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求 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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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方求 1966 -4-7

提要《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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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同意思彤同志对它的评价：这是一个挑战。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

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里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己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把它一一剥开来看一看。

（一）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一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那是什么时候？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牛不相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果然，没有过多久，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与演出。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一个“退田”、“除霸”、“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一个“站在人民方面”、“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不平。

一“骂”一“罢”。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谴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二）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们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有想到，反而把它同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出来。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什么时候能够刮起一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要理解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出和发展。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出和出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写成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集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一九五八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这些并不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三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一九六○年末或一九六一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产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三）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三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出《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白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那里有丝毫“目的性不清楚”！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时势不同了。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自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四条理由，他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请问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还有，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一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革命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出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本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三卷第三七○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①思彤：《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②转引自澄宇：《（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北京日报》一月十八日。

③吴晗：《海瑞罢官》单行本，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④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⑤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

⑥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⑦吴晗：《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新闻业务》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⑧吴晗：《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⑨吴晗：《谈写文章》，《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