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中国史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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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潘/采访，時間：2014-02-23 23:21


张宏杰至今仍蜗居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尽管他在历史学写作上，已经在全国小有知名度了。不过虽身居小城，却一直心系着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他自己说，靠近更大更多资料的图书馆，这是推动他在上海读博、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的一大原因之一。就从这一点来说，他身上依旧有着70年代生人那种文学青年的纯纯而又一点蠢蠢的范儿。


他没有否认自己的文学青年出身，大概是1996年还是上大学时，他就开始尝试写带有历史味道的散文。一开始写完之后，感觉自己写得挺好的，就开始都往全国最好的文学刊物投，但这种广撒网的投稿模式效果甚微，杳无音讯是家常便饭了。终于到了1998年的时候，他才在一个不知名的文学刊物上用笔名“张敞”发表了处女座《蒙古无边》。


而这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因为他就是一个蒙古族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回忆他的这个身份属性：“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


但尽管如此，东北、蒙古族无疑构成了他写作中的一个立足点，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就可以直白地体现，比如对专注满清历史的写作，甚至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与写作中，这种属性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比较超脱的身份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统治者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国人的耻辱。”


在写作上，如今他的新书一本比一本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早已经摆脱了第一部书腰封上印着“新生代挑战余秋雨”那种有些恶俗的营销战略了，现在单单从给他写推荐语和作序的阵容就可见一斑，有莫言、柴静、刘瑜等在当下图书市场最为火热的作者群为他助阵。近来，他的写作除了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也逐渐增加具有理论思辨层面的历史解读与反思，而且给自己找了一个恒久的历史难题——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以及由此延伸到了对中国整个历史的纵向宏观反思。


在对张宏杰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不断地强调他的历史写作逻辑：打通历史学研究与历史学传播之间障碍，充当读者抵达历史最深处的桥梁。在他看来，历史要写得生动、丰满，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动并不意味着胡编乱造、移花接木，写作的背后必须要保持历史写作的敬畏感。这一点，在当下泥沙俱下的历史类读物的写作中，算是难能可贵，同时又有一些吃力不讨好，但他依然坚持如此，拒绝向市场媚俗地妥协，而这原因，或许正如自己说的吧——“我属于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说自己曾是一个文学青年，是什么引导您走上历史研究和写作之路呢？


张宏杰（以下简称“张”）：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青年，因为精神上的成长发育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文学氛围是挺浓的，大家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读文学作品，很自然就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实际上我对历史感兴趣，基本上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因为我就读的东北财经大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自己对财经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大学期间基本都是在大连市图书馆待着，读了很多历史类的著作，培养起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


文学青年的路一开始就是写小说散文，我也是，但因为对历史感兴趣，上班两三年之后，就写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篇幅都比较长。我和大部分现在历史写作者不一样，可能我作品文学性更强一点，有部分作品文笔更推敲一些。从所谓的历史文学散文开始，慢慢再到写人物传记，再到写一点跟学术研究沾边的东西。


东：后来为什么选择读博、博士后，还选择读历史专业？


张：我读博的动机非常简单。一是希望身边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二是有一些可以交流的人，多读点书。因为原本我住在辽宁葫芦岛，小城市生活上很舒服，空气好生活也很简单。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书可看，没有朋友聊天。


历史吸引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在历史里，人性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另一个原因，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东：现在回头来看，您博士、博士后的学习，对你的写作带来什么深层次的影响吗？


张：所谓深层次影响，就是接触了大量学院派的研究思路和办法。但是说实在的，我对这些很细分、概念化的东西不是很特别在意，因为感觉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注重所谓的通感直觉，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就像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文史打通的方式，我不太喜欢西方特别专业化细分的思维方式。有人说我的写作方式，这种文体也是很杂糅的文体。我感觉我的优势就是一种结合，就是把文学性和历史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也是把类似像小说、戏剧冲突，包括心理分析一些东西，把它糅合到一起。


东：在你治学写作过程中，对你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什么？最大影响的人是谁？


张：影响大的书有很多，如果只举一本，只能说是《万历十五年》。1991年，逃学的我在大连市图书馆第一次邂逅这本书。第一我被它的书名吸引，中国的历史专家可不会这样起名字。第二我被它的写法吸引。以前我读的历史书都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没想到历史可以用这样平易近人的方式叙述。这本书可能本身有很多缺点，但重点是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影响最大的人，葛剑雄、秦晖和茅海建，三个人并列吧，他们的治学方式、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你看茅海建研究戊戌变法，穷尽了资料。秦晖中西打通，古今打通，视野宽广，结论高人一筹。葛剑雄打通文理，打通各学科界限，这才称得上“全才”。


东：为什么近几年市场上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市场这么蓬勃发展，从而形成“历史热”？


张：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如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写作热情和浓厚的好奇心，所以他们更容易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精彩、有滋有味。目前，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热”，多是被“百家讲坛”和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占据了。


东：这个问题，其实更深一点的来说，是想知道您对所谓的正统或严肃历史学研究的有何看法？


张：我感觉，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分工，在书斋里面做学术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奠基，非常重要。但也需要一些人，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目前的大众历史阅读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一是我和吴思先生这一类。那就是我们都更多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


二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样。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读者极其庞大。


三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我为这些人感到羞耻。


东：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者/写作者和上一代历史学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没有了。如果有，也只是对僵化东西从骨子里的反动。如果就我自己而言，我比上一代一个是更重视写法上的亲近感，另一个是更在意结论是否有大的新意。


东：您最近著作是对国民性的研究，对比你擅长的历史人物传记，其实这两个方向上跨度也挺大的，你是如何开始这个不同方向的写作？


张：应该说我很小时候就对国民性感兴趣。我读鲁迅的东西比较早，上初中的时候，就把能找到鲁迅的作品东西都读了，了解他对国民性很多看法。后来又读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孙隆基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以及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大量涉及国民性的东西。但是读多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不能把中国的问题都往国民性这个框架里面装，那样结果是无解的。


到后来，我想国民性是被塑造的东西，而不是所有东西的根源。中国人的国民性实际上跟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譬如中国的球迷看完球之后扔了一地垃圾走了，这种现象在日本韩国都有过。但是他们现代化进程完成得很顺利，也改掉了这一恶习，背后反映的是他们社会转型比较成功，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


东：中国的国民性在历史上也是一直变化的，在你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向下发展的趋势吗？


张：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这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如此？因为专制制度的演进。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东：关于国民性，梁启超等先贤都一度相信可以通过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来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但现在很多人也在反思这种国民性的批判本身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譬如影响国民凝聚力。


张：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


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然而，更多的现象是民族性解决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更多的时候，决定性的是制度和机制。


东：其实真正地说来，只有毛泽东一个开始大面积的真正改造，其他人更多的是呼吁层面上的。毛泽东对于改造国民性可是不遗余力的，您认为这带来什么影响？


张：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以自己不世出的天才，将集权、运动、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毛泽东改造国民性一系列运动的结果却是信仰的崩溃和道德的毁灭。人为地制造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歧视，并鼓励前者对后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真话受到惩处，说假话受到表扬；动员人民相互检举揭发，亲朋好友间的私下谈话和私人信件成了定罪的标准。这一切，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同情、爱心逐渐淡漠，猜疑、提防、冷漠、仇恨日益增长，使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人格成了大陆人的普遍面貌。


因此毛泽东去世，强力控制消失之后，那些被他扫掉的所谓四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负面部分，变本加厉卷土重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今天的民风民气，在某些方面较以前大为退步。比如佛山小月月事件，在其他历史时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有人指责是市场经济、金钱万能导致了国民性的恶化，其实这种金钱万能，正是建立在信仰崩塌的基础之上。


东：我了解您对中国古代的贵族精神是很推崇的，您能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中国没落了，或者说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重新培养这种精神的可能性呢？


张：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


对中国来说，在秦始皇以前，贵族的权力地位来自血统，而不是现任国王的恩赐。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之后，贵族阶层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17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3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你要是说多长时间能恢复，这个很难说，首先要改变这种丛林法则的社会，要有起码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给贵族精神建立一个起码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山寨才能形成贵族。所以现在这个基础什么时候建立还不知道，再谈贵族精神就比较渺茫了。


东：对于当下中小学生在学校不得不接受的应试历史教育，你有什么建议？


张：我对历史课耿耿于怀，至今痛恨，到现在为止，写东西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逆反。我学生时代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历史课本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经验毫无联系，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其实建议很简单，历史只需要把它好玩的一面讲出来就可以了。对学生多讲故事，通过故事讲背后的规律。


东：最后，请引用典籍描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张：引用这句已经被大家引用烂了的话。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词：“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2014-02-21


http://hx.cnd.org/2014/02/24/%E5 ... %E5%B1%95%E5%8F%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