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女回忆吴晗：一定要跟姚文元们斗到底

阿陀

外甥女回忆吴晗:一定要跟姚文元们斗到底

2010-01-01 07:24:54　来源: 青年参考(北京)　跟贴 44 条 手机看新闻

吴晗的外甥女吴翠小时候过继给吴晗，吴晗视如己出。吴翠的口述文稿《我的舅父吴晗》，洋洋数十万字，道尽吴晗一家坎坷的人生。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９年１２期刊登了文稿的部分内容，披露了吴晗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２００９年是吴晗诞辰１００周年，也是吴晗逝世４０周年，同时也是吴晗被平反３０周年。众所周知，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文革”期间因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折磨致死。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北京市委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恢复吴晗的名誉和党籍。

吴晗的外甥女吴翠小时候过继给吴晗，吴晗视如己出。吴翠的口述文稿《我的舅父吴晗》，洋洋数十万字，道尽吴晗一家坎坷的人生。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９年１２期刊登了文稿的部分内容，披露了吴晗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１．舅妈不能生育，我过继给舅舅家

我的外公早逝，大舅吴晗从青年时期，就承担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家母吴浦月，冲破旧式的配婚，走上求学、求自由新女性的道路。在我看来，母亲一生都带领着我们去尊重、追随、甚至是仿效舅舅。可见，吴晗舅舅对我们宋家的影响有多大。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大舅妈袁震不能生育，我是过继给舅舅家的。我们两家都住在西南联大院内，是斜对门。我每天从自家跑到舅家，吃两家的饭，穿两家的衣，也是两家惟一的孩子。因为西南联大就在昆明美丽的翠湖边，舅舅亲自给我起名叫“吴翠”。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又给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宋滇”。宋滇也是我的学名，随了父亲的宋姓，意为出生在昆明。外界一直叫我宋滇，其实我却一直叫自己吴翠。在我的心里，不管是否称舅舅作父亲，他的确像父亲那样待我。

２．舅舅驮着孩子满地爬着玩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我的父亲宋汝纪，被内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到青海改造。母亲随行去照顾父亲，带走我的两个妹妹，把我一个人留在北京，委托住在北京北长街９０号的舅舅照顾。母亲执意要求我，除了在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住校学习以外，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必须在舅舅家度过。我遵从母命，在舅舅、舅妈的教养下，度过了幸福的青少年时期。直到我升高中前夕，舅舅家才领养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女孩取名吴小彦，我们姐妹相称。每次看到小彦妹妹骑到舅舅背上满地爬着玩，我便想到自己小时候，舅舅同样驮着我爬，我们欢笑的样子；舅舅还经常用胡子扎我的脸，用手指抓我的痒痒，乐得我前俯后仰。我真是太爱我的舅舅了。

那段生活中，舅舅给了我一个舒适的家。我最喜欢舅舅家的西厢房，这是一间小书房。书架上放满了文史、社会科学、文艺作品、名人传略等书籍，尤以线装藏书为多。舅舅说，只要我读完把书放回原处去，想读哪一本都可以；还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问。可见，舅舅的教育思想是开放的、自主的、平等的。

在小书房中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直到现在，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我还常常回忆起那小书房。

３．考上清华，得到舅舅的“另类”奖励

记得舅妈参加郭沫若领导的、编写《文成公主》、《武则天》和《曹操》三部大型历史剧的工作，需要考证大量史料。舅舅和舅妈让我抄写史料。我们用的格子稿纸是古版的，要从右向左、从上向下抄写。其实，他们是在培养我对书法、古文和历史知识的爱好。

舅舅经常笔耕，孜孜不倦地为社会、特别是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了大量历史丛书、小册子。每当新书出版，舅舅总会留下一本送给我。我几乎是舅舅的丛书类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舅舅对我从不说教。在我参加高考的前夕，师大女附中要求考生报志愿，舅舅仍然不为我画框框、定调子，只是要求我好好学习，认真读书，根据自己的志愿爱好，好好作选择就行了。揭榜之后，我告诉舅舅我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舅舅、舅妈十分高兴，还给了我一个别开生面的奖励——舅舅专程带我到郊外的鱼塘钓了一条大鱼，回家做了一桌“一鱼多吃”宴。饭后，舅舅又送给我一支从国外考察时带回的圆珠笔和他新出版的历史人物丛书。

４．我看了《海瑞罢官》首映式

舅舅与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合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属新中国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真实的历史，演民族的清官。“文革”时，该剧却被打成“大毒草”，定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行。最后，舅舅被迫害惨死狱中，马连良先生也魂归九天。

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映式那天，舅舅安排我坐在观众席上看戏。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家戏院，我也不大懂京剧艺术，然而我看得出，那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还看到舅舅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人上台，与马连良等演员合影留念。之后，舅舅和一些人又到了后台。舅舅一直等到工作结束，才带我回家。

舅舅与演员合影以及到后台开会，都是他的工作，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与往常一样，在我的心中，这次看演出的经历，是我和舅舅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我们整个家族便失去了昔日的安宁，全部成了重点打击、审查、迫害的对象。

关于舅舅带我去看《海瑞罢官》首演的事情，我从没提起过。后来，我们家被平反之后，我才知道，舅舅那天的活动，全被定性为反革命行动。甚至在后台开的会，也成了“策划推翻国家政权，准备二月兵变暴动计划的黑会”。

“文革”开始，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三家村”中的三个成员是：舅舅吴晗、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幸存者，只有廖沫沙廖叔叔。廖叔叔在世时，曾亲口对母亲和我讲过关于舅舅在狱中如何被揪斗、批判的遭遇，也谈到舅舅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挣扎着抗争和无辜死亡的惨状。后来，廖叔叔和我母亲都相继去世了，我便成了这些史实的最后见证人。

５．“舅舅受到了非人折磨

１９７４年秋天，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母亲听闻廖叔叔出狱，便带着我去见廖叔叔。记得廖叔叔的家是在一栋普通的楼房里。他衣着破旧、灰暗，神态饱经沧桑。一开口，就看见他没有牙齿，那是被打掉的。初见我们母女，他的眼睛闪着亲切的光芒和激动的泪花。当我们问到秦城监狱时，老人家百感交集，哽咽起来。

廖叔叔叹息过后，才慢慢开始说话。他先说起邓拓。在《五一六通知》见报的当天，邓拓就含恨自杀了。廖沫沙说他自己体型瘦小枯干，受不了几下子毒打，就昏死过去了。因为昏死，就免掉了下面的折磨。昏死状态保全了他的性命。他还说，吴晗舅舅的身体比他结实多了，总是靠着生命的力量，咬紧牙关，硬抗着折磨。他伤心地说，舅舅受的伤、受的罪都要多呀！

廖叔叔说，在市委大院被“专政”期间，经常是他们两个人被同场揪斗。当四目相视的时候，每次见到对方都是头脸因伤肿得变了形，到处血迹斑斑，伤口外翻，血肉模糊，有的地方骨头都露了出来。舅舅的头发几乎被拔光了，都是连着皮肉，一把一把被揪下来的。

６．“要跟姚文元们斗到底！”

廖叔叔回忆，两人也被抓到中央党校“专政”过。那回，他们还能到大食堂吃饭，只是不许他们接触，更不能讲话。他曾看见舅舅坐到对面桌上，用手指着自己鼓得很高的胸部，示意受了重伤。他说舅舅说不出话的样子很可怜。一点东西也咽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又被带走了。

廖叔叔流着泪说，最后一次见到舅舅后不久，就听说舅舅大口大口吐血不止，每次达几百毫升。牢中无人照顾，狱里不予医治，几天就惨死了。

一个那么健康的身躯，一条那么硬朗的汉子，终于给害死了。我的吴晗舅舅，除了一条血裤之外，没有留下遗物。

在恐怖的岁月里，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舅舅极少的话，让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能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下了几句宝贵的话。母亲告诉我说，他告诉她，要好好活下去，不能死。他还说：“不乱讲、不轻生、不自杀，对孩子们负责任。”

另一次是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押解回家后对妻儿说的。当时，他忍着伤痛，一声不吭。女儿小彦跑过去，抱着爸爸带血的腿大哭，问爸爸有多痛。这时，舅舅微笑着说：“小彦别哭，爸爸挺得过去！”他沉默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罪。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跟姚文元们斗到底！”

“姚文元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软弱的。舅舅的创作，早已深入人民心灵。历史，就是他的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