山》这出颇受争议的剧目，而且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兴致勃勃地听马彦祥汇报观众各种不同的反映，当他说到有观众说《三座山》是非驴非马，根本就不像京剧的时候，毛主席笑了，随后风趣地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不是也很好嘛！”领袖的一句笑谈，倒是给马彦祥和该剧的全体演职人员的失落情感一丝安慰。

马彦祥的这次对京剧改革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三座山》这出戏很快被人们遗忘了，然而这出戏在当时是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物力和演职人员心力排出来的戏，也许这次尝试的失败，为后来现代京剧的创作取得了宝贵的经验，马彦祥却从此淡出编导现代戏的“江湖”。在后来文革前的十年中，他再也没有参与改戏的实践活动，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行政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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