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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认 识 的 龚 育 之
殷 之 俊
2007年6月12日, 78岁的龚育之走了。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
我认识的龚育之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悲痛万分，并回忆起与龚育之的书信交往。
近二十年来，我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注重研究统一战线历史与理论。2002年10月23日，在认真拜读龚育之近作《党史札记》一书中一组讨论多党合作的札记后，我冒昧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龚写的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之间的两个电报的四篇札记，我称之为“写得实在太好了”。苏联解体后，1995年俄国公布米高扬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的情况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在追述此行的背景时说，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对此，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回电给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些政党还将长期存在，应当让这些党派的代表参加将来的联合政府。米高扬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此文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后，引发一场讨论。龚育之先后写了《建国纲领：一党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工农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多党合作问题》、《从十二月会议讲话看两个电报之谜》、《回到两个电报之谜》等四篇札记,他的主要观点是：1、中国共产党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就改变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孤立自己的“左”倾政策,转而实行争取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这个历史的大节，历来是十分清楚的；2、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已经成熟，它尊重苏共愿意听取苏共的意见，愿意接受那些合乎中国实际的建议，但是不会把苏共意见神圣化，不会惟苏共之命是从，而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因此米高扬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3、要把这个问题的细节彻底弄清楚，有待于更多的相关的档案的发掘和公布。这些札记，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力和分析能力，好评如潮。二是关于建国初救国会结束的背景。针对他写的《救国会的结束》、《独木难支、一把头发和两个万岁》两文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我提供了两件资料：第一件是周恩来在救国会解散会议上的讲话；第二件是宋云彬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我说了自己的一个发现：最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已故宋云彬先生日记《红尘冷眼》一书，其中1949年5月27日宋日记中记载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一段文字被删除了，而这段文字恰恰有助于解开救国会结束这个谜团。
信发出后，我是忐忑不安的，担心杳如黄鹤。可喜的是,一周后便收到一封龚育之亲笔写的热情洋溢的回信：
殷之俊同志：
收到来信，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两个资料。《冷眼红尘》我注意到它记载了许多建国初的事，但没有注意到它删了已在《新文学史料》中登载的这一条。此书缺失甚多，有几个时段没有记或没有印出，从此条删去看，多半是有所隐晦。提供史料，如此动手脚，而又不给删节的表示，殊属不科学。但此事亦如你所言，不宜公开张扬。
不知有无兴趣去查阅，如查阅有结果（不限于民主党派），望告知。
中央1947年底十月二十七日有个文件（1948年一月十四日又有一个指示），是否与俄国公布的毛给俄的第一个电报有关，想听听你的意见。
敬礼！
龚育之
29/10
我过去曾读过龚育之许多文章，但这是一种远距离的接触。这次不同了，是一种近距离的接触。他读书是多么勤奋，他治学是多么严谨，他思维是多么缜密,他为人是多么谦和，没有一丝一毫大学者的架子。令我惊讶的是，他仍在研究“两个电报之谜”，并想听听我的意见。恭敬不如从命。不久我又写了一封信给他，谈了我的管见。
2005年7月，龚育之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议上作了《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的学术报告，其中说：
说到整理和公布个人档案，整理的科学性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宋云彬有一本日记，后人把它题为《冷眼红尘》给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知书上的文本同他原始稿本有一些差别。在《党史札记》中我写过两篇谈建国初救国会解散的文章。对为什么解散，只看到解散时宣言所说的原因，不知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别人给我提供了一点深层的材料，也还是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文章发表后，收到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年轻同志的信，他说，在宋云彬日记里曾记载召开新政协期间，周恩来、李维汉到北京饭店，跟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一种设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不要单独成立了。宋云彬这一时段的日记曾经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里面有这个材料。在现在出版的《冷眼红尘》中，把这一天的日记删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为什么要删去这个材料。没有什么政治忌讳嘛，只是一段历史嘛，只是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种设想嘛。当时，救国会解散了，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几个党派也合并为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了。只是后来思路改变，其他民主党派的解散或合并才被劝止。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亏日记两度发表，被细心的读者把被整理者在出书时删去的地方看了出来。如果过去没有发表过，读者只能看到《冷眼红尘》，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这种加工，我看一般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
从回信到报告中上述这段话，龚育之强调的都是史料整理的科学性。追求科学，是他人生的一大目标，一大关键词。在党史研究上，他曾多次强调，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追求党性和科学性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是龚为文的准则和特征,也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他以自己研究救国会的结束为例，说由于没有掌握有关史料，虽然写了文章，“也还是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一个大学者，在大庭广众之中，敢于坦言自己的“败笔”，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件事，人们不是同样能感悟到他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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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1 18:48:56