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凛然：从北京大学看1958年高等教育界的“双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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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凛然    来源：《北京党史》 2010-05

　  195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提出“反浪费反保守”的口号。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拉开了“双反”运动的序幕。3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至此，“双反”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场运动在高等教育界一般经历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整大改”、“教学整改”等三个阶段。这次运动“可说是解放后大学中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中最深入的一次。”对1958年发生在高等教育界的“双反”运动，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为例，试图展现这场运动的历史原貌。

一、“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浪潮——北大“双反"运动的过程

1.准备与酝酿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从2月底开始，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首先，校党委通过校刊、广播电台发表《反浪费反保守热潮席卷复旦》、《决心做坚定地左派，交大教师纷纷定出个人规划》、《许多兄弟院校燃起了反浪费之火》等文章，向师生介绍上海经验，为运动开展作舆论准备。其次，发动师生讨论和学习这些经验。为运动开展作群众准备。“以两周时间着重进行了发动教授的工作。组织他们参观了工厂、农村的大跃进。向他们反复交代了运动的意义与方针，动员他们自觉革命。”安排教授座谈，“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息在我校教师中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教授们都热情洋溢地表示要‘决心做左派，力争红又专’，并且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再者，召开预备会，为运动的正式开展作好组织准备。l958年2月28日，北大校党委召开支部、直属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校长陆平作了报告，告知与会人员在北大要“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使学校来一个全面的大跃进。”报告最后谈到了在北大开展这一运动的计划和步骤。

在完成了舆论、群众和组织准备后，l958年3月10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誓师大会”。至此，“双反”运动在北大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大鸣大放阶段

从3月初到4月2日，“双反”运动进入第一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这个阶段声势浩大，“形成了‘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浪潮”。3月10日，在“双反”运动誓师大会后，整个北大都迅速贴满了大字报。在开始的几天，深入揭发“浪费”和“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成为“西瓜地”(北大将大字报称为“西瓜”。将大字报集中展出的地方叫“西瓜园”或“西瓜地”)里的主旋律。物理、中文、历史、哲学各系通过广设“西瓜园”，针对教学科研、财力物力浪费、行政工作等各方面生产“西瓜”。3月18日，学校举办了“浪费展览会”。3月20日，学校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动员每个党员以实际行动引火烧身，带头揭发党内外的浪费保守现象，以身作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全校六千团员举行了整团跃进大会，各系也连夜召开党员大会，鼓动党团员行动起来参加“双反”。这样，“双反”运动就更加热烈地进行起来。到21日止，北大共出了大字报28，7万份，平均每个教授出了26份。据报道，当时“教师和学生中98％以上的人都发动起来了，大多数中间派表现了向左靠拢的趋势，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高涨。”到了4月初，通过大鸣大放，“大家互相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学校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矛盾”，校党委认为运动可以转入下个阶段了。

3.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

从4月2日到5月20日，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4月2日下午，北大召开了校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在会上。校长陆平作了报告，主要报告了“双反”运动在大争大辩、大整大改阶段的工作计划。4月2日晚上。陆平代表党委在全校大争大辩大整大改动员大会上，向全校万余名师生员工作了《红透专深，一切为社会主义》的报告，标志着北大“双反”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目的主要是针对上一阶段鸣放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争辩和整改。由于无论是教学科研问题、财力人力浪费问题还是党团工作问题，都被认为是“学校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矛盾”，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亦非常清晰了。“只有明确社会主义立场，树立又红又专的方向”才能“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把教学改革深入一步，并且做好，……使我们的北京大学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新北大。”运动主要采取了红专辩论的方式进行。而辩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就是把一切问题都上纲上线为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路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中文系、物理系、哲学系、世界史教研室、植物生理教研室等很多院系都纷纷召开数百甚至上千人的红专辩论会，历史系等院系还进行了红专大游行，表示要“红透专深”。很多院系的教授都写文章自我批判，或者被点名送了“西瓜”。4月14日至4月26日，以化学系傅鹰教授为典型，学校通过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双反”运动进入大争大辩阶段以后。有关傅鹰先生政治立场问题的大字报贴满了化学楼)，举行教授交心会，校报出专刊的形式，进行了集中批判和“帮助”。在这个压力下，傅鹰先生表示“向真理投降。”此外，一些名教授纷纷写了自我检查，在这一阶段，各系都集中力量进行了拔粉红旗和白旗，系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全校很多教师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纷纷制定红专规划，表示要“拔除白旗”、向党交心。到了5月21日，“教师中已广泛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绝大多数同志已订出了个人红专规划，需要转入运动的新阶段——教学整改阶段。”

4.教学整改阶段

1958年5月17日，“在红专辩论获得巨大收获的基础上，我校‘双反’运动进入到深入教学改革的阶段。”北大举行了万余名师生的新的誓师大会，北大党委第三书记马适安作了动员报告，报告认为教学整改的重点是教学和科研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整改的目的就是教学和科研要走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还要搞出本单位的跃进方案。当时的设想是“搞到学期底，每周一般以六段时间参加运动”。作为教学整改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大学俄语教研室成立了公共俄语工农班，汉语教研室为解放军开设补习班，生物系参观皮毛兽养殖场，法律系开设“现代修正主义”专题课等等。5月底，随着“大跃进”在全国的急遽开展，北大也赶紧跟进，“双反”运动和它的第三阶段在北大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形式”——北大“双反"运动的主要形式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中要求，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这就为北大“双反”运动提供了政治模板。

1.大字报(西瓜园)

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大字报多，可谓铺天盖地。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作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就说过，“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在《北大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上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话语，“大鸣大放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历次运动证明它是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形式。”大字报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形式，自1957年整风运动，北京大学“民主墙”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逐渐成为当时北大的一个传统。“双反”运动时期的北大，就是大字报的海洋。l958年3月11号晚上l0点半，校园中就贴出了8.7万张大字报。到3月20号，“全校大字报已达到二十万份以上，而且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揭发，越来越深入，这表明，对于我们所干着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大字报成为了运动的温度计，“双反”运动的成功与否和大字报的多少以及质量直接挂上了钩。写大字报在北大形成了竞赛的氛围。“我们全班同学和全校同学们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双反运动。写大字报成为我们班生活中第一件大事。有的孜孜不倦地写到一两点钟还不肯休息……表现了最大的革命干劲。”北京大学把大字报称作“西瓜”，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叫“西瓜园地”，给谁贴大字报就叫给谁“送西瓜”。物理系在全校第一个开辟了“西瓜园”。在校党委的倡议下，中文、历史、哲学等各个系都纷纷开设“西瓜园”。这些“西瓜园地”的“西瓜”都有专人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把符合运动需要的大字报进行摘录和综合。在这种政治引导下，“存在的主要问题就鲜明的显示出来，为进一步的揭发和大辩论做了必要的准备”。

2.讨论和辩论

在北大，自从反右斗争开始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后，用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开展运动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的重要形式。在“双反”运动中，大量和频繁地使用“交心会”、“谈心会”、“辩论会”的方式。而贯穿其间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强大的政治传播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在运动中，对很多教授采取了交心会、谈心会的方式。交心会由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开始，由小到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非常浓厚，但主要还是针对问题教授的批评，给以压力。“我们在交心会上向他们‘摊牌’，直率、诚恳地批评他们”，而这样的方式效果如何呢?“这是运动中他们喜欢的好形式，教授们在会上可以站在主动地位，向党交心、互相交心。和风细雨、生动活泼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美国学者威特曾系统研究过这种方式所发生的政治传播作用。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个体从这种群体讨论中可以获得情感支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就自然而然地加快了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此外，辩论也大量使用在这次运动中。学校不断强调辩论的重要性，要求师生“通过大争大辩，明辨是非、解决各种矛盾”。虽然强调辩论用民主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预设前提，“通过充分的大辩论，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敌人……必须毫不迟疑地清算掉，把它搞臭”，所以这种辩论只是另一种批判，批判那些与运动组织者精神不一致的思想，以走向“兴无灭资又红又专”的大道上去，比如一些教授在辩论中认为自己有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认为“双反运动是个伟大的救人运动，把很多人都救出来了，使我也认清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教授们的“投降”自然和政治压力不无关系，但是讨论和辩论所起的作用同样存在。因为在讨论和辩论中，“个人可以清楚地了解大家对他的看法。如果他为同事所接受，自然会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否则便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获得被重新接受的安心：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3.形象宣传

形象宣传，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直观宣传，它是“借助于情绪感染力，尤其是通过激发视觉感知来实现的宣传影响，其目的是使观众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在群众运动中，漫画、诗歌、展览、曲艺等都属于形象宣传。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形象宣传最能调动受众的情绪，引起共鸣。

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形象宣传起了重大作用，文艺宣传部分仅仅到4月2日就“演出了80多场次、40多种节目，现全校每个系都有了宣传队，内容上都是关于扫五气、西瓜园等目前中心任务的题材，打破了文化活动常规。”合唱团紧锣密鼓普及革命歌曲，配合运动在广播台播送每周一歌，编辑出版《高歌猛进》的“双反”战歌歌曲辑。美术社成立“双反”突击小组，在第一阶段创作出几百幅画。朗诵组在运动中每天举行一次广播朗诵会。此外，有各个社团联合成立了“双反突击宣传队”，采用民间小调、相声、小演唱等形式在宿舍、广场演出，为运动造势。此外，很多院系还纷纷成立“双反”文工团、歌咏队、乐队等等。

展览会是贯穿整个运动过程的另一个形象宣传形式。早在1958年3月8日，数学力学系举办了“反浪费展览会”，成为北大这场运动中第一个展览会。3月l0日，化学系的“废次品展览会”接待了成千的师生并且成为模板在北大校刊头版报道并推广。随后，经济系的“小型双反展览会”、生物系的“小型反浪费展览会”、中文系的“思想跃进展览会”、总务处的“反浪费反积压展览会”等等。展览会，作为一种纪实性形象宣传方式。通过数据、图表、实物等表现方式，很容易激发起群体强烈的感情。

在这一阶段，校刊由每周一期改为每天一期，校广播台由一天2次改为一天广播5次。“双反”曲艺创作组、“双反”美术突击队、对口相声、活报剧、文工团、合唱团、歌咏队、小乐队等活跃在校园各个角落，废次品展览会、“双反”展览会在各个院系此起彼伏，构成了北京大学20世纪50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运动。这种地毯式的政治动员和形象宣传，其规模、密度和效率令人震撼，构建着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模式。

三、“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北大“双反"运动的主要内容

“双反”运动刚开始时，北大校党委就明确这一运动的目的，那就是“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革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这一运动的口号是，“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道路大跃进”。围绕着这样的目的和口号，北大“双反”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反浪费，这分成财力浪费和人力浪费两个部分

在财力浪费方面，3月10日的动员大会上，副校长陆平认为“财力浪费能有多少现在尚无可靠地数字，但求新、求全、求大，喜欢洋货，讲究国际标准(有的是必须讲究国际标准)的基本建设与购置设备仪器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随着运动的进行，“可靠”的数字和更多的实例就不断被揭发出来了。有些大字报揭发“基建方面的浪费达292000元。这笔钱可以建三个半年产4000吨铁小型高炉”，有人批判图书馆的财力浪费，“图书馆订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200余种，所用外汇要三四千元，利用率不大。”卫生所两天就贴了640张大字报批判财力浪费，指出牙科机器、冰箱、显微镜等医疗设备的奢侈浪费现象。而生物系则举行了“反浪费展览会”，用数字证明浪费惊人，“展览会揭发浪费总值：25000元。可买粮食25000斤，煤l250吨，布8400匹”。当然，这一切的财力浪费都最后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是北大两条道路对立的表现。

在人力浪费方面，主要是人浮于事的教师和培养成“废品”的学生。在运动中，有人指出，“我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教授不开课，有百分之十六的教授、副教授只担任1学时的教学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人力上的大浪费。”至于培养的“废品”学生更是重要的攻击方面。为此，化学系办了“化学系毕业生废次品展览会”，日语科被指五年内毕业生废次品竟达53％。至于什么是废品，主要是指右派、严重右倾的、不服从分配的等等。“只拿右派分子来说……其中学生就有591名。不能给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最大的浪费”。

2.批判“教育科研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比如大字报批判的中文和历史研究中的“厚古薄今”思想，哲学系教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生物系和新闻系教学中“脱离实际”的思想，法律系“资产阶级旧法”的教学观点等。此外还批判了某教授每天刻苦学术为“增加人类知识的总和”的思想，新闻系蒋教授的“资产阶级报纸编辑思想”，还有马寅初的人口论等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历史系主任鼓励学生学习，“搞l5年，你就能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再搞l5年，那么或许你成为某一问题的权威”，被认为是用名利思想来诱惑学生学习。一新闻系学生在“烧自己”的大字报中写道，“我为什么投考新闻专业——现在我的回答不成问题了，为的是‘名’，发表了东西名字就众所周知”。有人指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使得北大同学普遍的“政治空气薄弱、追求个人名利、极端狂妄自大、讲科学事业作为追求个人名利阶梯的思想”，在教师中就是“重业务、轻政治，重研究、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歧视工农学生”。许多大字报对北大向工农开门方针的贯彻不力表示批评。有人指出，“54年考上气象专业的7个工农学生，现在只剩下2个：55年考上物理系的4个工农学生，现在只有一个……”有人认为造成这样淘汰率是因为部分教员歧视工农学生，学校行政也没有帮助照顾。有人用钢院和北大对比来批判北大不重视工农学生，并“要求彻底消灭这种严重歧视工农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学校开始“痛心检查歧视工农学生的思想”。

3.倡导“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道路

通过红专辩论和红专规划，把师生引导到“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去。在学校布置红专辩论任务后，各个院系都很快行动起来。在辩论开始阶段，物四半导体二班在辩论中认为“红”没有统一的标准，数四的同学在辩论中有人认为，红专道路走不通，主张红专要分工，化学系一教师撰文坦白“我还不知道怎样红专兼得”。这些观点都登在校刊上，随后，就组织力量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多专少红的口号掩盖着的是个人主义，因为是掩盖着的，所以特别危险”，“多专少红，只专不红，问题就出在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是以个人主义的动力还是社会主义的动力来工作”。红专辩论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辩论，是“双反”运动在思想领域“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罢了。紧接着，物理系也召开红专辩论誓师大会，将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哲学系举办的大辩论更是得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门，必须连根拔除”的结论。植物系以一个叫丁名有的学生为标本进行红专辩论，最后得出“多专少红的道路也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立场”，于是摆在这些知识分子面前的只剩下“争取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一条道了。

在辩论得出结论后，每个师生，特别是教授们能否制定出、制定好红专规划，向党交心，就成为判断运动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思想的改造人手，才可能彻底实现学校的改造。在高等学校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坚是教授……‘全体看教授’，以教授的思想改造作为运动的中心环节。”在北大，一般是开头用大字报大辩论的猛火攻，等到主要问题已经“揭发”以后，就转入中小型座谈会，最后在政治压力等作用下教授们“会产生红专规划，领导上适时加以倡导，就可以形成知识分子制定红专规划的热潮”，以这个热潮作为动力来推动整个学校“兴无灭资”的最后胜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热情帮助”下，冯友兰先生写了三次自我检查，并写了自己的红专规划。冯先生在规划中写道，“决心向党和马列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作一个小兵——彻底克服个人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红透专深的人民教师和哲学工作者。”


四、l958年的政治传播印记——北大“双反”运动的是非评价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激流中，上承全民整风运动的激情，下接即将开始的“大跃进”狂澜，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高度彰显着中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传播特质。“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众、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逐渐成为一代新人；而不是所谓纯客观、中性的信息传递。”由于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运动的较成功运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运动已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并成为毛泽东时代开展工作的最佳选择。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就是这个选择的产物。

北大的“双反”运动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运动揭发了大量的教学科研、财力物力浪费、党团工作、干部作风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有的的确是严重的：运动中对一些教员不重视教学、忽视实践、看不起工农学生、名利思想过重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同时，由于在运动中比较成功地执行了“采取和风细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校长和教授都贴大字报自我批评，同学们之间也互相批评，“1958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从文字上看虽然带有泛政治化年代的印记，但基本上是善意的，“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有利于师生间、领导与群众间的交流；北大“双反”运动中所提倡的劳动观点、集体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这对于促进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治整合也不无意义。在“双反”运动中北大师生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青年所缺失的。

但是，运动带有极大地历史局限性和负面作用。首先，将问题泛政治化，在阶级分析的话语下试图解读一切问题，把阶级斗争的范式套用于一切场合。财力浪费是因为“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想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五气较多”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所有的问题“必然联系到思想改造、专业改造，科学研究方向等一系列问题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必须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等泛政治化的手段来推进“双反”运动，从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无限上纲，将斗争扩大化，将理解庸俗化。既然大鸣大放阶段中暴露的所有问题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大争大辩阶段就要走红专道路，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而大整大改阶段订立红专规划，向党交心，进而教学整改阶段达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愿意在我们自己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个总路线”，这就是北大“双反”运动的逻辑脉络。因此，这一运动的开展带有强烈的1958年执政党的政治传播印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开始的“大跃进”做好思想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认识整合。正如运动开展前《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在反右运动思想整合和超英赶美口号

的提出后，“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这一运动助长了正在发展的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

其次，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日益“左”倾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反右斗争后，北大校方对知识分子的估量是很严重的，认为他们不仅世界观，还有政治立场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北大党委认为，“1952年以后，不少教授也学了点马列主义，但因为立场没有转变。并没有真正学进去，有些人更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而来学习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给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去年全校出了700多名右派便是最有力的说明。”学校认为大多数教授是走专而不红的道路，还引导学生跟他们走。所以，“双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继续改造。于是在运动中开展红专辩论，然而这种大批判式的辩论，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甚至将“红”“专”对立起来，认为非“红”即“白”，不仅不能促进科学研究，反而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而粗暴地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比如针对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归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混淆政治与学术，更是严重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感情。这些教训之深刻，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

yangharrylg

这文章没注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