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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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

李新宇


摘要：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一直被写在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与新时代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进入新时代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新时代接纳，主要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鲁迅的思想实际与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

关键词：新时代；鲁迅；尊崇；改造


在当代中国，鲁迅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推崇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新中国的圣人”和“现代圣人”，他的名字一直大写在旗帜上，与当代文化难舍难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作家、学者、思想家都纷纷遭遇批判而退场的时候，鲁迅也依然被供奉在神坛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鲁迅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历史总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回头打量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正因为鲁迅在那个年代的特殊际遇，当知识界在这个世纪之交获得了一定的言论空间之后，一些人开始否定和清算鲁迅。这是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昔日的思想文化权威不能不面临挑战或清理。但是，考察对鲁迅的否定和清算，虽然用力方向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把鲁迅与文革文化绑在一起，把鲁迅与历史的种种荒谬混为一谈，让鲁迅为荒谬的历史陪葬。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我打算对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实际境遇进行一些考察，对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我想，这不仅关系到对鲁迅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当代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如何总结历史的教训，如何对待中国的现代文化资源。

作为开始，首先吸引我的问题是：鲁迅是如何进入新时代的？或者说：进入新时代的鲁迅究竟是什么形象，处于何种状态？

一

先从一个现象说起——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那些段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他的叙述是：“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①] 事实已经证明，他的叙述不够准确，而且带有自己的想象。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披露了一件人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周海婴怀有疑虑，对于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据该书的责任编辑萧关鸿说，这个内容是在编完校样之后才最后决定编入的。原因就是周海婴一直犹豫不决，而最后是王元化促其下了决心。

该书出版之后，这段文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引发了一场讨论。最后，由当时的在场者黄宗英著文作证，才终于一锤定音，为争论和考证划上了句号，而且在“毛罗对话”的几种转述中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版本：“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然后，是毛泽东一般性的询问，而罗稷南却提出了问题。毛泽东略微思考即爽朗地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②]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面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和表现。周海婴听贺圣谟说到此事，最先的反应是不大愿意相信。他显然有些吃惊，因为他没有想过自己的父亲如果活到1957年会被关进监狱。因此，在他的“情景想象”中，罗稷南听到毛泽东的回答后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罗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强，与在座的人相比，辈分高、资历长，他若会‘出冷汗’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敢于问这个问题，他就决不会‘出冷汗’。” [③] 不仅是周海婴，就连黄宗英在回忆当时情景时也这样写道：“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当听到毛泽东的回答时，黄宗英又写道：“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 [④] 面对这件事，许多人都感到惊讶。一些人则干脆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因为在他们看来，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地位那么高，毛泽东是那样尊崇鲁迅，怎么可能把鲁迅关进监狱呢？

其实，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须惊讶。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长期以来只是遥望那个神坛上的鲁迅，以为他真是新时代的圣人，与新时代是完全一体化的，对于鲁迅与新时代的关系，也是着眼于历史的表象，而对表象之下的真实关系缺少认识。事实上，只要冷静地面对那段历史，关注一些细节，就不会认为鲁迅是神圣的，也不会对“毛罗对话”感到惊奇。

首先，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是知道鲁迅思想有问题的，而且鲁迅作品已经因为思想有问题而被从教科书中抽掉。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然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就是金灿然，当时与宋云彬、一起做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他们都由教育部和编审局共同领导。经他们审查，从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抽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⑤]

其次，当时知识界高层人物的态度也很明确：鲁迅如果活着，也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然后根据表现安排他的工作。1950年，一位读者致信《人民日报》，提出这样的疑问：“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报社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把信转呈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的郭沫若。郭沫若的回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工作，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 [⑥]

对此，一些人同样感到吃惊。有人提出过“到底是谁思想有问题”的问题，有人认为郭沫若的这种说法未免太狂妄。其实，教材编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用新时代的标准去衡量，鲁迅的思想的确有问题。郭沫若的回答也完全符合新时代的方针政策，因为新时代不会轻易接纳一个从旧时代过来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鲁迅如果活着，当然要接受思想改造。至于工作安排，当然要看他的思想是否改造得好。

由此看来，鲁迅在当时的地位似乎毫无神圣性可言。其实，只要认真面对那段历史，就很容易看到，新时代对鲁迅的接纳是有保留的。尽管毛泽东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但新时代的思想理论权威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推崇鲁迅。在他们的论述中，鲁迅的处境早已明明白白。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会上做了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题目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其中说到鲁迅时是这样讲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过程。对人民的缺点，我们是有批评的，但我们是抱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的。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 [⑦] 这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年代里，鲁迅是伟大的，但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斗争之后，中国人已经挣脱了精神枷锁，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因而鲁迅的方向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事实上在告诉人们，鲁迅已经过时，新时代的文艺不能走鲁迅的道路。

蓝棣之在《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一文中透露：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 [⑧] 胡风的确梗直而天真。他似乎没有感觉到时代的变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作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周扬的讲话非常明确：“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⑨] 因此，鲁迅虽然被抬得很高，但他的文学创作不可能对新时代的文学有根本的影响，他的思想和人格也不可能得到发扬。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他的思想的确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二

对于一部分鲁迅崇拜者而言，说鲁迅的思想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只要认真考察鲁迅的思想、人格和文化方向，就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全面考察鲁迅的思想与新时代的要求之间的关系，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够胜任的。但只要选取几个要点，将二者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到鲁迅与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距离是多么遥远。

一、新时代对文学的要求首先就是政治工具化。它要求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甚至成为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因而要求文学家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无条件地服从政治的需要，根据政治的要求进行写作。鲁迅的文学思想显然与此相去甚远。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独立的，作家的创作是自由的，不听命于任何外在的力量。尤其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作为新时代文艺宪法的《讲话》所强调的主要内容之一。鲁迅的见解却与此恰恰相反，反复强调的是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⑩] 这是鲁迅对文艺功能的一种理解。他认为文艺与革命有统一的一面，那就是“不满于现状”，但他同时又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11] 这种话如果在50年代说，将会是什么效果？当然，50年代的人们是不会引用这种话的。

在鲁迅的心目中，文学家不是俳优，也不是弄臣。他对“帮忙”与“帮闲”都不以为然。这从他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可以看到，从他对新月派的嘲讽可以看到，从他对“革命文学”的论述也可以看到。虽然把民族主义文艺家完全看作权势者的走狗也许有些过分，但民族主义者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反对个人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显然体现了国家权威的意志。在鲁迅看来，那就是奴才为主子效力，就是在尽“宠犬”的职份。他在谈论“革命文学”时说过：“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12] 他敬佩孤独的战士，厌恶仗势示威者，因为仗势示威者在他看来不过是“狗一样的文人”。

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这种见解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提及的：由于鲁迅受到的尊崇，给一些鲁迅追随者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可以公开继续追随鲁迅；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鲁迅精神是可以随便继承的。他们不明白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必须根据权威的阐释，可以继承的只是时代宣扬的那些精神，而不是鲁迅实有的那些精神。从萧军到胡风，问题都出在这里。当然，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自由和文学家的独立人格不无留恋。可是，对于这种不合时宜的留恋，时代早已做出了回答。早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就因此而碰了壁。他似乎不知道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因而在发言中仍然强调作家的“独立”和“自由”，并且以鲁迅为例，说他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面对萧军的发言，胡乔木当即进行了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开完会就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庆祝开展了斗争。

二、新时代对文学的又一个要求是大众化。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学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而鲁迅所走的却是一条化大众的道路。大众化与化大众本来并不截然对立，在一些具有启蒙主义底色的文学家那里，大众化的含义往往只是努力使作品通俗易懂，以便大众容易接受，而之所以要让大众接受，目的仍然是化大众。但在新的时代，大众化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而且具有了严肃的政治内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更清楚：“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13] 那么，什么叫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呢？当代辞书的解释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 [14] 至于如何实现这个“打成一片”和“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的目标，答案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改造，放弃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接受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通过文学艺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启蒙关系必须颠倒过来。按照他的说法，“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15] 因此，大众化的道路就不再只是为大众能够接受而采用通俗形式的问题，而是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彻底放弃启蒙立场，向工农大众学习，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变得与工农大众完全一致。从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当中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体现的正是当代文化的这一发展方向。

那么，鲁迅是否能够符合这种要求？可谓不言而喻。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文学道路是一条化大众的道路。他一直反对文艺迎合大众，终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人们满足于以伟大、勤劳和善良等词汇来描绘人民大众的品质，但在鲁迅那里，这所有的美好词汇都必须加上它的反义词，因为他更关注大众的弱点。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16] 他深知大众的苦难命运，同时也清楚历史造就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奴才，一方面是暴君；一方面是羊，一方面是狼。“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17] 他更清楚奴才和主子的精神联系：“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废弃‘老爷’的称号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待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18] 因此，对于大众，鲁迅的态度是“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并且坚决反对文学家做“大众的帮闲”。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如果真为大众着想，文学家不能去适应大众的胃口，“‘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19] 这种立场使他在思想感情上不可能与大众“打成一片”，更不能与大众“保持一致”。在新时代，这显然不合时宜。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启蒙立场隐含了一种重要的文明发展观念：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因而往往是蒙昧的，因而是需要先觉的知识分子启蒙的。这种观念是新时代不能承认的。根据新时代的逻辑，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只能是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改造，只能是知识分子把屁股移到工农兵一边，而绝不能让知识分子对大众进行启蒙。这种关系往往被理解为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绝对不容颠倒。因此，鲁迅鲁迅式的启蒙主义是新时代所不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新时代的文学风尚是竭尽全力唱颂歌，而鲁迅的精神却是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鲁迅自己说过他是个人主义者，而新时代正在全力扫荡个人主义；鲁迅自己说过他是人道主义者，而新时代把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都判给了资产阶级，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批判；鲁迅的思想核心是“立人”，而根据新时代的见解，它与启蒙一样，完全是过时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比较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它足以说明，鲁迅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被新时代接受并非必然。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衡之于新时代的路线和原则，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鲁迅是很难被接受的。同时，如果考察新时代文坛直接主宰者的好恶，以及他们与鲁迅的历史恩怨，也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特别因素，鲁迅是很难进入新时代的。

考察新时代的文学泰斗、文化艺术掌管者、意识形态官员，不少人都曾与鲁迅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相互之间有过很深的伤害。因此，鲁迅临死坚持“一个也不宽恕”；而他的对手们心中的怨恨也终生未能化解。按照一般的规律，他们都可能是鲁迅进入新时代的障碍。这一点，我们从几个重要的人物就可以得到证明。

首先是郭沫若与当年的创造社成员。众所周知，从20年代倡导革命文学开始，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为了扫荡五四文坛，就把矛头指向了五四作家，并且首先拿鲁迅开刀，因而导致了鲁迅与创造社的尖锐对立。在对鲁迅的围攻中，来自郭沫若的攻击是最为严重的。正是他曾把鲁迅称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当然，鲁迅对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才子们也有种种尖锐的嘲讽，而且言辞间流露着无法掩饰的厌恶，比如把他们称作“才子加流氓”等。关于这一切，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闭口不谈，甚至不愿认账，却始终未能忘怀。他清楚地知道鲁迅及其著作的存在对他的威胁。郭沫若不是宽容的人，这从1948年就倚恃政治力量开始整肃文坛异己就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郭沫若成了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中国文学的泰斗，官至政务院副总理，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

与此同时，当年创造社的班底大都成为新时代文坛的主宰者。这些人与鲁迅的隔阂很难化解。正如有人所说：“鲁迅当年的论敌，都七老八十了，仇恨情结之历久不解，也真令人惊愕。碍于毛泽东曾经对鲁迅作过肯定性评价，不敢公开唱反调，除了叽叽喳喳之外，甚至将一肚子的怨气向后人发泄。” [20]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下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会议上，当年的创造社成员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 [21] 由此可见，鲁迅的对手并没有因为领袖的评价而改变对鲁迅的看法。他们对鲁迅仍然心怀怨恨，只要有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鲁迅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们是不会容忍鲁迅的名字高高凌驾于他们之上的。

其次是周扬和所谓“四条汉子”。周扬长期处于当代中国文艺长官的地位，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他的作用非同一般。鲁迅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这位旗手早已去世。新的时代的文化旗手事实上另有其人。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旗手是江青的话，文革前的旗手就是周扬。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又是文艺界的直接领导和控制者。因此，鲁迅要进入新时代，无法绕过周扬。但是，同样众所周知，鲁迅与周扬在30年代有过尖锐的矛盾，发生过严重冲突。本来，鲁迅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作家，因为成就和影响而为左联所看重，成了左联的招牌。但鲁迅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这与左联的要求很不一致。周扬是左联的领导人，又是文艺理论家，鲁迅与他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客观地讲，周扬没有错。作为左联的实际领导者，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士兵“横站”，也不能允许他固执己见、不服从领导、随便批评别人。因为在革命队伍中，鲁迅的那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不能允许的。鉴于特定的环境，周扬对鲁迅应该说足够客气。如果是在革命根据地，大概不会让鲁迅那样破坏纪律、分裂组织、为所欲为。然而，鲁迅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服从领导，更没有意识到应该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他依然故我，而且对周扬极为不满，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说他“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而且“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鲁迅去世之后，周扬在公开讲话中多次称道鲁迅，但事实证明，他与鲁迅的矛盾并未化解。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对于左联时代的恩怨，他不但没有忘记，而且耿耿于怀。这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比如，对于胡风、冯雪峰等当年与鲁迅站在一起的人，他决不宽容。在他们一个个被打翻在地时，他可谓穷追猛打毫不手软。再比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使鲁迅的某些手迹长期不得公开，大量的书信不能编入鲁迅全集。由此可见，他清楚地知道鲁迅对他构成的威胁。

与此同时，鲁迅批评过的所谓“四条汉子”等，在新时代也都成为文坛和知识界的掌控者。从后来的各种事实看，他们不但不会真正尊崇鲁迅，而且对鲁迅及其追随者一直耿耿于怀。这些人成为思想文化界的支配力量，文坛和知识界的格局由他们直接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他们的意志，鲁迅能够进入新时代吗？据梅志的回忆，有人问她，你们反对周扬吗？她说是的。你们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吗？知道。那么你们反周扬不是反党吗？梅志不敢吱声了。这种推理法种使他知道了问题的严重。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这一模式问一问鲁迅：你反对周扬吗？是你把周扬称作“工头”、“元帅”和“奴隶总管”吗？鲁迅无法否认。接下来是：你知道周扬代表党吗？知道。那么，鲁迅反周扬不是反党吗？因此，如果没有特别因素，鲁迅的命运不会比胡风更好。

一个是郭沫若和当年的创造社构成的群体，一个是周扬和当年的左联领导层构成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基本控制了新时代的中国文坛。如果按照一般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新时代本该在被批判和扫荡之列。

然而，这一切没有成为鲁迅走入新时代的障碍。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进入新时代之后，几乎所有曾经猛烈攻击过鲁迅的人都成了鲁迅的“同志”和“战友”，有的甚至成了“好学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早在1937年鲁迅去世一年之际，毛泽东就做了《论鲁迅》的报告，称鲁迅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22] 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不但称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而且写下了这段包含了三个“伟大”和七个“最”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3] 正是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极力推崇，使得鲁迅的敌人也不敢继续攻击鲁迅，而对鲁迅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不过，考察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有几点是不得不注意的：

一、毛泽东虽然极力推崇鲁迅，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但他的推崇除了个人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和和对鲁迅人格的欣赏之外，无疑带有政治实用的目的。把鲁迅竖为文化上的旗帜，可谓非常成功的策略。它以极大的力量吸引了当时不满于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说过，他们之所以走向革命，是因为崇拜和追随鲁迅。对于鲁迅来说，这种尊崇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以政治的力量极大地加大了鲁迅的影响。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阐释和评价是取其所需而不计其余的，并非源自对鲁迅的思想、人格和追求的切实考察和全面研究。因此，他的推崇和宣扬往往是片面的。比如，在《论鲁迅》中，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远见；第二是斗争精神；第三是牺牲精神。而用以证明鲁迅具有“政治远见”的例子却是“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了。” [24] 大半个世纪之后，学界早已清楚，所谓托派成为汉奸而且拿日本人津贴，纯粹是无中生有。如果把这一点坐实到鲁迅身上，结果恰恰证明鲁迅并无政治远见。也就是说，鲁迅通过政治的力量而迅速家喻户晓，但家喻户晓的鲁迅却不是真实而完整的鲁迅。为配合政治运动而阐释鲁迅的做法成为后来几十年的一个传统，在那些念鲁迅的文字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当时的政治斗争风云，而不是鲁迅的实际。

二、毛泽东虽然在公开的讲话中对鲁迅极力推崇，但事实上对鲁迅并非完全认同。1933年，他与冯雪峰谈到《阿Q正传》，就对鲁迅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鲁迅虽然看到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却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由此可见，在鲁迅活着的时候，毛泽东对鲁迅是有所批评的，对他的思想并不完全认可。而他的见解与当年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比较接近。鲁迅逝世之后，他虽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对鲁迅的这些看法并没有改变。1939年11月7日，他在给周扬的信中明确地指出：“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 [25] 毛泽东坚持这样的看法，当然很好理解。作为一个依靠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领袖，与一个启蒙思想家，思想上不可能没有差距和分歧。对此，周扬当然是乐于接受的，他在讲话中一次次讲到鲁迅，赞美的话讲得很响，而批评的话讲得很含蓄，然而，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无论他怎样高喊发扬鲁迅精神，事实上对鲁迅精神都有所保留。50年代的学者大都认为鲁迅不如毛泽东深刻。关于这一点，张梦阳曾经评论说：“对农民、特别是阿Q这类游民‘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的思考与揭露，是贯穿鲁迅毕生的，是鲁迅最深刻的思想，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不足之处’呢？毛泽东和周扬把鲁迅最深刻的思想当成‘不足之处’，恰恰证明他们身上农民的甚至游民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而且对此并无察觉，更无警惕，以至反而当成了好东西。” [26] 事实上，这正是农民革命领袖与启蒙思想家的不同。

三、毛泽东虽然极力推崇鲁迅，但他的推崇和赞扬不是无限的，而是以具体时空为条件的。比如，毛泽东曾经高度赞美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斗争精神。但非常明显的是，当这种硬骨头精神和斗争精神用于面对国民党统治时，毛泽东是赞赏的；而当这种硬骨头精神和斗争精神面对的是革命队伍时，毛泽东就未必赞赏了。再比如，鲁迅致力于揭露和批判，致力于国民性的揭露和改造。那么，面对新的统治秩序，是否可以继续进行揭露和批判？领袖们费尽心机使革命队伍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是否允许启蒙思想家在革命队伍中去唤醒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个人尊严和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历史证明，新时代需要赞歌而不欢迎批判；需要“人民万岁”的口号而不欢迎“救救孩子”的呐喊。因此，鲁迅的所谓斗争精神，所谓硬骨头精神，所谓启蒙的道路，所谓批判国民性，事实上已经不合时宜。

正因为这样，鲁迅虽然被竖为旗帜，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真正被接受，也不意味着他的人格可以成为时代的楷模，更不意味着他所开拓的文化道路可以得到延伸。

四

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

首先，它使鲁迅成为高高在上的神，必须供奉而不得亵渎。这就使那些反对鲁迅的人不能畅所欲言。无论他们对鲁迅怎样怀恨在心，即使暗中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必须做出尊崇鲁迅的模样。但是，一些人口服心不服，而且对此并不甘心。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委屈，因为当年与鲁迅为敌，并非因为个人的私怨，而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也有理由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根据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还是左联时代的种种矛盾，他们都是正确的一方，而鲁迅毕竟是“外人”或“同路人”。他们的委屈在于，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而批判鲁迅，结果却是远离革命队伍的鲁迅成了新时代的文化旗帜，成了革命者必须敬奉的神明。这口气实在让他们咽不下，然而，有最高统帅的评价，却是咽不下也得咽。

其次，鲁迅的形象被供奉于神坛，但真实的鲁迅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这给当代文化带来了一系列难题：一方面是鲁迅的旗帜必须高举，不可亵渎；另一方面是这个旗帜本身不符合现实要求的那些东西必须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既不能伤害旗帜，又不能让旗帜危害新的秩序。领袖只管竖旗，至于这旗帜上那些与时代政治不适应的东西，却并不负责处理。那是思想文化界的责任。新时代的文化领导者和理论家们当然知道，鲁迅的许多思想都不能任其自由传播，更不能让它影响一代新人。因此，一方面是高度评价和极力推崇，另一方面却要对鲁迅采取一些措施，根据时代的要求重塑一个鲁迅的形象。

其实，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众所周知，19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它主要是针对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按照当时的逻辑，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改造，在思想感情和整个世界观上来一次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的时代服务。新时代思想文化界的主宰力量是从延安来的，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征服者和改造者，而新接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是则是被征服者和被改造者。但是，这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小小局部呈现的现象。如果把目光向前延伸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就会看到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全过程。这个全过程告诉我们，事实上是一切知识分子都必需经过改造。延安的知识分子先行一步，在1942年就经过了这样的改造和淘汰。在这个过程中，以王实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淘汰掉了，以丁玲为代表的一些人被改造了过来。所以，1940年代初发生在延安的那场整风和抢救运动，与195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连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预演，而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主动投奔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与战争结束之后被动迎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情况大不相同，但对于思想改造来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无论先进还是落后，都是不可逃避的。一句话：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进入新时代。

鲁迅死得太早，1936年就死去了，当然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那么，从逻辑上讲，他的思想就不可能符合新时代要求。何况，这并不只是逻辑推论，而是鲁迅思想的基本事实。既然不符合要求，就必须改造，但鲁迅已经去世，不可能自己来洗澡，不可能发表文章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怎么办？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新时代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身，也不会为谁发放特别通行证。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那么多作家都在修改自己过去的著作，而鲁迅的著作没有被删节。但是，宣传哪些，抬高哪些，放大哪些，却必然要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鲁迅再造工程，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两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

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本来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参加了左联，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和作为反抗者的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另一方面，他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对农民革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对革命的认识不像追求革命的年轻人那样单纯和乐观。1934年4月30日，在给曹聚仁的信里，他曾写道：“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6年11月11日，李霁野写过一篇《忆鲁迅先生》，其中提到他曾经亲耳听到鲁迅与F君（即冯雪峰）的一次谈话：鲁迅对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连摇头摆手地说：“那弗会，那弗会！” [27] 李霁野的文章写于鲁迅刚刚去世之时，记下这一切并无特别用意，所以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正因为这样，重新塑造鲁迅的形象，建立鲁迅与革命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当时的重要任务。而且，这也是热爱鲁迅的人们应对鲁迅夙敌的唯一方法。方法取决于环境，进入新时代之后，如果想维护鲁迅，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时代的涂料把鲁迅抹红。为此，不仅要把鲁迅描绘成革命的一贯支持者，而且要把他写成积极的追随者和忠诚的“小兵”。在这一方面，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和《党给鲁迅以力量》可谓代表作。通过回忆而重构鲁迅与革命的关系，冯雪峰无疑是最佳人选。在1930年代，冯雪峰一直充当了共产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者，因而他的回忆自然具有权威性。但是，冯雪峰的回忆显然打着新时代的政治印记。他的回忆不是像萧红那样的回忆，不是感情的抒发，不是生活细节的回忆，而是重点放在鲁迅思想的分析和叙述，着重讲述鲁迅如何向马克思主义，如何走近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对毛泽东的钦佩和热爱——“对于这个年龄比他轻的伟大的革命天才和导师的认识，使他的精神变成更快乐，且更年轻而谦虚。”在冯雪峰的回忆中，一些重要的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在听冯雪峰讲述党和毛主席之后，鲁迅有了这样的表现：“他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缓缓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28] 由于缺少旁证，我们无法判断这样的描写是否真实，但这种描写的目的是明显的，为的是形成这样的结论：鲁迅毫无保留地接受党的领导，他的思想是和党的方向一致的。“为毛泽东同志所肯定和赞扬的鲁迅思想，就是概括或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之内的”；“鲁迅先生后期的战斗及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非胜利不可的一个证明。” [29] 总而言之，一切解释都必须把鲁迅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要把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而且使之完全一致。这样，鲁迅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旗手，成了与党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保持一致的文化战士。然而，到了冯雪峰受批判的时候，他对鲁迅的回忆却成了罪状，罪名是歪曲鲁迅。而所谓歪曲鲁迅形象，也就是仍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冯雪峰对鲁迅个人魅力和个人影响的强调，成了“否定党的领导”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鲁迅的亲人撰写的回忆，也在全力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顾忌它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许广平1959年完成的《鲁迅回忆录》，几乎是在全力塑造一个“党的一名小兵”的形象。整部回忆录在努力说明的是：鲁迅在上海是在党人领导下工作的，是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跟党走并维护党的原则的；鲁迅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党增加力量。由于当时胡风和冯雪峰等都被打倒，所以在这样的回忆中，他们也成了鲁迅的敌人。于是，冯雪峰歪曲了鲁迅，胡风使鲁迅受了蒙蔽，这些新时代的说法都通过回忆而进入了当年的历史。

为了证明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学者们根据时代的要求对鲁迅进行阐释，做了大量的工作。钱理群指出，即使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通篇论述也不过是要证明鲁迅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小说的主要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以他的艺术的表现’来‘证实’毛泽东的‘科学分析’。” [30] 朱正也说过：“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那样一个模式当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但我听说当年评白皮书的几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我就按照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总之，凡是毛泽东说的，我是不敢遗漏一处。” [31]

不过，对于鲁迅再造工程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对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只是闭口不谈也是不够的。因为不谈只是对于那些不读鲁迅书的人有效，对于有能力读鲁迅著作的人们来说，只要鲁迅的著作在，就会制造出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就会瓦解时代宣传的功效，甚至会培养出新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这个问题的解决真该感谢瞿秋白，因为正是他对鲁迅的论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模式：把鲁迅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个人主义的，后期是集体主义的；前期是进论，后期是阶级论……把一切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都放到前期，断定鲁迅已经转变，放弃或超越了前期思想，然后充分肯定他的后期。

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茅盾写过一篇题为《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的文章。特别向读者介绍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篇是胡绳的《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这两篇文章恰恰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榜样。茅盾强调说：在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学习。这样，鲁迅的思想改造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因为他在1928年前后已经完成了这个改造，并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这一切都是1950年代鲁迅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在此略陈一二，这一工程的整体及其复杂性，笔者将另文论述。


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