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谈《我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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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死去》-文革中的受难者
2006年，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拍摄完成纪录片《我虽死去》。该片追访文革时期，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故事。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汉学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这部纪录片翻译成德语并于去年10月将这部电影在德语市场发行推广。魏格林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第一部从文革中受害者，死难者角度拍摄制作的纪录片。



德国之声：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在 2006 年已经完成制作。这部电影的德语版是在 2009 年 10 月完成的。您是怎么想到把这部纪录片翻译成德语介绍给德语地区的观众的呢？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我其实上从2005年开始研究中国人现在如何回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也就是2005年开始我采访了很多人，看了很多相关的出版物。我一直在研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情况下，中国人怎样面对文革这一事实。在这一研究领域我比较出名，所以就有人向我建议，把胡杰的电影翻译成德文在德语地区推广。


德国之声：《我虽死去》是第一部被翻译成德语的有关文革题材的中国电影吗？


魏格林：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 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 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


德国之声：您自己怎样评价胡杰的这部作品《我虽死去》？


魏格林：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因为根据我研究的结果，虽然很多人认为现在在中国没法谈论有关文革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文革对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历史问题。可是现在在中国讨论文革往往是讨论当年红卫兵是怎样被拖进文革的，主要是来解释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讲清楚也确实应该进行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十分清楚，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中有大量的人遭到迫害，我们也应该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


Prof. Dr. Birgit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非常关注中国话题


德国之声：您觉得《我虽死去》这部纪录片有什么缺憾吗？


魏格林：我觉得首先应该说，胡杰是胆子很大的一个人。他一直在考虑，1949年以来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碰了什么样的钉子，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这是他一直很关心的问题。从这点来说，如果我们去批评他也没有多大意义。当然一部电影也可以做得更好。但他在现有的条件下，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把受害者的声音大声讲出来。


德国之声：在《我虽死去》之前胡杰还拍摄过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些都是追寻历史印迹的影片。这一类型的中国电影和西方国家拍摄的有关二战内容的纪录片有什么样的区别？


魏格林：当然胡杰现在只能一部一部地去回顾中国1949年以来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现在在欧洲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二战题材的影片，可是在中国有关文革的影片特别少。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承认，现在在中国还没有到了一个能够普遍公开讨论文革问题的程度。所以胡杰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拍这方面的电影。比如从一些技术方面的处理就能看出来，他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拍这部电影的。跟我们现在在欧洲能够看到的有关二战题材的电影相比，那当然是没法比的。另外欧洲对二战的讨论也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是从各个角度展开讨论。因此从不同角度理解二战的电影数量非常多，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从这个角度说，胡杰的这部电影也无法和欧洲的二战纪录片进行对比。


德国之声：您觉得把这部电影翻译成德语在德语地区发行放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魏格林：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每次公映的时候发现来的观众数量也不少。每个人都特别感动。他们说有关文革的书籍资料电影看得也不少，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片子像这个片子让他们这么感动。这是因为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接触到个体的命运。有关文革的电影特别是有关中国60年来历史的电影，文革只是其中的一段，每一次都提到毛泽东、四人帮在文革中起的作用，刘少奇为什么被打倒。一般德语地区的知识分子把文革理解为精英知识分子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在这个电影里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文革不仅是领导层内部的激烈的斗争，而且涉及到最一般人的命运。他们觉得看了这个电影才能了解到普通人的遭遇，和以前看过的电影完全不一样。另外还有一部分观众在上个世纪60年代特别的活跃。这些人或多或少和文革有所接触。很多人当时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觉得文革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部分人现在如果能看到我们的电影。有些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对，过分强调了受害者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当时他们崇拜毛和文革的态度是不对的。所以他们通过这部电影反省自己当时持有的一些观点。


China Flash-Galerie 60 Jahre Volksrepublik 1966 Kulturrevolution
重现当年一幕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现在对文革这段历史已经盖棺定论，现在采取的态度是不触碰这段历史。那么这种态度会不会造成中国人集体失忆？特别是年轻一代完全不了解文革历史的真相？


魏格林：我觉得集体失忆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你们可能发现了，如果中国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很快就会有人联想到文革。但是年轻一代由于历史教科书中对文革提到得很少，所以年轻人在一般情况下对文革什么都不知道。这构成两种后果，一个是他们因为不知道也就不在乎文革，另一个倾向是一些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所以现在把文革重新理想化了。把文革描述成非常有意思非常好，能够解决中国很多问题的一次群众运动。甚至有些人说中国历来没有民主，但是文革中民主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文革发生了什么，现在用想象力构造一种非常理想的跟现在社会问题非常对立的一种想法。他们的文革和我们在60年代头脑中的形象。


德国之声：如果后一种结果出现了，岂不是很危险吗？


魏格林：是这样的。你发现现在在中国和一些年纪大一些的知识分子谈谈如何面对文革历史的问题，就发现，他们都很着急。他们害怕如果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么有没有可能年轻一代重新起来按照60年代文革的形式把自己的不满表现出来。受害者的观点在中国历来无法讲出来。因为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对文革的评价。在这个评价中没有涉及到受害者的问题。所以受害者观点一直无法在公开场合讲出来。


Kulturrevolution in China
文革时期老照片




德国之声：这一类电影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对于揭开历史真相，尤其是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不是一种杯水车薪的做法吗？


魏格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数量问题虽然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很重要，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大量制作这样的电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小的数量开始，在中国社会很多人当中开始讨论文革的定义，如果不这样做，永远无法在整个社会有关文革开展比较广泛的讨论。


德国之声：在纪录片《我虽死去》当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王晶尧给胡杰展示妻子卞仲耘的遗物。胡杰问他，您以后是打算把这些物品都捐给文革纪念馆吗？王老先生十分肯定地回答 " 当然了 " 。您觉得文革纪念馆在或近或远的未来会在中国建成吗？


魏格林：我听说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两个省份都建有文革博物馆，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广东。但是这两个博物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在回顾文革时并不是从否定文革的态度出发，并且尽量想抛开文革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从当年他们作为年轻人可以到处跑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这些角度回忆文革。所以在这些博物馆也是或多或少把文革作为一代人的共同回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文革不是一个小孩做游戏的事，而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这部分内容现在非常难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究竟起一个什么作用，究竟怎样对他进行评价，虽然在81年这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中提到了，但是很具体地如何解释他当时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讲出来。所以这样的博物馆很奇怪。一方面你觉得40年前的中国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又告诉你当时很多人变成受害者。这两方面怎样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博物馆得不到回答。不过这两个博物馆的存在又说明，好想中国社会有这样的需要，社会力量也可以克服中共的禁区建立这样的博物馆。我相信，以后中国会有更多的文革博物馆。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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