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绳武：有所悔改的宋侃夫

reading

有所悔改的宋侃夫

魏绳武



我认识宋侃夫，早在1951年冬。那时，湖北省召开首届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宋侃夫当时是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我是大冶专区的工人代表，大会秘书处（秘书长是韩宁夫）安排我在大会发言。在审查发言稿前，宋侃夫曾找我询问过有关情况（此发言稿全文刊登在当时的《湖北日报》上）。事过几十年，我都将此事忘记了，还是文革中宋侃夫的秘书刘家穆给我讲的。刘家穆告诉我，他在帮宋侃夫清理文件时，发现我的那篇发言稿，他与宋侃夫交谈时，谈到首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宋侃夫说，他那时就对我有较好的印象。

　　四清后期，身为武汉社教总团团长的宋侃夫，处处遵照王任重的孝感卧龙“金星模式”（金星模式来自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说王任重要树夏菊花的典型，宋侃夫马上组织撰写《一朵红花》（李涌泉是拟稿和编辑之一），先在武汉市委内刊《支部生活》上发表，后来被王任重认可，即用王任重的名义在《湖北日报》发表。李涌泉不知是否因撰写、编辑、发表《一朵红花》有功而由一般干部逐步提升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宋侃夫不仅是武汉市当时的一把手，就在全省来说，他资格最老（1926年入党）、学历最高（大学毕业）、出身最富（官僚资本家）、工资级别也最高（行政六级）。长征时，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机要局长。解放后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再以后来武汉任市委第一书记。这位老干部，在文革中也与许多老干部一样真正遇到了新问题。由于不理解，紧跟刘、邓、陶、王在资反路线上越跑越远，越陷越深。湖北省在文革中创造许多“全国第一”，幷且都是在武汉上演的，虽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他们为主搞的，但宋侃夫也尽了自己的全身之力。例如文革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全过程仅十五天）、最严厉的手段，枪打出头鸟，宣判武钢工人庞玉来死刑，幷立即执行。又如“大抓南下一小撮”、“活捉赵桂林”等等，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当时身为武汉的一把手，难辞其咎。何况多年来，宋侃夫对王任重总是亦步亦趋。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将亲笔写给江青的信第一个给王任重看了，毛主席当场表扬王任重过目不忘，能背出该信许多段落，实际向王任重交了文革的底，还当面向王任重交代两件事：第一，对李达要高抬贵手，不要揪斗；第二，不要向学校派工作组。王任重当面应允。可是当天晚上，王任重却与北京的陶铸通了电话，告知毛主席在汉的情况。陶铸说：“少奇同志还是主张派工作组。”紧跟王任重的宋侃夫，不可能不知道以上情况，可是，宋侃夫还是让余英、李春鉴等人，把四清文教分团的各个工作队（组）改头换面，迅速派往学校。后来，进驻市二十中的工作组创造了“大字报不上街”、“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经验，宋侃夫亲笔批示推广，以致一时全市出现了乱斗学生、乱斗教师的恶劣现象，1966年8、9月份就关押了100多名中学生。王任重把北京高干子弟宋要武等人奉为上宾，宋侃夫马上让李春鉴将安静街中学改为“要武中学”。王任重端出李达、曾淳、陈一新“三家村”，宋侃夫也马上端出程云、巴南岗、石于“三家村”。他还向高干子弟为主的“三字兵”授旗，鼓励“三字兵”在社会上以“扫四旧”为名，大搞打砸抢，反过来在秋后算帐时，把“三字兵”的一切暴行转嫁到造反派头上。为了秉承王任重的旨意，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大搞“报喜活动”，以冲淡刚兴起的文革运动，抵制、压制学生的“四大”。为了制造“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墙，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当时市委大院搭起大字报棚，群众可直接将大字报贴在棚上，市委接待人员也可收下大字报代贴。市委动员各工厂带着新产品，发动郊区农民在抗旱秋播大忙季节抬着大冬瓜、大肥猪，都举着大红喜报，来市委报喜。用大红喜报覆盖大字报栏上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谓之“以红盖白”。人勤宣传组负责人郑博文（原是3506厂宣传干部，四清开始调市社教总团工作）此时在市委参与宣传工作，具体操办“红海洋”、“以红盖白”事宜，内情非常清楚。王任重在省里组织“三字兵”，抵制北京来鄂串连的学生，大抓“南下一小撮”，“活捉赵桂林”。宋侃夫在武汉如法炮制，宁让数千名南下和本地学生在市委大院静坐绝食三天，也不出面见学生。听说武汉一师学生要来市委造反，马上派王克文亲自带队前往一师“灭火”。

武汉市文革初期最大的工人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为宋侃夫一手策划，这是崔秉亮告诉我的。崔秉亮文革开始时为市总工会副主席，1968年成立市斗批改大队时任副政委，我们四个大队干部同住一间房，每天晚上在房内闲聊，发牢骚。他曾告诉我（当时另两个大队干部、政委李星和副大队长赵新民也在场，李是市监委专职委员，十三级干部，赵是武昌区人武部长）：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向市总工会副主席陈玉玺布置的，陈玉玺当即派市总工会大部分中层干部分别到各系统工会去具体协助。这事当时市总工会造反派头头张玉林、邓捷等也多次讲过。职工联合会成立后，，连续搞了两次大行动，1966年冬“抬棺游行”，在市委大院示威；1967年初组织1000多人让宋侃夫亲自带队，去北京告状。

文革初期，以宋侃夫为首的中共武汉市委还导演了一场“空城计”，市委的核心领导全部转入地下，每个主要领导各带一个精干班子，潜居各高级饭店和宾馆，都是一些涉外单位，备受保护。对付群众运动则由“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负责。

　　毛主席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两报一刊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个接一个，南下来汉的学生一批接一批。群众要求市委领导出面回答问题，他们一概置之不理，直至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市委大院静坐绝食。“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支撑不下去了，被迫鸣金收兵，“空城计”不再演了，工作人员全部撤回各部委，搞官办的文革运动。在此之前，曾号召工作人员在休班时写小字报，向市委提意见。

　　上海的一月风暴传到武汉后，武汉的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发动起来。宋侃夫等人抵挡不住了，改变了手法，一条是加强内控，通过各部委的头头把自己的部下控制好，分左中右管理。各部委对自己的下属进行摸底排队，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严控右派。1966年冬，宋侃夫曾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说：“魏绳武的投机性，很危险，很反动。”此断语辛甫在常委会后多次在市委组织部向李泊、田吉品等人转述过。宋侃夫为什么对我作如此论断，我想，可能与我曾救过他的驾有关。那是1966年8、9月间，我在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接待班，一天下午，一群中学生把宋侃夫捉到了，揪上汽车，押到武汉体育馆，准备批斗。市委保卫科长蔡龙涛当时组织一批工作人员乘车前往体育馆“护驾”，我是其中的一个。到体育馆的后台，看护宋侃夫的是武汉一师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曾跟我一起在黎明公社胡家墩搞四清。见面后就攀谈起来，蔡科长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让我陪宋侃夫如厕，在学生面前“打马虎眼”，一下子躲过看管宋侃夫的学生，把宋侃夫和我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小汽车内，藏到市委党校。后来我又在市委大院造反，而且当了头头，所以他认为我有投机性。1967年春节，我主持开他的批斗会（在中原机械厂）。特别是在1968年春，我在他原来的住处（书记院中的一处小院）举办“宋侃夫罪行展览”。这次展览大部分是实物，什么养鱼池、养鶏室、鸽子亭、室内摆设，都是原貌。还有一幅精致的“宋侃夫黑线图”，标出与宋有联系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陶铸、王任重和武汉市各区、部、办的走资派，其历史渊源、时间、地点、关系深浅程度，加上有关图片和文字说明，非常醒目，是人勤总部工作人员郑博文组织人员费时一周绘制出来的。这个展览办了近一个月，不仅各区、局，连孝感、咸宁等地都组织人来参观。市人委办公厅的刘善群等人，仿效这个展览，在市人委举办刘惠农的展览，还发展了一步，让刘惠农夫人张林苏穿着旗袍打着洋伞在展厅出现，被人们称之为“活人展览”。与此同时，市委办公厅的倪戬临、汽车队的王显林也步我后尘，举办黎智的实物展览。这些展览，对当时市直机关的“三反一粉碎”（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所起的正负作用都很大。现在回忆起来，一些低俗、庸俗的东西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也搬上了展台，作法有许多不妥，伤害了一些人。这也说明，当群众运动起来，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做领导的，事先必须有预案，以防偏差，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总之，宋侃夫当时一切表现，是个不折不扣的党内走资派。

1967年3月以后，武汉军区、湖北军区重用刘惠农、辛甫等人，扶植他们上台，主持市抓办的实际工作，辛甫等由假反宋侃夫到真反宋侃夫，他们怕宋侃夫东山再起后，自己就失势了。宋侃夫真正的失权是从辛甫等人掌权开始。宋侃夫无形中靠边站了，他自己也落得暂时的清闲。这个走资派这时也感到腰软腿软走不动，思路开始左转。陈再道“大镇反”时，江城不见宋侃夫的踪影。

就在这时，人勤在二司反复辟联络站的支持下，重新在市委大楼树旗，我重新当一号头头。市委机关有些人陆续上门找我，有一天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家，他就是曾担任宋侃夫秘书的刘家穆，我们素无来往。刘家穆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是有备而来。几句家常寒暄之后，立马切入主题：“前些时我帮宋书记清理文件，无意中发现有你的一份发言稿，引起了一番议论。宋书记说，那时他对你的印象不错，文革开始后，各方面对你有不少的反映，他就产生了一些误解，想找个机会跟你交换一下意见。”刘家穆造访的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不用细说。我即随便应付：“那就等机会吧！”此后，我离开了市委大楼，在新湖大、新华工、武大、水院等校园打游击，躲避百万雄师和市委机关革联的缉拿，也不知宋侃夫的下落。七二○后，军区两个军人持军区证明，向我讲道：“宋侃夫已交中央文革，你们再不要过问他的事了。”后来，我们也组织人马写过揭发批判宋侃夫的材料，但一直没有面对面。

1974年夏秋之交，机关中许多人到我家，谈到宋侃夫，几乎是一片赞许声。特别是王业志、袁文宗、徐近民等人讲了宋侃夫在蒲圻赵李桥市五七干校与大家“三同”的许多故事，让我逐渐改变了对宋侃夫的印象。后来，梁家发、曾繁斌、刘先华等人几次邀我去看宋侃夫，我都借故谢绝了。最后一次是梁家发对我说：“老头子（宋侃夫）讲了，你再不去他家，他准备到火官庙来看你。”这一“军”将得我无言以对，当时六七个人一同到市内去看宋侃夫，他仍然住在书记院原住的一幢小别墅。我一看那栋小洋楼，就想到1968年春夏之交我主持在这里办宋侃夫的罪行展览，心里就有一丝的内疚之感，展览内容有些失实，而且有侮辱人格之嫌。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他的客厅，厅里已有三位客人。未等我们开口，宋侃夫很愉快地向在座的另三位客人（都是市七医院的医生）介绍：“他就是在文革开始要打倒我的魏绳武，被关了好几年，最近才放出来，是我特意请他来玩的。我没有被打倒，但他们造反派却帮我治好三样病：一是脱离群众的病。解放后，进了城，一切条件好了，就没有到最基本的工农群众中去，老是浮在上面；靠边站以后，我有机会到菜场去买菜，到粮店去买米买面，到煤店去买煤，到商店买副食百货，直接与普通农民、工人、营业员接触，看到了、听到了过去在会议上听汇报时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感到与群众亲近了、自然了。二是治好霸气的病。过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官僚主义、霸气严重，下级敢怒不敢言。文革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错误，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确实是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霸气也大了。三是治好了高血压。过去吃住在宾馆，劳动少，血压高，总是头昏脑胀；在干校劳动锻炼，生活正常，血压不吃药也降下来了。你们三位都是医生，过去也给我看过病，开过处方，这三样你们都没有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最高明的医术，最灵验的药方。”他这一席话，也解开了我来时的一个心结。宋侃夫变了，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个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

这以后，我们接触多了。一天，我陪我爱人秦桃芝去市一医院看病，又碰到宋侃夫，他听了我说秦桃芝的病情，就说：“跟我家的苏靖（宋侃夫的夫人）得的是一样的病——美尔尼氏综合症。不用看，我那里有个药方，全是中药，吃它十副就好了。”他叫我和秦桃芝上了他的车，到他家取了那个药方。我想：“这要在文革前，宋侃夫是绝对做不到的。要是他思想没有转变，他也不会这样做。”还有一次，我们人勤的几个头头在他家里闲聊，这时他已是湖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他见我们抽烟没有火柴，就说，现在我们省里火柴厂缺木材，用稻草代替，根本不行，我想回江西老家帮省里搞点木材。这在文革前他是难以想到的。可惜，他在湖北跟当时的当权者不合拍，不久被挤走了。到了北京，当了全国总工会不管事的副主席，不久与世长辞了。

　　我现在个人认定：宋侃夫是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毛主席说：犯走资派错误，“改了就好”。所以我认为宋侃夫还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的好人。写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　


（摘自魏绳武著《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